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反美主义:美国的对策及其评价_阿拉伯民族论文

中东反美主义:美国的对策及其评价_阿拉伯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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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5161(2006)04-0038-05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9·11”之后,美国把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视为恐怖主义。在遭受“9·11”悲剧的美国人看来,历来动荡不安的中东是反美主义的滋生之地,反美主义即为恐怖主义。2002年初,著名的调查机构“佐各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针对7个阿拉伯国家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对美国不满的比率分别为:科威特48%、约旦61%、埃及76%、沙特和阿联酋87%。2004年的一次“皮尤全球态度民意测验”(Pew Global Attitudes poll)也表明,有93%的约旦人和68%的摩洛哥人对美国持消极态度。①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中东的确存在着较强烈的反美情绪,决非“虚假的反美主义”②。鉴于此,美国在“9·11”之后制定并逐渐实施了“大中东民主改造”新政策,希望以中东的民主化来遏制和消除中东的反美主义。

但是,要消除中东反美主义,就应对其产生根源有清醒的认识,然后再对症下药。但遗憾的是,美国对此问题的认识片面且武断,其遏制中东反美主义政策的成效也就难以令人乐观。

一、中东存在反美主义的原因

近几十年来,中东一直存在着较强烈的反美倾向,这既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各国对中东的侵略、压迫所致,更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使然。

历史上的中东各民族不仅有建立大帝国的辉煌,也有遭受外敌侵略、殖民的屈辱。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英、法、俄、奥等西方大国对中东展开了长期的侵略、殖民活动,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外部势力便成为中东各民族的反对目标。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取代欧洲传统强国,成为对中东拥有最大影响的外部势力,这就意味着它会更深度干涉该地区事务,这对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中东大部分民众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们把美国的干涉视为近现代欧洲主宰中东事务的继续。于是,中东把对欧洲国家的愤怒也转嫁到美国身上,中东国家的反西方主义也就转化为反美国主义。③ 实际上,这是一种曾遭外部压制而自然形成的警惕、排斥的本能心理。

但中东反美主义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自身,正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招致了那里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据2003年初“佐各比国际”和马里兰大学安瓦尔·萨达特和平与发展委员会(Anwar Sadat Chai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针对6个阿拉伯国家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中5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主要是建立在美的具体政策上,46%的埃及人把美国的政策视为反感美国的根源,因美国的价值观引起反感美国的埃及人只有43%,在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有不少于58%的人强调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④

最令中东穆斯林不满的就是美国在阿以和巴以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鉴于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惨痛的失败,不难想象他们对在阿以、巴以冲突中一味偏袒以色列的美国会持何种态度。正如《纽约时报》2002年9月载文指出:“(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愤怒根植于这一观点:布什政府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给予以色列无限制的支持。这样的愤怒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高涨到空前的程度。”⑤ 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袒护政策才是阿拉伯反美主义盛行的首要因素。

美国对中东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也是导致本地区出现反美主义的另一原因。冷战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中东政策的主旨是维持亲美政权的稳定。为此,美国对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和沙特等国的王室均给予大力支持,甚至不惜发动政变以达到目的。⑥ 但不幸的是,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东各独裁政权都没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在全球化浪潮狂袭之际,这些国家便被日益边缘化,民众的挫折、沮丧感也十分强烈。对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加重了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苦难,自然也加深了民众对独裁政权外部支持者的痛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时下沙特民众的仇美心态就印证了这一点。

中东的反美主义还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负面认识有一定的关系。受政府某些政策的影响,美国一些媒体对阿拉伯世界做了大量的片面报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目前,无阿拉伯世界事件报导的新闻已不成为新闻。然而这些新闻报导的不是阿拉伯世界的振兴与发展,不是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不是阿拉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争斗,是大国的控制与干预,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与暴力,是关于恐怖主义活动的议论与传言,是阿拉伯人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与苦难……。”⑦ 在此种舆论的导引下,阿拉伯穆斯林的整体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阿拉伯民众的尊严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再加上“好莱坞”文化与伊斯兰自身文化的一些观念冲突⑧,这一切都助长了中东穆斯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

中东反美主义盛行也与“9·11”后美国针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反恐战争以及“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有关。“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历来动荡不安的中东则被美国视为反恐斗争的核心区域。正是在此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继被推翻。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尤其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质疑和强烈反对,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击垮阿拉伯民族的意志,分化阿拉伯国家阵营,根据美国的利益重组地区格局。”⑨ 这一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的看法。

其实美国对阿富汗、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决不仅仅是为了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而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该计划一出台,埃及、约旦、沙特、卡塔尔、巴林、黎巴嫩等国就先后表态,反对美国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阿拉伯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是“赤裸裸的侵略”。⑩ 时至今日,阿富汗和伊拉克依然难获平静,特别是伊拉克,已成为中东地区的主战场,那里几乎每日都会发生的爆炸悲剧不能不增强中东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此外,在反恐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对中东穆斯林进行公然的侮蔑,如“虐囚事件”等。这又不断增强了中东穆斯林的反美情绪。

二、美国遏制反美主义的对策:民主改造

美国是如何看待中东反美主义的呢?当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并高举反美大旗的时候,美国人百思不解其意,他们认为,二战后伊朗面临苏联威胁之际,是美国帮助波斯人赢得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当伊朗国力虚弱时,是美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伊朗渡过了难关;在二战后的20余年中,美国也一直是伊朗巴列维国王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以“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化身自居的美国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因此,当1979年革命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时,美国人感叹“毕竟我们是在为他们(伊朗人)服务”(11)。

萨达姆倒台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遭遇也令其大失所望。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萨达姆是一个置民众利益于不顾的独裁者,是一个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有相当威胁的暴君,用民主政治来取代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民众、对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国家而言都是一项积极的举措。但萨达姆倒台后美国并没有赢得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普遍好感,相反,阿拉伯人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却多有质疑。(12)

在看待中东反美主义问题上,美国人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置于造福人类的地位,认为其中东政策不存在对当地人利益的侵犯,只会给对方带来全面的利益(如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等),从而会在美国和中东之间出现“双赢”的局面。正因为对自己的政策有此等双重获益界定,所以,美国对中东出现的反美主义难以接受,认为是中东各种势力为谋私利而加罪于美国,令其成了“无辜”的替罪羊。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巴里·鲁宾(Barry Rubin)所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十分有用的工具。激进的统治者,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即便是温和的政权,都能利用反美主义来凝聚国内的支持和追求地区目标,而且还无需付出任何重大的代价。事实上,作为一种战略,反美主义似乎为所有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反美主义对压迫性的阿拉伯政权也有价值,因为这使它们可以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它们的很多失败之事上移开……抓住反美主义这张牌,各阿拉伯政府就可以确保其反对派不能再使用这张牌来攻击它们……就是对公众而言反美主义也被证明是有用的,让美国来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错误负责,有助于说明世界运行方式和他们生活从未改善的原因。”(13)

其实,“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坚称这是恐怖主义对全世界明目张胆的袭击,是对整个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切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紧跟美国的步伐,投入到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去。于是,美国就完成了从“反美”到“反人类”、“反世界”的概念扩张,把自己描述为全世界悲剧的承受者。同样,在面对中东的反美主义问题时,美国人把那里广泛存在的反美主义判定为“恐怖主义”,从而实现了从“反美主义”到“恐怖主义”的概念偷换,为自己在中东的争议性政策寻到了一个开脱的理由。

尽管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存有巨大差异,但小布什政府还是在反对中东恐怖主义的基础上,推出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14),希冀以民主政治来对抗进而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和缺乏民主连在一起的观点在美国是有一定市场的。除小布什及其政府大力推行“民主改造中东”外,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也强调,有必要把对中东实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因迪克(Martin Indyk)也认为克林顿重视阿以和平、忽视中东民主改革是一个失误,呼吁华盛顿要关注中东的民主改革;《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是一再向公众推销他的“中东民主化逻辑”。在小布什当局及其拥护者看来,推进中东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他们坚信,随着民主政治的推广和民主思想的传播,中东地区将不再产生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长期存在的中东反美主义也会销声匿迹。因此,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不仅符合美国的安全目标,而且也是取得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三、对美国相关对策的评析

美国妄图以民主化来消除反美主义,但是民主政治真能根除恐怖主义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同样也出现了一些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日本赤军及西德的红色军等。西班牙没有消除埃塔巴斯克分离主义恐怖活动;土耳其的民主制经受了十余年的政治暴力,一直到7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下来;拥有完备民主体系的以色列也产生了恐怖分子,1995年刺杀拉宾总理的就是以色列极端分子;卷入2005年7月伦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至少有3人出生并成长于英国;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同样证明,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美国也会产生恐怖行动。可见,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政权模式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另一方面,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评定指标,近年来中东国家进行的选举也表明,若在中东推行能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政治的话,那里产生亲美政府的前景并不乐观。

在近年的民选中,反美倾向较为强烈的伊斯兰组织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已发展成为政府的主要反对派。在摩洛哥,成立不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25个议席中的42席(位列第三,在它之前的是两个分别获得50和48个席位的老资格政党);在同年的巴林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候选人占据了40个席位中的19甚至是21个(观察家们对一些独立候选人的分类持不同意见);在2003年的也门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力量和部落势力的联盟——也门改革组织(Islah)赢得了301个议席中的46席,成为政府反对派;科威特的伊斯兰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0个席位中的17席;在约旦的议会选举中,尽管为了照顾独立候选人而把选举延期了三次并修改了选举法,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还是赢得了110个席位中的17席,独立伊斯兰主义者获得另外的3个席位,伊斯兰势力成为第一大反对派力量;在2004年巴勒斯坦市政选举中,“哈马斯”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7个城市委员会(法塔赫控制了12个);在2005年加沙的选举中,“哈马斯”更是控制了10个城市委员会中的7个,并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巴新政府的组阁权;在2005年伊拉克议会选举中,受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275席中的140席,时任总理阿拉维和总统亚瓦尔为首的力量才赢得45席,非伊斯兰主义者的库尔德联盟赢得了75席。(15) 而且,这些选举均受到所在国对伊斯兰势力的有意压制。这些组织便完全有理由相信:假如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话,自己必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对期待中东出现亲美政府的美国来说并非好事。

事实上,通过完全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也许会导致中东的反美伊斯兰主义或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府出现,对此美国难以认同和接受。当这种局面将要形成时,美国极有可能会利用自己一贯的手法加以干涉以阻止伊斯兰主义者上台,但也会招致当地民众更为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一边大张旗鼓地推进中东民主,一边却毫不手软地压制中东民主,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也会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东反美主义的民众支持率也会因此而提高。所以,欲以民主政治来消除中东反美主义的举措恐难奏效,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四、结语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推行颇有争议性的中东政策,从而导致中东反美主义的滋生、蔓延。美国不恰当地把中东这种普遍的意识存在有意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否认了中东反美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的本质区别,目的是开脱美国自身政策不当的责任并增强美国在中东动武的合法性。相对于中东的恐怖主义而言,反美主义更应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因为中东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味打压中东恐怖主义而不修正带有争议性的中东政策的话,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美国简单地把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为中东的独裁统治,由此提出并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这也有失偏颇,其相应的对策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而言,推翻中东独裁政权自然轻而易举,但在那里推行“民主政治”却又是另一回事,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固然在当地遭遇到重重阻力,但它对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民主意识的提升和民主化进程的推动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也是美国非常看重战后阿富汗与伊拉克选举的原因所在。其实中东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这充分体现在各国选举的高投票率上。在2005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尽管面临暴力威胁,但仍有53%的伊拉克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在同月进行的巴勒斯坦总统选举中,投票率高达73%。2006年1月份的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共有130万选民在1008个投票点进行了投票,投票率为77.7%。对内部涌荡着“民主”潮流的中东而言,尽管其民众不满美国的中东政策,但不会拒绝接受“民主”理念。迫于美国的压力,一些独裁主义政权将不得不为民主政治打开方便之门,这无疑又会促进中东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Gregory Gause Ⅲ,"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②2003年9/10月号的《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题为“虚假的反美主义”的文章,该文认为,世界性的反美主义并不存在,因为“反美主义”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真切向往。参阅Fouad Ajami," The Falseness of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September/October 2003。

③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④Gregory Gause Ⅲ,"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⑤Jane Perlez," Anger at U.S.Said to be at New High,"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11,2002.

⑥美国在1953年主导了伊朗政变,把民族主义的摩萨台政府赶下台,巴列维国王借此重新掌握大权,并建立了对国家的独裁统治。参阅范鸿达:《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载《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8页。

⑦周烈:《全球化浪潮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1期,第59页。

⑧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2002年夏季号刊登了《那是娱乐?好莱坞助长了国外反美主义》一文,对好莱坞文化不能如实反映美国的现实和因此而招致的国外对美国的反对表示了担忧。参阅Michael Medved," That' s Entertainment? Hollywood' s Contribution to Anti-Americanism Abroad,"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2。

⑨胡锡进等:《中东人对美国又恨又爱》,载《环球时报》2003年4月21日,第8版。

⑩万铤:《美推民主计划阿拉伯加速变革 两种改革较量中东》,载《环球时报》2004年3月15日,第5版。

(11)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preface.

(12)Youssef M.Ibrahim," Democracy: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23,2003.

(13)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2,pp.80~81.

(14)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84页。

(15)Gregory Gause Ⅲ,"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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