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特性论文,特征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日益深入，产业集聚式发展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第三意大利”传统产业群、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的电子产业集聚、英国剑桥的高保真器材集聚和德国斯图加特的机床产业集聚成为全球产业集聚的成功范例[1]。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制造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越来越集聚，在沿海省区如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形成了众多产业集群，如温州鞋业集群、大唐袜业集群、昆山电子产业集群和宁波和虎门的服装业集群等[2]。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聚形成机制，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外生资源禀赋的重要性[3]。新贸易理论强调企业为了追求内部规模经济和节约交通成本而选择相互临近，集聚在市场可达性好的区域[4]。新经济地理模型则将认为产业联系导致上下游企业相互接近，产业联系和交通成本相互作用促进产业地理集聚。交通成本与产业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交通成本很高或很低时，产业比较分散，而在中等交通成本时，产业比较集聚[5]。产业地理集聚还受到其他外部经济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共享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等[6]。在中国，制度环境同样影响产业地理集聚[7]。市场化强化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可能激励中国产业的地理聚集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7-9]。经济决策权下放和财政分权导致了激烈的区域竞争，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激发了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相互模仿，使得产业区位偏离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不利于产业地理集聚[10]，增加值高、利税率高或价值链长的产业地理格局尤其受到这种政府行为的影响[11]。
随着新区域主义和“新经济地理”的发展，产业地理集聚成为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Ellison和Glaeser较早利用企业数据研究美国制造业集聚[12]。之后国外学者通过各种方法测度产业地理集聚，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地理格局，发现自然优势、溢出效应、劳动力效应、交通成本、规模经济、产业联系等诸多产业特性均影响产业地理集聚[12-1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中国产业经历了空间重组[7-9]。近年来学者对于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逐渐深入，采用不同方法揭示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存在性以及产业差异性[8,17-19]。实证研究发现一系列产业特性与产业集聚显著相关。如白重恩等发现产业国有化程度和利税率与产业地理集聚负相关[17]；贺灿飞等发现参与全球化程度、规模经济等与产业集聚正相关[18]；Fan等发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更加集聚[8]。上述研究验证了区位论、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部分适用性，也强调中国产业地理集聚机制的特殊性，如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国有企业比重等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国家的集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如Maurel和Sedillot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产业集聚，发现两者位序相关系数只有0.6[14]；Devercux等比较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产业地理集聚，发现一些产业在不同国家的聚集程度差异明显[1]；Barrios等发现葡萄牙产业较比利时和爱尔兰产业更为集聚，爱尔兰产业集聚程度与葡萄牙和比利时产业集聚程度排序的相关性很低，并认为国家特定因素如基础设施、地理区位、规模等是造成产业集聚国别差异的原因[20]。这些研究表明，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与产业所在的区域环境显著相关。
中国各省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参与全球化程度以及政府行为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在不同省区内集聚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现有文献中，一些研究探讨了个别省区内的产业集聚。刘春霞等研究了北京市制造业的地理集聚[21]，谢叙祎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上海制造业的集聚动因[22]；贺灿飞和朱晟君对比了江苏和安徽省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制度环境以及产业传统等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差异性[23]。同一个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可能比较集中，而在发达地区会分散布局；同样地，在城市化水平高的省区，产业可能布局在更多城市，从而更为分散；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推动产业的分散，尤其是一些严重依赖交通投入的产业和上下游联系很强的产业，同时也可能促使一些产业集中在少数地方，尤其是一些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在我国渐进式转型的背景下，省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可能导致同一个产业在不同省区的地理集聚水平的显著差异。现有文献基本还没有涉及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差异性问题，没有回答“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域更为集聚”的实证问题。系统而深入地揭示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需要同时纳入产业特性和产业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
2 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基于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研究两位数制造业在各省区内部的地理集聚，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区域视角揭示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探讨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条件和区域环境。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制造业在各省区县级尺度的地理集聚程度，取值范围为0到1，定义如下：
本文以省区j的产业i的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3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省区差异
基于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本文绘制全国制造业就业的区县分布图（图1）。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从省区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是我国制造业就业最为集聚的地区，北京、上海和天津也是重要产业区位。内地的湖北、四川、河南和吉林等省区也是制造业就业比重较高的区域，形成了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密集分布地区。
图2展示了整体制造业就业在各省区内部县级尺度基尼系数的省区差异。总体而言，省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与其就业占全国比重存在负相关关系。西部省区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其中产业集聚水平最高的前5个省区，有4个属于西部，包括西藏(0.79)、甘肃(0.77)、青海(0.75)、陕西(0.70)；新疆、云南、四川、内蒙古和贵州等内陆省区的基尼系数也在0.6～0.7之间。这些内陆省份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如甘肃制造业就业的32.6%集中在兰州，青海则有53.7%的制造业就业分布在西宁。中部省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稍低于西部，多在0.5～0.6之间，产业在省内分布相对分散；而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和天津等沿海省区的集聚水平则低于0.5，产业在上述省区内较为分散，多数区县的就业比重相当。东部省区中福建和广东较为特殊，集聚水平高于其他沿海省区，广东省集聚水平为0.76，福建省为0.64，这与其空间结构有关。广东省制造业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城市群，其中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集中了全省65.1%的制造业就业；福建省的泉州就集中了全省36.7%的就业，福州、泉州和厦门则集聚了全省74.1%的就业。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省区差异显然因产业不同而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建立完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的理性行为，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随着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贸易成本，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凸显。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为了生存追求利润或降低成本，对外开放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外向型经济促使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因此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的逐渐深化，中国产业经历了空间重组，各产业在省区内部的地理集聚水平差异显著。一方面，多数产业集聚水平的省区差异与总体制造业类似，即在沿海地区相对分散，而内地比较集中。沿海省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多元化程度高，省区内部城市体系健全，产业分布较为分散；内陆省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少数城市集中了大量就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这说明区域特征显著影响制造业地理集聚。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也存在差异。一些使用遍在性原料的产业，如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在各省区都相对分散；医药制造业是各地区重点发展的行业，也是受到地方保护的产业，中药制造也需要地方化原料的投入，在各省区也比较分散。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在内陆省区显著集聚，而在东部沿海显著分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较好的产业配套条件，也需要较大的市场，在内地一般只能在省会城市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有一些特殊的资本—资源密集型型产业，如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属于政府干预较强，地方保护性产业，在省区尺度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但在省区内部，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只能集中在少数拥有资源优势或区位优势的区县，在各省区内部的集聚水平都很高。从各制造业最为集聚和最为分散的省区来看，各行业基尼系数最高的4个省区中大多是西藏、甘肃、青海、内蒙古、贵州、新疆、云南、陕西等西部省份，最分散的省份则大多是高度发达的沿海省区如天津、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等。除了烟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等，其他各产业省区内地理集聚水平与其占全国比重显著负相关。
4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基于产业—区域视角的解释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存在产业差异和省区差异。为了深入系统揭示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本文同时引入产业特性和省区特征以及两者的交叉项来解释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
4.1 产业特性
根据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产业特性(X[,1i])主要包括资源投入强度、劳动力投入强度、规模经济、溢出效应、受区域分权影响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等方面。比较优势引导产业区位，资源投入强度影响产业地理集聚，资源型产业通常需要接近资源以降低交通成本[24]。为了验证资源投入对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农业投入强度(AGRI)和劳动力投入强度(LAB)，其中AGRI根据2002年中国122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农业投入强度表示农业投入占该产业总投入的比重。劳动力投入强度为单位产值所需劳动力与全部制造业单位产值所需劳动力之比。
理论上，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导致产业地理集聚。内部规模经济驱使就业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从而导致产业地理集聚。本文采用企业平均就业规模(SIZE)来衡量产业内部规模经济，预期回归系数为正。外部经济来源较多，本文仅检验产业联系与信息溢出效应的重要性。利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产业联系强度，先计算产业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然后计算中间使用占总产出的比重，取两者平均值(LINK)衡量两位数产业联系强度。知识和信息溢出能够产生和促进集聚，企业通过地理邻近来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机会，创造性和研发性的生产活动远比其他生产活动更加集中[25]。本文采用科研经费总额占销售产值比重(REXP)来衡量产业知识溢出可能性。预计LINK和REXP的回归系数为正。
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影响。中国产业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参与经济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中国的市场潜力和廉价劳动力，由于追求集聚经济，发挥比较优势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出口企业集聚有利于市场信息溢出和基础设施的分享，有利于实现产业内深度分工，通过产业联系降低成本和风险。本文采用外资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FDI)和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EXPT)来反映各产业参与全球化程度，预期回归系数为正。
在转型经济中，政策制度也是影响产业地理集聚的要素。经济转型激化了地方政府对资源、投资和市场的竞争，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趋同。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模仿难以直接测量，但可以间接测量产业受保护的可能性。本文假设利税率高和国有资本主导的产业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从而可能更为分散。为验证保护性政策的影响，引入应交增加值税和应交所得税占销售产值比重(TAX)和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STATE)，预期回归系数为负。另外，国家还通过五年规划和产业规划等，确定某一阶段的重点发展产业，这些重点产业通常也是各省区的重点发展产业，从而导致各地争相发展，重复建设，不利于这些产业的地理集聚。本文引入虚拟变量(INDUS)验证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如果某产业属于《“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的重点发展产业，INDUS取值为1，否则为0。
最后，交通成本是产业区位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的交通运输依赖程度影响产业地理格局。交通成本较高的产业在空间上比较分散，反之则集聚。采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个产业来自交通运输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ITRAN)代表产业的交通成本，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
4.2 区域特征
上述分析可知，产业地理集聚显然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关。核心—边缘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区域空间结构从离散到集中再到离散。在这种区域格局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相对分散；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集中到拥有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城市，实现产业集聚；随着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城市体系逐步完整，产业随之扩散。本文选取省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URBAN)衡量城市化水平，预期效应为负。与经济发展、城市化对应的是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交通成本下降。新经济地理认为在交通欠佳的省区，交通成本较高，经济活动较分散；交通改善促使经济活动的集中；交通进一步改善将促使经济活动相对分散。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内部产业集聚水平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5]。本文采用交通密度(PTRAN)即省区内铁路长度和公路长度之和除以省区面积来衡量省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回归系数符号不确定。
在转型经济中，产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其地理集聚程度的因素。首先，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各种集聚经济能否有效地起作用取决于区域的市场化条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意在建立市场体系，用市场力量调控经济运行。市场力量可能使生产要素向回报率高的地区集聚，促进产业集聚。本文采用省区内部非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MKT)来衡量各省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次，伴随经济转型，区域分权给与地方政府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力，地方政府通过区域和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布局。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等，也可以通过重点投资和经济计划，促进产业集聚，还可以对不发达地区支援支出、农业支出和补贴支出来刺激边缘地区的发展，从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降低产业集聚水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台商投资区，同时各省级政府也竞相设立省级开发区，并且在园区内部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这种空间导向性政策必然影响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水平[26]。为了验证政策制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本文选取省区政府支出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GOV)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各省区内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台商投资区和省级开发区之和(ZONE)来衡量区域和产业政策。
此外，区域产业发展环境还包括一些非正式制度环境。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认为企业间的信任、嵌入性、网络关系、商业责任和义务等影响企业集聚[2,27]。企业间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以及制度化的商业实践可减少投机行为，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聚。省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将降低市场一体化程度，从而不利于产业集聚。本文选取社会资本(SOC)和贸易壁垒(BAR)反映省区的软环境，两指标取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28]。其中，SOC是有区域内部对知识产权、生产者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等指标加权得到区域的社会资本厚度和产业发展制度环境。省区政府可以通过许可证管理、额外收费、质量检验和环保标准等对产品销售设置障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BAR选用省区内部产品销售时遇到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由于发展环境完善、社会资本积累较多的地区，产业倾向于集中分布，预期SOC的回归符号为正，而贸易壁垒则会阻碍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因此预计其符号为负。
4.3 产业—区域特征对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综合影响
本节采用产业—省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对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共计31个省级单元的28个两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部分省区没有28个产业）。经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本文选取面板数据模型回归进行估计，基于霍斯曼检验选取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其进行了异方差校正。模型以产业基尼系数为因变量，由于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为保证因变量正态分布，对基尼系数进行逻辑变换，最终模型定义如下：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1）显示：
首先，在控制省区虚拟变量后，产业特性显著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农业投入密度(AGRI)和劳动强度(LA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农业投入依赖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分散，农产品投入运输成本偏高，且分布广泛有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求劳动力进入门槛较低，在几乎所有的区县都可以发展，从而较为分散。要素投入强度对于产业集聚的重要性显示比较优势引导中国产业区位。企业平均规模(L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平均企业规模越大的产业在空间上较为集中，表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促进产业地理集聚，或者产业地理集聚能够实现内部规模经济。产业联系强度(LINK)显著为正，暗示产业联系越强，相关企业越可能在空间上集聚以降低交易成本。科研经费总额占销售产值比重(REX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不显著，研究开发型产业可能分享高端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而更为集聚，但需要市场条件。产业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而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分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进产业集聚。统计显示，出口比重较高的、外资比重较高的产业(FDI×EXPT)更为集聚。地方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分散布局，政府倾向于保护或模仿战略性行业，TAX×STAT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确认了这种假说。INDU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各省强调国家计划确定的重点产业，导致这些产业的重复建设，甚至成为各市县的重点产业，导致产业分散。另外，交通投入密度(ITRAN)显著为负，表明交通成本高的产业通常需要靠近市场、原材料投入或者交通路线等，从而分散布局。以上结果表明，在特定省区内，资源投入强度、规模经济以及受政策影响程度决定产业的地理集聚，为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同时以也发现转型经济环境的重要性。
其次，在控制产业虚拟变量后，区域特征仍然显著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一些区域特征变量的影响与上述单个制造业行业回归分模型结果有些不同。控制产业虚拟变量后，人均GDP(LnPGDP)、市场化程度(MKT)以及社会资本和法制健全程度(SOC)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取决于产业特性，需要一定产业条件。交通密度(PTRAN)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完善交通网络，降低交通成本，可以促进产业扩散，降低产业集聚。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显著为正，暗示地方政府通过重点产业投资、企业挖潜改造等投资可以推动产业集聚。设立政策区域(ZONE)却可能导致区内竞争，重复建设，导致产业分散在各种政策区域内，从而降低产业集聚水平，其统计结果显著为负证实了这一点。贸易壁垒(BAR)削弱市场化水平，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产业有效配置资源，导致产业分散布局。以上结果表明，对于特定产业，交通成本以及政策环境将导致其在不同省区具有差异性的集聚水平。将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同时引入模型后，得到的统计结果基本与单独引人两者类似。
最后，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交叉项来分析产业在什么条件下更为集聚或分散。由于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比较多，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产业特性与区域特性交叉引入模型。在这里本文主要验证下列方面的设想：①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产业地理集聚具有相当解释力，认为资源投入强度、规模经济以及产业联系与溢出效应等促进产业地理集聚，但这是在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下。因此本文引入AGRI×MKT，LAB×MKT，LnSIZE×MKT，REXP×MKT来验证这个假说。②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区域更为集聚，且集聚在市场较大的区域；交通网络改善能促使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更为集聚，而严重依赖交通投入的产业倾向于集聚在交通较好的区域。为验证这个假说，本文引入如下交叉项：LnSIZE×PTRAN，LnSIZE×LnPGDP，LINK×PTRAN和ITRAN×PTRAN。③考虑产业发展环境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干预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更容易通过重点投资促成产业集聚或分散，而受干预的产业通常是利税率较高的、国有企业比重大的、产业联系较强的以及高技术产业，当然也包括国家设定的重点产业。本文引入GOV×TAX×STATE，GOV×LINK，GOV×REXP，GOV×INDUS以及ZONE×INDUS来验证地方政府对于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④社会环境也能改变产业集聚，一般情况下，在信任度较高，法制条件健全的省区，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和溢出效应显著的产业可能更为集聚。引入SOC×LINK和SOC×REXP两个交叉项验证社会法制环境的影响。为了强调区域特征的重要性，本文在估计产业特性与省区特征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时，引入省区虚拟变量控制其他没有观察到的省区特征。回归结果（表1）显示：
首先，伴随经济转型的市场化进程及其区域差异性确实影响了某些制造业的地理集聚。统计结果显示，农业投入依赖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区分散，而在市场条件不佳的省区相对集聚。同样，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以及研究开发型产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区也是趋于分散。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区市场条件较为成熟，各区县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争相发展高技术产业，强调产业链的延伸，从而造成这些产业的相对分散。反过来，国有经济主导的省区，受计划经济影响较重，市场竞争程度有限，因此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因此，市场机制激励投资和资源的极化，导致产业集聚可能发生在更小尺度，如县市内部尺度才能成立。其次，统计结果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LnSIZE×LnP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显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较大的区域更为集聚，这符合新贸易理论的预期。LnSIZE×PTRAN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交通密度较高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分散，交通依赖性较强的产业更为分散，可见交通网络完善已经起到促进这些产业分散的作用。
此外，政策环境能够影响一些类型的产业地理集聚。GOV×TAX×STATE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产业在政府干预较强的省区更加分散。这些行业是典型的地方保护的产业，政府干预影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对不发达区县的支援性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改造更新投资等影响这些产业的发展并导致产业分散。GOV×LINK和GOV×REXP的回归系数为正，前者在5%水平显著。产业链长、产业联系较长的产业通常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干预型地方政府为了集中有限资源发展这类战略性产业，而将这些产业集中在区域内最好的城市发展。国家的产业规划在地方政府的作为下，可以促进产业的分散布局。GOV×INDUS和ZONE×INDU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全国《“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指定的重点发展产业，在干预型政府的推动下，分布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从而导致产业发展趋同，形成分散布局。实际上，各省区的开发区也都倾向于将国家的重点产业规划为主导产业，并根据这些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最后，SOC×LINK和SOC×REXP两个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表明社会资本和法制健全程度对于产业联系较强的、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格局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社会资本、法制环境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可能在县内部的尺度才起作用。5结论和讨论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也存在省区差异。同一产业在不同省区的集聚程度不同，同一省区内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也存在差异。产业地理集聚的形成既取决于产业特性，也取决于产业所在的区域环境条件。现有研究仅依据产业特性揭示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本文试图结合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来解释中国产业地理集聚。
采用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本文发现中国制造业就业集聚在沿海地区，尤其集聚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制造业就业在西部省区的集聚水平较高，东部省区较低，中部省区居中，与制造业就业地理分布相反，意味着产业规模越大，产业越分散。两位数制造业在不同省区的地理集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多数产业的集聚程度省区差异类似于总体制造业，少数产业如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由于对于资源的依赖，或受政府决策、文化传统、特殊原材料和特定市场需要影响，在大部分省区高度集聚。
统计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密度、市场化水平、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社会资本和法律健全程度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确实影响产业集聚的省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交通密度大的省区内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市场化能够提升一些产业的集聚水平，政府通过投资等产业和区域政策能够强化产业集聚，而开发区则促进产业分散布局。社会资本和法律健全的环境能够促进一些产业集聚，而贸易壁垒显著的省区产业比较分散。同时，农业投入强度、劳动力投入强度、企业平均规模、产业联系强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利税率以及国有资本比重、是否国家计划的重点产业以及交通投入强度等产业特性显著影响产业地理集聚。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与预期相反，市场化实际上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劳动密集型、产业联系较强的以及研发密集型产业的空间扩散；而交通网络的完善确实有利于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联系强的产业的分散布局，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集聚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均符合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预期。地方政府的干预性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促进了联系较强的产业的地理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国有企业主导产业和国家计划的重点产业的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社会资本和法制健全程度对于产业联系较强的、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格局在省区尺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说明社会环境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可能受尺度制约。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产业发展、推动新企业的产生以及促进良性竞争。本文研究表明，产业集聚需要特定的产业条件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可一味模仿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应该综合考虑到产业特性及区域的市场条件、交通条件、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等综合特征，发展适合本区域的产业，全面考虑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在合适的地区发展合适的产业，实现区际产业的合理分工。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重点投资和政策计划干预产业集聚，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激励产业规模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企业间交流，降低区域内部的贸易壁垒，提升市场化程度，健全市场的法律制度环境，让资源的配置和调动更有效率，打造更利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环境。
收稿日期：2010-01-10；修订日期：2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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