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由来、变化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纲领论文,由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28(2003)03-0351-05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并具有长期指导意义 的文化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只 注意了这一文化纲领的三维性，而忽视了这一文化纲领早期提出时的四维性，并由这种 四维性变为三维性、而后又回到四维性的历史变化。
由来：四维文化纲领的最早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比较全面地也是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是中国共产 党重要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张闻天，他是党内长期参与领导党的文化工作和理论宣传教 育工作的领导人。长期的文化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实践，使张闻天积累了比较丰 富的指导文化工作的经验。抗战初期，张闻天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工作 问题的党内指示，诸如《发展文化运动》、《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些讲话和指示，成为这一时期指导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文 件，张闻天也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关于文化工作的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抗 日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首次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做了 较为全面的概括和表述。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 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 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 、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 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 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 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 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 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 提高大众”[1](第252-253页)。张闻天的上述论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 纲领最早的四维分析，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由于这一分析和概括是 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要求提出的，因此，它已具有了行动纲领的意义。但由于这 一分析还没有在理论上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机融合起来，因此，它还不能正式称做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纲领。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来说，它揭示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基 本特征和基本走向，因此，这一分析和概括，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 领和指导原则的分析基础。
20世纪40年代初，党的理论家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指导原则的初步提出和 理论概括不是偶然的。它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实践和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 的迫切要求以及张闻天发挥理论创造性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第一，“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实践，为提炼和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和 确定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这一 运动所具有的革命性质，不断地将新文化的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向文化运动的 前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文坛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世纪 30年代末，左翼文化界又围绕“民族化”以及文艺的“民族形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讨论，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征和趋势，在争论中各种观点的 相互展开，也为正确认识中国新文化的特征和性质提供了重要借鉴。“民主”和“科学 ”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也是“五四”以来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 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进 行了科学的提炼和升华，对“民主”和“科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新的界定，从而为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在中国加紧实施奴化运动与奴化政策，他们 “用武力毁灭与强占中国的文化机关与学校，焚毁与取缔中国革命的图书、文献、报章 、杂志，屠杀与监视爱国的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2](第787页)，“直接由日本文化 浪人与经过汉奸文化人宣扬其奴化理论”[2](第788页)，在它的占领区，建立奴化教育 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收买、欺骗、引诱、麻醉与强迫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为其服务 ”，“利用与提倡中国的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3](第788页) 。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文化生存的挑战。
同时，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它的文化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 封建性的特点，即“对外善于投降妥协，含垢忍辱，逆来顺受，唾面自干，打了耳光赔 笑脸。十足的洋奴气。则对列强充满恐怖心、依赖心、侥幸心，缺乏民族的自尊心与自 信心”[2](第791页)，“对内是封建主义的。提倡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主 张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颂扬独裁专制，反对民主”；是“反科学的。提 倡迷信、愚昧、无知、独断、盲从。提倡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有意曲解事件真相 ，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2](第770页)；是“反大众的。提倡反对大众、远离大众、拥 护少数独裁者特权利益的贵族文化，反对解放大众、接近大众的平民文化”[2](第790 页)。因此，抗战以来新文化的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 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第788 页)。正是这种历史的要求，必须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特征做出科学的分析，为建构新 型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张闻天在积累了丰富的指导党的文化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做了大量理论创造性工作。这些不但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也为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炼、概括与阐述奠定了重要基础。
定位：提炼与新的阐发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以“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并在抗 战建国中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第806页)的理论视角和思路去认识文化问题的。 党的理论界已经开始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认识文化问题，已经开始把抗战建国的文化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联系起来，但还没有给抗战建国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以科学的定位。要 完成这一重大的理论任务，需要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基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 毛泽东。1939年12月，毛泽东同李维汉、张闻天合作，共同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一书。在这本小册子中，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章节中已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框 架的建构。毛泽东是一位具有理论创作激情并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的思想家。他在《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小册子写作过后，新的创作激情促使他再写一本系统的新民主主义 论著，这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要求，同时也是当时时局的迫切需要，而此时边区文化界 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刊，又提供了这种机缘，特别 是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认识和思考的机缘。1940年1月9日，毛 泽东在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的 演讲(以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并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
毛泽东的演讲大大发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文 化问题上的重大理论贡献则是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归属进行了科学的定位。毛泽东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分析框架，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看做 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从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 主义文化的一体三元的社会观和文化观，即一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三元——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毛泽东这一科学的论证揭示了“抗战建国”新文化 的本质，界定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社会属性，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了科 学定位，从而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纲领和文化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对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巨大理论创新。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问题上，毛泽东较多地借鉴了张闻天报告中的提法。毛 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初步表述与勾勒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 经济纲领，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 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 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 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3](第647页)。这 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尚未形成。在对文化纲领的理论建构中，毛泽东十分赞同张闻天 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概括和分析，认为这一概括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 基本特征和要求。因此，毛泽东沿用了这样的提法，并采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更为鲜明和醒目的标题，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轮廓更为清晰，也使新民主主义文 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样，有了科学的命名与具体表述，从而具有了 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不但对张闻天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特征的分析重新定位，使其上升为新 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而且又对其科学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和说明，使其内涵更为丰 富和集中。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并具有独特创新能力的思 想家。他一方面对张闻天的分论题目中涉及文化纲领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另 一方面，又以自己深刻的认识为基础，进行了新的阐发。例如：毛泽东把“科学的”概 括为“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一表述，揭示了科 学方法的真谛，因而显得更为精当和深邃。
在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也有不同的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形式，毛泽东认为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张闻天则使用了“新形式”的提法， 即以其能否表现新内容为前提，主张改造、利用中国文化中的旧形式与一切外国形式， 吸收这些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创造新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指导原则的阐发有许多精当之处，在阐发与归纳中与 张闻天最大的区别在于毛泽东把“民主的”文化归入“大众的”文化之内，从而把张闻 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四维特征表述为三维性，即把张闻天表述的“民族的、民主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3](第708页)。 因为“民主”应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反映“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工农劳苦民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本身就具有人民民主的性质，反映这种90%以 上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也必然是一种民主的文化。毛泽东从“民主化”与“大众化 ”之间的一致性出发，把“民主性”溶于“大众性”之中，突显实施“民主化”的主体 地位，强调通过“大众性”来实现“民主性”，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体现 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规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从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长期过程来看，虽然文化的民主性与文化的大众性有 相通的一面，但二者毕竟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在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将会以各 自独立的形态来展示自身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 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文化方针、纲领和政策。
发展：遵循文化建设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指导 原则。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它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但其科学性的原则却一直有 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一直是中国共产 党关注的问题。张闻天曾经提出的“民主的”文化的合理性逐渐凸显出来。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党指导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方针需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 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
建国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如何推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如何遵循文 化建设自身的规律，从总体上提出文化建设的大思路，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1951年， 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把繁荣文化事业的着眼 点放在文化工作者创作自由的基点上。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讨论，进 一步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要“百家争鸣”的意见。在思考成熟的基础上，1956年4月2 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大思路，他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 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 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多。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各方人士公开阐 明了这一思想，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 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 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讲到：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 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 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大 思路的体现。这里所提出的倡导创作和学术自由的问题，说到底，是讲文化科学事业发 展的“民主性”问题，“双百”方针浸透和贯穿着民主精神。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上的“双百”方针，是对张闻天关于“民族的、民主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法的肯定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 的表现。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在对新民主主义文 化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要求做了“民主的”理论概括的同时，还对实施“民主的”文化具 体途径做了有启发意义的阐发，他指出：“大胆的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 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 术”[2](第800页)。“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 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2](第800页)。他考虑到文化人作为精神劳 动者的特点和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提出“应保证统一战线组织内的文化工作者有发表 、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提出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上的某种不 一致，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该提倡自由辩论与 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做结论。对某个文化人的缺点的提 出，也要经过适当的方式”[2](第803页)。张闻天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包含着“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思想萌芽。
党在延安时期，是按民主的方式开展文化建设的。不少党的文化工作者对党的文化政 策进行了探讨，并把学术研究中的创作自由看做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艾思奇指出：“ 抗战使我们需要开展思想自由的风气，以便在互相切磋的条件下提高学术理论研究”[4 ](第1023页)。周扬也指出：“保障思想立场的独立性，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的自由和批 评的权利，假如说作家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的联合也需要条件的话，那么这就是条件了 ”[5](第255页)。党在文化工作者统一战线内部，在文化建设中提倡“民主”方式，为 繁荣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对文化建设的途径提出的更有针对性的大政策，是对 以民主的方式建设和发展文化事业的拓展和深化，也是由三维文化纲领和指导原则回到 四维文化纲领和指导原则的表现。显然，这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回归，而是一种在更深层 意义上的螺旋式发展。我们今天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不能仅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政 策，而要看到它是新型的“民主性”文化的体现，即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马克思主 义文化观在文化领域的深层结合。这种文化观倡导宣传符合社会潮流的具有民主精神的 文化，在今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文化，就是倡导民主意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提倡社会平等、公正、正义，主张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和主张法治文明的文化。“双 百”方针正是这种民主性文化的根本体现，这才是“双百”方针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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