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处理的不同方式——兼论这两次革命的保守性和彻底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法论文,彻底性论文,两次论文,保守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是两次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对土地问题的处理，两国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英国废除了封建骑士领地制，取消了贵族地主对国王所担负的义务，没收并高价出卖王室和王党分子的土地。曾希望获得土地并作为革命重要力量的广大农民，由于贫困而不能获得土地，拍卖的土地都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制。
法国对农民土地问题的处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发展的。开始也是把土地分成大块出卖，到雅各宾派专政时，先后通过一系列法令，规定把领主侵占的公有地归还给农民，并按人口进行分配，没收的王室、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土地则分成小块出卖，地价分二十年付清，不收利息，同时无偿废除一切封建义务，使农民成为小土地占有者。这样，革命后，在法国形成了广泛的小农土地占有形式。
以上就是英法革命中对土地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史学界一部分人认为英国方式是革命不彻底在经济上的表现，而法国方式是革命彻底的一个标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两种不同方式是各自国内经济、政治关系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
革命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突出的就是广泛深入农村。早在14世纪末期，英国农奴制就已经瓦解。15世纪货币地租占居统治地位，这就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以后，随着呢绒业的发展，养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而引起了以“圈地”为主要内容，实质是改变土地关系的“农业革命”。大量公有土地被贵族圈占，农民在暴力的驱赶下被迫离开土地。贵族领主在圈占的土地上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牧场，以及后来的大农场。他们自身也转变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不仅如此，寺院的地产，王室和封建贵族的土地也不断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1536年到1539年都铎王朝废除了寺院土地占有制，没收的土地落入大小封建官僚之手，不久便转移到投机商手里，国王和封建贵族因经济窘迫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出卖土地。1561年到1640年，王室土地减少75%，贵族土地减少50%，新贵族的土地却增加了20%。新贵族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1640年时，他们的土地与王室土地的比例是25∶1，与封建贵族土地的比例是25∶2。[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英国在16世纪末，产生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富有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了”，[②]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渗入农业，对旧土地制度破坏的过程。
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动。由于圈地运动，大量农民被从土地上抛出去，少数留用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而大多数却在“血腥立法”下成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工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也日益薄弱。在1455年到1485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后，旧贵族已大多被消灭。而且，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一支强有力的异已力量——新贵新。新贵族与资产阶级由于利益上的一致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制度，并且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新贵族虽然占了不少土地，但这些土地还不是他们自己绝对的私有财产。他们仍处于中世纪以来的“骑士领有制”的束缚中，承担着对国王的各种封建义务、贡纳和捐税。这些都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在占有的土地上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因此，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成了新贵族参加革命的重要原因，以至可以这样说：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所在，就是要让他们真正得到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自由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条件下爆发的革命，是对已经蛀空了的封建制度予以最后一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制定土地问题的政策时，必然要顾及到自己的利益，而大土地的出卖正符合了他们的要求。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形式适合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而土地问题的解决终究顺应了这一方向。这就决定了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可能把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相反，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变本加厉地掠夺农民。
在法国，却是另一番情景。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是中古时代封建主义的中心。”[③]其封建关系的发展比英国成熟和稳固得多，形成了最牢固、最典型的封建等级制。贵族领主对土地的垄断权也是牢不可破的。革命前，全国60—70%的土地被不到人口10%左右的封建特权阶级所占有。代役租这一封建剥削方式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纳赋制度则是封建性土地利用的典型形式。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处于半农奴状态，从而，妨碍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自由剥削，也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乃是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农民的根本要求。
革命前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商业方面，这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新式机器已开始运用于工业生产，法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却十分薄弱。因为法国农村中没有出现象英国那样规模的圈地运动，加之封建贵族对土地的垄断权，使农业中的资本转移到商业和高利贷方面。农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微乎其微，不能象英国的新贵族那样与城市资产阶级结成一个强大的同盟，相反，倒是资产阶级出现了贵族化的倾向。因而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比，显得十分弱小。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只有更多地依靠人民，与人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远较英国资产阶级低下，这与他们的经济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以及在工商业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构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法国资产阶级能够在革命中把土地分给农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受若干不同于英国的经济、政治因素制约的。与英国资产阶级不同，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法国资产阶级倘若不把自己变革生产方式的要求与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统一在推翻封建统治的目标下，以借助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他们就不可能谋取统治权利。这样，革命前法国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象英国那样被资本主义方式所蛀空，也不存在大规模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条件，在旧土地制度的废墟上，必然建立起小土地占有制的“秩序”。
二、两种不同方式对各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
土地与资本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必然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影响。从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英法两国表现出较大的差距，法国明显地落后于英国。当然，这是由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土地占有形式的不同，却不能不是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
英国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农场成了农业中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手中的统治权，通过立法，加快圈地步伐，疯狂地剥夺农民，彻底扫清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道路。列宁指出：“正是在英国，资本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无情地对待传统的农业制度，‘就这一方面来说，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只要与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相矛盾，或者与这些条件不相符合，就会被无情地一扫而光。”[④]据资料显示，1760—1844年间，英国国会通过的圈地法案多达3，800多个，圈地面积达700多万英亩。[⑤]农民遭受了真正的浩劫，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生产资料，背井离乡，加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在如此猛烈广泛的圈地运动中，一个个大农场迅速建立起来。这种新的大土地所有制是“农业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新贵族在这些大农场里，采用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单位产量比过去提高了三至四倍。“大的资本主义（而非封建的）农业产出最高的收益，这很快就成为公认的事实。”[⑥]因为只有在这种占有大片土地的农场里，才能使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也才能使农业跟得上资本主义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且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工业的原料和居民的食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工商业对雇佣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够不断地消灭农村的家庭副业，从而不断地扩大销售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反过来，工业的进步又刺激了大农场的发展，它们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一百年后，自耕农行将消灭之时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之日。马克思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⑦]英国正是通过彻底地进行了这“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资本原始积累进一步完成，雇佣劳动力源源而来；农业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内商品市场迅速扩展，工业革命有了前提条件和推动力量；商品、资本的输出有了雄厚的国内基础。从革命后至19世纪末，英国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建立起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
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情况，法国大革命后，特别是1793年后，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起了小土地所有制。这种小土地所有制，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威胁，破产现象也十分严重，但它的生命力却是十分顽强的。大革命后的若干年间，它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长期广泛地存在着，并且由于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民土地也日益分成更小的地块，出现了不少新的农户。直到19世纪后半期，小农经济在农业中不仅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数量上还有所增加。如在1866年，占地1—10公顷的小农户有244万个，到1882年增加为260万个，此外还有占地不到1公顷的小农户222万个。[⑧]这种情况正如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勒费佛尔在总结大革命对农村影响时所指出的那样：“1789年的事件挽救了法国的农民，除去表面的东西，它的影响就与其说是革命的，还不如说是保守的，它打倒了封建制度，但却巩固了法国的农业结构。”[⑨]这里说的“农业结构”，显然就是指以小农为核心的农村经济。由于小农的长期存在，法国便出现了与英国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即在城市中工业革命进行的同时，农村中却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小农经济就其自然经济的本性来讲，更适合于封建经济，而不宜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极其有限，且不易改善生产条件，采用“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⑩]直到19世纪60年代前，法国农村中唯一的农机是用马或骡拉的打谷机，而且限于北方使用。“农业设备大体上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何等相似。”[11]不仅如此，法国“小土地所有者，分成制佃农和小农，短工和零工都深深依附于集体的权利和法规，唯恐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会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化。如果说农民运动在其反对封建的一面曾在1788年至1792年间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同样的是，农民群众由于要求获得小土地所有权，划分村社公田，维护传统的农村公社等行动，而阻碍了土地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12]
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严重滞后，使得法国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资金和国内市场。西方学者帕森斯说过：“在法国，老式小农经营感的农业依然如故，从而成为抵制经济发展力量的十分顽固的障碍。”[13]因此，法国资本主义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坚实的发展前提。法国工业革命也没有出现那种风靡一时的技术革新和投资热潮。法国的企业规模一般很小，往往建立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例如第二帝国末期，巴黎众多企业中，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只有近84家。[14]
总之，在英国，资产阶级把建立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同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消灭小农阶级合并在一个过程中。在法国，资产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的破产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摧毁了小生产者的长期孤立性并使劳动社会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法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长期地保存了小生产者的孤立性，从而未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大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发展的必然趋势。英国在此方面，远远地走在法国前面。而法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却有待于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分化。与英国相比，这一过程甚为缓慢。
如果我们把农民得到土地视为法国革命彻底的象征，那么这种“彻底”应该使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超过任何别的国家。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彻底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比没有彻底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国家快。然而，法国确实明显地落后于英国，是因为法国农民太贫困吗？“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15]法国资本主义被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所包围，岂能获得长足发展！这乃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怎样理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保守性？
我们在评论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现象时，不仅要看其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推动历史不断进步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任何事物只要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它就最终合乎人民的利益。进步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我们评价各种历史现象的基本尺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看待英国革命后农民没有得到土地，以及法国革命后农民得到了土地等现象时，我们也应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法革命，虽然只是以新剥削制度代替旧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它们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却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这两次革命中作为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阶级。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他们的阶级利益最能体现当时社会前进的方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莫尔顿曾说：“我们不必把17世纪的资产阶级理想化，因为他们具有各时期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大多数缺点，但是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是当时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所以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时，就不能不为一切英国人和整个人类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16]
英法两国的革命既然是早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们就不同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不同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在晚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带着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登上历史舞台。随着资产阶级进步作用的逐步丧失，工人阶级逐渐成了日益发展着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利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未来。而那时的资产阶级却日益成为腐朽的、反动的势力。但是这一切情形在英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曾出现。在当时，“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他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的法国，他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17]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其目的是要维护农民赖以生存的小块土地不至被吞并。他们在斗争中虽保留了一些土地，但由于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不能在那些土地上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其起义终究不过是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他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诚然，农民作为受剥削的劳动者，在封建社会里多次举行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他们是资产阶级强大的后备军和主力军，没有他们，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封建统治阶级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又成为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农民所起的这些作用是其主要方面，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列主义历史学，仅仅指出这些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这种小土地所有者具有二重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在封建社会里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最现实的利益是希望保有一小块土地，自己能在上面自由地耕作，自给自足。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逃脱不出他们的这种经济地位的限制。农民的这种二重性使他们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起着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我们不能设想农民在革命中只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而不起到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有反动的混杂物。”[18]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斗争的目的——平分土地，虽然能动摇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却不能带来高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特别是封建统治已被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正使历史前进的车轮飞快转动时，他们作为保守的小私有者，竭力反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采用的先进生产技术，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幻想挽救小土地所有制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的这些要求和行为客观上违背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因此，革命的性质不同，特点不同，我们就不能用工农阶级的利益要求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来衡量英法革命是否彻底。革命时期，英法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客观上不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资产阶级当时的利益要求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来作为衡量英法革命是否彻底的尺度。
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呢？
在革命前，英法仍是农业国家，封建生产关系集中地体现在土地的封建所有制上。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妨碍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因此，夺取国家政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使整个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这就是英法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农民是劳苦大众，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而资产阶级是个剥削阶级，不能代表人民，在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只应该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例如，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包括资产阶级、新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雇佣工人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固然与其他被剥削阶级有着对抗性的一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特定时期的资产阶级看作人民的一员，不妨碍我们承认在反封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19]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正是过分强调了阶级的对抗性，结果以农民的阶级感情来代替理性的分析，从而对英国革命的保守性和法国革命的彻底性作出了一些错误的说明，对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它使农民的破产不是经过长期的过程，而是相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因而一会指责它与封建势力妥协，一会指责它具有反农民性。从进步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来看，这些指责显然出自一种义愤。史实却让我们看到：“妥协”给英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反农民性”应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综上所述，法国大革命后，土地分给了农民，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进步的表现，法国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国资产阶级只有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当然，法国农民得到土地所带来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仅只出现于一个不长的时期。法国革命建立小土地所有制，并不是要使它永远存在，相反，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趋势将使它灭亡，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这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在法国，这一过程与英国相比，显得过于漫长罢了。同样，英国革命后，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得到土地，这也是一个进步。这样说，不是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而是由于这个行动客观上符合了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它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因此，用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来作为衡量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尺度，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和彻底性，既然不是表现在农民是否得到土地的问题上，那么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
在社会的发展中，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往往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当旧经济基础消失后，其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并不会随之一同消失，它还将继续留存一段时间。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当它的经济状况改变后，旧的思想意识也还会在一段时间内起着作用。英国的新贵族是直接从旧贵族转化而来，其思想意识中的封建残余自然要比资产阶级保留得更多，所以英国革命具有的保守性，是随着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政治联盟，随着联盟中新贵族占据主导地位，也随着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妥协而带来的。1689年的妥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农业资产阶级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经济利益的互相照顾。它把“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20]由此可见，妥协带来的保守性主要是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如保留了世袭君主制度、世袭贵族爵位及称号、贵族院（上议院），旧选区制度和英国国教等。
马克思在使用“保守”一语时，所指的也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例如在《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一文中，马克思说：“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像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as et couta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21]这里所指的“专制制度”，“旧的法律”，“旧等级君主制的风俗和习惯”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恩格斯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22]——“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诉讼程序”、“封建法律形式”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方面封建残余的保留，即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盟使英国革命具有保守性的表现。法国革命正好扫清了英国所保留的这一切，建立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彻底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层建筑诸方面都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与人民联盟使法国革命较为彻底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来看待。这表明，从上层建筑方面来划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注释：
①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5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第1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940－941页。
③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01页。
④列宁：《列宁全集》（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239页。
⑤刘宗绪：《世界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第175页。
⑥考茨基：《土地问题》，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第161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51页。
⑧程玉海：《论巴黎公社失败的社会原因》，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2（3）。
⑨勒费佛尔：《法国革命研究》，转引自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载《史学集刊》，1988（4）。
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2页。
[11]耐特等：《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转引自王健：《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2）。
[12]勒费佛尔：《法国革命研究》转引自阿·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2）。
[13]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98页。
[14]王健：《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2）
[1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95页。
[16]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第306－307页。
[1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18]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10页。
[19]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21页。
[20]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第336页。
[2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9页。
[22]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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