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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 （2000）05—0038—07
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历时近百年，大体来说，可以以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划分为前50年与后50年两大段。而贯穿这百年哲学的一根红线就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梦想变为现实的艰难曲折历程。
1919—1927：传播与启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众多新思潮的一个流派传入的。但一开始，它就显示出与其他任何一种新思潮不同的地方——它的存在是与现代中国的被压迫阶级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那些积极传播者中的大部分都成了中共的最早党员。这个时期的传播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以翻译介绍为主，但其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作为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最能满足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第二，虽然开始时，接受的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但当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立即把目光转向工人，开始着手把马克思的哲学通俗地向工人介绍。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派人深入到工人中去，传播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特点之一是：理论与工人群众的结合极为迅速。第三，哲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结合也同样迅速。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定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出路在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且在中共“二大”的宣言上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第四，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与右翼（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1920），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斗争，从一开始就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
1927—1949：救亡图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事实上有两种形态：作为直接革命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学术文化的哲学（从事后一种文化活动的人中，有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最重大创新的主要是前一种。道理是明显的。俄国的十月革命首先改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论点，而马克思主义在比俄国更落后的东方中国的传播、生根，其前提条件是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必然意味着它的创新和发展。而从事这一直接革命实践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人物。还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创新性结合便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作为学术文化运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由于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艰苦传播工作，由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甚至在学术界、文化界成为一种风尚。哲学的重点也从唯物史观扩展到唯物辩证法。从文化学术的视角看，这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绩是很大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既有经典著作，也有中外学者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出版数量空前。第二，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一是中共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1930年成立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掀起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在这方面，国统区的党的哲学家如艾思奇、胡绳、陈唯实、沈志远等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艾的《大众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进行了一系列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革命真理的哲学论战，如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辩证唯物主义诸问题论战等。论战的问题，有的是学术性的，有的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是共产党打破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第四，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把它应用于文化学术，给近百年的中国学术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意识形态，又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作为文化，它为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增添新的瑰宝。在中国共产党未成为执政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为旧中国的一支异军突起的文化力量对现存的学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旧中国，诸多学术领域都不同程度受此思维范式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数史学。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概论》便是第一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1930）则是第一部应用唯物史观写出的，并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崭新面貌的著作。把唯物史观作为导向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如范文谰、翦伯赞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旧中国的文学注入生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中的一些成员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这就有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是宣传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现代文学艺术团体。现代革命作家鲁迅等人的成长与他们本人服膺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有重大关系。然而当时革命作家中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掌握好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上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创作上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光辉运用。它的出版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旧中国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资本论》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其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左翼知识界对旧社会劳工进行阶级教育和剖析中国官僚资本（四大家族）的反动本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对旧中国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也或多或少带来一些影响，比如关于什么是“社会”、“国家”这一类基本概念，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大大不同于上述源自西方的诸学科的理解。
1949—197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与曲折
建国后的50年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50年，同时又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共和国发展的50年。在这50年中，从哲学的发展来看，后20年与前30年有比较大的区别。而在前30年中，50年代后期（1957年以后）日益激化的“左”倾路线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尤其深远。
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共和国的成立使它事实上处于国家哲学的地位，其威信之高在前30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这种地位又使它通过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运用发挥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功能，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带来巨大影响。运用得好，会产生极大的积极效应；运用不好，也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这种情况使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前30年变得异常复杂。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地位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流行起来。在头几年，哲学为政治服务还是有其积极效应的。这表现在解放初期的一系列哲学学习和批判活动中。这些学习与批判就其具体做法与批判者的观点来说，无疑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它们都反映出当时党的领导层发起这些学习和批判的主观意图：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影响、教育而在几亿人口中形成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向心力。从政治视角看，这是成功的；50年代新中国社会风气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从学术视角看，则有不少后遗症：
——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偏狭的。我们知道，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服务于政治，还要为社会提供发展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并为各门科学提供一般方法论。哲学研究中过分突出政治，就会影响哲学自身。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繁荣胜过以往的30年，其原因之一，就是哲学不再只突出政治了。此外，这个口号的社会效应好坏，还取决于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当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哲学家自身又无法抗拒为政治服务的要求时，哲学为政治服务所带来的就只能是负效应，有时甚至是一场灾难。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想抬头，这个口号给哲学带来的就是一连串悲剧。影响最大的要算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很不正常。人们在强调前者的指导地位时，对后者批判多而吸取、继承少。双百方针虽曾提出，但贯彻很差。这样做反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一度形成高潮，并对革命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50年代初公开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推动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在1957年开始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此外，毛泽东还结合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过许多新的概括，其中有：“哲学就是认识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物质无限可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的“波浪式前进”、“部分质变”等。这些论点在国内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在此期间，哲学工作者也有很大作为。一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如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二是围绕着为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而展开争论，如50年代的“综合经济基础”与“单一经济基础”之争，三反、五反运动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还有两重性之争，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中关于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之争，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之后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之争，等等。三是带有较浓厚学术色彩的哲学争论，如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同一性之争、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讨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讨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讨论等。这些争论大多发生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的不同理解，同时也仍然带有为当时的路线、政策做论证的色彩。四是工农兵学哲学。与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等人以知识界为对象的哲学普及运动不同，这个普及运动是专门以工农兵为对象的。其间出现过一些好文章，如李瑞环（当时是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长）和徐寅生的文章，后者被毛泽东赞誉为“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从总体上看，这一学习运动对基层的生产、工作和技术革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左”倾思想支配下，特别是由于知识分子政策未得到落实，难免产生一些负效应：由于没有把专业哲学工作者同群众真正结合起来（前者被要求去“滚泥巴”，处于接受再教育的尴尬地位），因而运动虽使哲学普及工作有了一定成绩，但提高则谈不上；由于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有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正确引导，所以在中、后期便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人们甚至把打赢一场乒乓球直接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庸俗化和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为一种恶劣的方法论：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16字诀”即“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至此，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便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这段时间，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足之处是它的批判功能的缺乏。由于长达20年的“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哲学的真正批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到了文革期间，简直是丧失殆尽）。人们面对社会现实矛盾而不敢触及。那时候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同中国农村的状况（生产力和农民的思想觉悟）处于尖锐的矛盾，因而导致农业长期停滞和倒退。然而哲学却不得不用各种浮夸、华丽辞藻和虚假描述来粉饰矛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是一种悲哀。
“左”的倾向在60年代后期就发展成为十年动乱。“文革”期间，一切真正的学术文化（包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再存在，而“四人帮”用来搞乱天下的哲学“理论”本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但作为理论教训，我们不妨指出两点：一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把其中的个别原理、概念孤立地推向极端，同其他原理、概念对立起来——如把矛盾的斗争性推向极端，搞出所谓“斗争哲学”，说辩证法就是“斗、斗、斗”。于是，辩证法就成了“整人”的哲学。二是把阶级性无根据地“推广”到自然科学领域，大批自然科学家变成所谓资产阶级权威，甚至搞起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我们对这些历史教训不应忽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挫败，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它未能对20世纪几次伟大科学发现及时作出应有的反应和在实践上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从而大大影响其综合国力，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完整、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1978—2000：民族振兴和腾飞的20余年
新时期到来在哲学领域的标志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是难以充分估量的。下述几点已是共识：第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后来的20年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思想保证。第二，结束了一度盛行的个人对真理的终极解释权，而把这一解释权还给实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领导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往往能够提出一些有益于哲学发展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与掌权者的身份混同起来，越出国家和党的事务范围，垄断了哲学真理的解释权，那么，就会发生既不利于“百家争鸣”，也有损于学术民主的事情。理论批判与政治权力都是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的工具，但它们有各自的使用规则。理论批判固然不能代替政治权力，但也不允许为在理论争论中占“上风”而滥用政治权力。违规的政治权力不可能在真理的天平上为自己增添一点砝码。如果哲学终极解释权不在实践而在领导者个人手里，而个人的意见又常常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那么以发展哲学学术为己任的普通哲学工作者就不得不经常注意或顺从上面的声音来违心地校正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是否掌握了真理。这样也就窒息了对真理的探索。第三，开创了一个人们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哲学因此而得到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到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时期。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过的历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1）首先是回到马克思。 在经过短暂的理论上拨“乱”（否定“斗争哲学”、“天才论”、“顶峰论”、“穷过渡”……）之后，人们感到还需要有所超越。就是说，一旦允许思想解放，哲学工作者发现，前人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并非全是马克思的“真经”，而是掺了许多杂质。不清除这些杂质，哲学难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杂质之一就是苏式哲学不讲主体和主体性。其所以如此，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唯物主义被忽视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就致力于这一哲学的体系改革，目的在于超越传统模式，恢复马克思的哲学固有的主体性维度。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于是围绕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什么）、物质与实践、客体与主体、客观规律与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基本上是健康的。现在讲主体性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仅搞理论的人讲主体性，市场经济也迫使人讲企业主体性、市场的主体性。而且随着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展开，人的问题、价值问题、文化问题、交往问题也日益成为热点。
（2）其次是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 开创新局面是科技最新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使哲学出现新局面的课题，主要有：人的问题、价值问题、文化问题、社会哲学问题等。
——人的问题贯穿于整个新时期。“文革”前，人的问题是哲学的禁区。那时“批判”过人性论。“文革”的惨无人道又给新时期留下一个非触及不可的问题——人道问题。所以从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谈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这一人的问题（主要是异化问题）一度成为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但自从进入90年代，人的问题日益转向学术的层面（人的价值、人的素质、人权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实践方面同国外移植来的企业文化结合（企业文化要以人为本——这同所谓抽象人本主义毫不相干），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大有益处。有学者甚至预言，“人学将是21世纪的显学”。
——价值问题也是新时期的哲学特有的。苏联版本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旧唯物论的影响。这种哲学讲世界观只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产生于物质，又还原于物质。但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既要改变世界，在世界观上就不能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还要对世界作出评价：这个世界好吗？值得我们接受吗？人希望它是怎么样的？没有这种评价，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意志和热情。因此世界观应当包括价值观。对国内来说，这种认识是近20年来的成果。在80年代以前，哲学只强调物质本体论与阶级斗争论。从80年代开始，人们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和阶级的存在，但更强调实践、人和价值。实践唯物论成了“热点”，由此引出价值问题，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价值世界的存在。价值热于是流行起来。不过，价值热还有一个根源——现实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意识到价值世界的存在。在改革中，每一个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的争议。在对这些措施进行价值评价中，生产力标准还是意识形态标准又成为人们的不同选择。没有这个现实生活的背景，哲学的价值世界不会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在前30年，哲学没有价值世界也可以。因为那时的哲学主要是为现行政策做论证的。后20年的哲学绝对不可以没有价值世界。因为市场经济使利益多元化了，人们的价值观也复杂化了。人、实践、价值——这些概念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向哲学所要求的。没有它们，哲学就不能适应时代，也不能推动时代。一句话，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文化问题。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为一种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现在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对此有人存疑）。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对待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它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和评价儒学大有帮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注意从儒学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使自身中国化。但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时代性的差异。文化总有其时代性与民族性。在民族性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化，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磨擦主要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时代性差异上。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价值主体意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的儒家文化，价值主体意识属于最高领导者，个人无此意识。作为现代文化产物的马克思的哲学在价值主体意识上恰与儒学相左。马克思在整体与个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历来反对把二者抽象对立起来。他反对斯密的利己主义，理由是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只把个人视为实现整体目标的手段。他主张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这个原则只有在具备了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个性”的社会）才能实现。在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作为阶级一分子有时需要为整体利益而自我牺牲。但领导者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来调节二者关系中的着重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磨擦的根源是它们作为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如果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视角看，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个人成为主体。所以儒家的单一价值主体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价值主体意识的冲突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文化的时代性差异不是我们今天认同儒家文化的绝对障碍。消除障碍的办法是以互补的方式来整合市场经济所强调的个体价值意识与儒家的整体价值意识。儒家的价值观使个体产生对整体的依赖性。好处是忠诚和集体凝聚力由此而来。忠诚是需要的，但应补充以集体对个性化的尊重。只有忠诚，社会易稳定，但无生气；只有个性化，又会重现西方社会的个性绝对自由。这两种做法都不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本世纪以来，人们或是无视这两种文化的时代性，过分强调儒学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或是把这种时代性差异视为绝对障碍，拒绝与儒学认同——这都是片面的。
文化问题也应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认同似乎比较难，原因既不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也不是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而是“阶级性”差异。80年代初国内年轻人中盛行的萨特热、尼采热之所以引起有关部门的焦虑和一些人的反对，原因就在此。但现代西方哲学也并非从头到脚都是渗透阶级性，没有一点可以供我们批判地吸收的有益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都曾经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弘扬中国固有文化，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为什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敢也这样做呢？
——社会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属于拓宽领域的问题。就实质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有人借用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术语，说社会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返本开新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创造了唯物史观，但历史观的研究面毕竟比社会哲学要狭小，把唯物史观扩展为社会哲学，无疑是积极的。
哲学前景
把握21世纪哲学的前景首先是要应付各种挑战。一种挑战是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就是说，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保持以往的地位吗？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获得了主导哲学的地位。这使它具有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信奉者。同时，也使它得到这样的身份：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要以它为指导，要与它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命运共浮沉这一事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经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这一哲学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而轻易在那里得到社会的普通认同。而一旦那里的党和国家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统治）地位也就立即一落千丈。在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是稳固的，但是社会环境（如经济体制）和氛围也还是有点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说是“形势严峻”。因此有人担心，这一哲学的既有地位会不会改变？吸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受挫的教训，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保持的主导地位不应当像过去那样，主要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保证，而是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以理性力量去征服人们的心灵。否则，其主导地位不会是真正稳固的。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给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哪一种哲学能更透彻地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主导人们的心灵，支配人们的头脑。这才是真正的主导地位。比如说，知识经济的潮流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不屑于研究与此有关的哲学问题，甚至反对使用这类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能回答知识经济提出的哲学问题（例如如何回答“什么是虚拟的哲学意义？”），它又怎么能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另一种挑战来自科技革命。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教训就是：有时候，哲学不是适应新的科技革命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提出新的观念，研究新的问题，反而是用抽象的、僵死的哲学教条去否定最新科技进步引发的新思想。前苏联哲学界和中国“文革”时期某些人就干过这种蠢事。因此今天从最新科技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要重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但未来的哲学也不能不思考科学文明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高科技越来越进步，而道德文明却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当代资本主义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在科索沃发生的北约狂轰滥炸的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最高明、最精确的技术文明与最野蛮的杀人行为融为一体。文明的创造似乎就是为了野蛮杀戮的反复出现。对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哲学智慧如果继续无能为力，人类总有一天要毁灭于自己之手。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使自己表现得比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更文明、更无愧于人类的本性。
未来的哲学还需要应对文化的挑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世纪（从中叶开始）是被宰割、被瓜分的世纪：20世纪是救亡图存，走向复苏的世纪；21世纪将是民族复兴，重振雄风的世纪。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将是盲目行动的民族。而理论思维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辉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传统哲学中一切有益于现代化的精华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融入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哲学家应当解决如何“融入”的方法论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应排斥西方哲学中有益的东西。通过这些融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中国人在哲学领域才能对世界做出自己应能做出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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