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猎物论文,猎人论文,体制论文,主流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
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庆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迹象，这并非“出淤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区分了个体意见和公共传播、自由写作和职业表达，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保持安全距离。二是央视是个庞大系统，各单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强调差异性竞争，并无所谓的统一价值观。多数情况下，它遵循的是传播规律和专业准则，因为它要对收视率负责。比如日常选题，领导并不指令你必须“做什么”，其职责体现在出口即审片上，乃后置性的，或者说它更强调“不做什么”，这个“不做”的标准，可能来自外力，也可能来自专业。
至于“保守”，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的话，我的体会是：你对中国社会了解越多，沉潜越深，愿意承担的责任越大，越会自觉地选择“保守”，因为你会真诚地考虑如何为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总之，从写作者到媒体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说，“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际，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新闻频道，要做一档有纪录片品质的新闻栏目，由于深夜播出，选题空间和自由度相对大，在一番犹豫和考察后，我接受了邀请，担任栏目指导。
很多朋友对我说，近年来，几乎不看电视新闻了，尤其央视等主流媒体。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的成绩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甭比电脑了。其实这是好事，说明在信息获取上，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将刺激和倒逼传统媒体的思变与开放，尤其官媒将不得不面对市场叫板，从政治化向专业化靠拢。
“体制内主流媒体”，这是个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个被默认的不规则概念，通常指新华社、央视央广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但无论电视还是纸媒，它们的当下生态都差不多，皆秉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两端即政治功能和媒体属性。这是被规定的境遇，也是被认可的策略。对于我曾介入并了解的央视新闻，我有一个比喻，“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其实，该说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主流媒体。
央视频道和单元众多，体系庞大，结构复杂，且充满周期性变数，整体上谈它不靠谱。我下面说的不是全台资源，不包括娱乐、体育、影视、科教等，仅指新闻频道，特指它未改直播前的栏目状态，即由《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新闻1+1》、《新闻周刊》、《世界周刊》、《纪事》等组合的那个晚间状态。该周期的始末标志为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至今有持续影响力的一个周期。
大凡主流媒体，其话语系统都有个特点，即语言的雕饰功夫和装修能力极强，当然属于无奈。它们中从不乏优秀和有良知之人，可惜的是，其大量光阴、智力和才华被“拿捏”、“分寸”“火候”、“平衡”、“遣词造句”这些工序给消耗掉了，这是个悲剧，但是个值得同情甚至尊重的悲剧。你若用心看，它呼之欲出的东西，和那些最尖锐的报刊声音或民间立场近乎同质，但粗一搭眼，你就会怪它，怪它为何糖衣？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为何不将军只拱卒？其实它尽力了，甚至是拉了满弓的，但由于瞄准时间过长而泻了力。它要瞄了再瞄才行，因为它要对事实、方向、观点、预后、舆论引导等“高度负责”。若把批评型报道比作打猎，央视属于那种通常需要与猎物商量和谈判的猎人，虽然它的战利品中以小动物居多，但你若见一只滴血的老虎，仔细勘察，其身上多有CCTV的箭头，但并非要害部位。我告诉你，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环，其目标就是使之负伤而非致命。难道负伤没意义吗？
遗憾虽有，但从传播角度，它的受众广，承接面和受力范围大，且它影响的是最普泛的大众和基层权力领域，并非知识精英——这个层面的人很少看电视了。一个农民或乡长镇长或某局长，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会消费央视或《人民日报》，看了他就会想，原来这个事人家是这么认为的，无形中即接受了一份价值观。这个作用力非常大，因为来自他依赖、信任或者说习惯于服从的媒体，双方是对称和衔接的，型号匹配，渊源深厚。众所周知，主流媒体常被习惯认为其观点是权力支持的，是政策的助手，所以体制内的受众接受起来，即少许多犹疑和顾虑，就像从前惯于从“两报一刊”获取权威信息一样。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看，该功效非常大。
在中国，政府职能履行得如何，只须看看媒体前聚集了多少上访者，只须看看有多少信任票投进了媒体票箱，虽然该箱子是纸糊的，四下漏风(在媒体尚未被《新闻法》正式确认、本身权利尚无保障的背景下，反被民间赋予了权力色彩和诉讼功能，这有点荒谬，但确是现实)。百姓喊冤何以投奔媒体？因为公权力欠账太多，司法欠账太多！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和掩体，一个人唯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指望媒体恰恰说明安全感丧失。央视东门外，每天堆满了举状纸的人，大凡在台址外办公的栏目组，几乎没有敢公示地址的，否则就会成为接访处。在全国媒体中，央视恐怕是最吸引上访者的地点，为什么？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舆论监督力度(这甚至是其弱项)，而是在民间印象中，它和权力有衔接，有一种对口关系，有立竿见影的传声功能和垂直干预效果。就像我们遇到棘手的麻烦，未必找最信赖、最正派的朋友，而是找有关系有路子、能递上话的神通广大者，何况当事人想解决的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而仅是自己的问题。这种解决有限问题的能力，恰恰是主流媒体的天赋。
在传播效用上，体制内主流媒体对行政的影响力，为其他媒体所不具备。这一点，仅从近期曝光的河南“双汇”瘦肉精、首都机场高速违规收费、广西来宾传销等事件上，即可见一斑。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多经媒体披露和网络盛传，但悬而未决，而央视一次触击，就立竿见影，换来地方政府的“紧急行动”。逻辑很简单：权力感应，政治回声。这虽是个让人愤怒的逻辑，但节目播出的实效又是积极的，符合社会期待。在新闻操作上，它们被央视曝光，全是各栏目的自然报道，属自选动作，并无坊间猜测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层授意云云。
近两年，网络微博——这种被称为“个人媒体”的新事物风靡天下，“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人人雀跃，人人欢呼。尤其在它打了几次漂亮仗后，前景一望无际，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点晕眩。但很快，我发现了新的事实：“真要围住一个东西，不让它逃走，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树，靠的是人海战术。而网络社会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个，忽略无数……对铺天盖地的虫害，围观只相当于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牺牲几只带头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动生成权力的时代，再人山人海的围观，也只实现效应而非效益，它须惊动权力、招来权力目光、引起权力焦虑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联络和互动，在于彼此激励、增强信心、传递会意。”(以上为我两条微博发言)
我个人以为，围观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情绪的一致很说明问题，但并不直接修改什么，相对实体政治的坚固和磐重，它显得过于乐观和务虚了。再强烈的网络效应，也只是属于意见、声音、姿态的范畴，属于系统内繁殖，它并不具备直接和外化的行动品质，而对于其间接性，我们并不陌生，民意储备早就完成了。缺的还是路径，民意合法进入体制并上升至权力的路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体制信任，双方都要有诚意，都要不计前嫌，学习妥协，给对方以安全感。
所以，网络时代虽转移了我们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但主流媒体的进步与否仍很关键，它毕竟占据了相当大的受众份额，更重要的，它对体制和体制相关人群的影响力及其符号性，远非网络可及。我常对自己和别人说，不要嫌弃主流媒体，至于它特殊气候下的糟糕表现，你完全可视为无效传播和形式主义。体制内媒体不进步，网络再怎么自由，南方报业再怎么奋勇，我都乐观不起来。共识和卓见不能圈在沙龙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要推动体制，即要打交道，搀扶也好，安轮子也好，肩挑背扛轿抬都行。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或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于对方的机会，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合作的意义大？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变，只盼这个人消失。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是四面八方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时看网上发言，我纳闷为何连我欣赏的一些央视节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像曾经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新闻1+1》等栏目，我觉得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传统的宣传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体本能、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内外部的竞争。当然，和一些纸媒相比，它的选题空间和话语权还是拘谨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它的紧缩和动作僵硬，这也是常被民间诟为“失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近年来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华南虎事件、许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事件、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至贡献了较扎实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点。
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望和消费需求是极旺盛的，总希望你能把意见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刺激性的方式抛出来——并以此去定性一个媒体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珍贵，但它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因为角色和场地不一样。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电视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发声，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你的“喉结”特征要让位于“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只是精神靶子，民间需要这么一面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实不冤，在现有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对它有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以上举例，仅指向新闻频道的栏目单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状态。我留意到，民间对央视的诟病，多集中于时政报道。坦率说，许多年来，时政报道的话语系统改进很小，叙事逻辑落后，这一点，主流媒体都一样，几乎被格式化了……即便从宣传上讲，也是低效率的。这样的框架下，连“先进事迹”表彰也报废了，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精神事件和人性闪光，是很珍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读，换一种目光注视，会更彰显出正面的示范意义。
媒体的事业空间和理想荣辱，首先取决于大的新闻环境，其次取决于它的管理者团队。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该比例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和魄力。有时，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变了构成。劣币多了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口碑和收视率，要靠良币去积攒。过去有个说法：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我认为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即便站在上面看，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劣币是花不出去的，这是个捆绑式的销售，劣币是沾良币的光，吃的是良币利息。
一个媒体，凡好的历史时期，都和管理者的担当与智慧有关，他们在职业理想和体制职能间找到了结合部，在积极和保守间找到了平衡点，在个人荣誉和集体使命间找到了并行感。央视新闻的黄金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是难以超越的标杆。
大众对电视媒体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实，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也可借这个线索，比如白岩松，他可谓央视新闻二十年来最有标志性的人物。从专业角度，我尊重并欣赏这个人，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说，他做得真不容易，心很累。他有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重要。独立的价值观和语言系统，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国内大部分主持人都不具备。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组织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了也尽力了，多数情况下，已把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甚至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也给他争取了较大空间。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克制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我们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的掌声给予他，感谢他的迂回和断后。
在体制内做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很难，会很痛苦，很受伤，只有身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他们身怀良知，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像、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极有限的事。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浪费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和悲怆，当你把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同人那里——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苦涩：“是，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种龟兔聚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赛不过兔的，但这个时代，龟是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需要导航。所以，兔子率领兔子，乌龟引导乌龟，龟要胜出的不是兔，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兔也一样，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要谈理想，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如此，体制内的良币若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总之，既然放足时代尚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别放弃，别抛弃，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