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经济风险的分析与防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133-06 一、资源型地区经济风险的表现与机理分析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常常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策动力，但是，许多国家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经历非常令人失望。一些经济学家在进行了长期观察和研究发现，从长期的观点看，自然资源事实上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既所谓的“资源诅咒”。如果在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借助必要的机制条件，通过“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刺激与带动了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就有可能导致相关部门的经济增长，从而突破“资源诅咒”的陷阱[1]。反之，就可能带来资源型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反工业化现象、资源性产品价格波动引发的经济波动、财政预算支出困境、投资外逃、人力资本流出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2]。我国华北、东北等部分资源型省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暴露出了资源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较为典型的负面问题。 1.经济稳定风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在全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分化特征，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华北、东北等部分资源型省区表现更为突出，其经济增长速度由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2014年始逆转滑落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且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重要经济参数跌落幅度更大。这些地区土地耕地资源以及石油、煤炭、铁等矿产资源富集，种植业、采掘业、冶金工业等行业在地区经济中占比份额较大，一直以来对所在地区经济增长支撑贡献较高，传统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在中国经济周期进入阶段性下行尤其是主动向下调整的大环境下，去产能过剩对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形成被动选择，保护生态环境变成越来越大、越来越紧的刚性约束，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三年负增长，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负向叠加效应。地区经济增长幅度下降相对过大，从影响因素的不可逆属性看有在一定时期固化的趋势，客观上已经影响相关地区“十二五”规划的完成和执行效果，增加了“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复杂性，且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使得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度陡然增加。 2.公共财政风险。中国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从2014年首次降到多年来少遇到的个位数增长，到2015年预期增幅较上年仍将回落；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刚性较强，财政支出增长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刚性化的特征[3]。在与全国大趋势基本一致的情形下，华北、东北等部分资源型省区表现更为明显。2014年有5个省区的财政收入增幅低于地区生产总值，2015年上半年不但仍然延续这一态势，而且下滑幅度更大并有4个省区转为负增长；在财政收入增幅深度回落的同时，其财政支出增幅却继续保持较强刚性，收支硬缺口明显放大且可能固化，地方财政自主能力进一步下降。资源型地区财政风险的显现或放大，主要是源于在其财政支出不减且增长呈现刚性的前提下，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水等导致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或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与支出间出现缺口，加大了地方政府发债的压力和偿债的负担，制约了政府运用财政杠杆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在无法获得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援助的条件下，相关地区有可能被迫压低地方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从而增大了社会风险的隐患。 3.通货紧缩风险。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自2012年3月同比转为负增长，截至2015年9月继续维持在负5.9%，已经连续3年处于负增长轨道，生产部门的通货紧缩成为不争和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华北、东北等部分资源型省区表现更为突出，比如黑龙江省作为资源型产业占工业比重最大的一个老工业基地，生产者价格指数自2012年5月同比转为负增长，截至2015年8月不但仍然处于深度负增长轨道，且负增长幅度同比为负1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倍。由于这些地区石油、煤炭等采掘业以及钢铁工业等原材料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大，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去产能过剩与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调向国内的传导，在内外双重压力的挤压下，资源型省区生产部门通货紧缩的周期长度与波动幅度比其他省区更为明显和突出。尤其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有多个位于这些地区，我国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在近年内转为高于国际市场，国家对玉米临储收购价格已经开始下调，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收购价格的下调将会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源型省区生产部门的通货紧缩对经济的损害程度不可轻视。直接表现为相关行业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深度下滑，部分企业陷入较为严重的亏损状态，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税收增长幅度逐步收窄并跌入下降通道，在地方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却逆转为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企业利润萎缩、现金流不畅从而需要增加银行贷款的同时，由于通货紧缩实际上加大贷款真实利率水平，生产者的实际利率等于贷款利率减去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变化率，企业实际还贷利率水平为银行贷款利率加上负增长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增幅，企业间接融资成本大幅提高[4]。黑龙江省2015年1—7月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57.6%，税金总额负增长36.4%，金融贷款真实利率水平近20%。 二、资源型地区经济风险的特征与危害 1.风险具有阶段性持续刚性的隐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独一无二，成就了难得的“中国奇迹”。受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偏紧的约束，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与消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中国进口需求的阶段性下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滑，实际经济增长率更是从两位数逐渐降为个位数，并在短短的几年内从9%、8%、7%直至“十三五”期间的7%左右，增长速度逐渐回调成为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如此大环境下，华北、东北等部分资源型省区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仅在近两年内，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生产者价格指数等重要经济指标就从良性增长逆转为深度下滑。在未来一个时期，由于资源型省区资源及原材料等价于产业上游的传统产业，在其经济结构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制造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所占份额仍然偏低，受体制机制、生产要素、市场环境等固有因素的限制，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尚待时日。综合来看，在近中期内部分资源型省区的经济下行压力仍带有持续性，经济增长率回升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两个百分点以上已经相当困难，且可能性也不大，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 2.风险具有在区域内相互传递的负外部性隐忧。资源型地区一般以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为主，其他经济成分进入门槛较高，故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投资渠道单一，房地产投资成为居民投资增值的主要乃至首要选择，对房地产需求有较大的虚高成分；因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导致地方税源不足，地方政府对发展房地产业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收的冲动及依赖极其强烈；部分地区如东北诸省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达到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较高城市化率，农村转移人口后续支撑动力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偏低，加之近年内在人口数量与结构上已出现人口净流出。一旦当全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商品房销售价格、销售量、投资增长速度等增幅明显回落，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表现不很明显甚至还逆势上扬，在二、三、四线城市表现为序列逐级加剧态势，在部分资源型地区震动更大，对房屋建设、装修及居住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产品制造和商品购买产生较为巨大的连锁反应和叠加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较为显著的负向拉动，增加了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还会带动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项税收总量的明显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增幅锐减以至进入下降通道，加剧了公共财政的风险；仅房地产业本身的不景气，对CPI的温和上涨和PPI连续负增长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中受冲击最大的钢铁行业，产能面临严重过剩，销售价格深度下探，生产部门通缩形势异常严峻。经济稳定增长风险、公共财政风险、通货紧缩风险不但相互传递，甚至有循环加剧的风险和隐忧。 3.风险具有外部扩散的不确定性隐忧。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陡降，即使在中国国内石油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且主要依赖国际进口的情形下，国内石油价格仍然顺势回落，成为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三年负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作为中国产油大省的黑龙江，石油价格的下降使得其生产价格指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以石油开采业为主的采掘业，2015年8月PPI同比仅为60.2，比已经较低的重工业82.1的平均水平还低19.9个百分点，受此影响石油开采业利润、税收水平大幅下降，企业深受通缩形势的扰动和挤压。中国国内经济的相关风险除有国际因素从外部向国内扩散的影响外，在国内的资源型地区还有从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从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扩散的隐患。比如在以煤炭开采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由于煤炭价格大幅下降，部分资源开采条件差的企业已经陷入严重亏损困境，为保持所在城市社会稳定和职工基本民生不受影响和冲击，企业在严重亏损条件下还不能因势裁减更多员工，只能靠银行借贷和上级财政援助的非常措施以维持企业的相对正常运转，如处理不当或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改观，则极易引发社会与金融风险。 三、资源型地区化解经济风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自21世纪初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华北、东北等资源型省区总体上保持了基本同步的较快增长速度，但面对“三期叠加”外部环境背景的刚性约束，资源型相关省区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等固有矛盾的内在制约，东中西部相关省区更好更快增长的追赶和挤压，一些资源型相关省区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加大。尤其是作为具有较明显资源型经济特征的东北经济板块，其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幅度较大，以至跌入负增长轨道，在全国位次、区域板块占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后移和缩小，对借助于转型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化解经济风险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1.同步高质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难度较大。以东北地区为例，近年来地区生产总值等重要经济指标深度陡降。2014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5.6%、6.5%、5.8%，均低于全国7.4%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各省区中均位居后五位，尤其是作为整体板块在全国居于末位；地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工业企业利润等重要经济指标增幅和在全国位次与地区生产总值表现基本一致。自2015年以来，东北相关省份增速下滑之势仍在延续。从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来看，增速在全国排位依然靠后，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下探底部与回调持续时间不确定性增大，“十二五”收官与“十三五”开局难以完成预期，深调周期如持续三五年，将为相关地区与全国同步较高质量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不小的困难与挑战。 2.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对结构转型增大了困难。一是经济增长动能接续转换困难增大。2014年，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46 096亿元，在四大板块中是唯一绝对额净减少地区，比上年减少1298亿元；增长2.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比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低12.7、14.9、14.5个百分点；比上年大幅回落15.7个百分点，处于失速状态。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增长速度分别为1.5%、15.1%、-1.5%，均低于全国15.7%的平均水平。作为仍处于振兴中的老工业基地，固定资产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更是形成后续综合产能并保证持续增长的有效基础，作为地区性的投资动力深度陡降，致使整个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与结构调整难度持续增大，增长动能接续转换虽更加紧迫但实际空间余地形势不容乐观。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征在新常态下愈加明显。2014年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为8∶50∶42，吉林为11∶53∶36，黑龙江为18∶37∶45，全国平均为9∶43∶48。辽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按产业结构一般演进趋势，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非但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却反高21%；即使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相近甚至高的工业大省广东、山东、江苏相比，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分别高出三省4、2和2个百分点，且还是在其工业增速低于全国和三个地区一半左右即5.1～3.5个百分点的情况。吉林由于人口总量相对偏小，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所占比重就显得更高。黑龙江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虽然不高，三次产业结构在整体上还算协调，但其工业中的能源工业在产值和税利贡献方面所占比重过大，其中能源工业增加值占比最高水平为72.9%，最低也为53.8%。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尤其是具有资源属性的传统重工业面临中长期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将被迫进行刚性甚至残酷的调整，需承受的压力和不可回避的困难不容忽视。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压力倍增。东北地区在实施振兴战略的引领下，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较高增速，成为拉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主要动力，并形成了靠要素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1.5%、15.1%、1.5%，均低于全国15.7%的平均水平，且低于广东(15.9%)、山东(15.8%)、江苏(15.5%)水平的情况下，三省的投资率85%(辽宁)、82%(吉林)、75%左右(黑龙江)总体上仍远高于经济增幅不及的广东(38%)、山东(70%)、江苏(64%)。在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较强驱动的同时，东北三省的创新驱动力却表现得相对不足，与丰富的科教资源相对应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企业作为研发主体地位没有得以确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0月发布的《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2013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2.08%，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研发强度分别为1.65%、0.92%和1.15%，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江苏和广东的2.51%和2.32%相比差距就更为明显。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倒逼改革。东北地区由于早进入、晚退出计划经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即使改革开放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和发展中仍然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政、企、学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不会干、不敢干、不想干的干部大有人在，小打小闹、小富即安、小农经济式的企业主不在少数，只重职称、只盯评奖、只求经费的科教人员数量仍然不低，不找市场找市长、不抓商机抓关系、不谋攻关谋路子。由于发展环境不优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数量扩张与结构升级方面均较滞后，劳动力资源等人力资本外流以至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愈加明显，借助招商引资弥补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空间与条件越来越不充分。 3.地方化解经济风险与克服困难的自我能力相对不足。一是产能过剩相对严重。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了较强的“倒逼机制”，致使经济周期性波动、地方政府引导与干预性投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多重因素激发了产能过剩矛盾。2001-2011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0%，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分别为81%、58%、55%和47%，东北地区低于全国、东部、中部平均水平，在全国四大板块中位于倒数第二位[5]。自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势头在各省、区、市中明显减弱，黑龙江、吉林、辽宁工业增加值增幅分别位居倒数第一、第八和第四位，在全国四大板块中位于倒数第一位，产能过剩治理与化解难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大。 二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东北地区由于财政自给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前些年地方对中央项目建设配套比例的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城市市政改造等领域形成了较重的政府债务。东北地区退出计划经济体制最晚、国有经济比重最大、资源型城市最集中的老工业基地集中连片地区，资源型城市旧城区改造、职工养老保险、企业办社会等历史负担过重的隐性债务更重，经济下行、财政减收、还债趋紧、收入稳增、保障民生等问题同步出现与联动破解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化压力沉重。东北早期城市化水平较高，三农问题不突出，人口净流出，创业投资环境不良，投资渠道过窄使得城市居民对房地产投资意愿更强，房地产泡沫对东北地区影响更强。从香港媒体发布的以住房空置率标示的所谓“鬼城”地图上可以看出，“在经济重度倚赖于自然资源、重工业和农业的内地东北部，鬼城的分布十分密集”。依托房地产业发展从而扩大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经济来源和手段杠杆，而作为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的资源型地区，无法抗拒与应对全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冲击与影响。 四是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较大。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占比仍较大，国企尤其是央企对银行信贷资金吸纳能力过强，贷款向异地外溢过多致使存贷比过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民间资本实力相对南方而言较弱，民企正规渠道融资难，对影子银行金融风险化解能力在经济下行压力过大的形势下就会变得更加不足。在非国有中小煤矿企业居多的资源型地区，由于民间借贷关系更加普遍和复杂，煤炭企业发展的窘境成为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 五是外部与自然风险传导难以控制。东北地区属于资源、原材料、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地区，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经济周期下行压力，长期开采下的资源枯竭衰减形势严峻，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问题交织缠绕，多重潜在与现实、内部与外部、政府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等风险因素易引发东北地区风险的集中爆发，整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增大。 四、资源型地区经济风险的防范 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型地区面临与承受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除受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共同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其自身资源开采业、原材料工业等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传统产业占比过大且对其依赖过重，以及与之相联系和伴生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大的影响，从而深受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的困扰，民营经济等非公经济发展明显滞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紧迫。 一是着力推动资源型地区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构建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基础”。针对资源型地区工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占比过大、产业链条过短、工业结构相对单一，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对资源型企业依赖过强，从而易受外部经济环境波动产生较强冲击影响的实际，从治本上看必须加快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形成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均衡发展的工业经济结构，化解和防范经济风险。要对具有较好发展基础与条件的产业，在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延伸产业链等方面给予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并在企业承担社会保障的负担方面给予短期照顾；对环保不达标、经营管理粗放、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要果断进行兼并重组、关停破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改善市场环境；对拥有一定技术储备和市场条件的地区，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建设用地、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为资源型地区工业结构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建立国家对资源型地区的衰退产业援助政策体系，在差别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资源环境政策等政策工具的安排上实行倾斜，形成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6]。 二是着力推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组织领导方式创新，加快打造产业项目建设升级版，培育抵御经济下行的有效“增量”。加强供给侧管理，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目标、路径、工具等要求，结合地方特色科学制定和运用地方产业政策，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向公司化运作升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从项目建设主要具体决策者的角色转换为战略引导者，取得双赢的效果；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向资本化运作升级，政府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资本金方式注入选定或新设立的国有投资公司，由国有投资公司按照产业扶持政策和资金使用要求进行运作；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向信息化运作升级，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和工具整合提升产业项目建设的层次与水平；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向高端化运作升级；在省和大中心城市层面主要应向谋划建设聚集和扩散能力强的龙头、骨干项目倾斜，吸纳就业和贡献税收的一般项目向一般市、县引导，形成金字塔式结构。 三是着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打造稳定地方经济的压舱石，激活抵御经济下行的有效“存量”。经济下行压力大地区的资源型产业一般为进入门槛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且企业主体还是具有较为明显产品初级性、资源垄断性、市场排他性特征的中央、省属国有企业。在消化产能过剩以至通货紧缩的刚性约束下，对竞争性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其内部治理结构、产权结构、成本构成、资金来源、产品销售等方面入手进行市场化改造，切断政府“父爱”式的保护，从体制根源上激发企业的市场活力。对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属性的公益类国有企业，也要按照承担社会功能不同，对确实能够由民营企业按市场竞争规则有效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应彻底推向市场，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其商品或服务。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中，在粮食仓储环节应积极探索采用民营粮食仓储企业与政府采购仓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并将因此减少的财政补贴用于支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借助于综合效率的提高，从农产品生产经营链条内部不断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求得农产品价格渐次下调以提高竞争力与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四是着力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打造防控经济风险的防火墙，构建抵御经济下行的有效“底线”。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地方经济易被房地产市场“绑架”，城市的几乎所有大项目都与土地财政相关联；在加大地方政府调控经济能力的同时会相应带来对经济秩序扭曲式干扰与短期行为，靠土地收入构建“融资平台”借债、还债的现象普遍存在[7]，无形中孕育了经济稳定、公共财政风险，增加了风险传递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要创造条件加快对经济风险相对集中的资源型地区给予相关地方税改革先行先试，尤其是进行房产税、资源税改革，提高其自主筹集财政收入能力，在有效降低公共财政风险的同时，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调控经济的能力；对资源型企业与资源型城市交互融合的地方，在企业改革的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协同建立保就业、保民生、保社保的兜底援助基金，避免企业改革带来的风险向社会领域扩散；面对资源型地区政府债务、企业债务相对过大，从而累积了较大债务风险的严峻形势，应切实加强财政防控债务风险管理，研究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落实财政归口管理责任，妥善处理现有存量债务，建立健全债务管理相关制度，严格控制新增政府债务的规模，强化债务日常监管，避免债务在企业、政府、银行间恶性传递循环。 五是着力推动干部任用考核制度改革，加快打造引领区域发展的领头羊，激活抵御经济下行的有效“引擎”。破解资源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困境，根本上还是要改革落后僵化的体制机制，突破口应从解决部分领导干部在经济新常态下不想干、不会干、不敢干入手，突破对资源的简单和过度依赖的传统观念。要加快构建对干部有效激励和有力约束的干部任用考核制度体系，强化干部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让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真干事的干部“上位”“进位”，克服“懒政”“滥政”行为对地方营商环境的损害，使本地企业、引进企业有一个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生态，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赢得更有利的时空条件。标签：负增长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经济下行压力论文; 经济下行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下行压力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项目分析论文; 下行风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