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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用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等提法，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做了新的概括。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表明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
这种市场经济必须是以市场交换协调机制为基础、以其他协调机制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一种由一些人依据西方经济学倡导的只用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单纯依靠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不和谐的市场经济。
这是因为，市场交换单独可以避免不和谐所需要的假设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真空”状态的假设一样，这种尽善尽美的市场交换的外部条件并不存在，一些经济学家关于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混乱的“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那样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来自几个方面。即在现实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人们的财产和权利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垄断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存在公共物品，存在外部效应和存在交易费用等。要建立和完善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的“纯粹”市场经济万能神话，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逐步建立起各种有特色的具体生产管理和收入分配体制。
一、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经济转型
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大都倡导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实行苏东国家式的激进改革经济转型，并认为这样可以没有腐败和不和谐，效果最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少数资产者和官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并暴富，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新的压抑并陷入贫困。前苏联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加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遭到了空前的衰退，西方国家对它也没给多少援助，还不断使用双重标准打击它。而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一些小国的广大人民更惨，因内部斗争导致军事冲突和政治动乱频繁发生，颜色革命此起彼伏，搞得国家满目疮痍，经济混乱不堪，很多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与苏东国家不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注重社会安定和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劳动人民曾长期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代理人的压迫、欺凌和剥削。中国当时进行经济转型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摆脱他们的奴役和实现民族的解放。在将这种经济转型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转型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建国以后，广大劳动者的平等人权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残酷压迫劳动者的“血汗制”被废除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焕发出了很大劳动热情，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来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用计划束缚住了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限制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我国与一些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人民富裕程度不够高的状态。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共同主导的。从事转型的动因是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机制，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论，目标则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中。正因为这样的主导动因和理论依据，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十分注意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劳动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没有放任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
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经济转型，在我国，不仅有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有政府规范的措施和合理的行为来监控市场主体行为，以使他们自觉地以把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目标，以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为中心进行经济活动。对于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建设而言，经济转型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和规范其他要素市场；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规范市场行为，降低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和直接成本。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有序、高效率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此需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制定和完善关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法规；改善并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
三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政府需要在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行为和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财政、金融、计划、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手段，引导、调节和限制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公平交易、经营成本社会化及其他“搭便车”行为。
四是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朝着有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
二、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生产管理
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资本家常以牺牲社会和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利益，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中充满不和谐。他们投资建厂以后，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他们投资的局限性、随意性，造成了投资决策的浪漫化、模糊化，制定决策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决策过程只是凭着“大概”、“可能”、“估计”、“大致”等非理性判断进行。在这种生产管理下，资本家投资建厂以后往往不是靠健全的制度和客观事实来管理人，而是凭投资者主观的经验和常识，靠简单的信任和亲情去约束人，看似事必躬亲，管得宽，抓得细，实际既辛苦，效果也不一定好，而且容易出问题。以人情代替制度，其代价必然是管理的漏洞、经济的损失和亲情的失落。
在市场经济中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生产管理制度，可以缓解和避免这些不和谐所导致的混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微观基础。在这种生产管理制度下，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利润和工资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实体，而且同时还是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现代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生态经济实体。换言之，适应可持续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和“生态人”。与这种企业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可以在以下方面用制度创新规避不和谐。
一是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改制，创造出可分割、可交易、可转让、有数量界定的企业产权主体，并广泛利用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便利和促进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企业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的流动，以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二是重塑委托－代理制度，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零责任、低效率”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构建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及中介结构的工作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力图最大程度上解决委托－代理过程中的利益不相同、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四大难题。
三是进行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创新。这种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运作的主线不仅包括协调企业生产经营诸环节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同样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保护与优化视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企业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资源经济模式，通过企业投入的知识化和管理的知识化，使现代企业逐步从主要依靠物资资源投入发展转向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发展；从传统的“末端治理”的经济管理模式转向清洁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再利用的转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逐步形成资源节约、生态优化的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
四是创新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一要实现从注重物资资本投入到注重人力财富投入观念的转变；二要实现从注重产品价值到注重知识价值观念的转变；三要实现从强调物资、资金管理到重视人文管理理念的转变；四要实现从重视企业内部效益到同时注重企业外部效益和企业形象的转变；五要实现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到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转变。只有以这样的经营和管理理念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实现企业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从而适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知识化的挑战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战略的要求。
三、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收入分配
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大都倡导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收入分配，认为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永恒不变的。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家可以独占一切利润，由他们利用自己的财产去压榨一无所有、尚未组织起来、也不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工人，可以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减少工人成长为企业家和他们竞争的可能性，经济会因此而一片和谐，避免混乱。但历史事实并不如此。仅从实行这种制度的西方原始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据史料记载，1913年全世界约有1500万工会工人。群众抗议、大选活动中的街头宣传、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流血、职业介绍所、合作社、互助组、政党和运动……这一切活动的结果，就是按照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发展，改变着每个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工人阶级在地方或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仍被排除在外，但是，劳动界的利益和他们对资本的权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分配就已经很难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了。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在很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时代大部分实行一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资本家在生产分配等一切方面有不受控制的决定权，工人只是被当成机器原料一样的生产要素，只是机器的附件，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决定机制基本没有区别。目前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与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收入分配主体，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全是私营企业，但是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中，却已经呈现出国有经济、混合经济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局势。在GDP的构成中，国有经济大约占1／3，混合经济大约占1／3强，私营经济大约占将近1／3。全国有各类社团20多万， 这些社团的活动显示中介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劳动者可以和多种资本相交换，存在着多种选择，也有较多机会自办企业，没有象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完全隶属于资本。
二是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收入分配中，广大劳动者都有一定的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不像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只有资本家才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工人基本上完全没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在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中，除企业家之外的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也都有了一定的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本世纪初中央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表明，我国55％的居民所拥有的债券、股票、存款、现金等金融资产都比5年前有所增加，其中有17％的居民增长率超过一倍，只有22％的居民和以前持平，还有23％的居民比5年前有所减少，金融财产减少的居民当中，有41％是因为买房而减少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大部分劳动者已经和企业家一样，也有个人财产并可以从收入分配中得到财产收入。
三是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体制正在稳步推进。在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领域都有一些新的改革。城市有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度，使得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得到保障。在农村，农民的权益日益受到各界关注，社会保障网也在建设的过程中。有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在社会和企业的地位和权益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推进，可以使我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权益比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从而可以使收入分配与其并不相同。
由于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有上述不同，中国的各类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比如深圳华侨城集团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2000年初，华侨城集团就制定了《华侨城宪章》，明确提出三条，第一条就是内部产权革命，逐步扩大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专业人员的持股比例；第二条就是新分享经济，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除工资性报酬以外可以分享企业利润；第三条资产责任人格化，责任人的个人利益与资产的保值增值密切相关。显然，在这类企业制度的框架下，员工享有的收入分配权益可以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的工人。
四、简短结论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交换单独就可以在人们利益关系一片和谐中实现静态资源最佳配置状态的理论，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人人平等的假设、人们财产和权利一样的假设、完全理性的假设、完全竞争的假设、完全信息的假设、不存在公共物品的假设、不存在外部效应的假设、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设等。在上述假设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一片和谐才会出现。由于这些假设不符合现实，一些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得出的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混乱的和谐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切和谐，而是存在着掌握生产资料和政权的资本家阶级和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希望工人在他们教科书上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自然进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新社会里。
马克思则对工人斗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鼓励的工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1](p159) 据此，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劳动所得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建设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经济学片面的理论所迷惑，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建设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既了解市场经济优点，又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不断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逐步建立起各种有特色的具体生产管理和收入分配体制，推动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建设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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