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思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稿日期：1996年10月15日。
提要 20世纪的中国，探索现代化建设模式经历了几次思路的转换。几次思路的形成和转换，都渗透着国际国内的经验，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创造和发展。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演变，贯穿着寻找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探索精神。20世纪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成，是整整一个世纪艰难探索的伟大成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确定。它将伴随中国走向21世纪的繁荣和富强。
关键词 现代化建设 思路演变 西方模式 苏联模式 中国模式转换
20世纪即将掩卷上最后的一页。回顾中国人的世纪之路，留下的是几代人探索现代化的深沉足迹。从世纪初孙中山一辈的历史实践，到世纪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格局，振兴、崛起、飞腾过程中映衬着现代化建设究竟如何发展的模式思考。从历史的纵线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演变，有助于更坚定地树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信心，鼓舞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跨步21世纪。
一、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脉向
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问题的认真思考始于20世纪初。孙中山是杰出代表。孙中山不仅以革命业绩彪炳史册，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热衷也颇值赞扬。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倾心中国的实业建设，不仅留下厚厚一叠中国铁路、港口等宏伟规划的蓝图，而且也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模式。
《实业计划》一书是孙中山思考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在这部1918年写的著作中，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实业发展分两条腿走的模式。一是发展公有制的国家经营，二是发展私有制的个人经营。“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1]关系国计民生、具有独占性的企业，“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利、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2]这一思路孙中山后来概括为“节制资本”。它是孙中山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基础上为中国设计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
孙中山毕生希冀中国“媲迹欧美”。西方昌盛的物质文明触发了他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激情，仿效西方是他的夙愿。但是，孙中山决不是个拙劣的模仿者。他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依葫芦画瓢，简单抄袭西方。“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其进行之方，将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乎？然此之旧路径，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程，……绕程极远……犹人行黑夜之景况”。[3]孙中山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时，孙中山更多地顾忌工业发达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而这种“后发型”的弊端，正是他本人置身西方社会所亲眼目睹的，如西方国家“经济发达，资本制的流毒已经弥漫世界”，[4]“贫富悬殊，不可方物，富者敌国，贫者无立锥”。[5]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是西方现代化遗留的许多弊端中给孙中山印象最为深切的。孙中山曾比喻中国是一块现代化尚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他相信中国只要“思患预防”、“睹祸害于未萌”，完全可以杜绝这种“后发型”的弊端。他设计的中国实业两条腿走路发展模式正缘由于此。
孙中山竭力反对在中国出现大资本，形成私人垄断。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要经过自由竞争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但应加以遏制。无限制的私人经济将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由此产生两极分化。他指出：“余意国家管理实业是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在现时制度之下（按指西方资本主义——引者），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一方面则多数人贫无立锥，成为一大问题，……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6]但孙中山也认识到：“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7]因此，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方可“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8]显然，孙中山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反映了他试图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修正。
诚然，孙中山生前始终没有获得将其设计的模式付诸实践的条件和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路对以后许多党派和个人思考现代化建设模式问题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反对西方样板模式的思绪，明显认同和沿袭了孙中山的模式设计。
力主“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指出：“原来经济进步，产业开发不外两途，其一即是欧洲人走的而为日本人所模仿的路子，……各个人可以本营利之目的以自由竞争成功资本主义的经济；其二即是俄国的制度，由政府去编制经济”，他认为，不论是自由竞争或是统制经济，中国都不具备条件。[9]倡导国家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说：“走资本制度的路，恐怕是绝对无希望了”，“中国不但不应走资本制度的路，并且亦很难走上这条路去”。[10]中间派团体“主张与批评社”成员彭文应也说：“我断定独立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无实现之可能”。[11]他们提出这些看法，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洋务运动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实践，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在事实上断绝了走西方模式的现实可能；第二，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担忧仍然是评判和取舍西方模式的关键。避免步欧美后尘的考虑，使很多人在理智上否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取性。于是，孙中山的两条腿发展模式仍是基本的思路。与孙中山稍有不同的是，3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普遍受到重视和赞许。这种饶有趣味的变化，构成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思路演变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动向。
国民党原左派领袖邓演达认为，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是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12]“实行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公营，以免产业资本家之自由剥削”，其目的在于“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家经济’，一方面使生产力加速度的发展，一面使分配向着平均的路途——向着社会主义的路途”。[13]“主张与批评社”发表政纲，宣称要像苏联那样“由国家全权支配通盘计划，建设全民共享的国家经济制度”。[14]张东荪、张君劢指出：“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有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他们承认：“共产主义于发展经济上较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优”。[15]中国民主同盟主张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模式，认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社会上贫富阶级存在，人民间贫富有无的悬殊差别太大”，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则使人民享受经济上的平等，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6]提出这类主张的均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好和赞许，与他们所依附的阶级利益明显存在冲突。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述，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由此而展开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思考，则清晰地表现出他们对18世纪以来西方典型模式的否定和抛弃。
二、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换和定位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多次提出，务须积极创造条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7]“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18]应该说，完成现代化的使命是党坚定不移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最初思路体现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9]1947年12月，毛泽东明确构画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20]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重申了这些思路，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1]这些基本思想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五种成分并存的局面，是党对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初步确定。它在思路上与孙中山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有继承关系，如毛泽东曾直接引用过“节制资本”的论述，[22]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又明确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23]从形式上说，党初步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并未超出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两条腿走路的思路框架。所不同的是，国家经营已被明确规定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必须接受它的指导和受到限制。
显然，中国共产党设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既非沿袭近代西方的路轨，也未搬取苏联社会主义的样本。建国初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是稳健的。按照既定的模式，我们不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成功地对几亿农民实现了合作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过早出现的模式转换，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发育不全”、举步维艰的曲折途程。
1956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转换的一年。高级农业合作社一窝蜂地建立、全行业公私合营风驶雷鸣般地实现，使国民经济多种成分并存的格局迅速变为公有制单性成分一枝独秀。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思路上已经改变了原先设定的建设模式。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过程中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判来看，毛泽东已十分肯定地认为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节制资本等一套政策完成了历史使命。直至“文革”结束，公有制经济单性成分的独径发展，形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模式。其间虽有过几次经济体制的调整，但都未涉及模式的改革。新中国仅仅经过短暂的过渡，就完成了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换和定位。
毋庸置疑，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大建树。它的缺憾是，“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24]这些“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划一”的缺憾，从模式角度上说，转换和定位就有过早和仓促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事后有所觉悟。薄一波回忆说：“后来当他（按指毛泽东——引者）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25]
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过早的转换和定位？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其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二是机械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固然不可忽视，但还未及更深的层面。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
第一，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没有取得战略意义的价值地位。按照当时的思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将经历一段时间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段时间有多长？最初的提法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26]是个模糊概念。1952年秋，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估计“需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27]这就是说，如同中国革命两步战略一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国民经济多种成分共同发展战略；第二步才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也是“上下两篇文章”。因此，“节制资本”、“允许私有经济一定程度地发展”、“公私兼顾，各得其所”等等一套政策应具有战略地位。然而，对它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当时党中央思想上没有树立，实践中更是忽略了。从事实来看，三大改造完成以前，经济建设并未完全按照原定的思路进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头七、八年里，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呈反向型的发展走势。（见下表）
以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为100%
年份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工业
1949年 34.7 9.5
55.8
1950年 45.3 17.8
36.9
1951年 45.9 25.4
28.7
1952年 56.0 26.9
17.1
1953年 57.5 28.5
14.0
1954年 62.8 31.95.3
1955年 67.7 29.33.0
1956年 67.5 32.5 不到千分之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上表中，国营经济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这是符合题中之义的，具有必然性。但私有经济所占比重的绝对性骤降则与原先的思路不相切合。建国伊始就存在“利用”不足，“限制、改造”有余的偏向，所以出现私营经济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过早萎缩和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这与没有树立“公私兼顾”等思路的战略意识有关。
第二，思想观念上避免资本主义的弦崩得太紧。建国初期对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效果，如发展私营经济难免出现剥削的相应增长、土改后农村不同程度贫富分化现象的发生等等，党中央领导人很少有预先的估计、科学的阐述和应付的对策。因此，一旦某些苗头出现，便难以容忍，缺乏心理承受力。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农业合作化中关于“小脚女人”的讨论，都反映出某种程度的“恐资”心理。从孙中山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忧虑到中国共产党“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坚定意识，更加上建国初期西方国家扼制中国的历史条件，长期来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危害看得过分可怕而保持着高度警戒。这不仅导致现代化建设模式快速转换，而且也是1957年后突出“阶级斗争为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左”倾思想膨胀的原因。
关于苏联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建国初期我国的建设模式确实受到苏联的影响。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绝不是完全照搬苏联。陈云就曾强调，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既要尊重，又不是什么都听”。[28]特别是1956年前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已经大量暴露，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些讲话、《论十大关系》以及党内学习研讨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都表明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暴露的问题是有认识并引以为戒的。但当时所注意的问题如农轻重比例失调、生产与消费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处置不当等等，都没有涉及模式本身。正如薄一波所总结的那样：“所以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29]因此，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曾几度调整，却老是在放权收权的问题上兜圈，模式总是没有扭过来。另外，在模式问题上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很少注意。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喧嚣而起，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有一个捍卫社会主义的责任问题。这种情况反过来强化了党坚守苏联模式的观念。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强调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关键在于发现了苏联经济建设的问题但没有从模式角度进行思考。
历史如同一份已经交出的答卷。对的，错的，白纸黑字不容涂改。必须肯定，经过长期战争破坏，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副烂摊子上进入现代化建设，伟大而了不起。而且，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计划经济等特征的模式，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工业布局畸型、人力和自然资源零散的条件下，对于迅速积累资金、集中组织社会力量、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仍然有着必要性和合理性。它对于在短时期内解决普遍贫穷，奠定现代化建设基础方面的功绩，不能抹煞。当然，中国现化建设模式的过早转换和仓促定位，遗留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只有尝过梨子才能品出酸甜的味道。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摸索，有了前一次的不成熟才会有后一次的成熟。
三、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建构
1978年是中国发展的又一个转机。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推动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再次转换。邓小平对重新建构这一新模式的努力，反映着党在思路上的巨大转变。
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反复思考的核心问题。这实际也正是模式问题的思考。从1980年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0]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道路、战略布局以及本质等许多方面，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创造的探索和详细的阐述。其中涉及模式问题，他提出以下一些重要观点：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而制宜，各国情况不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31]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32]西方现代化建设模式不适合中国；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33]强调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存在弊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改革就是转换模式。这些观点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经过将近20年的探索，这一新模式已经初显轮廓。
第一，创造性地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根本性突破。
以往观念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如前引证的，30年代资产阶级人士就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相对峙。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观念更深更牢固，“好象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等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好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绝对排斥市场机制的，是绝不能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一搞市场机制，就要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3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传统模式就是基于这种机械观点。1979年底，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5]这一认识下首先形成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思路；随后又发展成为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思路。以后，邓小平继续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得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的结论。[36]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37]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现代化建设模式思路的转换。从承认市场的作用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认识上质的飞跃。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的固定模式，而且也解决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难题。
第二，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运行格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模式形成的重要特征。
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演变表明，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是一个关注点。在模式思路的转变中，邓小平仍然强调坚持公有制的重要性。他认为，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8]问题是如何坚持公有制？靠消灭私有制来坚持公有制是一种思路。这个思路的基础是确认公有制与私有制不能相容并存，私有制的发展就意味着公有制的削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就建立在这种思路上。邓小平果断地冲破了这一思路。他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公有制基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可能影响社会主义的本质，反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公有制。“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39]“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40]这一思路的转换，终于打破了延续20多年公有制经济一花独放的局面，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城乡私营企业及个体经济，呈现经济成分多样性、经营方式丰富性的新局面。它表明，我们对私有经济发展利弊得失的权衡已进入正常心理状态。没有这种心理状态，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思路是难以转换的。
第三，释放出大方位开放的魄力和气势。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重新建构中走出的关键一步。
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的封闭性是普遍的现象。这有其历史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企图包围、扼杀它的严峻形势下；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又是西方各国政治重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东欧的情况也不例外。这种恶劣的氛围使社会主义各国不同程度地锁闭起大门。意识形态势不两立的冲突更加强了自我的警戒。我们曾经有过“封锁吧！封锁一百年，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了”的豪言壮语，但长期被封锁毕竟不是久远之计。邓小平从揭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两大主题出发，改变党长期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战略，以抓紧时机发展自己的紧迫感，把建构中国现代化模式同加深与世界的沟通、联系相结合，扭转了社会主义长期封闭的局面。他反复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41]封闭不是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于是，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试点对外批租土地，设立沿海城市特区，沿江及内地一些城乡对外开放，广泛的国内外交流等等，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拥入中国的大融汇，恰成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新景观。
第四，明确共同富裕的前进目标。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转换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保证。
西方国家率先踏上现代化的行程。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弊端过去存在，至今也还是一大社会问题。孙中山“思患预防”的两条腿走路模式就是试图克服这个弊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合作化以及搞社会主义建设旨意也是避免两极分化。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思想作祟，长期以来对防止两极分化的理解导入绝对平均主义的偏途。曾经流行过的所谓“共产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36元工资万岁”等等就是突出表现。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理解反映在现代化建设模式上即形成无竞争、无风险、无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制度。邓小平重新建构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努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打破“大锅饭”制度，将竞争、风险、激励意识引入新模式。他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42]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富带穷，以富帮穷，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单纯的分配关系问题，它涉及到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关系，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关系的协调，涉及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重新建构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引导人们走出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误区，明确了“共同”不是时间上的同步，“富裕”不是程度上的划一，“先富”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就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体现出社会主义利益共享性、目标一致性和发展错落性相统一的特点。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思路几经变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分别作为20世纪初期、中期、后期思考和建构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的思路有明显的沿袭和重叠之处，但又有递进、发展、深化和创造的手笔。建筑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凝结着好几代人的心血。整整一个世纪的摸索，为中国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树起了希望之帆。21世纪已经逼近，争夺、挑战、竞赛的激烈之声已轰鸣耳侧。可以相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旗帜将指导我们赢得新世纪。
注释：
[1][3][6][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53、397—398、636、636页。
[2][4][5][8]《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5、393、477、135页。
[9]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著《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第86—87页。
[10][15]《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杂志创刊号，1932年5月。
[11]彭文应：《资本主义之路不通》，《主张与批评》杂志第二期，1932年11月。
[12][13]《邓演达文集》第189、297和304页。
[14]《我们的根本主张》，《主张与批评》杂志第一期，1932年3月。
[1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7页。
[17][18][20][21][23][26]《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375、1430、1255、1431、1432、1431页。
[19][2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678、678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01页。
[25][27][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4、213、88页。
[29][34]同上书，下卷第804、803页。
[30][3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236页。
[31][32][33][36][37][38][39][40][41][4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229、261、364、373、111、172、149、64、155页。
标签：公有制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孙中山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