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价值观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奇迹
许多西方学者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奇迹时都着眼于渐进策略。流行的说法是中国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再城市、先体制外再体制内的改革顺序和双轨制。国内一些学者也不加分析地赞同这一说法。据说这个观点是在比较了中俄改革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人们假定中俄改革方法不同，目标相同，都是搞市场化。俄国败于休克疗法，中国胜在渐进策略。然而实行渐进策略的并非中国一家，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和拉美各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还有一种儒家文化论，把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量齐观，主张儒家资本主义文化是中国成功的主因。这种解释已被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所打破。最近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又提出被称之为“北京共识”的新观点：“一心一意进行创新和试验，积极主动地捍卫国界和国家利益，以及深思熟虑地积累非对称权力手段。”[1]这并非什么“新发现”，却受到国内某些人的可笑追捧。不能说上述解释都毫无价值，但是说它们是一孔之见则一点也不过分。
当代中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到什么程度？看看一国两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可以明白。有些人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港澳台、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济以及个体经济等正与社会主义经济日益结合在一起。这就迫使学者们必须回答，中国的成功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还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新自由主义者选择资本主义成功说。他们认为，中国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成功，只要做操作层面的解释就够了，无需过问那些意识形态教条。他们陷入了无限遐想，指点中国说，如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此论调在西方极为盛行。George J.Gilboy高傲地断言：“中国只有进行政治结构改革，它才能释放出它作为全球竞争者的潜力，而不仅仅是给市场多一些自由，再得到更多的投资……遗憾的是，在中国成功完成这一最后的现代化的征程中，长期分割的历史包袱及官僚制度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2]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并未因此感到欣慰。他们怀疑这种障碍论是否可靠，宁可相信中国威胁论。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因为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01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发表了《中国即将崩溃》一文，断然声称中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就恶化到无药可救，届时中国的经济与中共政权将同时崩溃”。[3] 如果结局果真如此，那么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也是资本主义的悲剧。因为，世界将会由此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最有潜力的市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看到这种前景。于是，各种中国机遇论对此做出了可以理解的反应。
第四国际不认同中国的奇迹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也否认社会主义成功说。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最后50年的兴衰终于证明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和非无产阶级的基础上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4]
在国内，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竟也怀疑起社会主义成功说。他们怀疑目前中国政府在搞社会主义，怀疑现在实行的政策属于社会主义政策。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变成了纯理论的批判和说教，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他们似乎在等待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相互冲突的见解皆因不能正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上述学者和政治家们由于从各自偏好的价值观出发，一厢情愿地解释中国现象，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前景陷入了臆测或茫然。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成功必须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主流价值观不仅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也提供了改革过程中从微观到宏观应对各种挑战的政策依据。中国的成功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何在，前景如何，发展中的中国怎样协调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怎样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应从主流价值观中去寻找答案。
二、历史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前后经历过不同的表述和变化，但就历史演进的结果和本质而言，是由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三种基本价值观构成的。这三种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具有恒久的历史意义。
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早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以后又为维新派、义和团、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继承。大致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从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那里，都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爱国情结。
洋务派的爱国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它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试图通过物质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体现了列强压迫下产生的民族共同体的存亡意识。洋务派运动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后，开始走向保守和反动。1911年清政府倒台后，洋务派又以北洋军阀的面孔出现，成为中国最反动的力量。
洋务派不能达到其原来设定的现代化目标。它的爱国主义只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不能为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直接的利益。这种爱国主义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5] (P7)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内部构建过程，还需要从外部引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想。离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单纯爱国主义，无论最初是否包括积极因素，毕竟不能引导中国摆脱困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民主主义的出现比爱国主义要晚一些。维新派那里仅见端倪，完整的民主主义从国民党人开始。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核心是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包含了对爱国主义的继承。五四运动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出现了民众运动的高潮。于是，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大政策已超越了单纯的民主主义而表现为对共产主义运动某种程度的承认。孙中山是民主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只要坚持民主，就可能与共产主义运动汇合起来。
国民党走向反动，始于1927年排斥共产主义，继之于1930年排斥民主主义。这一年，国民党公然引入法西斯主义，通过上海的报刊狂叫“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6] (P10)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号召力。出于无奈，蒋介石收起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他的封建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又拣起了孙中山的“训政”，企图用三民主义笼络人心。实际上，所谓“训政”只是蒋介石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支军队”的借口。
在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党立国，后来丢了民权民生，由进步而反动，最后归于失败。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晚出现的一种思潮。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劳工和民众的力量，决定引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改造中国。
尽管这一行动本身包含着“救中国”的目的，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只能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能讲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们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超越民主爱国思想，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中共一大党纲反映了这种倾向。（注：蔡和森提醒说，加入共产国际“不能带爱国的色彩”。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82页。一大党纲把中国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主张“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失败与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有关。这两种主义都排斥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把中间派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保卫苏联当作动员口号。
中国共产党利用长征胜利的机会实现了战略转变，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这次转变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中吸收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将其与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密切结合起来。
从历史上看，爱国主义历来强调民族大义，忽略阶级差别。苏维埃运动只讲消除阶级差别，忽略民主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民族利益。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则包含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谋求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利益，尊重中间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是三个主义相结合的必然结论。三个主义的结合使共产党可以在复杂的抗日环境中游刃有余地应对各方挑战，在多种政治势力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
共产党走了一条与国民党相反的道路。它以社会主义信念立党，后来又吸收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幼稚变为成熟，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
三、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先看什么是资本主义，它有哪些缺陷和成就，再从中引出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成就，社会主义就会陷入空想。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历史进程。许多人对此感到奇怪，其实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观点。他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7] (P87)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7] (P280)这些话里都隐含着共生论。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主张从这个社会本身找到否定这个社会的积极因素。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及一切旧社会形态决裂，同时又主张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决裂论也好，继承论也好，都是以共生论为前提的。
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考虑如何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问题。之后，他们越来越强调对资本主义的继承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谈到信用制和股份制具有进步作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的拉萨尔幻想，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按劳分配“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8] (P304-305)恩格斯晚年研究了资本主义以普选权为中心的制度进步，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斗争策略，把普选权当作最锐利的武器，“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资本主义的活动。[9] (P525)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强调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因为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其寿命比他们原来预想的要长得多。恩格斯晚年在谈到这一情况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9] (P512)这就促使他们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延续了它的生命力，试图从中找到可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启示的积极因素。从1853年起，马克思还深入研究了东方社会和俄国革命。他预言俄国革命可能先于西方革命爆发，认为俄国不必遵循西方道路，可以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7] (P251)这些结论既肯定了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又肯定了这条道路依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性。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结果遭到农民的抵制。从1921年起，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说明，列宁最终还是接受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生关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有正确的一面，缺点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估计不足。战后，斯大林扩大了这个缺点，提出“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完全否认共生关系。否认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新的话语形式。新民主主义理论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承认共生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在一定的范围内与社会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从1953年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沿着否认共生关系、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只取消资本主义经济，不取消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和个体经济是不行的。禁止多种经济成分，禁止不了群众的致富欲望。你不让他搞个体经济，他就会偷偷地搞。结果只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社会主义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恢复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关系的承认，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股份制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等。此门一开，全盘皆活。
共生性问题如此灵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空想社会主义者离开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设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中国搞社会主义缺乏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怎么办？就是承认并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这样，社会主义才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成就主要指现代生产力，尤其指机器大工业及其产品。这些都属于物质文明。资本主义怎样创造了这些物质文明？马克思花毕生精力研究这个问题。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找到了与产生物质文明直接相关的某些制度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没有真正讲清这个问题。他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只要剥夺剥夺者，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创造出机器大工业。
邓小平讲清了这个问题。他的话虽不多，但讲到了要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原来，资本主义创造物质文明的秘密就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只会下蛋的鸡，不仅可以创造机器大工业，还可以创造第三产业和更高的产业。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应当留下市场经济这只鸡，让它下更多的蛋。
四、现实
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如果从比较中西现代化这一更广阔的视角看，这恰恰是中国历史进程应当具有的正常状态。中国追赶发达国家是一个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它意味着中国必须同时或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遇到的历时性任务。历时性任务转化为同时性任务，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中国的生产力涵盖了从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到高新技术的各种产业。区域经济展示了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形式。经济结构和经济成分有国有和集体经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个体和民营经济，合资合作经济、外资和跨国公司，等等。社会成员有工人、农民、民工、白领、公务员、个体商贩或生产者、私营老板、知识分子、侨商、外商、港澳台商，等等。他们生活在一国两制之中，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信仰群体、不同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教育程度和不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解决和协调好这些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决策者必须奉行一种具有相应复杂性和功能的切合实际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它的价值观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提炼，把近代中国三种最进步的思潮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恰恰具有这种性质。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是在反对外来侵略和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过程中产生的，起着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是爱国者的统一战线，它只排斥一切分裂国家的势力和出卖主权的行径，强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但是，光靠爱国主义不能救中国。从洋务派、义和团到蒋介石，都证明单纯的爱国主义不是专制的就是排外的，只能招致民族灾难。只有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爱国主义才能避免掉入“想象的共同体”的陷阱，使国家和民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载体。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都讲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强调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民主主义强调多样化，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合而不同。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也不行。没有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国际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国际主义要靠爱国主义来实现。爱国主义来源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源泉。民族文化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包括精英文化、群众文化以及海外中华文化等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奉行的民主主义也叫新民主主义，又称人民民主主义，毛泽东将其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它起初来自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除了物质文明，资本主义有两大成就，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民主主义。两者具有同构性，民主主义只是市场经济的政治表现。尽管民主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体系中有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它的包容共生精神和契约意识。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主义？因为只有民主主义才能解决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的协调问题。马克思所说的民主政治是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它的特点，一是契约性。大家不分党派、民族和信仰，都来认同民主程序。认同民主程序就要尊重各自的信仰。当政者对选民或议会负责，承认各阶层人民的参政权，不能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信仰和利益要求。二是保障市场双赢。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完善市场关系，追究违反契约的行为。政府权力又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政府及其官员不能利用行政权侵犯和破坏正常的市场关系。
民主主义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不同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还包括法西斯主义。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如优先考虑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利益。近几年，有些西方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力量具有反民主反市场的性质，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的分析有相近之处。此外，一些西方大国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承认多种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主义并不等于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只表明认同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还要经过一番中国化的改造才能吸收。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民主主义的来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由于缺少民主传统，中国需要借鉴并汲取民主主义的合理成分，学习如何保护人权和产权，如何规范政府职能和消除腐败，如何搞市场经济。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一样伟大。西方在科学技术、民主精神和市场经济方面长于中国。西方文化还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国外其他先进文化是共产党可以汲取智慧的又一个资源。共产党汲取西方文化的方法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具体讲，就是发展民主政治不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市场经济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代价。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信仰理念，它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智慧宝库，它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思想构成，包括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部的丰富经验、智慧和教训。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够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吃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亏，也吃过马克思主义僵化的亏。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创造了“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这样的话语，才使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做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没有规定的事情。“中国化”和“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开放性的品格。而最大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便是敢于以社会主义为主导，把三种主义大胆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作为主流价值观，正是当代中国较之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最大的思想优势，是创造中国奇迹和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动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信仰，同他们密切合作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过去我们认为，土改是民主主义政策，只有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财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才是社会主义政策。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以及它的伦理原则集体主义，要求将经济社会的目标定位为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有两种战略，一种是消灭资产者，另一种是消灭无产者和贫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第一种战略，没有走通。我们不得不实行第二种战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让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富裕起来。今天，社会主义政策意味着把广大人民群众带入市场经济，使他们享有市场经济的机会和实惠。
社会主义不允许两极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一些人有财产，多数人没有财产这个基础上。从街上找一位既无土地又无财产的乞丐问一问，告诉他这个政权是属于你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你也有份。他能相信这个说教吗？只有获得了财产，进入小康之家，他才会认同公有经济，才会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这是人民政权。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凡是有助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和推动他们致富的政策，都属于社会主义政策。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不变、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反对剥夺农民、禁止拖欠民工工资、振兴老国有企业、开发西部、开发式扶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属于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不能只停留在书本或批判文章上，必须给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实惠。
消灭无产者和贫困的战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真正秘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1997年中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条件下较顺利地渡过世界性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了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政策。扩大内需离不开社会主义政策。只有广大人民富裕起来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人把消灭无产者和贫困的战略解释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如果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战略归功于凯恩斯主义？难道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为他们谋利益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一贯坚持的宗旨吗？其实，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与消灭无产者的社会主义战略并不相同。美国自实行新政以来，它的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发展军事工业和对外扩张。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先实施了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防止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沦为产业后备军。本世纪以来，中国又把工作重点从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致富转向摆脱普遍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建立和谐社会方面。市场创造的财富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解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物质基础，而越来越多群众的脱贫致富反过来又不断地扩大市场。只有人人富裕起来，家家进入小康，才有可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
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它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靠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三条腿支撑。它们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正义、市场公正和民族大义。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抽出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是片面的，而抛弃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要犯原则错误。
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结合不会先天呈现出来，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发现，不断克服它们之间的冲突，找到结合点。改革是一个针对各种矛盾和不同情况，在三种主义之间不断寻找结合点的思想整合和体制整合的互动过程。结合点非常重要，有思想上的，也有体制上的，找对了就能克服对立，摆脱困境，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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