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化文学研究方法评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种构架和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学论文,构架论文,方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本文旨在简单介绍一种理论和方法论构架，在我看来，这种构架代表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革新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文学”与“文化”间的联系是被有意识地挑选过的：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尽管到如今已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事实上，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在不同的变体中已形成构架——对我来说，其与文学研究的相关多于脱节。在对文学自身的研究中，许多传统的和当前的构架与方法论都忽略了一个广阔的、并且在我看来是必要的观察文学的方法，比如说与文化研究的调和。同时，在两个学科中，方法论都发展得不很充分，理论上常有缺陷，它们的应用明显地不完善。唯其如此，我才提倡这种方法，它拥有可以回应我对文学研究整体批评的特殊的理论与方法论前提。我将在下文中探讨的整体化和文学经验研究与文化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运用比较文学的学科前提而使重心落在文学研究上，同时辅以一种广阔的文化整体视野来从事这样的研究。这两种基本前提假设均以从系统论（systems theory）和“经验研究”一词而来的特殊的理论设想为转移。
二、背景
在文学自身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整体的经验研究实践中，整体论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和俄国形式主义。众所周知，通过索绪尔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尤其影响了哲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一系列学科和象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利奥塔德、福柯、戈德曼、鲍迪约、巴尔特等倡导者。结构主义和整体论之间的关系通常说来并不那么清楚。然而，经由俄国形式主义者和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成为伊塔玛·艾文—左哈（Itamar Even-Zohar）等人提出的多项系统理论的出发点。在与整体论类似的理论构架中，齐格菲·J·施密特（Siegfried J.Schmit）的文学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 of Literature）；雅克·杜勃的文学制度或作为制度的文学（the Literary Institution or Literature as Institution）；罗伯特·伊斯特等人的书写科学（the Science of Writing）以及皮埃尔·鲍迪约的文学场（champ littěraire）概念，这种关系就更间接些，其他学科象文学社会学、交往理论（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和媒介研究，在概念理论上和／或认识论来源上起支配作用。
经验研究方法的根源可以在激进构成主义的要旨的认识论以及哲学概念中找到，主体基本可以阐释自身的经验世界，使人意识到文学阐释和严格的文学“科学”研究应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为。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要在构成主义而非常规语境中理解“科学的”和“经验的”这些术语。对构架而言，“经验的”意味着一个非实证主义的经验概念，它客观化了文本，并且在理性论述指导下从这种客观化里发展出了一种文学程序系统。
总体说来，尽管对数学、生物、物理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所借鉴，但同许多文学构架一样，文学整体化和制度化理论主要由社会学演变而来——德语中是尼古拉斯·卢曼，英语世界是塔尔科特·帕森斯——文学社会学和传播理论。在北美文化研究中，可能和一种称为功能主义的方法最为接近——尽管它很少在文学研究中付诸实践。再一次从一个总体的宽阔角度来讲，文学的整体化研究方法源于宏观结构，尽管它可以在文学语境中作为微观结构来理解并实践。
为了给“作为系统的文学”概念归类，应首先考虑多项系统理论家伊塔玛·艾文—左哈的定义。艾文—左哈写道，“如果一个人将‘系统’一词既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关系网（net-of-relations），其中的成员从其相应的反面获取价值，又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结构，由几个同时共存的关系网构成，这样‘系统’就贴切而丰富了。”于是这个定义便被艾文—左哈固定为“假设从一系列所谓‘文学’活动中寻求的一种关系网络，而且这些活动因此而在网络中被观察，”并且“行为的复合，或其他任何部分，凡是可以被假设来支持设想的系统关系，都被认为是‘文学的。’”
经验研究理论家施密特已发展出一种在文学传播与社会反应之间的前提内，更为精细地勾勒文学体系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一种更近乎科学的基础，从哲学（构成主义和激进构成主义）、数学、生物学和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发展而来：作为交互作用的系统，文学交流一定要达到成为系统的条件：它一定要通过相对稳定地划分边界把它和其他体系划分开来；它一定要有一种内在的结构；一定要被社会所接受，以完成其它体系所无法完成的社会功能。划分界限由审美传统所提供。体系的结构由行动在社会期待中的固定角色的分工决定：生产者（producer）、中介者（mediator）、接受者（receiver）和后期处理者（post-processor）。
在施密特构架的英语分类名称中，由于英语文学研究中的术语“经验的”和“科学”含有特殊的反面联想义，“理论”（theory）一词便率先取代了文学经验研究中的“科学”，成为文学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更近一些，施密特和他的同行接受了整体化和文学经验研究法这一名称并随之加以应用。尽管德国和荷兰文学词典与大全的条目使构架得到了广泛认识，但英语词条却带来最新的信息。
文学实验研究最初对从事接受研究和注重阅读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的人格外有吸引力。在这两个领域，对构架的探索和研究稳步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流研究中，系统已明确建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事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尤其是对通常称为故事语法（story grammars）的叙事感兴趣的人，已试图明确文本研究的构架。在北美学术和理论界，泛泛说来，以文化研究为参考的话，便和我已提到的功能主义最为吻合。令人瞩目的是，构架在国际背景下迅速发展，已超越了文学研究而步入媒介研究这一更为广阔的天地，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相联系，因此，我的应用文化研究（Appiled Cultural Studies）包括比较文学这一观点就是可行的。
换句话说，一方面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方法主要关注文学，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被视作文化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而文化又只是交往系统的一个分支。于是，很显然，在整体化构架和方法论（a systemic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指导下这些领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文学交往作用系统的前提：交往互动体系（a system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若想存在，我们社会就必须有以下特征：（1）交往互动主要指向语言审美交际文本（linguuistic aesthetic communicative texts）；（2）文本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行为遵从审美性和多价传统（the conventions of aestheticity and polyvalence），中介者和后期制作者一定适合这些传统；（3）系统显示出一种与其他系统迥然不同的内在结构，它为社会所接受，并完成其他系统所无法达到的功能。
尽管对整体化和文学经验研究法的批评在文学学者中特别强烈，但在我看来，大多数评论只证明了对系统理论的出发点和大量亚文学以及这种方法的认识论基础不甚了解。如我在前文所述，在北美对文学系统理论有一种明确的持久的敌对情绪，也许要归诸于它的实用主义历史。对我那本关于19世纪加拿大英语和法语小说的书的评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位评论者以这样一段多少带着欣赏口气的话作为结尾，他说那本书“是一种令人惊讶而且复杂的研究，至少对那些不熟悉文学经验理论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人来说是如此。然而，即使一个象我这样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也应该能意识到作为深入研究之起点的潜在价值。”在德国，对这种理论也同样反感甚深。我与施密特及其同行多次交谈，他们用无数例子来说明自己的遭际。表现在机构层面上的也很显著，他过去和现在的几十个学生中只有一个成为正教授，尽管他所有的同行都有高出一般水平的出色的著述（专著或受过鉴定的文章）。就已有的负面反应而言，这儿又有一个近期的例子。在关于系统论者、英语教授迪粹什·施瓦尼兹的小说《校园》的一篇书评里，评论者写道：“（小说中的）道德感令人震惊，因为作者是一个在贝尔莱弗德从事系统论研究的人，他的顽固不化鲜明地体现在缺乏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卢科豪斯）不幸的是，和别处一样，这只表现了一种无知。如果一个人读过施密特近期的文章，或者前些年安拿托·莱帕波特（Anatol Rapaport）关于系统论和社会、文化的论述，就会知道卢科豪斯那样的断语是何其大谬不然。
三、整体化和制度化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间的关系
以“制度化”命名整体化研究法首次于1978年由雅克·杜勒斯引入文学研究（德语见1994，巴什；魁北克—加拿大实践者见莫里森；美国学者见格拉夫）。文学系统（the literary system）和文学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这两个相似词汇可从以下出发点来解释：制度（或子系统）是系统的因子——当文学被视为一个系统的子系统时。这种理论假设可以最基本地从比如说美尔文·G·布莱恩的《制度建筑：原始资料》中得出。布莱恩对制度的定义是“在经济领域里，制度由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而不尽相同……（这种体系）将制度视为经济体系中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这个定义明显地适用于文学。法语中制度一词的定义被文化社会学家用来覆盖文学、视觉艺术、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艺术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中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狭义的“制度”（例如，出版社、媒介、学校和大学等），也有广义的“整体性”的一面。下面是一个类似的“制度”的概念：“（制度）就是将上述现象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将它们作为有效地规范社会的体系的基本解决方法的综合来表现。”这个定义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制度”。
在文学研究的几个体系——体制构架和方法论中，多项系统论、整体化与文学经验研究法、文学制度构架等最为成功，最为革新地重新为文学研究下了定义。它们能和谐共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一个被认为是内在联系着的现象范围（例如整个的“文学生活”领域，或“文学——社会影响——交流境遇），得益于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文学社会学和交往理论、基于能动的、可行的、实用的和开放的（自我参照的）系统理论和一种强烈地对观察与证实而非直觉、推测、玄学描述的赞赏。换言之，这种理论与方法论前提就是文学研究应当重在文学怎样”而非文学“如何”，这种前提经由一个整体化和文学经验研究者艾尔斯·安君戈系统地阐述，他提出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在于回答“人们如何从事文学”。重要的是，整体化的（和比较的）方法并不排除封闭的文本研究，就如以上我所列举的学者证明的那样。由于在文学研究中，直觉是压倒一切的概念，文学学者经常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并非如此，应该注意到，在整体化构架中直觉并不被省略。相反，在象统计学科、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中，直觉也是基本的必要的因素。这种认识也是整体化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在分析被观察的事物时，直觉通常处在次要的位置上。
四、比较文学和文学整体化及制度化研究方法
整体化／制度化理论的基本观点能使人以比较文学观点成功地研究和领会文学面貌和观点，它尽管广阔而辉煌，但却常被忽略。为什么会这样呢？比较文学的基本定义包括——抛开传统上、历史上由不同语言入手“比较”文学文本——作为其与文本外诸领域关系的文学文本研究（例如，社会学、历史、经济学、出版业、书籍史、地理学、生物学、医药等等）和其他艺术。最重要的是——这儿比较文学扮演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比较文学意味着对他者的“认知”（recognition）与“介入”（engagement），这个他者可能是个“非经典”文本或其他种族、性别、民族的文学与文化风貌。比较文学这一历史性的基本原则无疑是系统化的。同样，在今日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近似值中，尽管文化研究认为文学只是许多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中的一类，比较文学还是将重心放在文学本身上。在我看来，这是个显著的、至关重要的区别，它使我能坚持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来研究，是一个合法而必需的学术事业。然而，正如我将进一步指出的那样，虽然比较文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整体化方法，但总体说来，它缺少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法所提供的那种可行的、有用的前提。文学研究，通常作为“民族”文学来实践的，缺少整体观和上文所说的“认知”与“介入”。
于是，系统这个概念被比较学者广泛应用就不足为奇（参看谢卫尔；佛克玛；易布什；济马）。虽然，如我所述，总体上，整体化／制度化方法并没有引起文学学者的普遍兴趣（与我上述比较学者相反）——或者以一种理论上、词类上不甚分明的方式有所发展——但是还有一些作品与理论构架至少采取了相似的观点。然而问题，是当整体化方法在研究中出现时，这种方法是不自觉地被运用着。通常学术研究的作者显得对整体化研究的大量事实从实践到理论一无所知或不屑一顾。其他例子则证明了对整体化思维的更多的熟悉，它们从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方法的著作参考和智力参预中得益匪浅，举例说来，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和他的同事们的新历史主义构架，如不从方法论精确度上讲，与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法的部分概念极为接近。文化研究的形形色色理论和方法论、经济学也运用整体化方法。J·希利斯·米勒对“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假说就证明了整体化思维，再比如安冬尼·伊索普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学》也是部明显的整体化方法论著。伊索普的书论述了文化研究领域、他对文学的理解与提出媒介研究概念的施密特相近。伊索普的新的文学模式，又叫文化分析，由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认同和主体位置，他者、制度、读者、教学等领域组成。这些领域类似整体化构架与理论的要点。有趣的是，建立在罗兰·巴尔特和雅克·德里达的“网络”概念上的一种清晰的整体化观点，在源于电脑技术的新颖的阅读与文学研究概念中同样明显，这儿一个清楚的暗示就是“网络”与“软系统”相似。至少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中整体化研究的潮流是相当强大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吉尔斯·德勒兹和弗莱克斯·佳特立的著述中，在整体论的语境里，批评家的反应格外重要。米歇尔·德·塞蒂欧也逐渐被认为是个“整体论”学者，其作品研究“他者”：“（塞蒂欧）所紧紧抓住的寓意系统——十字路口、网络、通行区、眠标——具有描述作用以外的价值。”在大西洋两岸对解构主义的研究中，系统主词越来越显著。比如说在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的近作《雅克·德里达哲学中的系统和写作》，尽管这儿也是更注重系统作为概念而非在文学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北美学者开始对系统、观察和文学研究的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加以注意——另外，这样的研究依然缺乏实用的功能性——在斯蒂文·梅洛克斯的《修辞、诡辩、实用主义》和查尔斯·W·安得森《思想生活的规定：大学目的、自由教育目标、公民实现和实践理性的培养》中很明显。
回到比较文学和整体化与文学经验研究法的关系上，在文学研究内部，比较文学学科近年来处于相当大的压力下，（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这个学科总是难以确立自身）。泛泛说来，在欧洲大陆、英国或南北美洲，这个学科从未成功地完成制度化。然而，与南北美洲以及“边缘”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学科日渐式微相反，近几年来，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在远东、中国和日本制度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中除英语系外最强的学科之一。尽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然显示出在比较文学制度化上的力量，但这些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起，英语系对文论的吸收，交流与媒介研究，可能要淘汰比较文学。但是人文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总能革新并能并入源于自省的学术研究因素——以加拿大为学科范例——“比较文学家对单个作家研究中易于忽略的人类凝聚力和外化贡献突出。”也就是说，单一语言与文学系（或学者），换言之，“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学术缺陷，比较文学可以通过注重文化研究中相对于文学的其他主题与客体加以纠正，这尤其体现在北美。
比较文学学者，特别是伊夫·谢弗莱尔、杜威·佛克马、埃尔鲁德·蚁布思、克来门特·莫里森、莱恩·T·塞格斯或彼得·V·济马等人，在其著述中逐渐增加研究系统概念，济马（Zima）的《比较文学》一书中，“系统”一词是用来说明比较文学学科特点的建设性词汇。以其欧洲读者为对象，这本书在广告中被称为：“民族及其文学越是融合，作为整体的和理论精确的比较主义的困境就越可以避免。”在出版商寄往各学术杂志征取书评的信中，声称“比较文学，如其所示，是种时尚。”
今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书籍说明了学科发展中可辨析的方向，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或明或暗的“整体化”因素。比如说，伊夫·谢弗莱尔（Yves Chevrel）的《比较文学》（1989）、《今日比较文学：方法与观点》（1995）中，整体化方法已被显著地具体化了，谢弗莱尔的另两项研究“什么是文学年？方法论观点”和“20世纪小说中的城市：冯·霍夫曼、沃尔夫、多·帕索、加缪”。这两项研究也包含了对文学、系统、制度的探讨。
然而，在比较文学许多具有整体化视角的著作中，系统一词是概念化的，在其构架和方法论中，缺乏实用以及功能。依我之见，循着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构架，人们应当从“系统”这个词上升到实用的、方法论的层面，即如何从事比较文学或一般的文学研究。在整体化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中，类似于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方法，杜威·佛克马早年的文章《比较文学和新模式》也包含了以下谨慎归纳的建议：“新模式由以下方面构成：（1）文学研究客体的新概念；（2）新方法的介绍；（3）文学研究科学关系的新景观；（4）文学研究社会判断的新观点。这种可行的定义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其假想，在我看来都是最有效的。”
如果我们将这种实用的定义视作一个出发点，让我们通过几个例子看看这个学科近几年来理论著作的发展遭际。我认为要以文学理论为出发点探索比较文学“如何”发展，比如始于一种文学研究可实践的构架和方法论。例如，在马克·安奇诺德（Marc Angenot）的《文学理论》里，编者就在“简介”中以整体化语境为纲来定义文论。尽管没有施密特构架中认识论的精确性，但由于它对佛克玛的参数是种回应，因而格外重要。对佛克玛提出的比较文学新模式具有整体论特征的答复是含蓄的。“文学研究的新概念”在安奇诺德的几篇文章有明确的论述，尤其在“文本和文学交流”这组文章中有几篇从整体论出发加以论述。另外，我在上文对两种文化相近值的论证里，谈到比较文学为了文学学术的利益，最好加入这种观点。我衷心希望比较文学学者能从整体化和文学经验研究方法那里吸收一些实用的因素。有迹象表明可能会如我所愿。举例说来，加拿大比较文学学者在加拿大少数民族写作和妇女写作中运用了整体化理论的一些方面。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方法在比较文学语境中可以被进一步运用，我将这种理论发展命名为“夹缝中的边缘性”（in-between peripherality），用以研究柏林墙跨掉后的东、中欧文学和中国文学当代，体现为“变化的叙事”（Narritives of Change）的后现代现象。
五、结语
尽管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一般的文学研究近几年的著述中，有些例子运用了整体化文学研究法，这是一个可喜的必要的发展，但是在实用和方法论领域，依然有所不足。在此，整体化和经验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部的文学学者尤其是比较学者和文化研究的同行对此表示更大的兴趣。
六、词汇精选
1.文学经验研究（Empirische Literaturwetenschap）
这个词源出于荷兰语，指文学研究中的新兴运动，主要将文学研究视为一个社会活动的系统。核心问题是文学发生了什么：写作、出版、发行、阅读、检查、摹仿等。文学经验研究源于一种解决阐释学基本问题的企图，例如：一种阐释的合法化如何被证实。这引向了“认知构成主义”理论，其论点主要是主体自身建构其经验世界。在施密特的作品中，这一切的逻辑结果成为阐释与文学严格的科学的研究分离（所谓“激进构成主义”）。文学活动体系从外部观察而非体验时，大体上被认为是以依赖两种不断被测试的传统（前提）为特征的，这些传统是：审美传统（相对于日常语言参考系中的事实传统）和多价传统（与日常现实世界的单价相反）。因此，文学经验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即文本的生产、销售、接受和处理……一般说来，经验研究的步骤是：提出假说，投入实践，测验和评价。所使用的观点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接受理论）中汲取。更具体地说，读者反应研究中广泛应用了各种技术。许多经验主义研究由于结果琐碎无聊（常是对已知或怀疑事物的证实）和还原论倾向（构架的虚假性，以读者反应取代文本研究的局限性）而遭反对。然而，文学经验研究方法以独特的客体研究和方法论来探索文学体系的社会文化层面显然是一种出色的方式。在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上，做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
2.文学研究经验（Empir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这个词源出于德语，指施密特等发起的建立在主体间试验性上的一种新的整体化文学理论，它将文学理论视为经验指导下的社会科学，它的主体是在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影响总体。它建立在文本／生产者、文本处理、接收、生产后处理美学交流的系统上。客体要综合文学史相应的方面，以及心理文学的、社会文学的、训诫的和批评的观点。
3.文学制度（l'institution littéraire）
这个术语要理解为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在决定文学生活与文学经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对这些机构的兴趣，伴随着近来将文学视作一个生产、传播、接受、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的社会体系的观点。换句话说，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研究上述现象，文学被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
4.多项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此理论以交流系统中的原则的普遍实践为基础，试图在符号框架内解释文学。70年代以来，从特拉维夫波特学院的著作中将这个术语推广开来。多项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文学概念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意义），它们相互影响，并经常处于一种全新的变化的关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20年代特尼亚诺夫论述的精心发展，文学不应研究本质，而应研究关系。虽然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而充满着对标准和典型的检验，占统治地位的标准和典范赋予所有的理论立场以相对的、历史的价值。这种理论也极端发展了历史的接受原则：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历史决定的，不管它们属于统治还是被统治阶层。系统一词是一个开放的、历史的、可阐释的概念；它指出了一个复杂综合体中文学概念的等级秩序，如系统与子系统可以区分，子系统与大综合体有固定的标准。因此，多项系统理论走向一种和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体系描述相关的新视角，并以此阐明基于政治、语言基础的分界（举例说，文学领域里流行文学可能在国际网络中畅行，而高雅文学则多囿于民族分界）。因此，文学翻译可以完成的功能就明显地成为通向民族化或地区化文学体系关系的钥匙。同样这个理论详尽研究了文学基本动力。由于多项系统理论想在基础层面上解释文学现象，它提出的原理可在交流的其他形式（电影、社会行为、总体文化体系）中起作用。这个置文学于前的理论，伴随着干扰的问题化，卷入了传播理论和总体理论的方向。多项系统理论试图检验的描述研究已在翻译和泛而言之的文学研究中暂时地获得一席之地。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多元系统理论将自身置于系统理论可理解的理论模式里。在文学以外的领域里，如在热力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象自律、变化和干扰系统等概念也是有用的。路德维希·冯·波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unffy）的《总体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一本对有着共同出发点的不同学科检验思想的重要的标准著作。
马瑞琦译
* 本文系作者专为本刊撰写的文章，注释从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