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风险指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股份制论文,效率论文,指标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银行效率问题有关理论
CAMELS评价体系中，管理是唯一只考虑定性因素的评价因素，并被作为对银行管理效率的整体评估。管理要素的评级内容包括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能力以及效率、管理系统和管控的足够性两个方面。管理要素评价的内容虽然考虑了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内部控制等各方面的因素，但缺乏定量分析，增加了准确和客观评价银行管理效率的难度。理论界有关银行效率问题的研究，为预测银行效率风险变化趋势、量化评价银行管理水平的尝试奠定了理论基础。
银行行为理论是银行效率研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围绕银行成本与生产函数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文献。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产出思路，二是中介思路，三是现代思路。前两种方法主要是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在银行业中的运用；第三种方法则对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进行了修改，融合了许多银行特殊的行为，比如说风险管理和信息处理等。
产出论是由Benston、Bell与Murphy所提出。他们将银行活动描述成为存款人和借款人生产和提供银行服务，投入劳动力和物资资本，产出是相应的银行服务[1]。美联储的FCA(functional cost analysis)计划使得分解成本函数称为可能。该计划将银行活动成本分成5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固定资产贷款、消费贷款、企业贷款。Benston等人随后用这些数据估计了5个Cobb-Douglas形式的成本函数，为了解决Cobb-Douglas形式的成本函数本身的缺陷，有学者提出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TCF(transcendental cost function)来进行研究，如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等人的研究[2]。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逐渐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3]。
中介法是对产出法的一个补充，认为存款和贷款具备不同特征。存款是可分割、流动的、短期的、无风险的；而贷款一般不可分割、不可流动、期限较长、有风险。因此，贷款金额往往与存款金额不一致。银行除了吸收存款，还必须从金融市场上拆借资金。根据中介法的假设，银行的投入主要是金融资本(包括所吸收的存款、拆借资金等)，产出主要是未结清贷款和对外投资。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根据中介法对1975～1978年美国银行规模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4]。
现代方法主张将银行的风险管理、信息处理问题、代理关系问题等融入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的分析。Mester的研究指出，银行效率与较高的资本资产比率、对未保险存款的较低依赖正相关。Berger和De Young对于贷款质量、成本效率和银行资本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其检验结果支持“较高的问题贷款水平，导致银行监管贷款的费用和成本增加”的观点；另外，发现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下降可能提高不良贷款率，因为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受到道德风险激励影响，将导致风险承担水平提高[5]。
银行效率的测度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商业银行效率指的是银行实现最合理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能力，一般研究文献中都用综合效率(overall efficiency)来衡量银行实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程度。
Berger和Humphrey曾对银行效率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根据分析方法划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两大类。两种方法的显著差异在于非参数方法估计的效率值更离散，标准差取值范围较宽[6]。Aigner、Lovell和Schmidt率先提出了效率测度的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7]。该方法假定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项的存在导致待考察银行与效率前沿银行发生了偏离，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为对称分布(标准正态分布)，无效率项为非对称分布(半正态分布)；Berg、Forsund、Hjalmarsson和Suominen则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对北欧国家的前沿效率进行了研究[8]。
随着国际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银行纷纷加强了银行管理。经济学界也开始对银行控制成本和产生收益的管理能力进行研究，也就是所谓X效率研究。大多数的观点认为，X效率比规模和范围经济更加重要。但是，对于X效率的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答案。通常认为，银行X效率主要取决于内部激励机制、市场垄断程度以及银行自身特征。例如，Worthington曾运用随机成本前沿法测算了资产质量、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澳大利亚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9]。
国内学者侧重于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测度的研究。杨德和迟国泰根据我国14家商业银行从1998～2002年的历史数据，将银行的在职人员数、固定资产、存款额度作为银行投入；以银行净利润、当年贷款增加额、资本收益率作为产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每年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比较了商业银行之间效率的差异，分析了银行效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指出国内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整体上有较大提高，但是国有独资银行的两个效率都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内商业银行的成本无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低引起的；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独资银行在配置效率上没有显著的差异[10]。
刘琛与宋蔚兰等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对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6～2001年的X非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上市银行的效率较高，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距不断减少；中国银行业存在着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国有银行显著规模不经济，股份制银行存在规模经济[11]。
二、银行效率风险指标选取
(一)银行效率近似值模型与计算结果
由于非参数的DEA模型等方法要求银行样本数量至少是评价指标数量2倍，而本文所采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银行数据有限，且评价指标较多。因此，主要采用简化过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来进行研究。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LnTC=α+β[,1]LnY+β[,2]LnP+β[,3](LnY)(LnP)+β[,4](LnP)(LnP)+β[,i]x[,i](1)
其中，α残差项作为效率的近似值，Y和P分别表示银行产出和投入的价格要素，TC为总成本，包括营运费用和利息支出，x[,i]为增加的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采用了某商业银行三家代表性分行2006年1月～11月的有关数据。P代表投入项，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资产损失准备支出。Y代表产出项，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应收进出口押汇、贴现、长期投资、短期投资。TC代表总成本，主要是营业支出。采用有关数据对(1)式进行OLS回归检验，提取残差项作为各家银行效率近似值(见表1)。
表1样本银行效率近似值列表
月 份 A银行 B银行 C银行 均 值
1-0.192748597
-0.07599105-0.003798483
-0.090846042
2 0.158150044
-0.15588765 0.0881086120.030123669
3-0.023544453
-0.06821883-0.045962725
-0.04590867
4 0.0102452210.237592747
-0.0411277660.068903401
5-0.1087007560.105679792
-0.059343757
-0.02078824
6-0.019244398
-0.01123145 0.00589396-0.008193964
7 0.03273432 0.2197724730.0475173710.100008055
8 0.1102099880.103764442
-0.01315607 0.066939453
9 0.0453242260.0380624090.0430294920.042138709
10 0.1124605970.042884102
-0.0312768810.041355939
11-0.124886193
-0.43642699 0.010116247
-0.183732311
根据表1所列的数据，我们发现三家银行都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效率波动。该结果与银行经营活动实际是一致的。根据银行会计实务，国内商业银行主要收入与支出项的变化，如银行贷款结息、存款利息支付等活动都在季度末完成。因此，效率变动一般表现为1～2月持平或上升，2～3月下降。受银行年终经营指标考核的影响，临近年底，三家银行平均效率水平又显著下降。
三家银行效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A、C银行效率水平比较接近，样本期内多数时间(6个月)，A行比C行效率略高，但C行效率变动趋势相对比较平稳。波动性小则不确定性较小，因此，C行整体风险较低。而B银行效率变动则远离效率均值曲线，且1～3月、5～6月之间呈现与效率均值曲线和其他两家样本银行效率曲线反向的变化趋势。说明在各家银行业务都受季度因素影响的情况下，B行效率的季度性更加突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季末冲动”。
(二)效率风险指标回归分析
1.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三家机构效率波动率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B行与A、C行相比，效率波动幅度过大，说明B行与A、C行效率变动所遵循的规律不一致。影响效率变动的因素内容、结构也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将三家机构分为两类进行分析。按照效率波动率的大小，可以将三家机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效率风险较高银行，以B行作为样本；第二类是效率风险较低银行，以A、C行作为样本。
本文将“样本银行效率近似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EFF；将以下“银行效率风险指标”作为解释变量：(1)非利息支出营业收入之比，记为EFFI；(2)资产利用率，记为AU；(3)经营性收入增长率，记为EARN；(4)费用支出比，记为EI；(5)存贷比，记为DL；(6)权益比，记为EQU；(7)贷款增长率，记为LOANI；(8)非盈利性资产比率，记为NPA；(9)收入费用率，记为EFF1；(10)四级分类不良贷款率，记为NPLOAN。采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EVIEWS3.1，分别对高风险银行和低风险银行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面板数据检验结果进行整理得到表2、表3所列示的结果。
表2效率风险较高银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变 量相关系数 标准误 t-统计量值
非利息支出营业收入之比 -0.0492390.011758-4.187824
资产利用率 -0.8437440.200499-4.208220
经营性收入增长率 0.0001032.33E-05 4.411587
费用支出比 -1.95E-058.07E-06-2.417020
存贷比 -0.0159260.005808-2.742078
权益比 -0.6636780.196485-3.377757
贷款增长率 -0.0086650.004339-1.996799
表3效率风险较低银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变 量相关系数 标准误 t-统计量值
非利息支出营业收入之比 -0.0080210.008387-0.956258
非盈利性资产比率-0.0748470.177861-0.420815
资产利用率
0.0221570.022511 0.984291
经营性收入增长率 1.05E-058.62E-06 1.213351
收入费用率 -0.0092510.010660-0.867863
贷款增长率
0.0069010.002736 2.522563
权益比 -0.1581480.116554-1.356867
四级分类不良贷款率
0.1056300.152556 0.692402
2.对效率风险较高银行的检验结果分析
(1)资产利用率(AU)、贷款增长率(LOANI)与效率负相关。该指标的异常表现，需要监管人员对银行的特征加以关注。根据B行其他经营指标，该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性等方面表现都较差。说明对于经营情况较差，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片面强调提高资产利用率、贷款增长率的努力，将反而导致银行效率降低、风险增加。
(2)经营性收入增长率(EARN)与效率正相关，非利息支出收入比(EFFI)、费用支出比(EI)与效率负相关。说明经营性收入增长能够促进银行效率增加。非利息支出营业收入之比(EFFI)提高，则相对于营业收入银行的非利息支出增加，说明银行经营资源未被有效配置到主营业务当中。因此，负债业务之外的其他成本与支出增长较快，导致银行经营效率较低。另外，费用与支出比(EI)提高，不仅没有促进银行效率增长，反而导致银行效率下降。费用增加而效率下降，是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偏离了主营业务，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且非利息支出等费用增长较快所致。充分说明银行应按照既定发展战略与经营目标，重点关注于主营业务。
(3)存贷比(DL)与效率负相关。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银行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存贷比例提高，反而导致效率水平进一步降低，银行风险扩大。
(4)权益比(EQU)与效率负相关。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取自分行层面，虽然权益比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一样，但权益或资本的生成机理存在很大差异。目前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对象主要是银行法人。总分行之间实行资本拨付制度。因此，该指标对于机构效率变化缺乏说服力。权益比高只能说明银行对资本的消耗较高，权益比低则说明银行对资本的消耗较低。
3.对效率风险较低银行的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效率波动较小机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发现除了贷款增长率变量t统计量显著通过检验外，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检验(见表3)。A和C两家机构各方面的财务指标变动均不明显影响银行效率，银行效率相对稳定。但是，贷款增长率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效率风险较低的机构，能够通过贷款较快增长，有效促进银行效率提高。反过来，当贷款增长降低时，银行效率也会降低。也从侧面反映这些机构所采取的经营策略是以贷款增长为主的规模扩张策略，该策略在有效提高短期收益率的同时，也容易导致不良贷款率增长，长期来看，较容易积累信贷风险。因此，就银行风险监管而言，应该将银行效率风险指标与银行信贷风险指标结合起来。
三、简要结论
(1)本文在计算样本银行的效率近似值基础上，对样本银行的效率风险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同一样本期间内，高风险银行与低风险银行的效率曲线存在较大差异。相同条件下，问题银行的效率波动更加剧烈，经营不善而产生风险的可能性较大。两类银行效率波动的内在机制不同，影响它们变化的因素也不相同，必须区分开来。从银行监管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按照银行效率风险水平的高低实施差别监管。对于效率低、风险较高的银行，监管部门所要监测的指标更多，相应的，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更多，监管费用与成本更高。
(2)从检验结果来看，对于效率低、风险高的银行，“资产利用率”、“贷款增长率”、“存贷比”、“权益比”、“经营性收入增长率”等指标可以作为风险先行指标。但是，机理与一般金融理论存在冲突，即除了“经营性收入增长”能够促进银行效率提高以外，促进贷款增长、提高存贷比、提高资产利用率的努力均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因此，对于背负历史包袱的问题银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经营效率与经营收入增长同样重要。
(3)由于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结构仍然比较单一，“贷款增长率”成为影响一般银行机构效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如何在“贷款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维持银行效率水平，将成为各家银行机构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