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节现状及其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与对策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节日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饮食关乎人的生存，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中国，“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味蕾的感受、知识的积累、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附着在具体的食物上，大大扩展了饮食的文化内涵”①，与饮食相关的习俗与文化更是渊源绵长、博大精深。食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致许多人把中国人视为有着食物中心倾向文化的民族。他们不仅有着广泛的食物选择范围，而且可以在所有的社会层面发现对于美食的关注，而这一点也反映在通常见面时的问候语“你吃了没有？”当中。的确，有人注意到，在中国，食物不仅是平常的交谈话题，而且经常是支配性话题。②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饮食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饮食不仅具有其外在的、可视可感性，包括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琳琅满目的食物；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象征比喻性，以饮食为中心，构建了丰富而多元的社会交流与互动。③吃，已经成为我们“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④。中国人使用食物来判别族群、文化变迁、历法与家庭事务，以及社会交往。⑤
“家乡风味”的概念与意义是在人们迁移、流动过程中日渐形成、清晰和丰富起来的。人口的流动现象并非最近才有，但人口流动现象的高频率与广范围，甚至可以说已经波及每一位普通人，广泛至每一个村庄、每一片土地，这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才出现的。从安土重迁到游走四方，这一现代化、全球化趋势对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的农民而言，是如此仓促、如此迅猛，却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流动，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希望与转变，但同时，也伴随着冒险与艰辛，冲突与危机。而其中，困扰人们的最大问题就是：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身份的认同与归属成为庞大的流动人群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⑥“家乡”、“家园”、“家乡风味”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词汇随之成为最常见的表述话语，人们在情感上对“家园”、“家乡风味”的渴望、寄托、回归与在理智上对其的反思、自省也日趋丰富芜杂。⑦
以往关于饮食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及内容非常广博，饮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和人文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⑧与此同时，关于流动人口及其身份的认同与归属问题也早已成为学界和社会界讨论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⑨将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话题放在一起来加以审析，并非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笔者注意到，从饮食这一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习俗视角，去透视流动人口与家园关系这一社会现象，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景观与镜像。⑩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家乡风味”这一特殊个案，去探寻普通的流动人群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去记忆、想象自己的故土家园，以达成身份上的某种归属与认同。(11)
一、家乡与风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特点，这些特点将他与别处的人相区隔，同时，赋予其这一地方特有的归属感，人们用“家乡”、“家园”这样的概念来涵括自己与这一方水土的关系。在长时段的生养过程中，人们已经耳濡目染，深深浸润在“家乡”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之中，语言、习惯、禀赋等都烙有这一地区的浓厚印记。
“饮食一道如方言，各处不同，只要对口味”(12)，地域与饮食的关系，自来为人所关注。(13)学者们尝试将中国的饮食进行区域的划分，较有代表性的划分法有三。一是依据城市而定，如北京菜、广州菜、武汉菜等；一是依据城市及地域，划分为五类，即北方类，以北京为中心，河南类，以郑州为中心，东部类，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为中心)，南方类，以广州为中心，西部类，以成都、重庆和长沙为中心；另有所谓的四类分法，即北方为一个整体，南方则分为三个部分：东部、西部和南部。(14)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各地饮食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同与异。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各地人对饮食滋味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人们在比较中发现了差异，并以差异作为区别的标准，将其进行某种划分与归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一个人出生或长年生活在某个地区，对那个地区的饮食味道习惯了，不仅觉得那种饮食适合自己，而且会对这种饮食产生一定的情感与偏爱。四川人偏爱吃辣，山西人习惯吃醋，山东人好吃大葱，老北京人对豆汁儿(15)情有独钟……所以，没有辣椒，四川人觉得食不甘味；没有醋，山西人觉得难以下咽。
饮食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家”的概念和意义的形构。一碗阳春面就是一个温暖的家；一碗白米饭或者一个窝窝头则是另一些人的家的记忆和印象。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述人们的存在与身份；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叙说着“家”的情感和韵味。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被划归为同一个区域的饮食，其内部也并非绝对雷同、均质，而是呈现出“和而不同”、“大同小异”的特点。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被视为中国吃辣相对集中的地区，但这几个地方饮食中的辣，却具有各自的特色与滋味。人都说，“四川人不怕辣，江西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16)。四川人吃的是麻辣，江西人是香辣，湖南人是干辣(火辣)。四川饮食中的辣，总是与花椒的麻味搭配，麻辣是四川的风味特色，没有了麻，辣的味道与色泽都不够正宗。而湖南饮食中的辣，则呈现出干辣(火辣)的特点。这里的人们喜欢没有其他味道的掺杂，喜欢辣椒的纯辣，好多湖南人都对“煨辣椒”念念不忘。
这道菜，原料和佐料都很简单，只需几个新鲜的青辣椒或红辣椒，加少许盐。做法就更简单了，把辣椒放在炭火或柴火烧成的灰中煨一下，而后拿出来，撕开皱了的表皮，拌一点盐，便可吃了。在这里，辣椒不仅是一种佐料，可以作为调料，配在其他菜肴中食用，同时，它也可以单独成菜肴。餐厅里的“虎皮尖椒”与“煨辣椒”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地道的湖南人而言，“煨辣椒”的味道与情感内蕴更为丰富、精到。在吃辣椒上，“和而不同”的特点，为彼此之间的认同、对话与交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大”同的前提下，辣椒成了吃辣地区人们共有的味觉，成为他们交流和认同的共同基础、特殊媒介、表述语言；“小异”则保证了这种交流与交换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在分享辣椒的色香味的同时，交换着彼此关于辣椒的多样化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
各地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家乡风味，人们关于饮食的记忆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长期的经历、体验、实践中逐渐形成、强化的。饮食与特定的地理资源，人们的日常行为、基本需求相关，充溢着生活的魅力。人们关于家乡风味的记忆不仅是对饮食本身，还涵盖了与饮食相关的多层面的、复杂的自然、生活、情感和文化。在山东莱芜，有些地区人们过七月十五，当再追问哪些地方过七月十五这一节日时，他们的回答是：喝干红茶的地方。也就是说，哪一带喝干红茶，那一带就过七月十五。可见，饮食与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文化是紧密联系的。人们对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很多时候是通过饮食来实现的。
同一种食品，对不同地区的人而言，意义可能就很不一样，特别是当这些饮食与特定的节日仪式相关联的时候。在湖南省中部地区的乡村(17)，粉蒸肉总是和春耕联系在一起。粉蒸肉，当地人称“麸子肉”，只有在春耕插田时才会普遍制作、食用。粉蒸肉对这里的人而言，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春耕这一特殊农忙时节的象征食物。粉蒸肉在其他地区也有(18)，特别是在浙江一带，“荷叶粉蒸肉”是杭州享誉颇高的一种特色名菜。(19)
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综合了语言、行为、仪式等其他叙事方式。饮食语言庞杂丰满，如关于各种食物的名称、传说、俗话、谚语；饮食在视觉信息的传达上让人眼花缭乱，如食物的色彩、形状，各种食物器皿等；在味觉上，饮食给了人们酸甜苦辣咸等别样的体验；在各种行为实践中，如食物的种植、制作、食用等，人们关于饮食的观念及信仰不断形成，饮食禁忌、特殊饮食(祭祀、节日仪式等)作为经验与约束渗透并深入到生活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关于豆腐，各地人的记忆各有不同，豆腐不仅是中国人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在一些地方和一些特殊的时间，它还和一些特殊的仪式、特殊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在湘中地区，“吃豆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吃豆腐行为，也非通常所说的“占人，特别是女孩便宜”之意。“吃豆腐”在这里，专指“某人去世了”。(20)这一特殊地方语汇的形成原因已经不可考究，其作为“俗语”存在很长时间了。这里的人们种植黄豆，逢年过节，也会自家制作豆腐食用。在丧礼上，最常见的食物是豆腐。制作豆腐是办丧礼必须要做的事，也只有在丧礼这种重大的仪式上，才会大规模制作豆腐(21)。这里的人们关于豆腐的记忆，总是跟隆重的丧礼，大家团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办白喜事相关联。作为区别，婚礼上，是忌讳出现豆腐这一道菜的，豆腐与丧事、祭祀(22)的关联更加密切。团年饭上的豆腐是加工过的，油豆腐(23)和“发肉”(24)拌在一起做成的菜，是一般人家过年，特别是团年饭必备的。
饮食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也为人们关于家乡的饮食记忆提供了可能。饮食将家乡在人们的记忆中定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某一地方人的性格、禀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活动和情感指向，饮食这一话语形式，为人们共话、共赏、共欢、共享某些情感提供了可能；饮食同时是开放式的，具有兼容、包容性，它处于永远的“创生”中。
二、流动与认同：他乡识故里
今天，“家”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可知可感的。事实上，“家”的内涵与外延无比丰富，“家”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被开发和被丰富的过程。人们在全球化、都市化的进程中，纷纷离开自己生养的土地，去异地他乡学习、工作、生活，寻找心中的理想和梦想。正是在这种急剧的流动中，人们在身体和情感上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乡”与“故里”的巨大的区别和差异。也正是在这种流动与比较中，“家乡风味”的地域性突显出来。如此，地域时间界限无限拓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身份认同和归属出现危机。人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和周围的人有什么不同？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家”的概念和意识逐渐清晰和重要起来，这一趋势从另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家乡饮食”、“家乡风味”的发掘和反思。
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去国怀乡”，中国人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让人们对乡土、对家乡的这份依恋更是难以割舍。流动的人们对家乡的记忆和建构是错综复杂的，在饮食方面，人们通过“家乡风味”这一概念和载体来满足自己现实和情感的多方位需要。他们尝试以饮食来区分自己和他人，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他们将“家乡风味”作为一种资源和介质，在异地他乡的现实交往与生活中，方便他人“标识”和“接受”自己。
流动的人们将“家乡风味”作为应对现实生活时可资借鉴的经验。人们的某些经历在记忆深处沉淀，定格为一种经验，并被贴上人们所创造的各种符号标签。这种经验在人们面对新环境、新事物，接受新的挑战时总是最为直接、最为实用的。“有时一种经验是深刻而动人的，以至于它的各种情绪特性可以伸展、渗透，可以弥散，充斥到它周围及有关的所有事物当中。正是以这种方式，重要事件的一些感官方面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反过来能够对其自身唤起反应。”(25)烟、酒、茶作为特殊的饮食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长久以来被当成是“待客”的象征物。从这些饮食中，可以品味到待客之道，可以考究出主客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可以透视出不同时代(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差异与相似之处。
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从此处前往彼处，接触陌生的人、全新的环境，记忆、经验成为最宝贵的凭借物和最实用的“手册”。家乡风味为流动的人们迅速、顺利融入现实社会提供了便捷。流动的人们进入和融入新的群体与空间过程中，也会利用“家乡风味”这一媒介。“家乡风味”成了他们与其他人交流和交换的“资本”，成为其他人了解他们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在餐桌上，相互不太熟悉的人们最关心的往往是各自的饮食口味，各自的“家乡风味”，人们在风味饮食中解读与分享各地的文化与生活。流动的人们会做自己最拿手的家乡风味来招待对他们而言最尊贵的客人；他们会千里迢迢，不远万里，从家乡带来风味饮食分送给周围的朋友；同样，他们在宴请上司、朋友时，也会选择去自己“家乡风味”的餐馆，分享美味的同时调谐融洽彼此间的关系。很多老乡会，特别是各地高校中的老乡会，聚会时要选择“家乡风味”餐馆，在乡音乡味中，人们的交流与沟通多了几许亲切。“家乡风味”不仅让老乡们回味和分享了熟悉的味道，同时共享了浓浓的乡情与乡亲。对老乡们而言，家乡风味意味着彼此来自同一的“源头”，有着共同的情感源泉，而且，家乡风味能提供关系延续和维持的基点和基调，正是从这里生发出新的关系与情感。家乡风味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手段，让流动的人们在流动性极强的城市、现代化生活中，赢得自己的身份与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家乡风味为其现实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可贵的依据和保障。
同时，“家乡风味”可以让流动的人们摆脱现实中“流动”身份的约束，回归“乡味”，实现身份和情感的归属与认同。“家乡风味”是他们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同时也是其在流动漂泊中找寻的精神慰藉和情感依托。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地球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强调个性与特色，一度被掩盖和淹没的民族和地方标识被重新拾起。这种精神探寻很多时候是从品尝和回味“家乡风味”开始的，家乡风味，对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来说，是一个永恒主题。在沂蒙地区，一些养蜂人常常出远门，去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放蜂卖蜂蜜，在他们的行囊中，最重要的装备是一摞煎饼。早在出门前几天，家里的女人们就会花一两天的工夫专门烙煎饼。“煎饼”是这些沂蒙人的“家乡风味”之一。当他们来到吃米饭的江西、湖北等地时，这一“家乡风味”对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味觉”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吃煎饼的人”这一身份归属。
在大量农民工涌进城镇过程中，“家乡风味”也随着这些流动的人们而流动着。20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不少湖南来的打工妹，最怀念的是家乡的“辣椒和辣味”。很多打工妹离家时，总会带一些辣酱、辣椒，这些家乡风味，不仅满足其味蕾的需要，同时，在情感上带给她们归属感。在河北邯郸的武安县城里，有好多家“宜宾小吃”。原来，在武安刚开矿的时候，雇当地的员工顾不着，雇的都是四川宜宾人。正是这些宜宾人将家乡风味带到了武安，所以武安县城里不是其他城镇所常见的“成都小吃”，而是“宜宾小吃”。家乡风味以“餐饮”的形式流动，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外众多的“中餐馆”了。海外华人不仅对家乡风味情有独钟，而且将“家乡风味”作为身份和文化标识推而广之。漫溢着浓浓乡情的家乡风味，承载着日常生活的色香味，寄托着人生沧桑的感慨。这种味蕾上的乡愁与亲切感终生难忘，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更是让人刻骨铭心。有人甚至认为，故乡这个地方的味蕾转化成一种文化味蕾——我们透过饮食这种方式延续了对家乡、对故园文化的记忆和认同，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和灵魂的皈依。(26)
三、记忆与想象(27)：味蕾的移情与家园的构建
“中国的食物从未停滞不前，而且如今依旧与以往历史时期一样快速地变化——不过没有失去任何基本特征。”(28)这样的情况，同样适应于“家乡风味”。饮食随着流动的人们而流动、变化着，这种流动与变迁呈现出纷繁芜杂的表象。家乡风味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时而定格，时而混杂想象，处于变化流动的潜在层面；在家乡，家乡风味也在人们的生活中经历着时隐时现的变化；在他乡，家乡风味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变换着自己的“脸谱”，随时加入新的元素，随时依据人们的需求调适口味。
饮食话语在不同场合中扮演的角色与表述的内容、意义不一样。很多时候，“家乡风味”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情感和理智、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出现在不同群体、不同人中，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环境的同一个人身上，甚至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同一场合、同一时间、同一地域环境中。即便如此，人们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对这一特殊味觉的体验、记忆、回味与想象。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就说过他对“家乡风味”的味觉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对儿时故乡饮食的复杂情感，对很多人而言，都非常熟悉。我们在保留了对“家乡风味”的味觉和情感记忆的同时，却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想象。而且，正是这种想象的丰富与多变让“家乡风味”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
老北京的豆汁儿，是有名的“风味小吃”。北京最好吃的豆汁在老磁器口豆汁店，豆汁店正对着天坛北门，已有107年历史了。豆汁儿灰绿色，味微酸臭，对一般人而言，口感实在不怎么样。尽管如此，不少外地人来到北京，都会想方设法要尝试吃一回。有人曾经花好几个小时，坐地铁换公交，只为去磁器口那喝一碗臭豆汁。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因为别人说好喝。”他想去，是出于对“豆汁儿”这种地方风味、饮食文化的想象和憧憬。不少去老磁器口豆汁店的当地人，则已经将“豆汁儿”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一位老太太，她在这里喝豆汁已经76年了。每天来这喝豆汁，不仅是这位老太太身体味觉的必需，而且也是其行为情感上的必需。“家乡风味”的概念及外延也是在这种自我和他者相互、多重的想象中得以调适、形成。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走到一起，在饮食特别是各自的家乡风味上，他们都会对彼此存有想象。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习惯从身份来想象其对应的饮食，并尝试从饮食来认同和强化其身份。将“家乡风味”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想象”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里既有你对自己的想象，别人对你的想象，也包括你对别人的想象和别人对别人的想象。
在日常生活中，“家乡风味”在人们的记忆和想象中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人们在外出就餐或者在家做饭，都会对各地风味饮食存在偏好，在餐饮市场上，各种标签式的风味印象与风味餐馆在现代化的都市出现并弥散开来。“桂林米粉”、“北京烤鸭”、“四川火锅”、“兰州拉面”、“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哈尔滨红肠”……类似的风味饮食五花八门，让人应接不暇。这些风味饮食以特有的形式同时出现在某一城市，发挥其复杂而多重的作用及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风味饮食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饮食和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它向人们传达了某一地域的文化和生活信息，为人们对这一地域的认知和想象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它给人们错觉，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生活简单化、符号化、标签化，限制了人们对这一地域的更多了解。
相应地，流动的人们对这些“标签式”的家乡风味怀有的是爱恨交织的错综情感。他们欣喜地发现，这里可以找寻到家乡的印记，这里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家乡，这里可以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提供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很失望地意识到，这里的家乡风味已经“变质”了，至少是不够地道了，味觉和情感上的失落让他们无法真正接受这种“家乡风味”。正是在这种饮食“民俗主义”(29)现状下，人们开始踏上“原汁原味”、“地道”家乡风味的“寻根之旅”，开始反思和重审自身传统的饮食和文化。
四、余论
流动与变化是饮食(包括家乡风味)的永久主旋律，但这种变化并非漫无边际、毫无章法可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家乡风味”万变不离其宗，“家乡风味”才能承担饮食与文化方面的传承与延续，才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和魅力，才成为人们不断记忆和想象的对象。美国人类学家曾拍摄了一部纪录片《The Language You Cry In》，在影片中，除了语言，人们对家园的记忆和传承最重要的方式表现在饮食方面。美国黑人后裔，在几百年的历史流动变迁中，始终保留了其祖先最基本的别具一格的做米饭的方法。人们在感慨这一奇迹之余，也不能不承认：除了语言，人们对在饮食方面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记忆与传承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家乡风味的变迁中，人们对家园的想象和构建从未停止过。想象是在一定记忆基础上进行的，深厚博大的文化记忆一直是人们存在感受的根源性与创造性的因素。(30)“家乡风味”这种味觉的感知与记忆，一直参与并不断修正人们对家园、对现实生活的想象和构建。
注释：
①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②弗里德里克·J.西蒙(Frederick J.Simons)：《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食物》，郭于华译，［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附篇二》，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③“中国人尤其专注于饮食，而且饮食处于许多社会互动的中心，或至少伴随或象征着这些社会互动。中国人在他们的社会互动中认识到了互动各方的相对地位以及与互动的性质相关的一些细微而精确的区分，及其微妙差别。相应地，他们必然用食物——其变化无穷无尽，比舌头所能传达的更微妙且更意味深长——来帮助说出那构成每一种社会互动一部分的话语。在中国饮食文化的每一层面之内，食物又被有区别地用来表现互动中所包含的精微的社会差别。”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郭于华译，［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附篇一》，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
④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
⑤“中国人使用食物来判别族群、文化变迁、历法与家庭事务，以及社会交往。没有一样商业交易不在宴会中完成。没有一次家庭拜访不在佳肴中进行。没有一次宗教大事不在合乎礼仪的特定食物供奉中举办。关于何种食物恰好合乎何种境况，或关于人们如何应对经济或文化环境的变化来操办和改变习俗礼节，这些资料几乎无法从中国不同地区一一得到。”［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4－195页。
⑥关于流动人口的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学术界最初关注的是国际移民群体及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而对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民工的生存和生计方面。本文所关注的流动人口并非单纯的第一代农民工，而是广义的普遍的流动人群，特别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长期离开家乡，工作、生活在他处的人。
⑦“在日益全球化和充满流动性的世界当中，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完整的‘家’已经被更加变动和分裂的‘家’所代替。对华人移民而言，‘祖先的家’、‘情感的家’和‘功能的家’构成了‘家’的三个基本维度。”王苍柏、黄绍伦：《回家的路：关于全球化时代移民与家园关系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⑧人们除了对食物做本身的探究外，更多的是将食物作为探知和分析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即将食物与人及文化联系在一起，经由饮食来讨论、分析和研究文化和社会。比如学者们提出的，“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我们是什么人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食物”(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综合而言，对饮食进行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就是关注饮食文化的历史维度，从历时的角度对饮食文化进行研究。这一类研究包括，对传统饮食文化及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关注，如饮食文化通史，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些作品所展示)的饮食文化特点，以及历代饮食的礼制规范禁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饮食观念与饮食制作等方面。第二类是从共时的维度，讨论饮食文化的结构性与普适性。比如，张光直研究饮食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从结构层面，探讨中国食物的特征。此外，其他学者关于饮食文化与节日、饮食文化的语言学考察，饮食思想及美学对饮食文化的影响，饮食与中医、养生等文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研究方法和视角都取得了较多成果。第三类，多采用跨学科、多学科，比较和综合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其中。有学者尝试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方法去探索饮食(如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饮食人类学成为学者们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此外，区域饮食文化与跨文化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西比较、区域比较、民族比较等)也成为区域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学者及社会对区域饮食文化的关注日渐显著，特别是少数民族或地区饮食文化的挖掘与展示，饮食文化作为旅游文化、产业文化、非遗保护对象被开发和利用。关于中国饮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参考论文《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徐吉军、姚伟钧：《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⑨人口移动的相关研究不仅丰富繁多，而且积淀深厚。比如早先的移民史、移民生活史研究；后期对流动人群(农民工、打工者)的关注。人口流动带来的诸如生产、生活以及诸多社会问题都已经成为学界关心并讨论的话题。但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来进行问题讨论与对策分析，采用民俗学视角，从流动人群日常生活入手，对其加以关注与探讨不仅对现有研究有所补益，而且具有某种迫切性。
⑩民俗学者刘铁梁教授提出，“民俗学的责任和使命之一就是经由生活文化的民俗来认识社会，简单而言，就是通过民俗认识社会。”如何经由民俗文化来认识社会？本文的研究可以说，是想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和努力。
(11)当然，流动人口与家园的关系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分析。本文无意将饮食对人们身份的归属与认同作用无限夸大，更不想将流动人口与家园关系简单化，而只是选取这一视角，去探看饮食是如何进入并参与流动人口与家园互动关系的构建，饮食在流动人口找寻身份归属与认同过程中，在情感和物质方面是如何发挥其特殊作用和意义的。
(12)［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治庖》，中华书局，1979年，第329页。
(13)学术界很早便有人注意到了饮食与地域的关系，如赵荣光提出的饮食文化圈理论，用12个饮食文化圈来表示饮食的地域差异(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方面的许多成果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4)［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4－155页。
(15)豆汁是老北京的小吃。《燕京小食杂咏》：“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不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诗后自注云“豆汁即绿豆粉浆也。其味酸苦，分生熟二者，熟者沿街叫卖，佐以咸菜食之。”
(16)关于“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说法，还有其他版本：“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湖北人怕不辣”；“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怕不辣，贵州人辣不怕”。
(17)比如说，湖南省双峰县的大部分乡村。
(18)湖南省西部凤凰县的下五峒，有一道名贵土菜——小米粉蒸肉。在农家，逢年过节或者婚嫁喜事，都要备一盘小米蒸肉，这是宴席中不可缺少的。凤凰人每年立夏前后都喜欢蒸上一碗米粉蒸肉，据说立夏日吃了不会生痱子。
(19)它始于清末，相传与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有关，一般是夏天食用。
(20)中国其他地区有类似的俗语和习惯，且都各具地方特色。如吃豆腐羹饭，亦称吃羹饭，或吃豆腐饭，是一种流行于江浙沪民间的丧葬习俗。葬礼结束后，丧家要举办酒席，酬谢前来参加葬礼以及以现金、实物等形式助丧赙奠的人，被请者一般不得拒绝，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过去这种酒席一般为素席并以豆制品为主，其后逐渐变异，佳肴美味之丰，几可比拟喜庆之宴，惟一碗豆腐羹必不可少，所以照旧称为豆腐羹饭。在山东沂蒙地区，有人去世了，“对死者所在的家族成员来说，叫喝豆腐汤”(刁统菊：《吊簿：姻亲交往秩序的文化图像》，《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21)某家有人去世，丧事中头等大事除了请和尚师傅做法事，就是请附近邻居帮忙制作豆腐。“豆腐坊”的人员和时间进度安排也尤为重要。
(22)祭祀时，新鲜豆腐，也即当地人所说的“水豆腐”，可以用来当祭品。
(23)新鲜豆腐，也就是“水豆腐”，放油锅里炸制成“油豆腐”。如今不少餐馆也叫“家常豆腐”，有时也称其为“豆腐泡”。“油豆腐”可以是方形的，也可以是三角形的。
(24)方言，即炖肉。将新鲜肉放水里炖制而成，“发”取“发财”之意。制做“发肉”是过年时的大事，家家都会准备一大块肉，制作成发肉，团年饭及正月期间食用。方言在家乡风味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许多饮食名称多采用地方方言。
(25)［美］格特鲁德·杰埃格、菲利普·塞尔斯尼克：《一种规范的文化理论》，［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高佳、何红、何维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26)袁跃兴：《乡愁中的饮食》，《美食》2005年第5期。
(27)“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想像的概念似乎在最近才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这种想像不是闲来无事的胡思乱想，而是人们构建现实生活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想像是一种行动中的文化。”［美］斯特拉森、［美］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梁永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7页。
(28)［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29)“民俗主义”这一概念较早由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Hans Moser)提出。1962年，其在《论当代的民俗主义》一文中，提出应把民俗应用的现象称为“民俗主义”。海曼·鲍辛格(Herman Bausinger)在《科技世界的民俗文化》一书中进一步予以阐释。民俗主义概念的提出及相关讨论在学界影响较大，不少学者将其作为研究民俗事象的重要工具，在饮食文化方面，民俗主义概念也有着重要的解释意义。
(30)“想像是从记忆里来的，想像从来不是空穴来风，想像总是来自某些东西，每个人的想像都来自更大的‘想像域’(imaginary)，有时我们要用这个词。在想像域里面，除非存在记忆，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记忆是非常重要的。……记忆经常被用来生产地方，如果不再存在一个有效的记忆，那么当然再生产就会出问题。”(［美］斯特拉森、［美］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梁永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