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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2-0130-06
一、洋务文化与文化嫁接
所谓洋务文化，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形成的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模式，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特质的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洋务文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原生文化。这和将先秦文化视做中国古代的原生文化的道理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洋务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新陈代谢的结果，而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元点是中西文化不和谐的对接后的再生物。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二百年间。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乃至绘画艺术等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如《论语》、《大学》、《中庸》等名著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也在欧洲扎根，汉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始进入欧洲的大学讲堂，并对17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发生了某种影响。这种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伴随着清廷的“禁教”而中断，至于中西文化的嫁接则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从表面上看，其原因是清廷的闭关自守，但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没有出现文化嫁接的有效机制。从文化的传播者来看，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这时的侵略重点还不在中国，还没有把开拓中国市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来华的传教士的背后只有宗教文化的需求，而没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支撑，因而其动力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和平的，更不会采取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强迫对方接受他们的文化。嫁接者的一方在主流上是自然主义占主导。从文化的接收方来看，中国即使不吸收欧洲的新文化，也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因而也没有必要进行社会经济直至人文环境的变更，这就使外来文化找不到生根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难以开花结果。文化的根深藏于社会经济当中，没有社会经济变动的文化交流，即使规模再大，也不会创造文化的新质，引发文化的流变，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就像中国古代的佛教输入一样，虽然规模大，时间久，但因为没有引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新变动，顶多只能使佛教文化与儒学融合在一起，而没有产生文化的质变，创造出另一种新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则是另一种样态。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抢占中国市场，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清政府按他们的愿望行事，文化交流完全是在强迫的情况下不公平地进行的。如果中国拒绝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就要灭亡中国。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欺压自己的列强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否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更新。两种异质文化就不知不觉地搅在了一起，首先浮出水面的就是以吸收西方“器物”为中心的洋务文化。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嫁接，由于有了一定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依托，所以出现了新的近代意义，远非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类比。对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逝世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与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我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压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1](p10-11)
这段话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社会的普遍价值和文化抽象，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纲常义理和理想追求，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升华出来的文化也不会变；反之亦然。(2)文化的交流和嫁接，如果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变动，就不会触动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异，如佛教文化虽然大量传入中国，但没有动摇中国古代文化“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故我。(3)清道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文化的根基渐渐远去，几乎用不着西方文化施压，中国旧文化就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变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寅恪所论述的这三点，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文化的风貌，只有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变革的文化嫁接，才会出现文化的质变。对照洋务文化的生成过程，和陈寅恪先生的高论完全吻合。
洋务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这种经济活动，不仅改变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时那种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局面，为西方文化的植根中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使中西文化嫁接变成了可能。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借法自强”。洋务理论家王韬说得好：“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2](P3370)这里的“法”，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即枪炮、军舰、海防、工厂企业、航运、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各种科技、商贸往来等等；这里的所谓“自强”，就是通过移植这些新东西，使衰弱的清廷一天天强盛起来。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算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明显分为“求强”、“求富”两个时期：1880年之前的二十年间，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重点在强军，改善国防；1880年后的十五年，除了北洋海军之外，较多的集中在一般的民用工业，侧重点放在了“求富”、积累资金上。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李鸿章等洋务派深深感到，难以解决单纯办军事工业带来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试图通过民用工业的兴办来弥补这些缺陷。由此不难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重工业和轻工业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妄图将其割裂开来是根本行不通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政府及那些洋务大员的初衷，不但试图将洋务运动局限于军事的狭小范围之内，更不想波及到教育文化领域。但是，严酷的现实是：没有高水平的民用工业作基础，军事工业是不可能大发展的；没有现代的教育作依托，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洋务派一启动洋务事业，就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但没有外语人才，于是1862年就办起了近代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建海军，更需要新的人才，不得已又兴建了各种军事、技术、职业学堂二十多所，同时向欧美派出了近三百名留学生。办学堂一需要师资，二必须有新教材，于是从国外引进师资，大量翻译西书。在教书、译书、从事科技以及各种洋务活动中自然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新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要创造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文化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从广义上讲，从西方引进的机械、大炮、火车、轮船、电信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物质文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运转的过程，又必然带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动，直至引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所以，洋务派企图将生产力和文化割裂开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起了分解作用，恰是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挖开了封建专制大厦的墙角，带动了封建文化的近代转型。由此可见，洋务文化是洋务派引进西方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中西文化的真正对接是以洋务运动为契机的。当然，这种“中国式”的近代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洋亦土”，自成体系，是一种嫁接很不完美的畸形文化。这和洋务文化生成的特定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洋务文化生成的社会机制
洋务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礼崩乐坏”，起伏不定，险象丛生，时人常用的一句话是“几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动荡的社会动摇了固有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为外来文化的立足提供了一席之地。
促成清政府社会动荡的有两股力量：一是“外患”，即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二是“内忧”，即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内忧外患”的交织发展，迫使清廷无法按固有的传统的封建模式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而有限度地改弦易辙。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的尊严威风扫地，如何应付西方的侵略成了不能不解决的第一难题。十六年后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四年，结果以咸丰帝逃窜热河和火烧圆明园的奇耻大辱而告终。外来的西方“蛮夷”居然占领了清朝的首都北京，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震撼是刻骨铭心的。清廷朝野上下，一提“庚申之变”（1860年为农历庚申年），无不惊恐万状，暗自悲伤。随着1861年的“祺祥政变”，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无可奈何地做了政策上的调整：一是被迫满足侵略者的一些要求，维持暂时的“中外和好”；二是引进西方“长技”，首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办洋务的序幕就是这样拉开的。然而，客观上促成洋务运动发生的另一个“原动力”，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机缘，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其社会作用是巨大的。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去观察，太平天国至少和洋务运动的发生有三方面的辩证的联系：(1)太平天国给清廷的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搅乱了原有的僵化的统治秩序，使沉淀了数百年乃至两千年的历史惰性发生了动摇，固有的一潭死水激起了新的波澜，巨大的革命风暴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问题，追求新知。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新的东西不会从天而降。(2)太平天国在客观上使清廷内部具有变革倾向的经世派官僚地位飙升，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为办洋务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权力膨胀，为所欲为。曾国藩1854年率湘军出省作战的时候，清廷并不想给予其实权，他没有正式的“统兵之旨”，“事权反不如提、镇”[3](P74)。后来，满族将领一蹶不振，只有曾国藩的湘军可以抵御太平军，这才逐步有了实权，1860年官至两江总督，节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军务，后又调直隶总督，权倾一时。李鸿章也是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又署理两江总督，1870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具体掌管清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等。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李二人绝对不可能从清廷分得如此巨大的权力，所谓“洋务集团”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3)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千方百计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并努力仿造。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在安庆办起了军械所，按西法“制枪造炮”，同时聚集了一批了解西方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讨论如何将西方的科技引进中国。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特别注意以西方的先进武器来装备。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切实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增强了他们办洋务的决心，也初步积累了一点实践经验。
令人惊奇的是，太平天国对办洋务也十分感兴趣。据《北华捷报》的报道，洪秀全“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事物，极表赞成”[4]。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热心学习西方“长技”的倾向。章王林绍璋喜欢钻研西方的科学技术，家中藏有不少有关“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5]（上册，P186）。慕王谭绍光在和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涉及“欧洲的政治和发明”[6](P75)。李秀成在苏州时对仿造西方武器特别热心，经常向西方传教士讨论如何仿造“外国机器”[6](P157)；直到他被捕之后，还向曾国藩献媚，建议曾国藩多向西方购买“大炮”等先进武器，可见李秀成多么重视“办洋务”。1862年，太平天国曾经建过一个铸造厂，仿造西方枪炮。大量事实说明，在办洋务这一点上，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等人的认识完全一样。先进的武器，或曰先进的科技，会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立，去征服所有民族、国家和人民。办洋务是那时中国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历史的巧合在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洪秀全失去了这种机会，但却为他的敌人“创造”了认识西方先进技术的条件，同时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从清廷分得了巨大的权力。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矛盾双方相对立的运作，意外地使曾国藩等洋务派成了显赫的社会势力，使洋务运动变成了现实。这种新的社会变动，客观上为洋务文化的出现打下了社会基础。
总之，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催生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又涌现了和洋务文化联系最密切的洋务新知识群体。
形成洋务新知识群体的渠道：一是在办外交和对外经贸的交涉中，涌现出一批了解世界、文化知识结构新颖、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如薛福成、张德彝、马建忠等；二是洋务企业中雇佣的各种科技人员，他们有较好的西方科技知识和实践经验，是现代科技扎根中国的始创者，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三是往欧美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思想激进，善于沟通中西文化，詹天佑、严复、刘步蟾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四是洋务派所办洋学堂所培养出来的洋学生，涉及语言、军事、科技、交通运输、医学、通信、师资等许多方面，很多新思想、新人才都是从这些新学堂产生的；五是和洋务官僚来往密切的名士，或投入洋务官员府中充任出谋划策的谋士，或著文为办洋务大造舆论、逐步成长为一批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或政论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甚大，像王韬、何启、陈炽、郑观应等。以往的论著多把这批人看做洋务思想的批判者，将其归入早期维新派。其实不然。这些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有限度地抨击洋务运动是90年代甲午战争前后的事了。就他们的主流思想来讲，是“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总而言之，洋务新知识群体虽然来源的渠道不同，和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也属于少数，但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7](P35)，呼吁社会改革，这就冲破了几千年旧文人无法逾越的藩篱，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天地。他们是洋务文化的主要载体。
洋务派及洋务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社会力量，但始终是传统社会中的少数，而且时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和刁难。顽固派的活动，直接左右着洋务文化的消长。所以，在考察洋务文化的社会机制时，必须将顽固派考虑进来。顽固派不顾世界潮流，闭关自守，时刻梦想恢复封建社会昔日的辉煌，是一批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从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的角度出发，一开始就就敏感地认识到了洋务事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解作用，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结果必然是“坏人心”，“崇繁华”，“溃夷夏之防”[8]（第1册，P50）。他们公开打出的旗号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9](P24)，具体提出的问题是：(1)办洋务会使人们“好利忘义”，“礼教不正”，功利思想泛滥，道德水准下降；(2)办洋务会引导士人大读西方之书，不利于维护“尧舜周公孔孟之道”；(3)办洋务会“夺民生计”，引起社会不稳，清朝统治受到挑战。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是洋务运动中必然会遇到的，从顽固派的立场去看，的确抓得很准。而且，他们从封建王朝安身立命的大是大非的角度去提出问题，让身为封建君王臣子的洋务派无法正面回答。因为洋务运动的最后结果肯定会“用夷变夏”，肯定会挖开封建社会的墙角，让“人心不古”，崇尚功利，道德下滑，社会动荡。因此，洋务派虽然在同文馆、办海防、造轮船、修铁路等具体问题的论战中压倒了顽固派，但始终不敢回答顽固派提出的“用夷变夏”、“动摇孔孟”等核心问题，他们只能毫无气力地去讲办洋务不但不会影响“夷夏之防”，反而能维护“孔孟之道”。薛福成就反复强调：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藐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0](P556)。
这里将办洋务和“卫道”扯到了一起，甚至讲办洋务是“用夏变夷”，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让顽固派心悦诚服。不过，平心去想，洋务官僚及其知识分子也只能这样装傻充楞、问东答西，因为涉及封建社会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问题是无法公开去碰的。他们在学理上的混乱，以及在顽固派面前的软弱无力，大大降低了洋务文化的革新力度。
三、洋务文化生成的文化机制
洋务文化所依托的文化资源，一是由欧美传入的西学；二是中国传统的中学。中学和西学的互动，以及融合后的变异，成为决定洋务文化面貌的思想文化基础。不过，在那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谓西学，仅以科技文化为主，略及一点社会政治文化；所谓中学，则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为骨干，又在西学的冲击下不断变形；所谓变异，就是在中学的“体”上嫁接了西学的“用”，在“用”的过程中又不断冲击无法成为“用”的根基的“体”，出现了所谓“不中不西”的近代新学。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渠道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着陆中国的西方文化少得可怜。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中，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书仅434种，加上鸦片战争前出版的134种，也不到500种；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办的新式学堂也不过50余所，且学生数量少，还不到1000人[11]。洋务运动兴起后，拓宽了西学输入的渠道，除了传教士的文化传播活动在人数和范围上逐步扩大之外，还有：(1)外交活动，以来华和派出的外交使节为主；(2)经贸往来，这方面的交流数量较大，直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沟通；(3)留学生，洋务时期赴欧美的二百多名留学生成了吸收西方文化的使者；(4)洋务派办的各类新式学堂；(5)各种洋务企业中的翻译馆和技术资料中心，如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一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翻译西方科技图书的中心；(6)洋务派官员的幕僚、参谋等，如容闳、马建忠等人，都曾做过曾国藩、李鸿章的谋士，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颇有贡献。总之，伴随着洋务运动，西学大量渗入到了中国。但从量到质，占主导的依然是西方的科技文化。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播必须服务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即使是派出的留学生，也全部攻读自然科学；所办的洋学堂也无一所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虽然当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议会、政党、社会制度、国际法、历史、文学艺术等，但微乎其微。这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客观现实。
不过，即使是器物文化，因为其先进，也对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面对日益扩展的西方文化，特别是感受最为直接的外来入侵的压力和内部社会的尖锐矛盾，也在关注现实和融合西学的过程中艰难地更新。从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再到“师夷之长技”；19世纪70年代前后又逐步衍生为洋务思潮。思想文化方面的层层递进，积累了滋生洋务文化缓慢生长的源流。
乾嘉时期的汉学，以古文经学为指导，集中于考据学，功力深厚，成果卓著，但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在嘉庆末年日益显露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今文经学抬头，涌现了一批喜好“微言大义”、一心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经世派，并逐步取代古文经学派而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活跃于道光初年的龚自珍是他们的卓越代表。他大胆揭露社会矛盾，批评当道，呼唤改革，同时就官僚腐败、土地高度集中、水利、漕运、人才选拔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虽然基本是书生空议论，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反映了社会必须变革的大趋势，为思变、求新的务实派提供了思想基础。1841年龚自珍去世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迅速将关注社会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他们反对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积极“洞悉夷情”，研究西方。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夷情始”[12](P499)。林则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雇人翻译西书，购买相关杂志，和外人交谈，甚至从俘虏那里探测西方社会情况；魏源则一方面了解“夷情”，一方面写作，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海国图志》。虽然他们的西方知识是很有限的，但开启了研究西方文化的先河，将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开通了道路。如果说龚自珍所代表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为洋务文化的可能发生提供了源头，那么，林则徐等推出的睁眼看世界就是洋务文化的启明星。在这颗启明星的导引下，魏源等人又悟出了“师夷之长技”的道理，为后来“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师夷”理论的出现，到70年代洋务思想的形成，中间徘徊漫游了近三十年，促进前后思想转化和联接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可以找到很多，但最关键的人物是冯桂芬。冯桂芬早年和林则徐关系密切，并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后投入李鸿章幕府，策划镇压太平天国，力主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其思想经历了从经世致用到“悉夷情”，再到“师夷长技”，最后呼吁办洋务的转化过程。其在1860年前后写成的《校邠庐抗议》，大体勾勒出了洋务思潮的轮廓。他将“师夷长技”概括为“制洋器”，同时又增加了一些重要内容，如“采西学”、“改科举”、“谋自强”，并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著名论断。冯桂芬还将其总体思路解释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道”[13]。显然，冯桂芬已经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推向了“办洋务”的更高层次，而且把洋务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已经表达得比较清楚了。这就为19世纪70年代之后洋务思潮的崛起理清了思路。
在风靡全国的洋务思潮中，对洋务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是“西学源于中国说”；二是“中体西用论”。所谓“西学源于中国”，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西方的那些科技、制度、思想文化都是从中国古代圣人那里搬过去的；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圣人的后代却把祖宗创造的好东西给扔掉了，现在只好通过办洋务从西方把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再学回来。洋务派及其思想理论家基本都持这种观点。李鸿章一再著文，论述中国的“制度文章”、科技水平远出于西人之上，西方的科技如算学、矿学、化学、地学等都是从中国学的。王韬还具体论述了西人如何把中国的天文、数学、造船、制炮、测量、乐器等学到手的，结论是：“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流传及外”，“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2](P10)。薛福成经常讲：“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10](P582)郑观应的主张是：既然西学派自中国，“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14](P275)。这些论调听起来让人洋洋自得，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量，则难以立足。如果讲西学在形成的过程中从中国吸取了某些文化营养，比较合乎历史实际；而将西学的本源说成是来自中国，则完全是错误的。洋务派及其理论家之所以编造这些荒谬的理论，根本目的，一是还击顽固派的攻击，因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国，办洋务就不存在“用夷变夏”的问题了；二是减少社会上的自悲感，来点“阿Q精神”，使国人容易接受办洋务的现实。在当时那种对世界了解较少的情况下，这种“西学中源”论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非科学、非理性的“理论”总是有害的。“西学中源”强调的是“中源”，必然用“中学”主观地去图解和扭曲西学，同时会捆绑住办洋务的手脚，最后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而无法突破。这自然降低了洋务文化的积极意义。
“西学中源”仅仅是从文化的源头上去解释中西文化的关系，自然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感性的层次；而“中体西用”的提出，则具有了哲理的高度，其影响当然深远得多。从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完整意义上表述这个文化范式的是1895年4月出版的第75期《万国公报》，沈寿康撰文提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种思想和行动则早在70年代前后就成为洋务派及其思想家的共识，几乎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前面提及的冯桂芬提出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显然包含了“中体西用”的意思。郑观应竭力倡导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14](P276)，其含义也差不多。王韬讲：“器则取诸中国，道则备当自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2](P323)。虽然用“道”和“器”置换了“体”和“用”，但他仍然表述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据梁启超讲，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是全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15](P71)。“中体西用”之所以会如此为人们所看重，主要原因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定势和认识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的文化体系又历史悠久的大国来讲，一下子抛开自己的母体文化去全盘接受另一种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其所依托的固有文化已经遍体鳞伤，不得不去用另一种外来的文化来好好医治，其在心理上也会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经过鸦片战争以来难言的阵痛之后，居然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既可以保存固有文化的本体，又可以将西方文化为我所用的“理想”途径，当然会得到多数国人的庆幸和赞同。而且，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有限，对世界潮流和中国的走向知之不多，也不可能提出较“中体西用”更高的文化范式。历史地看，“中体西用”是处理近代早期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中西文化对接的惟一可行的方法。在“中体西用”这种文化范式制约下生成的洋务文化，只能是新旧相间并存在着深刻内在矛盾又复杂多变的一种层次不高的动态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和“用”的内容又不断发生着变化。例如，20世纪30年代前后新儒家提出的“返本开新”，其文化模式显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但内容却大不一样。可见，文化范式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一种原生文化对后起的再生文化的穿透力，往往表现在这里。
［收稿日期］200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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