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欧洲政党政治格局*
李靖堃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欧洲不断陷入各种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以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一体化危机。这些危机催生了欧洲政党政治领域的一些新现象和新特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反建制政党的兴起,它对欧洲的中左和中右翼主流政党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相较于中右政党,中左政党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有些国家的中左政党甚至遇到了“生存”危机。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而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问题则加剧了传统政党在身份认同与合法性方面的危机。
【关键词】 欧洲;政党政治;反建制政党;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
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在其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政党系统与选民结盟》一书中,从中心/边缘(指的是不同地区)、国家/宗教、城市/乡村、雇主/工人这四个方面分析了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并得出结论认为,政党格局是稳定不变的。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eds.,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Free Press,1967,p.44.但对于当前的欧洲而言,这一结论并不适用。在多种因素,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多重危机背景下——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以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危机等,欧洲固有的政党政治格局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冲击和新的挑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现象,其中尤以反建制政党的异军突起和中左政党的衰落最为令人瞩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欧洲的政党政治格局。
一、反建制政党迅速兴起动摇原有政党体系
“反建制”运动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出现,其发起者主要是一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战争的恐怖经历促使他们在战后开始质疑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权威。1958年,英国的一家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最先使用了“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一词,用于指代与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则相对立的一些观念或信仰。② Wikipedia,“Anti-Establishment,”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establishment,访问日期:2018年7月20日。 此后,“反建制”逐渐发展成为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反对,以此为宗旨的政党或派别也被称为“反建制政党”或“反建制派”。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建制政党并未对欧洲主流政党或政党格局造成实质性影响,在绝大多数国家也仅仅是边缘性的思潮或运动。
然而,近年来,反建制政党的影响在欧洲逐渐凸显。早在1973年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以反对既有制度为宗旨的新兴政党就开始冲击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在此次选举中,新兴政党获得了34%的选票,其中反对税收的进步党得票率为15.9%(28个议席),成为第二大党。1983年,德国绿党抓住民众反对发展核武器的机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6%的选票(27个议席)。在此后的几次全国性选举中,绿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对德国传统的政党联盟体系造成了极大困扰。1999年,奥地利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26.9%的得票率,52个议席),而法国国民阵线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的表现(其领袖勒庞以将近17%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则令世人震惊。但是,当时这些反建制政党还不足以对整个欧洲的政党政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也未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到来的经济衰退为反建制政党的迅速兴起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而此后发生的难民危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移民问题)和接二连三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又进一步成为其“助推器”。在欧盟,在2009年和2014年的连续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反建制政党的影响力都大幅度上升,特别是2014年,反建制政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其中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分别成为本国在欧洲议会中获得议席数最多的政党。而在国家层面,反建制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突出,且其范围几乎遍及所有欧洲国家。作为反建制派别代表的民粹政党更是纷纷进入议会,① “反建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特别是,民粹政党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反建制”,这一点勿庸置疑。换言之,至少从这一点来看,民粹政党属于“反建制派”。相关界定可参考Florian Hartleb,“Here to Say:Anti-establishment Parties in Europe”,European View ,June 2015,Volume 14,Issue 1,pp.39-49。关于“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别,也可参考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主编寄语”。有些甚至成为了执政党。
截至2018年6月底,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的执政党(单独执政或加入执政联盟)为民粹政党: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希腊、奥地利和意大利。而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民粹政党都在全国性议会中获得了议席(只有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少数国家除外),对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尤其突出。彭博社(Bloomberg)通过对22个欧洲国家1987—2017年选举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目前民粹政党获得的支持率比3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2017年在议会选举中的平均支持率为16%,而10年前这一比例为11%,20年前仅为5%)。② Andre Tartar,“How the Populist Rights Is Redrawing the Map of Europe,”11 December 2017,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7-europe-populist-right/,访问日期:2018年5月12日。 因此,无论是否成为执政党,民粹政党都对本国的政党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成为了左右政党体系的关键因素。我们仅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为例:
中左政党曾经对二战以后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它曾提出福利国家、社会公正、充分就业等如今已被其他政党和整个社会都接受的理念。但是,它们在今天却迷失了方向。③ Wolfgang Münchau,“The Left in Europe Needs to Change Political Course,”3 October 2016,https://w ww.ft.com/content/069d4a38-8738-11e6-a75a-0c4dce033ade,访问日期:2018年6月21日。 欧洲中左政党也曾锐意改革,例如英国工党曾经提出的“蓝色工党”(Blue Labour,主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更大程度的社会干预)等理念。但这些基本上都停留在概念阶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④ 林德山:《经济危机对欧洲政党及政党结构的影响》,《欧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5页。
以民粹政党为代表的反建制政党迅速崛起,导致欧洲各国主流政党的影响力严重受损,它们或者失去了绝对优势地位,或者优势地位被大幅度削弱,有些甚至被边缘化,与此同时,政党政治格局的分散化和碎片化趋势更加明显。例如,在德国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获得的支持率和议席数都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差纪录,而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6个);在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中,传统左右翼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均未进入第二轮投票,这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这两个政党分别仅获得137个和44个议席,均为1958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在意大利2018年议会选举中,原执政党民主党甚至走向了边缘化(得票率不足20%,远低于“五星运动”)。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北欧,这种情况同样很普遍,如在荷兰和冰岛,2017年议会选举后分别有13个和8个政党进入议会,均为二战后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最多的一次。
综上,反建制政党对长期垄断欧洲政坛的中左和中右政党均形成了严峻挑战,但相较而言,中左政党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有些国家的中左政党甚至遇到了“生存危机”。
二、中左政党面临严峻挑战
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反建制政党进入议会,欧洲国家的传统政党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西方政治学一般将政党体制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一党制在当前的欧洲国家已不复存在;英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即由一个政党单独组阁),而其他国家则多为多党制(即多个政党联合组阁)。但二战之后,多个实行多党制的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向两党独大格局(或称“二元政党体制”① 中国学者在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上,将欧洲的政党体制划分为一元政党体制、一党居优政党体制、二元政党体制、三元政党体制和多元政党体制。参见杨祖功、顾俊礼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76—183页。 )发展的趋势,这在法国和德国尤为明显:法国形成了以共和党为首的右翼和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轮流执政的稳定的“二元”体制;而在德国,随着自民党力量不断下降,也逐渐形成了以联盟党为首的右翼和以社民党为首的左翼这一“二元”格局。但反建制政党的兴起动摇了这一格局,政党政治生态越来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英国,在英国独立党等民粹政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地方主义政党的冲击下,传统的两党制曾经一度出现了向“两个半政党制”或“三党制”发展的迹象。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呈现出从两个大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格局向四个政党分庭抗礼的局面发展的趋势:在法国,2016年刚刚成立的中间派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取代了共和党和社会党两大传统政党的位置,也因而终结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左右翼两大政党主导法国政治格局的局面,呈现出中间派、中左、中右和极右翼并行的局面;而在西班牙,自结束弗朗哥的独裁统治以来,人民党和社工党一直轮流执政,但分别成立于2006年和2014年的反建制政党“公民党”和“我们能”近几年获得的支持率不断上升,直接威胁到西班牙维系了几十年的二元政党格局,甚至有可能造成两党制的终结。① 张敏:《西班牙重新大选能否化解政治僵局?》,《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63页。 在德国,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之后,“选择党”的异军突起使得一度出现的向“二元制”发展的趋势再次出现了分散化的迹象。而在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自2010年进入议会之后一路“高歌猛进”,在2018年9月结束的议会选举中,更是获得了高达17.6%的选票,导致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得票率均未超过半数,很有可能改变瑞典的政治格局。这些现象表明,反建制政党的兴起意味着在常态下原本处于边缘的政党有了冲击原有政党格局的可能性,并推动原本日益集中的“二元”政党格局再次向“多元”或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联合政府”也越来越成为常态,如英国和希腊的联合政府,以及意大利和荷兰的“大联合政府”等。
导致中左政党衰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欧洲社会和经济领域近几十年来发生了结构性与技术性变化(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但中左政党在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群众基础等各方面长期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变化。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欧洲中左政党的几次转型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意识形态右转。① 沈丹:《从政党政治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右转——以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3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实行的“第三条道路”,对其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最为严重。其次,在执政理念方面,欧洲中左政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并逐渐放弃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如福利共识、公共所有权、经济干预、完全就业等理念,同时越来越接受自由市场、全球化和对旧有福利制度实行私有化等主张,② J.Magnus Ryner, “Neo-liberalization of Social Democracy:The Swedish Case,”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April 2004,Vol.2,Issue 1,pp.97-119.从而进一步背离了作为其执政理念基础的社会公平主张,“社会民主党的如此主张就背离了自己长期宣扬的政治目标,蜕变为政治策略上的自我否定”。③ 孙劲松:《欧洲社会党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0日,第B03版。 最后,在群众基础方面,中左政党原本以中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自居,但为了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它不断向“全民政党”方向发展,特别是为了“取悦”较为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对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选民需求的关注。这正是中左政党难以摆脱的一个困境:工人阶级数量的下降迫使其不得不寻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但它又无法将中产阶级“固化为永久性的选举联盟”,④ Patrick Diamond,Endgame for the Centre Left ?The Retreat of Social Democracy across Europe ,London:Rowman&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2016,p.22.同时又失去了一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这样的自我矛盾导致中左政党无法有效应对欧洲当前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以难民/移民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为例:
称为y对x的线性回归，其中a，b统称为回归系数。通过计算各曲线的判定系数R2来检验两者的线性关系，判定系数R2接近1时回归方程显著[13]，相关系数R定义为：
英国工党自2010年开始已经连续三次在大选中落败,2015年更是创下了1983年以来的最差纪录,仅获得232个议席,尽管在2017年的选举中其支持率出人意料地出现反弹,获得40%的得票率、262个议席,但这或许与英国脱欧这一特定背景有关,并不能就此证明工党或者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总体上出现了复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自2005年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落败之后,除2013年支持率略有回升,总体上支持率逐年下降,2017年仅获得20.5%的选票,创二战后新低;在法国,社会党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率位居第5位,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这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而在议会选举中,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阵营仅获得44个议席,是其1958年以来的最差成绩;在2018年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前总理伦齐领导的中左联盟得票率仅为22.8%;在作为社会民主党传统阵地的北欧,特别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作为瑞典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它自1917年赢得执政地位之后,在2006年之前长达90年的时间,它只有14年是在野党。但它在2006年和2010年两次议会选举中连续落败,2010年甚至仅获得30.7%的选票,是1917年以来的最差成绩,尽管它在2014年重新成为执政党,但在当年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仅为31%。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中左政党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欧洲中左政党影响力的衰退(至少从执政表现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并非新近才出现的现象。普遍认为,中左政党的“黄金时代”始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其代表为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和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巅峰也意味着它此后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左政党在整个欧洲影响力的日渐衰退:2000年,在当时的15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0个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中的第一大党)为社会民主党;2007年,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执政党为中左政党的国家占欧盟人口总数的比例为将近45%;但在2011年丹麦议会选举结束之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4.5%;① Alberto Nardelli and George Arnett,“Only a Third of the EU Is Governed by the Centreleft,”22 June 2015,https://ww w.theguardian.com/world/datablog/2015/jun/22/third-eugoverned-by-centre-left-data,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而经过了2017年的欧洲“超级大选年”,截至2018年6月底,“硕果仅存”的中左执政党只剩下了西班牙、马耳他、斯洛伐克、瑞典、葡萄牙和罗马尼亚这6个国家。② 在2018年9月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左阵营获得了40.6%的选票,而中右阵营获得了40.3%的选票,都没有超过半数。截止到本文结稿之时,瑞典新一届政府的组成尚未确定。
难民危机无疑是除经济形势之外欧洲民众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普遍排斥,特别是技能相对较差、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阶级选民对这一问题更加敏感。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前景黯淡的一些国家,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担心移民“抢夺”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但是,中左政党既不想公然违背一直宣扬的社会公平、团结和包容等政治理念,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提出强硬对策,又担心失去下层民众的支持,因此,绝大多数中左政党都尽力回避移民和难民问题,这在德国和意大利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中左政党内部对移民问题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这不仅使其无法拿出能够得到选民支持的政策,也因此无法与其他政党形成政治联盟,因而导致了中左政党在选举中屡屡失败,并将一部分选民“推向”了右翼民粹政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随着移民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17年真正标志着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垮掉”。① Rick Noack,“Like Germany's Social Democrats,Left-wing Parties Are Losing Ground across Europe,”25 September 2017,https://w w 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9/25/like-germanys-social-democrats-left-wing-parties-are-losing-ground-across-europe/?utm_term=.4165d4c5a043,访问日期:2018年7月3日。
据考证，孔子是微博始祖，《论语》是最早的微博集。因为：1.每条论语都未超过140字；2.言简意赅、寓意深刻；3.较为碎片化，多为孔子晒心情、交流哲理；4.孔子有3000多粉丝，其中72人为加V认证的。如果不被销号，估计老子也是孔子的粉丝。
数字是印记，也是证明。它们证明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由“百亿元级”到“万亿元级”的大步跨越、一路腾飞。而这样可喜的成绩背后，少不了来自政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鼎力支持。
首先是身份认同危机。二战结束后至今,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高等教育涵盖范围的扩大、福利制度的普遍化,以及全球化造成的人员流动愈加频繁等原因,改变了社会阶层的构成,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减少,而中间阶层迅速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中间阶层选民,无论是传统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呈现出向“全民政党”发展的趋势,从而导致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界线愈益模糊。这一“策略”尽管在短期内对争取更多选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长期内则削弱了民众对政党的认同,也动摇了民众对政党的忠诚。换言之,主流政党日益失去了其早期政治发展过程中作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表的意义。① 林德山:《十字路口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民论坛》2016年第四期(上),第89页。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它原有的群众基础和成员组成相对单一和明确(主要为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多种危机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越发在传统价值观和现实需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在指导纲领上强调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中实行有利于私有化和市场的政策措施。② 李姿姿:《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欧洲左翼运动现状及展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第56页。 这种折衷和妥协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在政党身份认同方面的模糊,甚至将原本支持它的一部分民众推向了反建制政党。除此之外,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民众越来越从过去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向追求全面提高生活质量转变,并因而越来越重视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政治”问题,如环境质量、社会公平、少数群体权利等。而“旧政治”问题,如阶级冲突,对民众则越来越不具吸引力。③ Ferdinand Müller-Rommel and Fernando Casal Bértoa,eds.,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London:Routledge,2016,pp.1-2.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选民以竞选中的议题而不是政党忠诚作为投票的基础。
(4) 新增换乘厅可减缓换乘客流对于既有标准站的冲击，同时减弱换乘长通道给乘客在行进过程中带来的不适感，从而营造两站舒适便捷的换乘空间。同时应统筹考虑新增换乘客流对原进、出站客流的影响，以及综合换乘便捷性、改造难度、施工工期等因素来确定最优改造方案。
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其向来对极端势力十分警惕。在二战后长达70年的时间里,德国是欧洲唯一不存在有影响力的极端政党的国家。但2017年的大选改变了这一格局:2013年成立的“选择党”(Af D)赢得12.9%的选票,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成为二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会的民粹政党。在法国,以“国民阵线”和“不屈的法国”为代表的极右和极左翼政党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一下子跻身于政治舞台的中央: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将近34%的选票,是其父亲2002年所获支持率的2倍还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虽仅获得8个席位,但这已是其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不屈的法国”与法国共产党联盟共获得27个席位。在意大利,2009年成立的“五星运动”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32.6%),而极右翼“北方联盟”(联盟党成员之一)的支持率也高达18.2%。这两个政党均进入了联合政府。
总体上,从当前左右翼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欧洲政党政治呈现出进一步右转的趋向,而且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可能难以扭转。当然,欧洲的传统中右政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与中左政党相同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身份定位方面的选择难题,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三、政党政治格局的变化映射传统政党的身份认同与合法性危机
无论是反建制政党的异军突起,还是中左政党影响力的总体衰退,其根本原因均在于传统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而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问题则加剧了政党在身份认同与合法性方面的危机。
此外,多重危机中的欧洲一体化问题也是导致中左政党“失分”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中左政党大多持支持欧洲一体化,但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之后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不断下降,疑欧主义大行其道,因此,再打“欧盟牌”有时会“费力不讨好”。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舒尔茨在2017年的竞选中呼吁民众支持“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然而,在当时欧盟不太受欢迎的情况下这项竞选策略并不“讨好”。② Chris Bickerton,“The Collapse of Europe's Mainstream Centre Left,”1 May 2018,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18/05/collapse-europe-s-mainstream-centre-left,访问日期:2018年6月29日。 另外,一些中左政党本身就存在着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分歧,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工党。在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被指责在欧盟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未能正确引导民众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为此,有将近2/3的工党影子内阁成员辞职,而且,工党议员还以172:40的比例通过了针对科尔宾的不信任投票,尽管该结果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工党的内部分歧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无疑削弱了工党的可信度。
在经济和社会形势稳定的背景下,上述情况对主流政党的影响还不是很突出,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经济衰退以及经济危机凸显的社会不公平问题、难民危机带来的多元文化与认同问题、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安全问题,以及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国家主权等问题,则进一步突出了民众以“议题”为导向的趋势,也更清晰地暴露了传统政党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低效甚至是无效。仅以社会不公平问题为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加剧的趋势,这一趋势随着欧洲大多数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日益明显。即使是在挪威和瑞典等具有强大社会民主主义文化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甚至导致其实行多年的“平等社会契约”走向解体,而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① Friedrich-Ebert-Stiftung and Hans Böckler Stiftung,“Inequality in Europe:Social Europe Dossier,”January 2018,https://www.social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18/01/Inequality-in-Europe-final.pdf,访问日期:2018年7月13日。 而传统的建制政党既没有对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境况予以足够重视,同时也无法针对民众的焦虑和担忧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更无法履行竞选承诺。换言之,现有的政党体制无法给民众提供充分保护,因此传统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认同危机。与此相反,反建制政党则充分利用了民众对建制政党的不满,甚至有意将一些问题推到辩论的前沿,“‘认真’对待全球化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直接面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失败者’的选民的经济恐惧”。② Sheri Berman,“Europe's Traditional Left is in a Death Spiral.Even If You Don't Like the Left,This Is a Problem,”24 October 2016,https://ww 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0/24/europes-traditional-left-is-in-a-death-spiral-even-if-you-dont-like-the-left-this-is-aproblem/?utm_term=.97c83e9a255f,访问日期:2018年5月30日。 由此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政党的选民结构。或者说,欧洲目前面临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给了反建制政党以这些新问题作为宣传焦点、获取选民支持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因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传统政党的认同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政党身份界定危机。
其次是合法性危机。代议制是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形式,其核心原则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根据人民的委托行使国家权力。政党是代议制民主政体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因为无论是经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和议员,还是未经直接选举而任命的政府官员,都是以政党为依托参加选举、开展政治活动。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选举的投票率和政党的支持率是说明政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的关键指标,能够表明公民是否对政党和政治过程感兴趣。然而,近年来,欧洲国家传统政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尤其表现在投票率方面。“民主与选举援助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IDEA)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对1945—2015年期间各国的选举情况进行了跟踪: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的投票率基本保持稳定,在80%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总体上现出了下降趋势,至2015年下降到75%左右。① Abdurashid Solijonov,“Voter Turnout Trends Around the World,”2016,https://wwwi.-dea.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voter-turnout-trends-around-the-world.pdf,访问日期:2018年6月2日。 其中有些国家的情况要更严峻一些,例如1950年英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83.9%,而2001年仅有59.4%,此后虽有回升,但一直低于70%;② UK Political Info:“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in 1945—2017,”http://ww w.ukpoliticali.nfo/Turnout45.htm,访问日期:2018年6月6日。 (联邦)德国投票率曾于1972年达到91.1%,1990年降到77.8%之后有所回升,但从1998年开始再次下降,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降至70.8%(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也仅有76.2%。③ The Statistic Portal,“Voter Turnout at General Elections in Germany from 1949 to 2017,”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53732/german-elections-voter-turnout/,访问日期:2018年6月6日。 。而2017年的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创下历史新低: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率为75.3%,是1969年以来最低;议会选举投票率则仅为48.7%(20世纪50年代高达80%以上),被认为是“现代法国议会选举历史上最低的投票率”。④ Will Worley,“French Election Turnout Worst in Modern History As Emmanuel Macron Heads for Landslide Victory in Parliament,”12 June 2017,https://w w 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french-election-turnout-emmanuel-macron-parliament-france-victory-fn-marine-le-pennational-front-a7785366.html,访问日期:2018年6月6日。 再结合传统政党得票率下降(如英国保守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仅获得36.9%的选票)这一事实,就更加反映出欧洲政党如今面临的深重的合法性危机。
当然,参与选举的程度降低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民政治参与度的下降,欧洲民众如今更多采用其他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如抗议运动、社交媒体等。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认同选举是使政党的政治活动合法化的主要途径,也不认同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另外,反建制政党特别是一些极右翼政党都是通过欧洲国家框架下现有的正当“民主”程序进入议会或政府,并直接参与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建制政党就是欧洲国家民主制度的“伴生物”,是西方民主自身机制的一种必然结果。① 林德山:《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当代世界》2017第3期,第22页。 这也再一次表明了欧洲政党制度自身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危机。
欧洲当前的政党政治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化,无论是以民粹政党为代表的反建制政党的异军突起,还是中左政党面临的生存困境,抑或是中右政党在政策纲领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无疑都将对欧洲的政党政治乃至整体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反建制政党的冲击下,传统的政党理念、意识形态、政党与公民的关系,甚至是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等均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挑战。当然,必须指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党体系并未从根本上被颠覆,因为尽管多个国家主流政党的影响力受到了严重冲击或削弱,但议会中的反建制力量绝大多数仍未能达到足以左右政局的关键规模,进入政府的反建制政党数量也并不多,绝大多数国家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建制政党手中。或者说,政治危机的程度远未达到经济危机的程度。② Fernando Casal Bértoa&Till Weber,“Restrained Change:Party Systems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Paper prepared for APSA,Philadelphia,USA,September 2016. 而对于反建制政党,特别是已经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政党而言,为争取更多选民,其主张也在向更加温和的方向发展,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成为执政党后其政策主张并未出现过于激进的情况,因此有学者将当前的趋势概括为“主流政党民粹化,民粹政党主流化”。③ 田德文:《欧洲政治光谱和政治格局进入调整期》,2018年4月11日,http://www.cssn.cn/sjs/sjs_rdjj/201804/t20180410_3918653.shtml,访问日期:2018年6月19日。 欧洲的政党政治格局未来将向何处去,仍需我们继续进行密切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政党政治格局将进入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和转型期。
与会专家就全面客观认识农药、安全科学用药、农药行业如何健全舆情管理体系等话题进行报告，并展开讨论。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长刘永泉表示，农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重点围绕三方面对待和重视：一是行业进入新时代，要勇于面对、敢于担当；二是面临新形势、新变化，行业要谨慎对待、智慧发展；三是改革正处于新阶段，顺势而为是大方向。
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部，北依燕山，南临渤海，西部和南部有329万亩（22万 hm2）低洼易涝区，历史上十年九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治理，现全市建有2 m3/s以上国管泵站73座，装机总功率4.53万kW，多年来发挥了显著的除涝治碱效益。但这些泵站大多兴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标准低，机电设备质量差，有近70%的泵站超期服役，机组效率低，能耗高，控制排灌面积逐年减少，达不到原来的设计要求。
【作者简介】 李靖堃,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1.00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1-0050-12
*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创新工程“欧洲政治体制的创新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8-04】
【责任编辑:何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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