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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举世瞩目的中国环境保护似乎迎来了春天：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要求以此“统领”各项事业，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尚方宝剑”；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为今后5～10年的环境保护指明了方向；紧接着，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路径；《“十一五”发展规划》首次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和单位产值能耗指标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但是，如果缺少了健全有效的体制的保驾护航，所有美好的目标都有可能是“画饼充饥”，难免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楼阁。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坦诚让人气短：“十五”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但环保指标没有完成(其中二氧化硫指标未降，反而增加了27％——笔者注)；而此前我国首任环保局长曲格平的“泄密”则让人心惊：不但是“十五”，此前几个“五年”的环保指标都没有完成！
为何经济指标年年“超额完成”。而独独环保指标达不到？寻根问底，体制性障碍首当其冲。其中，惟GDP马首是瞻的考核体制和以地方为主的环保管理体制“功劳”最大。
想当年，邓小平先生针对此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弊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英明论断。但是，后来，这一“真经”却被“念歪”了，异化为“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环境保护一旦与发展发生冲突，就像“秀才遇上兵”，乖乖地为发展让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GDP成了考核地方政府是否合格、党政官员应否升迁的唯一标准，哪个地方的GDP增长得快，当地的官员就提拔得快，至于环境保护，则沦为“聋子的耳朵”。
“老大难、老大难，领导重视就不难”，这句话道出了“领导重视”在我国所有领域的极端重要性，没有领导的“重视”，什么事都办不成，与暂时的经济发展有冲突的环境保护就更是如此。在GDP的指挥大棒下，环境保护在各级领导那里“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要可不要”，污染环境的项目一路绿灯、大干快上，最终导致了“旧账未还、新账又添”，环保指标不落空才怪！
环境保护本该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能，各级政府本应是当地环境质量的法定“监护人”，但是，惟GDP马首是瞻的考核体系，却使政府论为环境污染者的保护伞。
第二个体制性障碍是以地方为主的环保管理体制。环境保护的主战场在地方，如果各级环保部门不履行职责，污染防治就无从谈起。但是，各级地方环保局的“乌纱帽”是当地政府给的，工资是当地政府发的，哪敢不“服从领导”？怎能不“听从指挥”？于是乎，在新建项目审批时，地方环保局长不但难以依法行事，反而倒过来帮着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打通关节；当出了污染事故，地方环保局不但不能依法严惩，反而为违法企业通风报信、说情开脱。至于那些“不识时务”、不听将令的环保局长，不是被“换岗”，就是被“拿下”。“顶得住的站不住，占得住的顶不住”，处于两难之中的各级地方环保局长，如何能够尽职尽责？
领导不重视，地方环保局难尽责，环保指标完不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是认识到上述体制性障碍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经过几年的呼吁，在去年终于启动了绿色GDP考核试点，并在一些地方探索环保政绩考核。但是，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绿色GDP考核试点至今举步维艰，前一段时间还传出了“缓行”的信号；至于环保政绩考核，表面上喊得凶，实则不过是走形式、摆样子，并无实质性内容。所有实行环保政绩考核的地方，其党政领导全部都是“合格”、“优秀”，没有一个被亮“黄牌”的，就是有力的证明。
说到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其命运就更惨。迄今只听见环保部门自己叫苦，并不见有什么“领导重视”。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也是环境保护能否有所改观的关键机遇期。中国今后的环境质量如何，我们把什么样的家园留给子孙后代，“十一五”环保指标能否实现，至关重要。至于“十一五”环保指标能否实现，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所有地方的经济增长幅度，都高于中央政府确定的上限。以往的经验表明，能够与经济“超计划”增长比翼齐飞的，往往是污染物，而不是环境质量。
在这样的情势下，阻挡环保前行的体制性障碍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所渴望的青山绿水实在让人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