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经济与发展经济的思考_货币政策论文

关于启动经济与发展经济的思考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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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又出现了通货紧缩。政府为启动经济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效果不理想,经济仍呈现低迷状态。理论界对此各抒己见。本文认为,启动经济必须与发展经济相衔接,否则就会出现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效果。

一、启动经济:政策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在不同的经济波动中所采用的政策侧重点不同。一般情况下,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旺盛、物价持续上升的经济过热现象时,更多地采取货币政策,将经济降到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是否不适用了呢?

第一、从货币政策本身来看,确实存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近年来,政府连续七次降息,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银行贷款的额度限制等,一步步强化金融松动,但效果不明显,主要一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和企业更加重视贷款的质量和自身的利益,出现了银行“惜贷”和企业“慎借”的现象。二是我国的投资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低,很难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刺激,而宜于采用财政政策。

但是,货币政策并不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在“流动性陷阱”下的失灵。在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市场传导机制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利率的杠杠作用既不象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灵敏,又不象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手段那样有利,只不过是利率对投资和消费反应钝化,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从财政政策的运行实践看,遇到了困难。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需求受到财政本身投入力度的限制。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额达到GDP的10%以上时,才能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而我国1998年的GDP近8万亿元,1999年为8.5万亿元,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的话,投资额每年需要在8000亿元左右。但是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11400多亿元,财政赤字1500多亿元。显然,用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需求将受到财政投入力度的影响。二是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消费的贡献率。“八五”期间,民间投资占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在投资过程中,财政投资又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使民间投资的力度减小。三是财政对拉动需求的力度受到限制。财政拉动需求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又会受到财政赤字的约束,财政增长缓慢,进行收入分配调整就比较困难。由此可见,近两年来,我国的宏观扩张政策只是有效地阻止经济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和物价总水平的进一步下滑,拉动经济增长效果不明显。

以上所述,是否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了呢?要看二者的优势。

第三、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优势来看,二者必须结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各自存在不足,但在经济运行中各自的优势显示出来。鉴于财政投资的时滞,对于没有完成的投资项目,为防止投资断层现象的出现,需要曾发国债,注入必要的财政投资才能完成,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减税增支或增发国债的财政手段扩大内需,的确比信贷手段更直接、更快捷。目前来看,使用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能力空间。从统计上看,1998年、1999年国债余额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和2%,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60%和3%,扩大财政政策是比较乐观的。国家综合负债指数1998年为5%,低于许多国家,说明利用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还有很大的余地。

启动最终消费需求,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外,货币政策不可少。在居民收入普遍较低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信贷性消费,如住房按接贷款、助学金贷款等,这是财政政策无法替代的。实际上,1000元的国债运作,配合以1000元的信贷资金就等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起作用。

总之,在当前通货紧缩状态下,只有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才能扩大国内需求,启动经济。

二、发展经济:宏观政策与经济改革相配套

如何发展经济呢?按照刘国光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七期中所讲的:双管齐下的同时,更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二者交错作用,共同引发了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单纯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很难使中国经济在1-2年中走出低谷的,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短期内难以扩大。

第一、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尽管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理应从刺激消费需求入手熨平经济。但是由于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受体制性因素影响较大,近期内难以扩大。首先,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偏低。居民的消费受收入增长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曾一度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从1986年开始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低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低2-6个百分点。居民可分配收入的下降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据IMF和世界银行的统计,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美国为83.7%,东南亚国家在65%以上,我国1996年最终消费率已降到56.09%,远远低于处于大体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率。它是形成我国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背景。其次,预期支出的增加。传统体制下“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下实物性、福利性收入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居民在现期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预期支出迅猛增长,严重制约了即期消费。再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有关方面经济分析,我国近6万亿储蓄存款呈“倒二八”状态,即80%的储户持有20%的存款,20%的储户持有80%的存款。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20%储户属于富豪阶层,他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和住、行消费已基本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无论政策如何刺激,这部分人也不会增加即期消费。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其基本生活无问题,但他们的教育投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支出迅速增大,不得不动用储蓄,即期支出也不会因政策的刺激而增加。低收入居民仅够维持温饱,也不会增加即期消费,甚至还会减少即期消费。在这种消费畸型情况下,居民的总体消费倾向下降。二是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40%,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中期的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十几年,消费档次差几个,在城镇居民常规需求基本饱和,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大的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自然落到占全部消费50%的农村市场上。农村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对于9亿农民来说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就会增加200多万台件的需求,届时,彩电、冰箱等家电行业将有一半以上过剩生产能力得以消化,但由于农民收入低,制约了这一潜在的消费。

表一:投资、消费、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1991

60.1

 36.2

3.6

1992

61.2

 46.2  -7.5

1993

49.0

 62.1 -11.1

1994

55.8

 33.8  10.4

1995

59.5

 37.6

3.0

1996

62.0

 32.9

5.1

1997

60.6

 22.4  17.0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体和必然选择”

原文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有关资料计算

表二:居民纯收入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年纯收入①

农村居民年纯收入②

②/①%

1990 1510.2 686.3

 45.5

1991 1700.6 708.6

 41.6

1992 2026.6 784.0

 38.7

1993 2577.4 921.6

 35.8

1994 3496.21221.0

 34.9

1995 4283.01577.7

 36.8

1996 4838.91926.1

 39.8

1997 5160.32090.1

 4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计算得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下岗人员的增加,就业困难加大;考虑到未来复杂的经济形势,人们的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因此,近期内难以大幅度扩大消费需求。

第二、投资需求变得更加谨慎。投资在拉动经济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整个“八五”期间就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投资占相当大的比重。一般情况下,当政府投资逐渐地撤出时,必然会有社会投资跟进,那是受传统的供给制影响,政府一旦放松银根,企业就有贷款的积极性,银行也有放款的积极性。而我国经过7次降息后并没有引起社会投资的大量增加,相反,近几年社会投资呈递减趋势。1980-1998年的19年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增长27.3%,比国有经济投资增平均增幅9个百分点,但1998年却出现相反情况,非国有经济投资增幅低于国有经济投资11.6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受环境的影响未能跟进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投资变得更加谨慎。

第三、净出口增长缓慢。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大幅度下滑,政府采取了综合信贷和出口退税等手段,有利地促进了出口增长,到1999年10月统计,我国外贸出口1552亿美元,同比增长4.3%。目前亚洲各国经济形势好转,200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望在3.5%左右,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出口。但是随着“入世”邻近,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也大幅度增加,净出口不会有大增。

以上分析表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扩大有效需求的能力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依据我国的国情,把宏观政策的运用和解决经济中深层次矛盾结合起来,使短期政策效应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后劲相衔接,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良性运行。

第一、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在经济总量过剩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过剩与不足并存。东部的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和生产能力过剩,资源不足。西部具有较丰富的资源,但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和生产能力不足。这种过剩与不足带动结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当前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必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线挂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把优化升级东部的产业结构同发展中部、开发西部结合起来,把东部优化下来的过剩的生产能力有利于中部和西部的向中部和西部转移,东部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外资等手段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中西部地区在引进东部的资金、技术、产品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吸引外资加快产业的升级,尽快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随着东、中、西部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和技术转移和创新,产业连动升级,大量新的有效需求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在这一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也必将形成适应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结构,即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第二、在企业体制改革中,把深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相互参股等形式实行股份制,创建核心强大的企业集团,同时扩大投资,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额占全部贷款额的不足30%,在靠财政直接投资的领域比较窄的情况下,主要发挥大规模民间投资的作用。鉴于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达6万亿元,还有一部分未能转化为有效投资,存差达1.2万亿元的现实,拓宽融资渠道,将财政投资、银行投资和证券投资并用,并以财政投资为主体,以银行投资为重点,扩大证券投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供给创造需求。企业发展了,既创造有效供给又增加有效需求,生产的启动会形成对生产资料的消费需求;生产发展了,国家税收就能保证,财政支出增加,导致有效需求上升;企业发展了,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个人收入增加,使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因此,必须在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使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更多的有效供给。

综上所述,我国治理通货紧缩必须把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和长期的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启动经济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使经济在走出当前困境中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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