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世界银价的下跌和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丰银行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银价的下跌，使业务活动主要是在用银国家（如中国、印度）的东方殖民地银行，面临着一个极其不利的环境。这就是由于汇价下跌而造成的资本的账面损失和利息（包括股息）支付上的额外负担。对总行在英国本土的东方殖民地银行而言，他们面临着的，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所谓“镑亏问题”。
镑亏之所以产生，这是因为这些银行资本和营运资金的筹集以及股息、利息的支付，都以金镑为计算单位。以金镑计算的银行资本和营运资金，临到实际的运用必须化为当地的货币（如中国的银两、印度的卢比）。随之，其营业的收入也是根据当地的货币进行计算。在这种情况之下，银价愈趋下跌，银行投放的资本和营运资金就愈难还原为原有的金镑数额。而一定数额的金镑股息或利息支付，则愈来愈加需要更多的当地货币。这对英国本土的东方殖民地银行而言的确是一个很难应付的棘手问题。这个问题在80年代的严重程度，可以从当时英国的东方殖民地银行的营业报告中，得到一些具体的了解。有利和麦加利两家老资格的东方银行，就是最好的见证。
有利银行在1887年的营业报告中说道：“从我们的银行成立以来，我们的资本一向是投放在东方，在我们汇出的时候，当时的汇兑平价是每卢比二先令上下，这一笔钱经常留在东方。在我们的账上，一直是按当时的汇兑平价计算的。即使在前几年，卢比的价格大大地超过了二先令，我们也没有进行变更。可是现在，用黄金表现的白银价格贬值了，我们固定投放在国外的资本，用金价来表示，少于账上所登载的75万镑了。因此，如果需要把这些资本再收回来，只有在承受重大的损失的条件下，才能办到。”（注：Daily News，1887年6月1日，第503页。 ）我们在上面说过，有利银行在这一年只付给股东4%的股息， 这是最低的一次股息。但是，如果按照银价计算，这个4%的股息， 对银行的负担却比以往的5%要大得多。
同样，麦加利银行在1883年把它在“东方的财产贬值到每卢比1 先1令7 ─便士，每元墨西哥银元贬值到3先令8便士，每两贬值到5先令，”21885年以后又进一步“把长期在东方使用的资本55万镑贬为22.5镑”，即贬值一半。（注：Herald，1883年6月15日，第689页， 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第161－162页。）但是在1887 年的营业报告中，董事会仍然不得不宣称：“关于通货的困难，实质上并没有减轻，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账上的金镑计价，对我们的分支机构所使用的资本而言，已经承受了重大的牺牲和损失。”（注：Daily News，1887年6月1日，第504页。）
为了应付“镑亏”的局面，英国本土的东方殖民地银行除了“把白银的交易尽量限制在支行的需要界限以内”而外（注： Daily News，1887年6月1日，第504页。），还一致采用提存特殊准备的措施。 有利银行在1879年就提出了所谓“特别准备金”（Special Reserve Fund），“以备留在东方使用的金镑存款发生意外损失的需要。” （ 注：Herald，1883年5月25日，第584页。）呵加剌银行在1880年也提出“临时准备金（Contingent Fund）， 作为“弥补政府证券和其他财产价值波动”的用途。（注：Herald，1880年4月24日。）在这方面， 麦加利银行动手得更早一些。“它的[董事会]主席在1876年的年会上就首次提到银价的下落，向股东们暗示董事会考虑有必要提存额外的临时准备，以应付长期分配在东方各分行、从而是以白银来体现的那一部分银行资本贬值的需要”。（注：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第159页。）“在银价开始跌落以前，银行账上卢比作价2先令， 墨西哥银元作价4先令6便士，银两作价6先令。”到了1876年年底， “卢比的汇价就已经改作一先令9便士，而墨西哥银元则改作4先令，长期在东方使用的资本，随之一律从新作价。”（注：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 第161页。）到了“1883年年底，虽然银行的准备已经达到25万镑， 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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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方财产却已经贬值到每卢比合1先令7 ─ 便士，每元墨西哥银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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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先令8便士，银两合5先令。”（注：Mackenzie Realms of Silver，第161 页。）1885年鍳于银价的继续贬值，银行的海外资本又按现行的汇率从新作价，“以便把它放在金磅的基础上。”为了这个目的，银行从这一年的利润中一次提出25 355镑作为弥补“资本贬值”之用。这个数目，几乎相当这一年付出的半年股息。（注：Herald，1886年5月28日第565页。）正是由于麦加利银行早一步采取了这些措施，它才在英国本土的四家东方殖民地银行中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局面。
磅亏问题对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所有东方殖民地银行，都是存在的。但是，以银元为资本单位的汇丰银行，在股息的支付上，没有立刻感到镑亏的威胁。它在1876年以前，始终是按银元支付股息。1876年起，虽然名义上改换以金磅支付，但却把银元和金磅的比价，固定在每元4 先令6便士的水平上，这个固定的比价，一直维持到1882年底。从 1883年起，银行股息的支付，才一律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注：Herald，1876年2月24日；1876年8月26日；1883年8月24日。 ）汇丰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以银元为基础的银行。 （注： King， The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1，第509页。）在银价下跌的初期，它的以金磅计价的债较少， 有一个喘息的空隙。而那些以金磅为基础的银行在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之时，就发现他们的以银元计价的资产大幅度贬值。（注： King， The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 1，第19页。）1883年汇丰银行也设置了所谓“股息平衡基金”，用以弥补原定汇率和现时汇率的差额。（注：Herald，1883年9月8日，第286 页。）但是，这时汇丰的基础已经十分巩固。“股息平衡基金”在人们的眼中，已经成为银行实力的指标了。（注：在以后的汇丰银行年度营业报告中，金准备（Reserve in gold）和银准备（Reserve in silver）并列，金准备迅速增长，而银准备则保持相对平稳。在1910－1930年间，金准备由1 500 000磅上升为6 500 000磅，增加3.3倍， 而银准备则维持在15 000 000元上下的水平上。显示了金准备的雄厚实力。参阅C.R.Maguire：China stock and share Handbook，1914年，第36页；1932年第85页。）
总起来说，磅亏问题无疑是19世纪80年代东方殖民地银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不能过分不适当的夸大它的作用。所谓磅亏，这只是资本估价上的“亏损”。虽然它影响银行的帐面收入和股息支付，但是决定银行营业方针的最后根据却不在这里。研究汇丰型银行在80年代以后的优势地位以及它成为东方殖民地银行发展的一种趋势，需要从另外的方面去探求更深一层的原因。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特殊环境的适应
在1884年《印度政治家》（The Indian Statesman）报上，刊载了一篇有关东方殖民地银行的论文。（注：Daily News，1884年8月13日，第152页，8月14日第156页转载。 ）这篇论文对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值得追寻的线索。为了说明我们的问题，不妨先把这篇文章作一个比较详细的摘引。
文章的作者首先对在印度设有分支机构的六家英国殖民地银行，即上述呵加剌、麦加利、 有利、 丽如四家和德丰（National Bank ofIndia）、德里伦敦（Delhi and London Bank）两家银行的营业状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根据作者的估计，1883年这六家银行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贴现放款，大约在6000万英磅至7000万英磅之间；出卖本银行的汇票，大约在5000万英磅至6000万英磅之间。两者合计约达1亿至1.2亿英磅。同年，六家银行的存款约为2100万英磅至2200万英磅。加上银行的资本400万英磅，“它们手中可以支配的货币”，经常在2500 万英磅以上。
根据这些数字， 作者说道：“经营这样庞大的交易， 同时又拥有2500万英磅的资本和存款，人们自然会设想银行的利润一定非常巨大，才相称于它所掌握的资金、负担的风险以及它所交易的数量。”但是，六家银行的实际盈利是多少呢？作者根据银行的营业报告说道：在1883年，它们的毛利是950 500磅而净利则只有291 500磅，仅相当于毛利的30%。
作者接着论道：“这个数字一眼看过去就是令人非常惊讶的。”以净利而言，它只相当于营业总额的0.25%，“对银行手中的已付资本和收受存款而言，它只约略超过1%”。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 根据作者提供的数字，包括银行贴现、放款和出卖汇票在内的银行营业总额，相当于银行资本和存款的四至五倍，似乎过高估计了营业总额，这也许是银行净利只相当于营业总额的0.25%，这样低的水平原因之一，但银行净利低到只约略超过已付资本和收受存款的1%， 这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作者兼从净利之少和毛利与净利的显著悬殊中得出结论说：“银行的生意，本来是非常有利的，只是由于管理成本过高，”把银行的利润给吃掉了。他进一步拿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的一家管区银行的经营业绩和这六家银行作了鲜明的对比以后说道：作为对比的管区银行孟加拉银行（Bank of Bangal）每年的营业额大约是1 200万英磅， 相当于六家银行的10%，资本和存款亦即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约为500万磅。 相当于六家银行的20%。而它所获得的净利，每年都稳定在210 000 磅上下。也就是说，孟加拉银行以六家银行1／10的营业额和1／5 的营运资金，所获得的净利却几乎与六家银行的全部净利相等。
这个对比，对我们所要说明的问题，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出现的管区银行，正是汇丰银银行的创建者最初心目中的一个样本。
所谓管区银行（Presidency Bank）， 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政府根据特许条例建立的地方银行（Local Bank），而孟加拉银行是当时管区银行中最大的一家。它和总行设在英国本土的海外银行，虽然都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工具，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说前者的重点是扩张英国整个海外贸易的金融周转，着重从广度上进行拓展，那么后者则是集中适应一个特定的殖民地地区的金融业务的需要，着重从深度上进行开发。在这个意义上，汇丰银行之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的香港乃至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正如管区银行之于英国在远东的第一个最大的殖民地的印度。用上述文章作者的话说：作为地方银行的管区银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这正是汇丰创办的宗旨所在。
在1864年汇丰银行的发起书中，劈头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在这个殖民地[香港]筹建一家地方银行，连同在中国最重要的[口岸]地区设立分行，是很长时期以来的一个试图进行的计划。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以及中国和日本通商口岸的内外贸易增加得这样迅速，使人们感到新增银行业务，已经刻不容缓。
“目前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只是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主要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而这种贸易和过去几年比较，已经变得这么样地广泛和多样。
“汇丰银行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事实上，它和这个殖民地[指香港]的关系，和印度的管区银行或澳大利亚银行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地区处在相同的位置上。”（注：Herald，1864年8月6日，第126页。）
可以看出，汇丰银行之在香港，是以管区银行在印度的地位自任的。然而它的目的又不止于此。比如，管区银行在印度，只享有发行特权，却不许经营外汇。（注：Baster：The International Banks，第141页；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卷1，第74页。）就是说，管区银行和外汇银行，各有分工，这是英国在殖民地印度的措施。然而，对汇丰银行从一开始，这种限制就不存在。它不但拥有外汇经营权，而且还超越它的中国前辈同行之上。它的发起人在致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说：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的需要。这是由于[前此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而这种贸易，“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这不是任何一个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注：Baster：上引书，第168页。 ）这就表明汇丰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要超过它的前辈，与此同时，它还以贷款为交换条件，要求香港殖民政府授予汇丰银行承办政府对外汇款的全权，（注：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Kong，1958年版，第146页； F.H. H.King；Eastern Banking；1983年版，第37页。）这进一步表明它在外汇上的垄断行径。
正由于此，在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上，汇丰银行与印度管区银行，也大不相同。
在上引文章中，我们看到文章作者是非难总行设在英国本土的海外银行，从而看好作为地方银行的印度管区银行的。其所以如此，着眼点就在分支机构的设置上。总行设在英国本土的海外银行，支行也遍及全世界，而集中应付一个特定的殖民地区的金融业务需要的管区银行，在分支机构的设置上则与此相反，从而在“缩减管理费用”，占着明显的优势。提出这一观点，并不止上文作者一人，早在1882年，当英国本土的东方殖民地银行开始步入困境的时刻，就曾经有人提议丽如、有利、麦加利三大东方特许银行进行合并。“以代替彼此之间的竞争。”我们在上面也已提过。这个献策实际上也是从所谓“缩减管理费用”着眼的。他们说：“几乎在东方所有的主要中心[城市]以及伦敦[总行本部]，都有这三个银行的机构。”“它们在互相竞争重复支出每一项费用。”（注：Echo，Express，1882年4月7日，第366页转载。）有的人甚至具体到各个银行的电报费用，也加以计算，认为各家银行在东方和伦敦之间的电报费的重复支出，大大地降低了股东的红利，“如果节省了这方面的开支，就可以把股息由5%提高到9%。”（注：Echo， Express，1882年4月7日，第366页转载。）
这样一个节约的原则，对着重地区深度开发的印度管区银行，也许是适用的。但对既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又是在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建立起来的汇丰银行而言，深度和广度的开发是同时并举的，确切地说，是在扩展广度的基础上加强发展的深度。因此，在它创办的时候，对于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置，尽管董事会一再强调，在银行的董事判断那里的生意不足以构成银行活动的“有机部分”之时，他们一般不去设立分支机构。（注：Baster：上引书，第173页。）而所谓“有机部分”， 指的就是“中国的贸易。”（注：Baster：上引书，第174页。 ）在1884年董事会的报告中，它明白地宣称：“不管那个地方的前景多么光明，只要董事会认为它和中国的贸易没有直接的联系或密切的重要性，就不把银行的生意扩展到那里去。”（注：Baster：上引书，第174页。 ）但是，实际上，在1890年之时，汇丰银行在中国以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包括代理机构在内，就有伦敦、新加坡、横滨、纽约、旧金山、汉堡、里昂、孟买、加尔各答、曼谷、马尼拉、西贡等16处，而计划设立的还有科伦坡、仰光、温哥华等五处。（注：King 上引书，第395页。）归根到底，把总行移到殖民地上来，岂止只是为了节省几个“管理费用”？不是的，它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它所在的那个殖民地的“特殊环境”。
《印度政治家报》上那篇文章，拿孟加拉银行作样本，分析了印度的管区银行和英国的东方海外银行的优劣异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总行在中国的汇丰银行无疑地更具有典型的意义。这不仅在于文章的作者对孟加拉银行和六家东方殖民地银行所作的对比，完全适用于汇丰银行；不仅在于汇丰盈利对资本、存款和营业额的比例，也大大超过了英国本土的东方殖民地银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包揽了外国殖民地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包揽了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以后又陆续包揽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外，又进一步涉足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不正是更理想、更典型的“适应”了中国的“特殊环境”么？
为什么汇丰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能占据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在80年代以后能出现汇丰银行对原有的英国本土在华银行的取代？看来最后的根据就在这里。一句话， 它是第一个以中国定向 （China Oriented）的外国银行。
（三）新陈代谢的必然
以中国定向的汇丰银行，究竟是怎样崛起的？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在这里，第一个分行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和第一个总行建立在中国的汇丰银行的对比分析，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对比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从银行的发起者和投资人来看，丽如也好，汇丰也好，他们主要都是殖民主义势力的代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一个是“本地的殖民主义者”，（注：A.S.J.Baster：The Imperial Banks，1929年版，第143页。）一个不是。
在丽如银行的最初创办者之中，很少看到有和中国贸易发生直接联系的人物。它的创办人和1884年改组的主持人卡基尔（W.W.Cargill ）虽然是英国殖民地银行的巨擘，在丽如银行之外，曾经又是孟加拉银行的董事长和奥太哥等银行（Bank of Otago ）的董事， （注： DailyNews，1884年8月12日，第148页；Baster：The Imperial Banks，第128页。）但他的主要利益，显然不在中国。改组以后的新丽如银行， 虽然宣称有一批“和东方发生联系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担任董事，（注：Daily News，1884年7月9日，第31页。）但是，在它的新任董事和重要股东群中，能够确定和中国贸易有联系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曾经担任大东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董事长的彭达（ JohnPender）， （注：Herald，1885年1月7日，第15页。 ）一个是被称为“闻名于中国贸易”圈中的伊利亚斯洋行（Elias &.Co.）的老板伊利斯·伊利亚斯（Ellis Elias）。（注：Herald，1884年4月25日， 第477页。）所谓“和东方发生联系”， 看来大部分是指在中国以外的英国东方殖民地。
汇丰银行则不然。它的发起人和重要股东几乎是清一色的以中国为其主要基地的所谓“本地的殖民主义者。”它的后台几乎没有一家不在中国有过长期的活动历程。这家银行的重要发起人苏石兰（ThomasSutherland）就是鸦片战争后首航香港并开辟香港——上海定期航班的大英轮船公司（P.&.O.Co.）和独占华南地区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hampao Dock Co.）的老板， 是一个香港工商界中公认的权势人物。其他发起人，也几乎都是中国通商口岸大洋行的老板，可以说“全是住在中国的人。”中国的经济权益，就是他们的利益焦点。（注：F.H.Hyde：Blue Funnel，1957年版，第59页； E. 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Kong，1895 年版， 第453页。参阅《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第269—277页。）
其次，在资本的筹集上，上面已经提到汇丰银行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实力雄厚，而且在于它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不以外币计算而以中国通商口岸通用的银元为单位的殖民地银行。以银元为银行资本的单位，它的目的，在于适应中国的“特殊环境”，它有助于吸收本地的资本，开展本地的业务，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此以前，所有英国在华银行的资本，包括丽如银行在内，都是以金磅为单位。他们招集的股本，投放到中国来，要经过一个由金币换算成银币的过程，要受到世界金银比价的影响。新的丽如银行，在改组以后的第三年，虽然在金磅股份之外，也开始发行以印度银卢比计算的所谓银股，（注：Herald，1886年8月13日，第171页。）但是并没有能改变丽如的基本状况，消除它和汇丰之间的区别。一直到90年代初，丽如的银股只占全部股份的1／6，（注：Herald，1891年10月30日，第134页。 ）金磅股份始终占主导的地位。
同样，总行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对于存款的吸收，也具有极大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总行设在中国，后台是通商口岸的大洋行，对存款人而言，无疑具有更大的安全系数，从而使汇丰在开展存款业务方面具有更加优越的地位。把汇丰的存款和它的资产总额（亦即负债总额）作一个比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865—1875十年中，汇丰的资产总额增加了1.59倍，而存款则增加了2.41倍。在汇丰营业不很顺利的1875年，资产总额比70年代之初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而银行存款则继续上升。在以后的年代中，存款所占比重的增长趋势，更加显著。1880—1890十年中，存款对资产总额的比例，由50%上升为69%。（注：以上均根据汇丰银行营业报告。）正如上海一家英国报纸在60年代中期所预言：“汇丰银行的优越地位的最令人满意的证据”就是“本地商人的存款。”（注：Herald，1866年8月25日，第134页。）这也是丽如银行所不及的。
第三，总行在中国，对于汇丰银行资金的有效运用，也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商业抵押放款和商业票据的贴放，这是70年代以前银行资金的最大出路。但是对于总行远在英国或印度的老殖民地银行而言，这一项最赚钱的生意，经常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是因为商业贴放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和总行远隔重洋的中国分支机构，在电讯交通没有建立以前，如果遇事遵照总行的指示，势必不能及时抓住市场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这些银行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分行经理判断市场上出现了必须放宽放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得到同意之时，时机已成过去。这就构成银行资金的不能充分运用，也是老的殖民地银行的最大烦恼。1870年丽如银行的一个大股东就抱怨说：“我们手头保有大量的营运资金，它虽然可以更好的使用，但在实际上却成为不生产的东西。”他呼吁消灭银行资金“躺在金库里睡觉的现象。 ”（ 注：Bankers' Magazine，1870年，第30卷，第479页。）而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过对手，有些外国银行的中国分行经理，对总行的指示，常常不得不“闭上一只眼睛。”例如，麦加利银行总行对中国分行的商业抵押放款，除了鸦片的抵押以外，一般放款额不得超过商品抵押的3／4。但是这个 1 ／ 4 的保留， 有时就不被上海的分行经理所遵守。 （注：Mackenzie，The Realms of Silver，第66页。）即使这样， 总行的过时指示，仍然常常捆住分行的手脚。（注：Herald，1866年8月25 日，第134页。）
汇丰银行的情形，就完全两样。它的总部就在分行的身边，总行董事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它的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它的上海分行不像麦加利那样只能分润不及10%的总行资金。（注：Mackenzie， 上引书，第147页。）如果需要，那将不是10%，或不及10%，而是100%。
这种差别，在70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线的敷设，中西海上交通条件发生变革以后，开始有所缩小和减轻。但是，即使如此，差别并不能立即完全消除。出现在汇丰和丽如等银行之间的一次争议就是一个证明。还在60年代后期，由于轮船的改进，中国和欧洲之间海上运输航程所需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因此，在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麦加利、有利在内的六家老的殖民地银行一致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六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四个月，银行不再买卖六个月到期的汇票，以减少银行承担的风险。（注：Daily News，1866年9月20日，第210页。）但是，这个协议，却遭到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六个月到期的汇票时，汇丰却大量购进。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四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六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又以高价抛出大量的四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给它的对手——丽如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它的对手所不能赚取的利润。老的殖民地银行被它们的后进玩弄于掌上。不到十个月，六家银行就以赔累不堪，不得不向汇丰银行屈膝认输，恢复六个月期票的旧规。（注：Daily News，1868年1月15日，第3731页。 ）而汇丰之所以能够独行其是，除了它的实力雄厚以外，总行在中国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和各分支机构保持密切的接触，能够发挥高度的便捷和灵活性，充分运用它的适应机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着，是总行设在殖民地香港的汇丰银行，享受这个殖民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优待和支持。汇丰银行发钞权的扩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根据英国殖民地银行条例，所有殖民地银行只能发行单位在一镑以上的大额钞票。就香港的汇丰银行而言，它发行的钞票单位，原先规定从五元起码，而且只能发行以五元或五元的倍数为单位的大额钞票。（注：F.H.H.King：Money in British East Asia 1957年版，第103 页；King，The Monetary System of HongKong，1953年版，第32页。 ）但是，在汇丰的请求下，1872年香港总督借口市上通货的缺乏，却独许汇丰银行发行票面一元的小额钞票。尽管香港总督的“非常措施”，引起英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但是汇丰银行的小额钞票，却不顾一切大量出笼，迅速泛滥于华南各地。（注：King，Money in British East Asia，第103－104页。Monetary system of Hongkong，第33页。 ）由于香港总督的直接庇护，汇丰银行的钞票，在香港通货流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汇丰银行的第一个十年终了（1874），它的钞票发行余额达到224 万余元，而在香港最早取得发行权的丽如银行，却只发行了68万余元。（注：根据两行营业报告。）从发行历史上看，两者优劣异势十分明显。
70年代以后，外国在华银行愈来愈多地进行对清朝政府的借款。在这一活动中，总行设在中国的汇丰银行，也能更及时和有效地适应中国封建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需要，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地位。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洽借的第一笔大宗借款——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原为丽如和汇丰两行共同承诺，但是由于总行在伦敦的丽如银行坚持债券在伦敦发行，而总行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却不坚持这个清朝政府不能接受的条件，结果这一笔为数达200万两的大宗借款就由汇丰一家独得。（注：S.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1950年版，第465页。）这种情形，以后屡有发生。 从1874 年起一直到丽如银行第一次改组的1884年，十年之中，清朝政府共借外债12起，其中查明由汇丰承借的达8起之多，占全部借款次数的2／3，借款总额为2 076万两，其中由汇丰承借的达1 675万两，占4／5以上。 （注：参阅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1962年版，第6—9页。 ）这些借款，对汇丰营业和盈利起了巨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1876—1888年间，汇丰银行从“对华借款”（China Loan）所得到的盈利，在银行全部净利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最高达到50%（1877年、1886年）。（注：据D.J.S.King：China's Early Loans，1874－1895，and
theRo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gCorporation，引自F.H.H.King：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 卷1，第283页，第309页。）而1874 年的福建台防借款的成交，更是直接解救了汇丰银行的困境，要不是有这一笔借款的收入，汇丰银行在这一年“就捞不到一文利润”， 连正常的股息也发不出。（注： Baster：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第172页，King，EasternBanking第240—241页。）
不言而喻，汇丰银行对清朝政府的借款活动，是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进行的。当然，这种支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它建立的初期，在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上，汇丰所处的地位，还不如丽如银行。这从英国势力在华的代表人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在70以至80年代外国银行和洋行向清朝政府进行贷款的活动中，赫德多方为丽如争取机会。他要丽如“站进来”，（注：J.K.Fairbank： TheI.G.in peking 1975年版，第187页。）不要“站在一边不动。” （注：J.K.Fairbank：The I.G.in peking 1975年版，第184页。）在80 年代初，他还这样说：“如果在我手中有大笔款项的需要，我大约第一个就找丽如。”（注：J.K.Fairbank：The I.G.in peking 1975年版，第379页。）所有这些，反映了以赫德为首的海关当局， 在争取以海关洋税为抵押的清朝政府借款中，丽如银行还是首选的对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风向已经开始有所转变。从70年代后期起，一直到19世纪终了，汇丰银行是处在大发展阶段的所谓“乃则臣时代”。在总经理乃则臣（Thomas Jackson）主持之下，汇丰银行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英国洋行一怡和洋行，结成了巩固的联盟。这两大巨头的合作，不但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大量贷款，而且后来还导致了所谓“旨在为发展中国铁路而提供资金”的中英公司（British &.Chinese Corpration）的联合设立。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汇丰银行千万百计力图取得海关当局的支持。
在这种形势之下，赫德对于丽如和汇丰的前景，实际上不能不有新的权衡。当1878年赫德试图建议清朝政府在现有的外国银行之间选择一个作为经理有关借款事务的专门银行、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政府银行”时，在哪一家银行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角色的问题上，他已经开始瞩目于汇丰。理由是：一、汇丰已经为清政府做了大量的生意，二、汇丰比丽如灵活，比丽如“更加了解中国。”（注：J.K.Fairbank：The I.G.inpeking.1975年版，第259页。）而中英公司的主角， 被外国银行圈子里的人誉之有借款能力的汇丰沪行经理嘉漠伦（Ewen Cameron），在80年代之初，就已经成为赫德的座上客。（注：J.K.Fairbank：The I.G.in peking.1975年版，第346页。）因此，尽客赫德在嘴巴上仍然挂着他是丽如银行“在中国的唯一的朋友”的口头禅，实际上，他的屁股已经逐渐移向汇丰的席上。等到1884年丽如银行第一次停业改组之时，赫德就已完全转向汇丰，认为它作为在中国的一个“主导银行”，会“长久地昌盛繁荣下去。”（注：J.K.Fairbank：The I.G.in peking.1975年版，第546页。）
这就是汇丰银行优势地位之所以形成和汇丰、丽如新陈代谢之所以出现的最后根据。在这个“中国定向”总的理论框架中，当然也要考虑到世界银价的变动对此产生的影响。但两者的作用，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所有这些，只是一个初步的粗略考察，深入全面的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细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