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执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法性思想比较——从平民与精英的角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合法性论文,角度论文,精英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0）11－0071－05
一、合法性思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一）合法性
合法性是“legitimacy（英语）、“legitimit
t”（德语）的意译，又被译为正当性、妥当性、合理性，以区别于“legality”（英语）、“legitimitt”（德语），即合法律性。“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合法的国王或女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1]启蒙时期，尤其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被使用后，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概念。
合法性的定义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合法性是对于某种权力关系的价值评价。因为没有所谓普世价值或者说永恒真理的存在，所以在同一个社会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于同一种权力的评价有可能不同。最典型的一种差别就是社会中的平民和精英评价的不同。
（二）平民和精英
平等和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口号存在了数百年，但是真正的大众民主却从来没有实现过。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精英理论的正确性。精英理论认为，“在任何社会，政治权力并非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那些统治大众的精英手中。”[2]39精英往往是社会中有组织的少数人，他们拥有“某种物质的，智识的甚或道德上的优越性”[2]122，这种优越性的发挥往往不但规定了他们这一群体对于平民的支配地位，而且引领了社会的发展。
（三）西方合法性理论的永恒困惑
西方合法性理论大致可分为两个研究范式。一是规范主义研究范式，认为人们认同某种统治是因为统治符合某种价值。比如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近代洛克的自然权利等。二是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抛弃了合法性研究的价值标准，提倡“价值无涉”，代表人物是近代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主张“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肯定，即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3]22韦伯的这种研究范式基本上为后来的政治学家所普遍接受。
但是，无论是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还是规范主义研究范式，都面对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于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经盛极一时的法西斯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理智基础究竟是什么？”[3]24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哈贝马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提出了很多倾向于平民的观点，如政治辩论、交往理性等，但是却陷入了一个困境，“崇尚西式自由民主理念的哈贝马斯却想去建构一个以‘多元价值博弈’为特征的普适性的‘交往共同体’。”[3]245以唯心史观为哲学方法的西方政治学，永远无法跨越平民与真理的鸿沟，就不能清楚的认识平民和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导致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潭。这就是西方合法性理论的永恒困惑。
二、革命合法性：毛泽东合法性思想的探索与困境
困惑的原因在于哲学上的束缚，只有打破这种束缚才能解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下，共产党人真正解决了平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走出了这一困境。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人民史观和毛泽东的革命合法性思想
人民史观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人民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应当承认领袖的作用，但领袖的作用离不开群众。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平民和精英的取向问题上，人民史观是明显倾向于平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所以干部也就是精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尾巴主义。
在人民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强调党群关系，坚决彻底的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力图改造精英为坚持“二为”方针的精英，为了保证精英永远不变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他还改造平民为坚定相信“造反有理”的平民，并要求平民要永远警惕“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所以，我们把毛泽东的合法性思想称为“革命合法性”。
要反对官僚主义，直接面对群众的、做具体事务的工作方式、容易滋生脱离群众倾向的政府当然是首当其冲。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政府只有接受党的领导，得到党的大力支持才能有效的工作，否则在群众中就没有任何号召力和威信。
（二）毛泽东革命合法性思想的展开和文化大革命
人民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方法弥补了西方唯心史观的缺陷，解决了西方政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理论上解决了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冲突。但是这一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则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困境。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以带有强烈的平民主义色彩的人民史观为基础的，这在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政治设计中充分体现出来。这一政治设计要求精英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意识到，自己在群众面前是落后的，要永远做人民的小学生。这实际上难以被自称为“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政治精英所接受，更无法为官僚主义者所接受，相反，由于压制了精英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单是要对各类精英进行思想改造，对平民或群众也同样要进行改造。毛泽东认为，这种改造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就是建国后整风运动中形成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5]480。但从结果上来看，这种判断是失误的。群众运动式的教育方式并没有让中国群众摆脱贾桂式的“站惯了，不想坐”[5]287的思维，而是违背毛泽东本来的意愿把毛泽东作为“神”来崇拜（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是一个不愿做卡利斯玛人物的卡利斯玛人物）。在毛泽东死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和党内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官僚主义的文化氛围。可见，中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表现为狂热，但是完全不是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后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运动”。这也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必然失败。
建国后，毛泽东带着从延安积累的经验“进京赶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就是把在延安的政治经验推广到全中国。这在很多政治提法上可以表现出来，如“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胜利”，继续保持“两个务必”，最终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等。而他没有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地位的形成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是毛泽东革命合法性思想在建国后陷入困境的原因。
三、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合法性思想的创新
在对于毛泽东的革命合法性思想的思考和借鉴之后，邓小平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思想。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中的平民主义倾向，因而不会陷入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困境，相对于西方的理论来说有无比的优越性。同时，又区别于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放弃了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制改造精英的企图，对精英（首先是政治精英，即党政官员）进行了一定的妥协，积极务实的调和了平民与精英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
（一）执政，即重新定位党、政、民三方关系，本质是调和政治精英与平民的关系。人民要服从政府，政权要接受党的领导，党要代表人民利益
邓小平正视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的形成，并多次论述了党在执政地位形成之后的变化。这是邓小平合法性的逻辑起点，也是与毛泽东革命合法性思想的重要区别。执政一词一经提出就实际上是要调整党、政、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调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关系。
党、政、民的良性连动机制，使三者关系呈现出一环扣一环的态势，是这一政治设计的理想运行状态，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关系。党执政的合法性压力表面上看是党政关系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另两个方面，一个来自政府对人民的压力而传导到党政关系，另一个是党群关系紧张①。
1.承认执政地位，首先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树立政府的权威。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中，党政分开“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6]177。他对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恶果深恶痛绝。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党局部执政时期，在一些组织中就出现了“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党组织甚至党员随便查收政府工作，调动政府干部，造成了政权系统的混乱。“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决定于共产党。”进而“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结果“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甚至助长了党员“因党而骄”，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的风气，“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7]11邓小平把原因归结为党内“以党治国”的观念的泛滥。据此，他提出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8]339
2.树立政府权威有可能使政府的工作脱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使人民公仆沦为技术官僚。党政分开意味着政府权威走向前台，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党政干部群体逐渐成长起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在早期中国政府的作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效地抑制了政府的异化。但是在这种思想持续作用近20年后，逐渐在实践中暴露出其作用结果。国外研究者安德鲁·沃尔德认为，“在中国精英中存在两条职业路径。第一条要求良好的教育和政治忠诚，这条路导向行政职位和政治特权。第二条路径只要求教育水平而不强调政治忠诚度，这条路通向各种专业职位，但缺乏政治权力。”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的转换在共产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分离现象，即第一条路径趋向于共产党内的政治精英流动。第二条路径则在政府中适行。”[9]
3.避免政府异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党群关系的密切。那么怎么样来抑制政府的异化呢？这就需要党扮演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当然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党本身不能脱离群众，而是永远保持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他早在八大的时候就提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7]221。他也和毛泽东一样正视一个问题，“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7]221所以他强调，“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6]164
（二）邓小平合法性思想的展开
三者关系在理论上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之后，在实践中必须要切实可行。没有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也不能摆脱文化大革命一样失败的命运。
1.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邓小平对于经济精英的妥协，也是邓小平合法性思想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怎样的体制下，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全国人民同步的，必然出现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等。人民史观是有着严重的平民主义取向的，所以毛泽东的政策就是要避免这种差距扩大，那么经济上有巨大优越地位的经济精英就受到巨大的压制。他提出，任何精英分子，包括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不能在经济上对于平民有任何的优越地位。所以，在他的政治设计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重要一环。
邓小平对经济精英进行了解放，首先是打破大锅饭，然后是在生产资料问题上允许个体户的存在，最后是引入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思路解放了经济精英，同时这种经济精英积极性的调动也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快速的发展，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包括精英和平民都有了巨大的提高。
随着经济精英的被解放，分配差别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扩大了，有出现新资产阶级及贫富差距过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在改革开放20年后，逐渐暴露出来。当然，邓小平并没有在生前真正面对这种危险，但是1993年后的思想已经引起一些学者和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1993年之后逐步认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0]
2.法制，是邓小平合法性思想的制度保障。针对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大鸣大放的群众路线）试图用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方式来防止官僚主义的做法，邓小平反思后认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8]336
邓小平早在1961年实际上就针对全国搞群众群众运动的倾向，主张“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7]289，“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7]295复出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在各个领域进行整顿，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然要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8]189。为了能让人民群众改变人治和服从党，而不服从政府的思维，在全体人民中进行法制教育，[6]163与此同时在各级政府建立分工负责制度[8]282，也就是提高政府效率，使其能够满足人民的公共服务要求。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改革开放的中国逐步建立了法制化的官僚管理制度。
3.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是邓小平合法性思想的动力和保障。意识形态领域是异常复杂的领域，毛泽东宏大的国民（包括平民和精英）改造计划就失败在文化领域。邓小平为大多数文化精英的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改革并没有最终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那样成功。而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承认，“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6]306
一方面，通过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最终通过党的纪律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不能在旧账上纠缠”，“宜粗不宜细”[8]277的原则来最终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反“左”的同时也不忘反右。左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党内，通过党的纪律可以解决，但右的问题更多是出在社会上，甚至是国外势力操纵的，所以反右是邓小平长期关注的内容。1989年邓小平承认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也主要是针对反右来说的。几乎在反“左”的同时，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针对当时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解冻社”、“民主讨论会”等思潮。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通过之后，他在讲话中又提出批判《苦恋》问题，1983年提出要解决“精神污染”问题，1985年之后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收稿日期］2010－06－12
注释：
① 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中的政应当是指政权。而邓小平时期主要处理的是党与政府的关系，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从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政权和政府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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