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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是全球唯一的国际性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基础与法律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日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主要功能是组织实施各项多边贸易协定，为成员方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解决成员间发生的贸易争端与摩擦，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实行定期审议，协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以保障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1]（P24）WTO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可以看作是国际制度安排的一种形式。在新世纪中国成为它的正式成员，预示着中国将走向更加规范、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也预示着对中国政府制度供给产生巨大影响。
一、政府制度供给的理论框架
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带来了人们对制度的全新认识，制度主义不仅仅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已经纳入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诺思指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2]（P196）说到底，制度的实质就是规则，即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3]（P35）正是有了制度的约束，才保证了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促进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制度提供的规则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4]（P12）正式规则（外在制度）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设计出来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规则，通常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非正式规则（内在制度）是指随历史演化而在人们心中形成的约束制度，风俗习惯、伦理规范、价值观念都属于非正式规则的范畴；实施机制是依托国家的强制力量和社会自愿力量，确保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有效执行的机制。
制度供给就是指新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的提供。[5]（P25）政府所具有的强大优势决定了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第一，政府拥有强制力，能够有效地推行正式的规则，节约人们的信息成本。内在的制度如习俗和习惯有时因为没有明确的涵义，无法得到人们普遍的遵守，导致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缺少诚信，交易成本过于昂贵的现象。政府能够促使制度的正式化，同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保证规则的规范作用。第二，政府能够保证制度的公正性。由于每个个人或者组织都有追求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破坏。政府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来有效调和社会各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通过制定公正的规则来保证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平等，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制度执行的公正性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制度其实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各种法律法规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制度的设计、执行都需要一定的费用，各种私人组织都没有动力去保证制度被有效遵守，同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也需要承担费用，采取各种措施来调整制度。政府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二、入世对政府制度供给的影响
从制度本身的角度来看，入世后政府制度供给发生了如下的改变：
1.从不公开到公开的转变。贸易政策透明度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指的是“成员各方必须迅速公布成员国政府有效实施的对产品的分类或估价，关于捐税或其他费用的征收率，以及对进出口货物及其转帐的规定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国之间进行不公开的交易，避免歧视性的存在。”[5]（P111）我国的政策透明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相差甚远，习惯用内部文件管理经济的操作方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入世后，立法公开制度是推进制度设计公开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制度供给的公开性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保证统一的市场运作秩序，提高我国的国际信誉。
2.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转变。在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驱使下，各地制定了仅适用于本地情况的政策法规，并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导致各个地区的政策不一致。这种为了发展各自的区域经济而不断进行自主性制度创新的行为，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同时，为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给了部分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主张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相违背。入世后，中央政府必须针对制度供给的分配权不公平问题进行规范，避免制度的重复供给和制度的相互冲突，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
3.从注重短期效益到追求长期效益的转变。入世对我国而言，并不意味着获得一劳永逸的发展机遇。以前，我国总是过多地运用政策调控而非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政策的灵活性、规范性也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入世后，面临国际间的激烈竞争，我国必须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今后的发展，必须依靠有预见性、有一定强制力的法律来维护和保持整个社会变革的稳定。入世是我国步入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转折点，它能帮助中国建立统一的制度规则，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注重短期效益到追求长期效益。
三、入世后制度供给的指导思想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入世后中国政府建立一套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规则实质就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即在一定的宪法秩序下由政府提供新的制度安排。那么它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1.追求效率最大化。追求效率最大化是根本指导思想。制度供给的总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达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效率最优化状态下，就能维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安定局面。政府制定各种制度，从宏观上来讲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导市场走向均衡，其目标函数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
2.国际化、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政府为顺应全球化而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当代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国必须彻底摈弃传统观念，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切实遵循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国际经济规则，特别是世贸组织规则的性质和作用；其次，必须正确认识遵循国际规则与部分让渡经济主权的关系；最后，政策国际化必须正确处理遵循国际规则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对于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规则，我们不能一概排斥，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可行的应对措施。
3.实行公平竞争、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都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应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在各成员国间实现公平竞争。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即使在国内也没有很好地做到自由贸易。实行贸易自由化，不仅是WTO规则的要求，更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自由贸易政策取代贸易保护政策，把国内企业推向国外市场，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是入世后我国迫切需要推行的措施。国际上反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呼声要求我国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大家享受同等优惠，实行“国民待遇”。
4.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我们一贯所主张的，入世后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产业发展方面没有国外一些国家的雄厚实力和先进技术。我国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产业发展中切实遵循国际比较优势原则，生产并出口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不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入世后，中国只有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在既定的国际、国内相对价格下，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并在已经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6]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在入世后要注重促进纺织业等轻纺工业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人员素质，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吸取其他成员国的经验。
5.树立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观念。WTO实质上是一种健全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在应对入世的特定阶段，在制度供给方面责任重大，必须注重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科学化要求政府的决策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WTO的基本规则和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政府不仅要视市场和企业为重要的管理对象，而且要以市场信息和企业需求作为决策的重要基础。民主化要求政府在制定过程中，吸收各种意见，考虑各种竞争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分配，不可由于自身特殊利益而只维护部分利益集团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正。如采取某些贸易保护政策可能顾及到暂时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法治化要求制度以具体条文固定下来，并坚持以宪法为依据，以此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同时要建立各种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的主体都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和程序来行使公共权力，减少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政府制度供给的模式探讨及具体措施
入世后，中国政府制度供给的模式将有所变化。
1.就制度供给的实施机制而言，政府制度供给的主要模式由政府独自供给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与社会自发力量相结合的实施方式。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推动制度变迁，进行制度创新以保持制度的普适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加入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列中。各种民间组织、志愿性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开展各项公益性、互益性活动的同时，为政府制定科学民主的政治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
2.就制度供给的内容而言，我国政府的制度供给转向注重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内容。内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在制度。人们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都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形成的，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改变，外在制度的创新只有在不与内在制度冲突、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才能被很快接受。如果只注重外在制度的完善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创新，就很难保证制度被广泛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内在制度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人们的信仰、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危机。我国的各项外在制度要与国际接轨、建立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就必须要进行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供给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制度创新，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就政府制度供给的具体措施而言，首先要从体制上入手。
第一，借助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及其经营方式、经济活动决策权限的划分、经济调节和控制机制、经济利益和经济动力结构、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五方面。[7]（PP109-110）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遵循国际经济活动规则，按市场经济活动规则进行对外经济交往。具体来讲，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投资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之与国际规则接轨。
第二，有效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体制框架。入世以后，中国政府面临的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强调流动自由、交易规则、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的世界市场。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仅要自觉地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来规范经济活动，同样也要依照国际规则来规范政府行为。这就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必须要加快对现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从党政关系规范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方面着手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实质是逐步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为全面调整好当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关系，为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基础上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8]（P338）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是一种博弈，在这种分权体制中，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可以灵活地制定一些因地制宜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