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位的演化与未来发展角色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未来发展论文,地位论文,角色定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武汉的地缘经济优势与近代化四大中心之一地位形成
集以往研究共识，武汉的地缘经济优势，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1、地缘区位优势。从宏观区位讲， 若以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一线为轴将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武汉则处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中心。从中观区位讲，武汉距郑州、合肥、南昌、长沙均在400 公里左右，是华中名符其实的区域中心。从微观区位讲，武汉位于从西面、北面和东南面向它汇合的华中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中点。武汉这种宏、中、微三重居中区位优势，不仅使其具有“直据三原”“夹两江带七水”之富的优势，而且具有联内陆通外洋，交汇天下之财的区位，像这样的三重区位集于一体的优势，是中部和沿江任何地区和城市所不可能兼得的，从而为武汉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2、水资源优势。武汉所在的中游地区年均降水量在1100—1500 毫米之间，有大小河流2000多条，湖泊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4.2%，为我国典型水乡。水资源的地表径流量为9178.8亿立方米／年，为我国水资源丰富的地区。
3、农地资源优势。平原占国土面积的38.5%，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倍多，平原上分布着大小河流湖泊，水域面积占全国1/3， 居各区之首位，且雨热同季，非常有利于亚热带农经作物生长。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世界上同纬度开发最早的地区，明清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和“鱼米之乡”的美称，并在建国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4、矿物资源优势。武汉周围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品种达70多种，占全国一半左右，其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非金属和建材资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毗邻资源互补优势。武汉所在地区一次性能源资源缺乏，油、 气、煤储量小，开采条件不足，但水电资源丰富，相当于西北、华北之和。同时，武汉地区相毗邻的豫西、陕南地区为我国重要煤区，运输距离远小于华南、华东地区，加之华中电管局设于武汉，使武汉成为全国水火两大能源的调配中心。
由于以上基本优势，随着近代的开放，为武汉发展造就了新形势，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尤其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督鄂，不仅使武汉成为洋务运动中心，扫除了武汉发展的人为阻碍，而且使武汉获得了沟通上下，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样，武汉不仅有地利、占天时，而且更具人和优势，从而就大大加快了武汉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的速度，使武汉在20世纪之初，就得以成为内地唯一能与得风气之先的沿海相匹敌的大都市，并形成沪汉津穗四市鼎立、支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格局，从而确立了武汉作为中国经济四大支撑中心之一的功能地位。这种功能地位的表现是：
1、国际性内陆交通枢纽。自1861年开辟沪汉轮船航线， 计有5 国17家洋行和轮船公司， 先后到汉口经营轮船运输业务， 投入营运船只100多艘，10万吨位；国内招商局运营船29艘，7万吨位；省内外官商船38艘，外埠船业公司90多家150多艘船只。进出汉口的轮船到30 年代达到1万多艘，运货800多万吨，在全国居第三位。1906年和1936年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的相继开通，形成了武汉水铁交通的大十字形格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武汉内陆交通枢纽、国际通衢港地位。
2、中国近代第二大商贸中心。汉口开埠后，先后有英、日、德、 美、法、俄、丹、印、瑞、葡、荷等18个国家的商人在汉经商，1911—1929年汉口有洋行130家，外国商店425户，外地在汉商店1.5万家，7万多人从业。从1861年到1911年的50年间，武汉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7亿关两，在沪汉津穗四大贸易港口中，汉口的间接贸易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处于第二位，其中棉花、茶叶、皮革、粮食、油料及棉纺织品交易等，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内陆最大的土洋货交易总汇中心。
3、中国三大工业基地之一。1867年以后，在汉的俄、英、法、 美、日、荷、奥等国商人，相继在汉创办了以加工工业为主的机械化工厂，到1911年武汉外资工厂约76家，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在汉大办洋务，官办及官商合办工厂及民办工业160多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7%， 形成武汉、上海、天津三足鼎立之势。
4、中国四大金融总汇之一。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来汉营业， 设立支行后，俄、德、法、美、日等国银行纷纷来汉，到1922年汉口有外国银行20家，本国银行30家，钱庄180多家，为内地之最。 汉口除金融机构多，资金流量大以外，同时还是内地金融管理中心，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均在汉设立区域性分行或直设总部。使武汉不仅同沪津穗齐名，而且成为内地最大金融总汇。
5、中国内陆邮政通讯中心。1900年武汉开始用电话，到1934 年已外通九省和香港，为全国6个特等电信局；1929年业务扩展到柏林、 伦敦、加拿大等欧美各国，成为全国4个国际交换局之一，并于1947 年建成全国的邮运中心。
（二）武汉角色地位的变迁与再度崛起
民国以后，武汉经济迅猛增长势头开始出现摇摆不定，对外贸易额绝对值虽有增长，但相对值却年年下降，从1918年的第3位降到1930 年的第10位。贸易地位的迅速下降，使其全国经济四大支撑中心之一地位发生颓变衰象，而渐渐沦为一个封闭的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天时、人和条件变化，破坏和阻滞了地利优势发挥所致。比如，战争影响，新交通格局出现的影响。铁路运输的兴起及铁路交通主导方式的确立，时势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逐渐转移沿海地区，水害威胁的影响等等。
建国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国内长期战乱局面；70年代后国际形势的缓和，冷战的结束，开创了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尤其全国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后，从根本上清除了“左”的干扰造成的不安定因素；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沿海战略的成功，长江战略的实施，国家建设重心的内移，使武汉区位优势重新发挥获得了机遇和动力；三是交通格局已越过铁路交通主导阶段，转向综合交通方式的新时代，使武汉交通枢纽地位再次凸现成为可能；四是随着经济发展，实力增强，抗洪能力大大提高，洪水灾害愈来愈小。有基于此，国家从“1.5 ”到“ 6.5”对武汉重点投资、重点建设，使武汉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经济规模、综合贸易都有了迅猛发展。进入80年代，在改革发展中，武汉的比较区位优势更加突现出来，展现出一种再度崛起，再创辉煌的势头。
1、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1992年在全国城市经济实力50 强中排名第六位，为内陆18省市区城市首位。199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持续2位数增长，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82亿元， 比上年增长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为1980年的5.3倍，提前5 年多时间翻两番。
2、支柱产业开始形成。近些年来，武汉加快了以“钢铁、汽车、 机电、高新技术”为支柱的产业结构调整，钢铁工业正向双1000万吨目标迈进；汽车工业的主体厂家神龙公司已形成15万辆生产能力，不久全市可形成50万辆轿车、轻型车规模；机电工业抓住三峡工程机遇，发电设备已跻身全国4强，制冷设备和机床工具已初成规模； 高新技术产业以光通讯产业为主，已成快速发展格局。
3、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武汉天河机场已建成通航， 每周航班增到446个，港澳台航班已正式开通，省内武广、汉宜高速公路通车， 青山外贸码头建成启用，长江二桥和内环线贯通，江滩改造工程、阳逻电厂二期工程、中环线工程及长江三桥等一批项目，正按计划启动，煤气供应率高达78%，供水、防洪、排渍等设施都已上了新台阶。
4、信息大港已经成型。近几年武汉邮电通讯超常规发展， 同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邮关系，100多个国家发展特快专递业务，日处理邮政业务量占全国第三位；电话发展速度三年翻三番， 已突破170万门，装机容量占全国第6位，移动电话用户达15万户，居全国第5位，磁卡电话居全国首位。
5、对外开放迅速扩大。近年来，武汉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 利用外资逐年上台阶。到1996年底，累积实际利用外资39.3亿美元，其中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11.5亿美元，为1990年的14.4倍， 年均增长 70.4%，居内地城市之首，占西部的20%以上。法国兴业银行等9 家境外银行已在汉设办事处或分行。
6、科技优势不断发挥。目前，武汉地区高等院校达42所， 科研机构461所，专业技术人员40余万，大学生人数仅次于京沪，居第三位。 1996年全市技术市场签订各类合同3500项，成交额6亿多元， 其中东湖开发区高科技企业已发展到近千家，科工贸收入4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50.9%。光纤通讯、生物技术、新型材料、计算机软件和微电子技术等产业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三）武汉地位再度崛起的角色谋划与定位
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日渐突出，能否恢复和形成中国经济四大支撑中心之一的格局，如何把握其角色功能并科学定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武汉在长江和全国未来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应摆脱自身局限与束缚，既要从长江战略规定性中把握，又要放在全国发展大局和长江战略整体中认识，只有将武汉发展置于全国大局，置于长江战略关系格局、战略规定性之中，才能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其战略角色定位问题。从这点出发，武汉未来角色应以沪——汉二格局为目标，将其定位于与津穗齐名，实现全国三步走战略的四大支撑中心之一和长江最大增长区的第二增长中心；在功能上将其定位于以具有交通枢纽、商品集散、生产牵引、技术扩散、资金融通、信息传递、人才交流、管理调控等8 大功能为特征的中国内地最大经济中心和区域级国际生产基地。所谓区域级国际生产基地，是就武汉同上海的功能分工及自身特色而言的。武汉未来发展之所以以沪——汉二格局为目标进行角色谋划定位，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从全国区域格局发展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地区经济联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 随着海峡两岸实行“三通”， 1997 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香港将替代广州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经济中心，在继续发挥海峡两岸交流枢纽和亚太商贸、金融中心的同时，必然沿京九、京广铁路和沿海通道，与上海、武汉、重庆竞争瓜分势力范围，因此，势将形成以香港为中心，广深、闽台厦为副中心的，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港澳台及湘赣部分地区在内的大华南经济圈。其次，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三峡建设、沿江开放、长江战略实施，上海将围绕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进一步沿江、沿海、沿线拓展其辐射范围。但向南会遇到来自香港、闽台、广深的强大攻势，不仅不会有所成就，而且可能会失去部分传统腹地；向北，将会遇到京津环勃海圈的顽强抵御和激烈争夺，最终可能与京津共享齐鲁大地。由于沿江内地是上海传统腹地，历史上联系紧密，且实力相对较弱，需要联合，而居南北沿海的穗港、京津忙于调整和巩固自身，一时难于集聚新力量，展开新攻势，大举西向南下北进，同上海进行新的角逐。因此，向西发展内联武汉，以东西制导南北，将是其主要方向和最佳选择。其三，九省通衢的武汉，虽随对外开放沿江深入而逐渐崛起，但在竞争角逐中难于抗衡港穗、京津对其传统市场范围的蚕食压力，面对上海西进的大趋势，势必采取向东靠而御南北、以联合求发展的策略，率华中地区大部和沿江中游地区融入上海经济圈，构成沪一汉二的，包括华东、华中地区在内的华中东长江经济区。其四，由于1997年3 月重庆直辖市正式成立，西南出海通道南昆铁路贯通，以及渝环铁路的兴建，进出成渝和西南的物资、商品和人员，将直接由北海、广深进出，而不再向东转道上海，这样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将可能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内分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沪一汉二格局的重要性就将更形突出。
2、从长江战略发展看，武汉具有显明的战略支撑性。其一， 长江战略作为全国未来发展的主体增长区，其显著特征是兼顾沿海、重在沿江、重在内地，而武汉地处全国中部，长江中游东端，又是中部中游地区经济中心，地缘经济和地理区位同下游沿海地区直接相联，长江战略的这种兼容侧重性特征，使其在战略发展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把注意力指向中游、指向武汉，使武汉发展成为长江战略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和重要步骤。其二，长江战略目标是通过把长江流域区建成21世纪中国最大增长区来实现全国共同富裕，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整体努力，又要有关键地区支持与关键点突破，而在长江战略扁担构图中，上海、武汉和重庆是长江战略扁担的三个着力点，武汉位居长江中游，联结沪渝上下，是长江战略扁担的中间着力点。一般说，扁担作为重物载体，其特点是两头尖窄，中间宽厚，尖窄便于穿叉结合，宽厚便于支撑用力，所以扁担两头和中间是三个主要着力点，而这三个着力点和重心，又在于中间着力点，由于扁担受力的这种特点，便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战略发展中的关键大支点地位。其三，从目前态势看，已有数股力量汇集武汉，一是以上海浦东为主的华东沿海经济西进力量，二是港深穗为代表的北上经济力量，三是三峡建设形成的东需经济力量，四是贫困老区和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力量。这几股力量再加上其他内外力量相互渗透，竞争磨合，集聚吸引，交汇武汉，将大大加强发展机遇，并一扫以往时势变迁之阴影，从而增强武汉在长江战略发展中的支撑性地位，以有利于沪一汉二格局形成。
3、从历史关系看，近代经济发展早就形成了沪一汉二关系格局， 正是这一格局推动了两地和长江经济发展。据1936年的统计，从汉口输往上海的制成品价值，与上海输往汉口的制成品价值之比为1:27，在制成品的埠际关系中，表现出武汉对上海的依赖性。而汉口作为内地中心地位，在制成品传输中，同样显示出支配性。如制成品在输向宜昌的32个起运地中，汉口占总数的34%，商品种类占85%，与制成品相反，从中上游和华中地区农副产品出口流程看，汉口又是内地的土货总汇中心，而上海正好取代了汉口原有地位，成为总汇于汉口各类初级产品的分散地。仍如1936年统计，未经加工的食料、饮料类商品，汉口输往上海的价值与上海输往汉口的价值比为12:1，原料类商品汉口输往上海与上海输往汉口的价值比为23:1，以上关系表明，汉口离不开上海，尽管当时汉口拥有通洋航道和外国洋行和华商行号，它总是跟上海而不是跟伦敦进行交易，原因就在于所有外国洋行和大多数华商行号都是上海总行的分行。同样，上海也离不开汉口，上海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在广阔富饶的长江流域作其后盾，有汉口这样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制成品分销基地。如云集上海的外来工业品有50%是运销长江流域各口岸，其中20%在汉口以下，15%在汉口，15%是通过汉口运销上游各口岸，又如纺织业上海各厂的原料有13%直接来自汉口，18%是通过汉口转运来沪。在计划体制下，沪汉间这种紧密的历史形成的商品经济联系网络虽被阻滞割裂，但其货物交流以仍呈增长之势，据统计60—70年代沪输汉货物增长3.29，汉输沪货物增长3.94，说明行政体制虽割断了沪汉之间的传统商品区域交换形式，阻滞了其网络依存关系，但其固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是不可割断和阻滞的，一旦行政体制被打破，沪汉之间的固有经济关系必将会得以恢复和加强。
4、从反证看，有人认为，现在汉港关系已十分密切， 香港在汉投资占外资的50%以上，企业占三资企业的60%以上，可以说香港是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为何不形成港一汉二，包括华中在内的大华南经济区或华中南经济区，而非要构建沪一汉二格局的长江经济区或华中东经济区？这种质疑虽有一定道理，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方向，已由原来的由南而北推进转向由东而西推进，全国经济发展重心的方向性变化，决定了华南经济重心的蜕变和经济北上态势将失去原有的推动力量；其二，长期以来，由于水铁之争，沿江铁路不通，长江交通方式单一，使武汉东向联系大大落后于向南关系发展，随着沿江铁路通道开通，公路高速道路系统建成，水铁矛盾的缓解，水运优势的发挥，将彻底改变武汉发展的宏观交通形势，使武汉东向发展，不仅仅只是水运交通一种方式，而是水铁公空等各种交通方式齐全的综合交通体系。在多元综合交通时代，这种交通组合是联系最快捷、承载度最大化、通道配置最优越的组合。而在向南的汉港发展中，由于缺乏水运交通方式，使综合交通体系优化构成不能最大化，这样其发展当然也就不如东向的沪汉关系那样日趋紧密了。其三，现存的中南协作区不同于沿江经济协调会。中南协作区是由中南行政区转化而来的，是一种行政区划下的协作区，而这种协作区的划分又来自解放战争由北而南推进，即四野南下的军事行动区和军事管区演变而来的，而以长江为依托的沿江经济协调会或华中东经济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运行消长范围区、一种市场经济辐射区。它同华中南经济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一是行政行为的结果，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所以武汉向南不如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