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1-0096-08
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展示自己辉煌的世纪。100年来，作家文学的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产生了老舍、沈从文、端木蕼良、萧乾等一批少数民族著名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到90年代，原来没有作家文学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填补了空白，都有了自己的书面创作队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从事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的会员总数达到5000多人，为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倍。蒙古、满、回、壮、藏、维吾尔、彝、朝鲜、白、侗、苗、哈萨克、纳西、土家、布依、哈尼等众多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其中，李凖、玛拉沁夫、乌·白辛、穆青、韦其麟、霍达、张承志、益西单增、祖农·哈迪尔、吉狄马加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作家。民族作家的作品灿如繁星，在中华文苑里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使中华文学更加辉煌。
创作的繁荣牵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创作的繁荣。我们把20世纪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分为萌发期（1901-1949年）和发展期（1950-2000年），两个阶段很不平衡，有很大的差别。
一、民族文学研究的萌发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搬开了绊脚石。“五四”运动冲破了传统陈旧意识的禁锢，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国的各门科学一时勃兴，新的史学、文化学、语言学、文艺学、哲学、逻辑学等竞相兴起，显示出新思想、新思维的冲击力度。文艺学面貌一新，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大师树起了文艺理论的新旗帜，使文艺界从作品风格到研究的思维方式焕然一新。梁启超在西方科学精神的启示下，注重文艺的理性与系统的分析，注重概念的严格定义，其逻辑推理和趋于精确化的研究，对文艺理论有重大影响。他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纲〉》中特别强调：“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这种整体研究和全方位探索的理论，即使今日也依然显出光采。国学大师王国维研究的触角，甚至达到《越人歌》的细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使民间文学走进了大学的殿堂。鲁迅的“杭育杭育派”使人们对文学的起源及功能有了一种全新的概念。在这些大师的倡导声中，中国文学史开始了零的突破，这就是1904年在香港出版的霍依仙的《中国文学史通论》。在此之前，即19世纪的80-90年代，先是日本人末松谦澄出版的第一部《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年），及后日本人又出了几部，英国人A·H·Giles也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据统计，自1882年到1949年的67年中，先后出版了（包括重版）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要略等各种史论434部。然而在这样多的著述中，遗憾的是难寻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名为中国文学史，实为汉文学史或汉文学史论。在这些著作中，只有1938年出版的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1943年出版的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和1940年出版的卢冀野《民族诗歌论集》提到民族和民族文学，但含义不可能与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等同。[1]新近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介绍的1200种文学论著中都没有这几本书，可见其影响不大。总的来说，这时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观念模糊，概念空缺。
按梁启超的理论，任何事物首先必须有概念，有定义，概念的定义必须是严格的。那么，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就得知道它的概念的定义是什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不可能产生“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1903年，梁启超引入瑞士——德国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nation)一词。孙中山则将中华与民族结合起来，“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2]，称之为中华民族，并坚信“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3]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这一称呼体现了孙中山“务与之平等处于中国之内”的进步主张，同时也符合我国各民族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实际。故而受到欢迎，沿用至今。不过当时对民族的定义比较模糊，直到“五四”运动后引入斯大林1913年关于民族的定义，概念才比较确定。定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主张帮助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消除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下产生的对各兄弟民族的侮辱性称谓，鉴于汉族以外各族人口较少，中国共产党遂采用“少数民族”一词来称呼汉族以外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但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由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还得不到国统区的认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还来不及落实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这些任务。加上当时民族底细不清，如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多少个民族，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其文学）有何特征，当时无法界定。因此，人们的民族观念模糊，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概念也就暂付阙如，这就必然大大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探究。
（二）大部空白，少数提及。
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既然处于上述状况，这就决定了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总论、各体文学总论、断代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美学研究、文论研究是以历代的汉文学现象为对象的，民族文学研究基本是空白。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书，“作者自汉代文学谈起，讨论了汉至唐白话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强调了民间文学特别是汉魏乐府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5]作者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白话文学才是富有生气的文学，强调了民间文学的功能及其对作家文学的影响，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但作者所说的民间文学只是汉族民间文学，不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者选取的材料下限到白居易，可对同时代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提到的秦汉时代壮族祖先有名的“灰姑娘”型故事却视而不见。唐以后1000年，德国人的“灰姑娘”名满天下，并在20世纪80年代到广西寻找“灰姑娘”的根，他们承认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是段氏在其著作中记载的故事。[6]
同年出版的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在谈南北朝文学时，作者只阐述南朝的宋文学、齐梁文学、陈文学，而把可能涉及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北朝绕过去了。1943年陕西出版的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共96章，每章都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典型的实例，陆侃如在序言中评价：这本书“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但本书理论分析仅以汉文学作品为依据，未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只能是汉文学研究者入门之资，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无涉。类似这样的著作甚多，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未改变，所以何其芳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汉语言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的。”[7]
至于闻名世界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及众多以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几无踪迹。《格萨尔王传》早被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石泰安赞为“亚洲各民族民间文艺的宝库”，专门作了评介。《玛纳斯》100多年前就在国外刊布，从19世纪起，俄国学者瓦里汉诺夫、拉德洛夫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学者就不断开始搜集、记录、翻译和刊布，在法国、英国、土耳其等国家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几百部史论，都没有其踪迹。
翻开1910年武林谋新室出版的抄传本《中国文学史》（1904、1906年曾两次以讲义印行），此书观念陈旧，将小说、戏曲、曲艺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当然更不可能涉及民族文学，却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只是为反对“元时儒教几亡”之说，提到“耶律楚材以契丹人业儒”，并以《元史·列女传》来证明“治化所及者深矣”。
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为当时代表作。第三编有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文学；第四编设辽金文学、元文学及戏曲、小说之大盛2章；第五编5章为清代文学。在这些章节中，提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作了一些分析，比抄本进了一步。
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王易《词曲史》，设有“金诸词家”，分析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游国恩《楚辞概论》，在论述楚辞与楚地民歌的关系时，提到了《越人歌》，认为楚辞与此歌及当地民俗、音乐、地理关系密切。楚地民俗、民歌、山水是楚辞的摇篮。不过，当时还没有人论证《越人歌》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关系。《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系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学史论，论述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史研究概况。其中认为，这期间影响最大的并非梁启超文章或翻译小说，而是白话小说。其中提到了满族作家文康（燕北旗人）的《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评话》），认为其与《七侠五义》等代表了北方的平民文学，是供民间娱乐的作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文学史、文学史论基本忽视民族文学，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名篇及民族民间文学珍品，基本被置于众多学者的视野之外。个别史论偶尔论及，也是少而零碎，给人大海孤帆之感，旷野一花之慨，可见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意识之淡薄。
（三）慧眼识珠，几株独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诗歌长期垄断中国文坛。隋唐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向不为人所重。民间文学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少数民族文学当然就更被人冷落了。然而就有那么一批专家学者，慧眼识珠，被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那奇异的色彩和独特的内涵所吸引，在众皆漠视中独有所钟。近代戏曲研究的开山者王国维，对于抄本《中国文学史》中痛诋重视小说、戏曲为“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的说法颇不以为然，毅然作《宋元戏曲史》这部总结性的巨著，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在谈到元杂剧何以取得如此成就时，他写道：“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作者把辽金与唐宋相提并论，是一种进步的文学观和民族观，他看到了辽金文学对元杂剧形成的重大影响。作者对南戏与北杂剧特点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得出“北剧悲壮沉雄，南戏清柔曲折”的结论。他还对《越人歌》作了精辟的论证，虽然对榜枻越人的身份说法偏颇，但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194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方桂《龙州土语》一书；1970年秋，台北又出版了他对1935年在广西收集到的天保（今天等、德保一带）壮族民歌的分析论文《天保土歌——附音系》。前篇分导论、故事及歌、字汇三个部分，作者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一共16段故事及民歌，逐字注汉字，又译为汉文和英文，加上2000条字汇，用以构拟出龙州壮语的音系，开创了用壮族民间文学研究语言之先河。后一篇长文不仅通过天保壮歌研究了民歌格式及韵律，而且保存了古壮字原文，并与台语支（壮侗语族）各族民歌作对比，揭示这些民歌的规律，同时构拟出天保壮语音系。这些严谨的研究，迄今仍经常为世界各国研究台语（壮侗语族）所使用。这是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价值的一次扩展，意义重大，为他1977年在夏威夷出版的《台语比较手册》奠定了基础。该手册通过民间文学将云南剥隘壮话、龙州壮话与泰国泰语比较，研究原始台语，是本世纪以来研究侗台（壮侗）语族的重要著作。
闻一多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偏爱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闻一多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前往西南联大，他由马学良先生作助手，一路采风问俗，收集少数民族山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马学良先生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回忆道：“这里山川秀丽，而人民却一贫如洗，终年靠粗米、苞谷、野菜、盐水度日，但即使这样艰难、热情淳朴的兄弟民族还要千方百计地切一盘姜丝，或者煮一碗豌豆来款待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与马学良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苗族民间文学材料。后来他用这些调查得来的材料与史料相印证，撰写了《伏羲考》、《龙凤》、《说鱼》、《端午考》、《什么是九歌》、《“九歌”古歌舞剧悬解》[8]等众多精采的学术论文。在《伏羲考》中，闻一多一口气引用25条洪水神话传说资料，其中20条是苗、瑶、彝（倮
）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文后附表列出了苗、瑶、侗、彝、傈僳、高山、壮（侬）等众多民族49个作品，足见作者对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视和深入探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等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发掘，并较深入地进行了研究。以《粤风》为例，1918～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收集刊载民歌的运动，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这期间顾颉刚和胡怀琛关注和评价了《粤风》。1927-1930年，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其上刊登了众多壮、瑶、苗、毛南、彝等各族民歌。这期间钟敬文正在岭南大学，成了创办的主力。他把《粤风》中的粤歌和瑶歌重加标点和注释，由顾颉刚介绍给北京的朴社出版。之后，他又与岭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员刘乾初翻译俍歌和僮歌（均为壮歌）为无韵新诗，以《俍僮情歌》之名于1927年夏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在广州刊行。广州一时成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中心。1930～1937年抗战前夕，闽、浙、川、苏（江苏）等省民俗学会或分会纷纷成立，会刊蜂起，刊载了大量民间故事、传说和民歌，其中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品。这期间，顾颉刚、钟敬文、王鞠侯、容肇祖、乐嗣炳、叶德均、黄芝刚都先后就《粤风》发表文章，形成了一次《粤风》研究的高潮，并带动了对粤歌、苗歌、客家歌及其它民族民歌的研究，专门研究文章日益增多，渐引起国人对少数民族民歌的关注。惜抗战爆发，研究降温以至中断。这期间，广西还编辑出版了少数民族民歌集《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
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评论和探讨《红楼梦》。不过当时一般作家都把《红楼梦》当作汉文学研究，极少提到满族。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满族的上层生活来研究，多有高见。作者认为，《红楼梦》乃“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文中考证影射虽不一一中的，但称“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认为“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这部书的索隐大多牵强，被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批评为“未免近于穿凿”，但作者从汉族、满族上层切入来研究封建末世，却是个正确的方向。
其它受到关注的有老舍、沈从文、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纳兰性德被誉为“国初第一词人”。[9]王国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作家论》，所评论9位作家中包括了沈从文。其中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认为，沈氏题材的重要来源是湘西少数民族尤其苗族的生活，他详细地描绘了边城的风土人情，描写苗族的生活富于浪漫色彩，有一种浓重的令人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地方色彩。苏文中把少数民族说成是“野蛮人”，留下了那个时代歧视少数民族的印记，实不可取。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刘西谓《咀华集》中，给沈从文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边城》中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玉石。对萧乾《篱下集》的评价较高，认为他从《道旁》中走出儿童世界，把人们带到了人生大道，虽为童心未泯者呼吁，却充满了时代孤独者的沉思。对萧乾的浪漫主义文采多有赞誉。
以上探索虽然显得稀少而零碎，远未能勾画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全貌，尤其对以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均未涉及，这是当时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但这些研究和论述不乏精采之处，对于人们认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着先导的作用，功不可没。
总体而言，1949年前，民族文学不被重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产生了种种偏见，使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学遭到冷遇，从而也使中华文学及中华文学研究成了一种残缺的“一花独秀”。这种状况在当时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民族压迫歧视本是阶级压迫的延伸。只有新中国诞生，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不过，萌发状态的研究，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是通过少数学者的研究和介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意识到了汉文学之外还存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汪洋。再就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使我们在开国之初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时，就有一些民族文学事业的学术带头人，通过他们很快培养出新的专家群体，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
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发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期。新中国一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就提到了日程上来，并把它作为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50-6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纳入国家规划，而且有了相应的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和深度，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著作。民族文学的研究实际已成为一种事业。5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至60年代的奠基期。其中50年代初为建立民间文学研究会，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开始大规模搜集、整理、翻译民间文学作品初始期。50年代末到“文革”之前为开始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时期。第二阶段为“文革”时期的停滞期。除了中央民族学院等一些民族院校复课后语文系相关语文专业讲一些民间文学外，其它工作都停止了。部分人员被批斗，资料散失。第三个阶段为80至90年代的发展期。其中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建立机构，恢复业务，继续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的恢复期；80年代中期至今为编写综合的民族文学史论专著，开办民族文学本科班，开展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期和深化期。总之，5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达到初步的繁荣。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的成就主要是：
（一）机构设置和学科建设成就。
1.机构设置。1950年3月，刚成立半年的新中国百废待举，党和政府即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任第一届理事长。各省区也建立了分会（台湾暂缺）。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之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80年代后期，该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各民族地区分会担负培养和团结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组织领导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任务。
197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为国家一级学会。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部分省区还建立了相应分支机构。在它们的组织和带领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体优势。
同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宣告成立。该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一块里程碑。它与各省区、各高校的众多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和网络。
2.学科建设。新中国成立5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为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相关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乌兰夫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院长，标志着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诞生。其后不久即开办了藏语班，这是后来语文系的起点，也是民族文学学科的生长点。
1951年6月17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后，在马学良教授主持下，立即开办了维吾尔、彝、纳西、苗、瑶、壮、布依等10个语言班，有的班次开始讲授民间文学。
1952年语文系成立，至50年代末，一共开设了20多个民族语文班，培养短训、大专、本科三个层次人才，各班都开设了民族民间文学课，少数班还讲授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正式成为大学课程。
60年代，语文系改为语言文学系，汉文学及民族文学课得到加强。1964年，该系的汉语言文学教研室升格为汉语系（今中文系），其课程结构及培养目标与一般中文系有所区别，兼有培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和创作人才的任务。
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缅语言文学、壮侗语言文学、苗瑶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突厥语言文学、其它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7个硕士点，从此可以单独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生，标志着民族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培养的人才规格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语文系同时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有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1981年，藏缅语言文学博士点诞生，从此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博士生。
1987年6个语言文学硕士点和1个博士点合为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范围扩大到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在原则上55个少数民族只要有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均可招生。
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次年春挂牌后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其下设有民族文学系，我国第一个民族文学系诞生。随后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民族文学学科学历达到了国家学历的制高点。
鉴于语言与文学关系密切，2000年8月语言系与文学系合并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任务不变。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先后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与此同时，中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及各省区民族学院、民族地区其它高等院校，凡建立了相应硕士点和博士点的，也都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破天荒的事业，它所培养的人才，有的成为研究民族文学的专家教授，有的成为刊物编辑，有的成为作家诗人，有的成为翻译家，人才经济，成绩很大。
（二）搜集、整理、翻译成就。
50年代，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拨出专款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当时提出的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由五个“方面军”组成：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各省区分会，这是主力和组织者。各县（旗）文化馆、乡（社）文化站组织力量配合。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边远村寨，不顾虎啸狼嚎和毒蛇横路，寻访民间歌手、歌师、歌王、故事家、毕摩、阿肯等艺人，用国际音标、民族文字或汉文记录民间口头作品，搜集拓片、手抄本、孤本、残本、异文、碑文，获得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工作持续到1958年达到高潮。此后3年困难时期中断，60年代中期前有所恢复。
2.语言调查组。始于1950年，当时中央派出4个民族访问团，成员中配有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家。1951年，中央正式组建民族语言调查组赴10多个民族中调查。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主要任务是为民族识别做准备。1956年为改革和创造民族文字，中央民委和中科院又组织了由700多人组成的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民族地区调查。由于不少语言材料来自文学作品，各调查队都带回了一批文学材料，可作语言、文学两用。
3.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1956年由中央民委（国家民委前身）组织，分为内蒙古、广西、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8个组。1958年增加到16个组。成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加上地方各级工作人员达到2000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奠定了今天的55个民族格局。各调查队于1964年写出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其中包括相当一批文学材料。
4.实习队。中央民族大学和地方民族学院以及民族地区相关院校的语文系、中文系的实习队，都有记录、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任务。以中央民族大学而言，每次实习都带回材料，积累几十年，数量可观。
5.专门调查组。如《格萨尔》组、《玛纳斯》组、《阿诗玛》组、《创世纪》组、《刘三姐》组、《壮族文学史》组，等等。搜集了大批相关文学资料。如《玛纳斯》50年代就开始零星搜集。1961年大规模搜集时，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班学生大都是其中主力（其中多数人后来终生从事《玛纳斯》搜集、翻译和研究）。30多年过去，该史诗8部20多万行已全部记录完毕，加异文资料总数达60多万行，为世界上最完备的《玛纳斯》资料。《格萨尔》的搜集几乎动员了几个省区的相关力量，至今收到的资料达200多万行。
上述工作在“文革”中中断，80年代再次掀起高潮。1981年，中共中央责成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并于当年9月下发文件，并批转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起草的国家民委文件：《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古籍搜集整理再掀热潮。
整理、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资料本几如汗牛充栋，推广本很多，其中三大史诗已出版了多种民族文字版本。仅《格萨尔》已录制艺人演唱磁带2200盘，出版藏文版书47部。其它如《阿诗玛》（彝）、《创世纪》（纳西）、《娥并与桑络》（傣）、《布洛陀经诗》（壮）、《指路经》（彝）、《苗族古歌》（苗）、《密洛陀》（瑶）、《古谢经》（布依）等等一大批成果，都已在国内外产生影响。过去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赛》24卷12000行；《罗摩衍那》7卷4000颂（双行诗）48000行；《摩诃婆罗多》共18篇107000颂，214000行，它们和《格萨尔》的100多万行相比，无法望其项背。世界最长的民间长诗在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截至90年代末，已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各种本子已达数千种之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共同发出的《关于编篡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的通知》，目的在于将历年搜集到的材料整理面世。卷数最少的《中国谚语集成》为31卷，每卷150万字左右，总计达4000多万字，其中少数民族文学材料在相关民族地区各种卷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成绩巨大，可见一斑。
这样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闪耀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光辉。国际友人对此羡慕不已。
（三）理论探索成就。
50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宏观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作家及作品研究。涉及到作家的族属鉴别、年表、代表作、时代背景、作品风格等方面。其中首先遇到北方部分作家双重族籍和相当一部分南方作家族籍不明问题，必须通过实地调查、文献参照，包括姓氏、家谱、传记、祀祠、作品内容风格等多方面对比参证，才能确定。例如，《壮族文学史》就通过这种艰难的考证，从广西古代众多作家中筛选出100多位诗人。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时代背景、作品内容、风格、艺术手法研究之外，在民族特色上做了许多开掘，成果甚丰。民间文学作品探索取得许多突破，例如为了编写民族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作品的族属和断代问题。各方专家作了艰难的考证，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如《格萨尔》流传在藏、蒙古、土、撒拉、保安等六七个民族中，历史上对其族属有所争论，通过对其内容、形式、流传地区、人物活动区域、历史事件等作综合考证，断定其为藏族史诗。作品研究成果太多，在此无法赘举。1991年，广西出版了7本“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丛书”，收入了几百篇主要是“文革”后发表的精采文章，洋洋大观。但这在民族文学评论中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近期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了《玛纳斯论》、《格萨尔论》、《江格尔论》、《南方史论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五部近200万字，其集团优势初步构建了中国诗学理论框架，被钟敬文先生誉为建立“中国史诗理论霸气”的奠基之作。总之。成果之丰硕是建国前无法比拟的。
2.方法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几十年来先后引入文艺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分析心理学方法、仪典学方法、地理学（劳兰学派）方法、符号学方法、民间散文作品AT分类法、原型批评法以及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若干方法等等，实践表明，这些方法都各有自己的角度和优点，也各有自己的局限。例如荣格的原型批评法认为，“集体无意识”融会了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经验和情感，是民族意识之根，[10]这个理论十分深刻。但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在神话中所表现的原型，乃遗传于大脑皮层，并可以在梦中得到验证，这就明显地笼罩着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阴影。由此人们认为，引来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实际，消化吸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保管方法而言，经过几十年实践已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比如搜集口头作品第一环节是记录，马学良认为首先要懂民族语言（调查组至少有1人），“能直接听说民族语言照录原句，当然是最理想的。”倘不能，“应同兼通汉语和本族语言的人协作，逐词逐句地译记”。“忠实地记录词句固然重要，正确详细地评注，更属必要。”[11]否则所得材料过后无法破译，几同废纸。这些都是几十年实践的心血结晶。关于资料本，80年代以来基本做法是原文一字不易，每一行有国际音标注音（有拼音文字同时转写、汉文对译、汉文意译和注解，有的还加题解，作品传播时机和场景等，这种本子有很高的价值。切忌任意删削或添加。翻译整理本和创作本必须严加区别。这些实践经验十分宝贵，已形成一种指导方针。
3.关系研究。包括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主要是周边国家文学）之间关系三个层次，而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为主。作为中华文学主体的汉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思潮、文学思想、文学样式、题材、主题、艺术手法、作家风格等方面，多层次、多棱面地持续影响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已经在众多著作和论文中肯定了的。而近年研究的前沿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这同样是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背景在于民族的交往、迁徙和融合，也包括文人的流谪和军旅的戌边。影响面包括题材、主题、风格甚至语言和文学样式。屈原的《九歌》受长江中游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子。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民歌及其相关传说，影响面达到广西各地、云南、贵州、湖南、广东、海南岛、江西、香港和台湾，国外达到越南北部，形成了广阔的刘三姐故事圈和刘三姐民歌风格圈。在国内受影响的民族主要是汉族，此外还有瑶、苗、仫佬、毛南、布依、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显例。
4.宏观研究。始于80年代的宏观研究，是将55个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民族文学的产生及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文学形式、结构和内容；文学的特点和功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大厦中的地位等，都已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在这里就不赘述。
5.多重价值的开掘。
从民族学、文化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关系学等多角度来开掘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已取得许多成果。民族的渊源、迁徙、分化、组合、融合等，都从文学中得到了印证和启示。瑶族的“飘洋过海”传说，印证了其祖先南渡洞庭湖的史实；沿彝族《指路经》中引导逝者之灵回祖先发祥地的路，可隐约窥见当年氐羌人自青藏高原南迁的路线。
语言学中的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方言学等，都离不开文学作品。产生于公元前528年的《越人歌》，用现代壮语仍能大体读通，说明壮语及壮侗语族确与古代越语有渊源关系。
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劫难过后孑遗兄妹俩勉强成婚繁衍人类，这兄妹便是汉族三皇五帝之一、昆仑神话系统中重要神祗伏羲和补天女神女娲。从历史学角度看，这反映了各族先民确曾经过血缘婚阶段。从民族关系看，反映了南方各族祖先与华夏的密切关系。
文化学的角度已经突破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者或作品的文化背景。《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指出：“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地将自己的全部营养，赋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而作家们也“纷纷以民族文化产儿的固有身份，在文学的天地间活动开来。”[12]反过来说，作家只有以民族文化为沃土，才能创作出有特色的、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第二个层次是作品内容本身的文化内涵，它所反映的纵向和横向文化系统的深刻程度和准确程度，藉以研究一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文化创作。第三个层次是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核层次，即民族深层心理结构，通常称之为民族心理素质。
（四）民族文学史编撰成就。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始于1958年7月17日，当时中宣部召集来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有关省区代表、北京有关单位专家及领导开座谈会，会上决定启动这一工程。几十年来，此项工作已上三个台阶。
1.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阶段。1958年座谈会之后，蒙古、回、藏、壮、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学史编写工作开始启动。但一开始便遇到困难，首先是仅有民间文学的民族能否写史？如何写？写文学史如何分阶段？是按朝代、按社会发展史，还是按文学运动？但无论怎么分，都首先遇到绝大部分民族文学作品无年代可考、无作者可稽的困扰。经过反复探讨，专家们发现，虽然民间文学作品容易发生变异，但就大多数作品而言，其产生时的时代烙印总会以某种形态积淀在作品的核心部分，起码产生的社会阶段是可以断定的，再加上历史事件、文献、文物等相对照，大部分作品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大都反映在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或文学概论里。截至1999年来，已经有壮、蒙古、藏、满、回、朝鲜、侗、布依、傣、仫佬、毛南、黎、京、水、仡佬、彝、白、纳西、哈尼、拉祐、布朗、羌、土家、苗、瑶、土、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鄂伦春、赫哲、东乡、保安、塔吉克、珞巴、普米、阿昌、基诺、傈僳、佤、达斡尔、德昂等40多个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撰完成，其中绝大多数已经面世，少数在出版中。有的民族还出版了多种，故总计多达80多种，不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业已大部完成，编外任务还出版了几十种。这一突破性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族政策的光辉。
2.综合性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编写综合性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这是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工作的延伸和扩展。但这一步比上一步要艰难得多，首先是55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要熟悉它们谈何容易。其次是各民族历史进程差别很大，有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已产生阶级分化，有的直到1949年仍处于氏族公社末期。无论如何安排时序，都难以切齐，这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大障碍。然而事在人为，经过专家们的艰苦探索，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成果标志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简史》(1984)、《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史稿》(1986)、《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1986)、《中国民族民间文学》(1987)、《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198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9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1992)、《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1992)、《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1993)、《少数民族文学》(199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1997)、《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97)、《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1998)。取得这些成果是极不容易的，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学者献给世纪末的厚礼。虽然其中大部分著作仍按民族、按作家分析，未能浑然一体，但都比单一民族文学史前进了一大步，并使人们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整体存在的客观依据。其中综合性很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都是填补空白的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二版增加了现当代文学一编，业已面世。
3.中华文学史编撰阶段。90年代，进入了中华文学史编撰阶段，其成果标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文学巨著《中华文学通史》。全书10卷，550多万字，1997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如前所述，本书出版之前的100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版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多达千种，但基本上是汉文学史或中国汉语文学史。这其中虽然主要因素是思想障碍，但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很少，汉族地区难以看到精品，加上研究工作少而零碎，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何其芳认为只有“编写出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面貌将为之一变。”[7]周扬1961年4月10日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也指出：所有我国少数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发展繁荣，都是有贡献的，写文学史不写少数民族是不公正的！大学里讲历史，讲文学史，要讲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学史，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他们的讲话尖锐而中肯地指出了过去中国文学史编写中的缺憾，其中有资料问题、研究问题，但思想障碍是主要的。在他们讲话的几十年之后，我们才有了一部《中华文学通史》，这除了诸多困难因素，还是思想上不够重视使然。但我们毕竟终于有了一部，有了突破，这是献给21世纪的一份厚礼。
《中华文学通史》共281章，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专门章节54章，占19%。从布局看，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形。这部著作从效果看虽然将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共处于一书，但不平衡，有游离之感，不能浑然一体，但重要的是，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真正的中国文学史提到日程。历史总会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更为完整的中华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在21世纪将会出现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
以上我们对本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回顾，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或研究，都遇到了最好的时机。在前50年的黎明前黑暗中，它已露出曙光；后50年新中国建立，少数民族人民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在神州大地沸腾生活的激发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达到初步的繁荣，研究工作也硕果累累。借用清代壮族诗人黄体元的一首诗来形容：“平林烘遍树千章，簷雪都消向霁光。最爱春容如画处，满园花影曝新阳。”
第一，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从以民间文学为主到以作家文学为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至2000年，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作家文学。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内容的广泛性和时代感及其功能的扩展，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体裁的完备和影视文学的兴起，使民族文学的运作机制和渗透面完全不同于历史的状态。作家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促进了作家文学的发展。
第二，民族文学的命运发生了转折。20世纪的后50年，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发展，民族文学已从它流动的崇山峻岭、瀚海莽原、雪山森林中走向全国，有的已走向世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价值得到了开掘。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内涵和精采的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从而使之在中华文学大厦中占有应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对民族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前50年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研究的层次很浅，范围有限，甚至连“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概念都还没有产生。后50年起了根本的变化，建立了相关的机构；建立了民族文学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有了专门的刊物，众多全国性刊物、报纸、电台、电视台，民族地区的报刊、电台、电视台，都为民族文学作品及研究文章提供了阵地。众多出版社积极扶助民族文学，出版了数量巨大的作品集、长篇小说、长诗、史诗、论文集、评论集和专著。研究面涉及到民族文学的文化、宗教、社会、哲学观，以及传承人、类型、审美、象征等等众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探索触角已从表层逐步进入到深层，从单面到多层次、多棱面。
第四，随着研究成果的问世，研讨会、评奖会、创作笔会、作家班、出访交流等等活动，如侗族文学学会年会、壮族作家促进会、《格萨尔》小组活动、《福乐智慧》学术讲座会等等频繁地进行，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性和一体感日益显著，并引起了国外的广泛注意。美国以印地安那大学为基地的“蒙古学会”，蒙古族文学多年来一直是其研究和介绍的对象；世界性的藏学研究，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藏族文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正在出英壮汉对照的壮族经诗。总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精品正在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但是，在展示100年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差距。作家文学总体上还比较薄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难以和汉族文学相比，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多。研究工作存在着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深度、广度和力度都不够，要使全国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学，并使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和分量，与汉文学融为一体，还要付出许多艰苦的劳动。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20世纪100年的研究成果是辉煌的，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展望21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将会达到全面繁荣，产生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品；民族民间文学这一富矿将会得到充分开发，翻译整理，并从中取材创作出更多的像《刘三姐》那样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对民族文学的综合的宏观研究与微观探索相得益彰，民族文学园地的繁花将吸引更多学者的目光。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乃是春，让我们预祝民族文学园地鲜花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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