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见论文,探析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623(2006)05-0109-06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困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党和政府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由于政府的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在普通苏联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见者，立刻就会想到诸如罗伊·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等一些当年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渡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主张的政治明星。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反抗政府的行动，苏联政府的态度，采取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销毁萨哈罗夫550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105卷档案的决定[1] 136—137。搞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同时，亦可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倾听和处理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为卓有成效、实事求是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借鉴。
1965年兴起直到1984年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歧见纷呈，各种定性和观点截然不同。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是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纸杂志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西方赋予它的具体含义是：“个人主要是用宣扬人权和民主政治的方法，对政府权力体制进行非暴力形式的反抗。争取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基本上是与抗议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相关联的。”[2] 360也就是说，它是苏联和东欧人民利用和平的方式反抗政府的某些政策和措施，要求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运动。
而苏联政府却认为，持不同政见者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77年《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3] 502—504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在我们这里是不禁止用不同于多数人的另一种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一些已经脱离我们社会的人走上反苏活动的道路，违反法律，向西方提供诬蔑性消息，散布谣言，企图组织各种各样反社会活动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它特工机构参与其中。”[4]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一狡猾地组合起来的外来词给人营造的影响是，那些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们总是与某种敌对势力有联系：要么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要么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总之是与某种国际上品性不佳的世界主义机构有联系。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5] 177
既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运动研究者的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1965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6] 57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公开表达出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维利耶夫在《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研究人员眼里就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确定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概念时就可能产生困难。很明显，它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是多种多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举行的某些行动与过激主义有区别。”[7] 177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只能通过考察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行动来具体分析。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斯大林时期冤狱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权利的各种人物，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正因为此，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产儿”。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同时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社会变形，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些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有三大派别，以罗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完善和改进。他们明确宣称：“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6] 142他们认为民主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实现比较深刻和彻底的民主化。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社会就不可能发展进步，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会异化变质为官僚主义机器，成为一小部分人任意支配国家财产和人民的工具。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允许公民自由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保证他们获取各种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取消书报检查机构，制定出版法，用党对报刊比较灵活的领导取代书报检查制度，从而保证科学和艺术创作的自由。同时，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批评任何党员和领导干部都不应受限制。党报和党刊应该经常开展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允许反对派发表不同意见，改变和完善党和政权机构的选举制度，引入竞选因素，加强选民对自己所选代表的联系和监督，以提高代表对自己选民的责任感。“当权者只有当批评的威力足以迫使他们靠边，并更迭政府的时候才肯做出反映”[8] 574—575。此外，要允许持不同思想的人存在，并保证他们有可能组织各种团体，包括政治组织在内。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意味着保障多数人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同样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和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西方派向往的多元社会是“各种社会组织形态的自由，不同形态共存，并给人以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9] 26
萨哈罗夫也正是因为向西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而成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未来利益漠不关心。……给普通老百姓看病的医院极端贫困，乡村学校缺乏经费，每个班级的人数都远远超过定额，人民教师受到苛刻的对待，在教学中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口是心非，像正在成长的一代传播冷漠精神。”[10] 10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强调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也没有什么用处，整个国家很早就靠物质利益和公民顺从来维持了，绝不是靠任何意识形态。但他们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11] 284同时，新斯拉夫派反对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残酷镇压反对派的行为，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因为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他们认为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道德标准，正是东正教仁爱道德标准的缺失，才出现斯大林时期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恐怖暴力行为。“20世纪政治动荡排斥了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思想力量的基督教，破坏了它的道德价值。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代替这些已经丧失的价值。于是，出现了一个道德真空，从而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过火行为”[12] 84。在他们看来，只要在东正教的普世主义基础上，创造一种能够成为亿万人遵循的道德准则就能解决暴力问题。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尽管他们也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初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与俄国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苏联广为流传的私下出版物《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的作者明确指出，尽管目前在苏联、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我们清楚地知道，目前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多么困难，因为世界上对这种思想的信念由于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而发生了动摇，这种恐怖政策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这种信念还由于入侵捷克而发生了动摇，这一入侵把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企图窒息于萌芽状态。这种信念由于南斯拉夫推行政治专政的实践而动摇了，这种政治专政也使经济民主的实验瘫痪了……尽管如此，真理还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边，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3] 338-339。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式，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要求，只不过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
著名的私下出版物《瓦尔加遗言》的作者同样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使具有列宁精神的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党已经蜕化变质为受最高当权人意志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机器。“从此，在苏联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种在斯大林死后还未能克服的特别危险和有害的倾向，即：用说谎，隐瞒缺点和夸大成绩的办法让老百姓把这个政权看作是神灵之光”[14] 161—162。
官僚主义体制中的关键人物高级领导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人民，不是事业的成败，而是保住自己的领导职位，自己的特权以及在下级中的威信和上司对自己的好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官僚主义者常常不顾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从表面上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阶层把党和国家的巨大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民主和人道为本质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却嬗变成了最缺乏民主的体制。因此，“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科学和文艺创作自由以及获取情报和传播情报自由的问题，如今几乎成了有关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一切讨论和争论的中心。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获取情报和传播情报的自由，在精神自由方面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自由的程度是真正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12] 201。也正因为此，70年代以来以维护民主和权利为宗旨的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不断涌现。1979年10月，甚至在苏联的列宁格勒等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私下出版物——《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我们不相信妇女因为生就是女人而应受到生活的虐待……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15] 39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1980年7月，达吉亚娜还发动了一次反战和平签名运动，呼吁苏联所有母亲和妻子说服自己的亲人不要参加侵略阿富汗的战争。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1970年12月21日呈报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也可以管窥到私下出版物的一些主要内容：
苏共中央：
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
……他们主张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时期的所有罪行，清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腐化堕落分子、教条主义者和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主张扩大言论、集会和讨论的自由，用党对新闻出版形式更灵活的领导取代新闻书刊检查；主张扩大工人自治，改变选举制度，等等[16] 77-78。
总的来看，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大部分是一些具有创新思想和敢于讲真话的人，敢于批评和监督苏共的人。这些人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
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他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的弊病，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
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
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的书籍，1978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曾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17] 37-38苏联和东欧剧变并不能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
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7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回忆说：“我感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不同见解不是新教会或新的统一的反苏维埃国家的胚胎，而是多元化的社会……假如我们要使自由的俄罗斯思想、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得以发展，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思想和看法，这是俄罗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条件。”[18] 90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19] 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参加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坚信，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权利三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学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识分子与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自由与其说是集体的，不如说是个人存在的价值。政权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权)并不自动表明自由的状况。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权理解的民主，可能变成较之专制政体更厉害的不自由。当缺乏防御政权对人的侵犯，缺乏对人的法律保护，当个人完全从属于大多数人、从属于集体意志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20] 40
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例如，用私下出版物、请愿书、声明、公开信等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马利里克在《持不同政见者札记》中写道：“政府毁灭了许多人的良知理解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恢复它，发挥不用社会批准的精神。”[21] 45—46
由于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两次被判刑，1976年苏联拿他同美国交换了智利共产党中央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的布科夫斯基甚至认为：“捍卫人权的运动有责任和义务完成一切，甚至完成不可能之事，从而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有选择信仰的自由。我们没有权利忘记这一点。”[22] 150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亦然。运动参加者中不乏热衷于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成年累月不工作，只是持不同政见者”[23] 90。这些人对社会不满，只是因为不能从社会中猎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某些人则是受名利心驱使，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
此外，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利用西方赞助出版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书籍，通过西方媒体宣传自己反对苏联的观点，客观上迎合了西方国家遏制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