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韩国研究
试论朝鲜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产生及其历史根源
金 成 镐
[摘 要] 1955年，朝鲜金日成首相首次明确谈到“确立主体”思想问题，这是基于朝鲜弱小国家民族历史特点和本人艰难革命斗争经历，并根据新生的社会主义朝鲜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要求和朝鲜民族的强烈志向以及建立其集中统一领导体系的现实政治需要等提出来的，也是由当时朝鲜国内外政治形势促成的必然产物。至20世纪60年代完全形成其体系并确立为朝鲜社会唯一指导思想的“主体思想”，是朝鲜民族日益增强的独立自主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朝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逐步演变为朝鲜化了的时代反映。在这一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自信，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并且牢固树立了具有朝鲜特色的领袖唯一领导体系的绝对权威。
[关键词] 金日成;主体思想;时代背景;历史根源
主体思想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金日成主席亲自创立的，是朝鲜立党立国之本和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唯一指导思想。论朝鲜主体思想，无疑是极为重大而敏感的课题，本文试论主体思想的产生、主要内涵及其时代背景、历史根源等一些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开拓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禁区”，恳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1955年金日成首相首次提出的主体思想及其内涵
1955年12月，朝鲜金日成首相在对宣传部门干部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确立主体思想问题。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标题发表的讲话中，金日成指出，“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是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我们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其目的是要正确地进行我国的革命。……只有用我国人民的斗争历史及其传统来教育人民，才能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才能鼓舞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 《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131页。 金日成尖锐地批判宣传部门“只说人家的东西好，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却视而不见”的种种错误现象，还直接点名批判了“苏联派”(2)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朝鲜时，经苏联政府组织派遣而入朝的在苏朝鲜民族干部有数百人，其成员大都业已加入苏联国籍。 和“延安派”(3) 抗战时期主要活动在中国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出身者，大都是原中共党员。 的代表人物许嘉谊、朴一禹等重要领导干部围绕朝鲜人民军的政治工作问题，即“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的“无聊的争吵”，指出“苏联的好经验也要学，中国的好经验也要学，都要学来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治工作方法。在工作中，重要的是领会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重要的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这一真理。……不应当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形式和方法，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创造性的学说。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战无不胜的威力。兄弟党的经验也是一样。只有当我们研究兄弟党的经验，掌握它的实质，并且正确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的时候，兄弟党的经验才有价值”。(4) 《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138-140页。 据现有资料，在此金日成首次明确指出，“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这一讲话被称为“消除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思想工作上彻底树立主体的纲领性文献”。(5) 《朝鲜劳动党略史》，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79年，第428页。
1960年2月，金日成说：“主体，意味着一切工作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和别的国家的经验。……声称搞朝鲜革命的人，不从朝鲜的具体现实出发，又瞧不起自己的东西，只模仿别人，怎么能作为本国革命的主人独立思考呢？……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树立主体，而只依赖别人，仿效别人，那就不能发挥任何创造精神。自从提出了主体问题以后，人们的思考方式有了改变。”(6) 《关于适应新的环境改进郡党组织的工作方法(摘录)》，1960年2月18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194、195页。
1963年10月，金日成在朝鲜军事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党的口号是：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在思想上要彻底树立主体。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有为朝鲜革命服务的主体思想。在政治上要有自主性。不要依赖别的国家，或随着风向跟着人家跑，而必须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性。在经济上则要拥有自立的民族经济”，在军事上是“自卫的方针。要做到自己能够保卫自己”，(7) 《把我们的人民军建设成革命军队，在国防上贯彻自卫方针(摘录)》，1963年10月5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317、320页。 这表明此时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体系业已形成。
1965年2月，金日成说：“树立主体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要抱着民族自豪感和信心，搞好本国的革命。……树立主体不是民族主义，不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国主义是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事大主义是小国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就必须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站稳主体立场。”(8) 《关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摘录)》，1965年2月23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406页。
1965年4月，金日成出访印度尼西亚，在一所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说：“树立主体，这意味着坚持这样的原则：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这是反对教条主义，并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国际革命运动经验的现实的创造性的立场。这是丢掉对别人的依赖心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坚决由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主的立场。……朝鲜革命的主人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朝鲜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党在为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而坚决斗争的同时，为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大主义、树立主体而竭尽了一切力量。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上的自卫，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党在彻底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研究和分析朝鲜现实的基础上，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只要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我国现实的，我们就大胆执行，不为任何既成公式或论断所束缚”。(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朝鲜革命》，1965年4月14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421-423页。 据现有资料，这是金日成首次在国外公开阐明主体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体系,表明他对自己创立的主体思想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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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朝鲜劳动党第四届第十五次中央全会正式决定把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唯一思想体系，并把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规定为党建设的基本路线。金正日指出，这次“全会决定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根据领袖的革命思想，加强党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会议”。(10) 《金正日选集》第一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树立唯一思想体系，是指以领袖的革命思想武装全党，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领袖的周围，在领袖的唯一领导下坚定执行其路线和方针政策。
1967年12月16日，金日成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政府政纲”中指出，“党的主体思想，是有效地进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的坚定不移的指针。只有牢牢地树立主体，才能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别国的经验，才能丢掉依赖别人的思想，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彻底由自己负责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由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对我们来说，树立主体是特别重要的问题。能不能树立主体，是决定我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是决定我们民族兴亡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将在所有领域出色地体现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建设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更加富强更有威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是用朝鲜劳动党的政策牢固地武装劳动人民，在他们中间彻底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思想来思考和行动，在任何风浪中也绝不动摇，一心一意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满怀信心地前进”。(11) 《在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更彻底地体现自主、自立、自卫的革命精神》，1967年12月16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3、34、40、48页。 可见，从1955年至1967年历经12年，主体思想业已在朝鲜全党和全国牢固树立为唯一思想体系，同时也确立了金日成作为领袖的绝对领导权威。
综观这一时期的主体思想，其主要内容可简要概括为：1.强调朝鲜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及决定朝鲜国家民族命运的就是朝鲜人自己，大力提高民族自尊、自主、自强意识；2.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解放思想，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3.立足朝鲜实际，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现实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朝鲜化，努力构建适合朝鲜特色的指导思想体系。大体上讲，前期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国家民族独立自主性问题；后期则主要强调对内的自力更生和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等问题。这一变化可谓是与朝鲜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提升，尤其是与金日成领袖权威的不断加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主体思想的产生及其在朝鲜社会被确立为唯一指导思想，是与朝鲜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必然的历史选择，表明了朝鲜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被分裂的弱小国家要与时俱进地走上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可谓是反映朝鲜民族独立自主历史夙愿的宣言和其思想发展日益成熟的时代标志，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朝鲜化了的具体体现。这是笔者首要强调的基本观点。
随着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1974年金正日被拥戴为领袖接班人之后，主体思想不断经过阐释和丰富发展，完成其“综合体系化”，(12) 《金日成同志革命历史》，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395页。 使之成为“金日成祖国、金日成民族”(13) 《金日成同志革命历史》，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519页。 的尊严和荣誉的象征，并为朝鲜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奠定了坚实而完整的政治思想基础。对其发展演变过程、时代特点、具体内容等，似需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深入探讨。
二、主体思想与金日成将军抗日革命历史的根源关系
20世纪50年代朝鲜主体思想的产生，无疑与金日成将军本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与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历史有着直接的根源关系。
考虑研究生自入学开始已经或多或少进入课题和实验室,“纳米材料”课程开设时间是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因此课程目标还包括课堂分析科研成果案例,并进行小组讨论实现思维碰撞。同时利用课下活动时间,组织研究生进入学院科研团队实验室了解基本实验方法、操作与设备等,从而引导学生加入科学研究最前沿的“阵地”,在听到“炮火声”的地方,激发学生对科研的热情,教给学生专业的科研方法。
1972年9月，金日成论主体思想时说：“这种思想并不是我们最先发现的。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论谁都是这样想的。我不过是特别强调了这种思想。至于对树立主体的必要性有多么切身的感受，对这种思想多么强调，这是会因人而异的，也会由于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不同的。我在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应该而且能够由自己开创自己命运的坚定信念。我们的斗争是艰巨而复杂的。我们不能不自己来解决一切事情，斗争路线和斗争方法也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想出来。当然，我们不能不因此碰到难以形容的困难，经受严酷的考验。然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却取得了用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4) 《关于我们党的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若干问题(摘录)》，1972年9月17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同年10月，金日成又说：“就主体思想产生的根源而言，我们是在经历许多迂回曲折，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了主体思想。为了说明主体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不谈到我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两个问题”，是“最不好”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时所谓搞朝鲜独立解放运动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脱离群众，只是上层的几个人聚在一起专事空谈和争吵”；另一个是，这些人“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各自搞出派系，去找共产国际，求它承认”。1925年4月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于1928年12月最终被共产国际开除解体，这是“朝鲜民族的耻辱”。这两个问题，“给了我的革命思想发展很大的冲动。……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15) 《同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主编的谈话(摘录)》，1972年10月6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78-380页。 根据20世纪初期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历程，这些话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批判性反思和深刻的科学总结。
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从金日成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及之后的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中简要论述其根源问题。
(一)青少年时期
金日成，1912年4月出生于平壤市万景台的贫寒农民家庭，父亲和叔叔都是爱国反日革命者。1919年，金日成7岁时随着父母越境迁入到中国吉林省，先后在临江小学和长白县八道沟小学学习，熟练掌握了汉语。1923年初，初级小学毕业之后，年仅11岁的金日成遵循父亲之命，独自回到朝鲜故乡，在平壤私立六年制彰德小学作为五年级插班生学习。1925年1月，金日成接到父亲再次被日警逮捕的消息，毅然离开学校，再次渡过鸭绿江回家时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16)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一卷，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同年4月他入抚松第一小学插班学习，1926年春毕业。1926年6月父亲病逝，当月他入学于朝鲜民族主义反日团体正义府在桦甸创办的两年制军政学校华成义塾。但半年之后，他毅然地下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17)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一卷，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转学到吉林毓文中学，做了二年级插班生。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社会革命运动，于1929年秋被中国警察当局逮捕，在吉林监狱坐牢，直至1930年5月初。获释后，他辍学作为“职业革命者”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18) 《金日成略传》，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据金日成回忆，1930年当时年仅18岁的他在吉林监狱坐牢半年左右的时候，总结分析朝鲜反日民族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活动，“深刻认识到革命决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19)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一卷，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2年，第330、331页。
1948年1月，金日成说：“为什么我们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没有能够只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这首先是因为过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强，我国人民的觉悟低，团结的力量薄弱”，(56) 《我们今年要做些什么和怎样做？》，1948年1月12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116页。 并认为其主要根源就在于朝鲜历史上的事大主义传统。
(二)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
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之后，朝鲜反日爱国志士大都被迫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以朝鲜民族移民社会为基础，继续进行反日民族斗争，努力把东北地区打造成“祖国光复的策源地”。(21) 《江宇关于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1929年7月25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下简略为《东北革命文件汇集》)(乙2)，1991年，第21页。 1930年开始，中国东北的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大都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组织原则和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已被解体的实际情况，大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对东北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2) 金成镐：《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第13-20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的中共党员不过2 000人，其中朝鲜民族党员约占80%；(23) [俄]华西里：《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17)，1989年，第258页。 1933年，“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的东满地区党员1 200人中，朝鲜民族占95%。(24) [俄]华西里：《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17)，1989年，第275页。
可以说，正因为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创建社会主义新朝鲜的主导力量，大都曾在国外进行过长期的抗日革命斗争，经过了各种艰难曲折的生活历程，因此他们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意识自然更为强烈和坚定。
自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期间,在东满游击区内部错误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30) 这一“民生团事件”是由日帝阴险的民族离间政策、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复杂残酷的特殊性、我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朝鲜民族抗日革命队伍的内在缺陷等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其过程有点类似于1930年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错杀朝鲜民族干部和群众500人左右。参照金成镐：《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以1930年代“民生团事件”为中心》，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 中，金日成的好多朝鲜民族战友被排斥、迫害或被错杀，他也曾蒙受过一些嫌疑。他认为，这一极端错误的内部斗争除诸多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主要是由中国领导同志中的部分“左倾排外主义者”和朝鲜民族同志中的部分“宗派事大主义者”(31)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36页。朝鲜文版是“左倾排他主义者”。参照《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所造成的，这一事件无疑对金日成民族政治意识的刺激和影响是极为沉痛而深远的。他晚年回忆说，通过反“民生团”斗争，他深切地体会到“自主性是民族的第一生命”。(32)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三)东北抗日联军时期
1936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示，中共东北党组织提出了组建“韩国民族革命党”“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恢复韩国之独立”等主张。(33) 《中共吉东省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28)，1989年，第10页。参照金成镐：《杨松关于东满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的理论与方针政策》，《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52-61页。 这一时期，金日成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新编第三师师长(1936年3月)、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1936年7月)、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1938年11月)等职，主要在中朝边界长白山一带顽强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
自1936年3月起，在东北抗联内的朝鲜民族指战员，可以在东北朝鲜民族聚居地和朝鲜国内正式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组织名称。(34) 金成镐：《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354页。 当年5月，第二军第三师金日成部队在长白山地区正式成立了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三·一月刊》。(35)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441-470页。 金日成部队积极向朝鲜国内发展，开始在咸镜南道甲山郡等地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1937年6月胜利打响了进军朝鲜国内的普天堡战斗等。可以说，中共党领导下的抗联第二军从狭义上讲是东北各民族人民的抗日革命队伍，而在广义上则可看作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36)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5页。参照金成镐：《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354页；金成镐：《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历史与“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第52-59页。
面对五彩斑斓的西域山川，有许多画家进行了色彩的大胆尝试，这也不愧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尤其是冰川与绿树黄花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时，作为“视觉动物”的艺术家真的很难经得住这种色彩美的巨大诱惑。但人们在表现山川之“象”时，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像”的层面上，是中国画，就需要考虑格调的问题。冰山与烈焰如何兼具一身？是以色貌色还是以形写神？视觉的巨大冲击需要以思想的高度升华为转机，才能演变为山水之境的历史重生。
在当时环境下，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组织联络不畅通，金日成部队长期脱离“上级机关”，独立进行了艰难的抗日游击战争。(37) 《金日成给周保中、金策的信》，1941年9月30日；《汪清游击队的历史》，1941年。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上册)，2000年，第819、848页。 这一时期，可谓是金日成将军最充分发挥其坚强而卓越的独立指挥能力，最有力推进朝鲜革命的阶段,无疑也是最为突出地体现其作为朝鲜革命领导者地位和具体实践其“双重革命使命”和“朝鲜人民革命军”使命的光辉时期。他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并铸就了朝鲜“苦难行军”传统和“白头山革命精神”等。(38) 朝鲜称，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民族抗日英雄们在长白山地区创立的“白头山革命精神”，是“知难而进、顽强拼搏的进攻精神，是百折不挠、战斗到底的斗争精神”，是朝鲜革命的传统思想。
(四)东北抗联教导旅( 88旅)时期
综观抗战时期金日成将军的活动，他无疑是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最为坚强、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1941年7月，周保中曾在给苏方有关负责人的信中说：“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份子”。(41) 《周保中关于派遣小分队问题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7月1日。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0页。 在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久经考验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42) 金成镐：《论东北抗联教导旅朝鲜民族群体及其历史地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48-50页。
在这一时期，金日成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教导旅(88旅)第一营营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副书记等领导职务。这一时期，中共东北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教导旅旅长周保中等为了维护中共党和抗联的独立自主性所付出的努力，对金日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日成在晚年深情回忆自己的老上级、亲密战友周保中将军时说：“周保中的另一个优点是，他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则立场，他有崇高的精神，一贯积极维护本国的革命。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和独立发展”。(40)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1938年以后，日帝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残酷“讨伐”和封锁，抗联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为了保存力量，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抗联将士大部分陆续撤入苏联远东地区。1942年8月，成立抗联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88旅或国际旅)，在苏方协助和指导下进行军政训练，并派遣小部队潜入东北各地进行游击侦察等，积极准备着与日帝的最后决战。(39) 金成镐：《论东北抗联教导旅朝鲜民族群体及其历史地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43-48页。
到1940年为止，金日成主要是在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之后主要在苏联远东野营进行军政训练。在这一过程中，金日成亲身经历和体会了中苏两党、两军，必定会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金日成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优秀干部，在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和东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东方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共同谱写了伟大而光辉的抗日革命历史，并且同中苏两国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长期身处异国他乡进行艰难的抗日革命活动，也曾遇到过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战友不完全理解或误解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某些错误的决定和处事，如东满“民生团事件”和1945年8月在苏联远东未能如愿带队直接参加解放朝鲜祖国的对日最后决战等，难免有些“在别国领土上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43)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57页。金日成曾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谈到在国外“寄人篱下”政治生活的遗憾之事。 的遗憾，也有过对一部分朝鲜民族革命者“宗派事大主义”行为的沉痛记忆等。1972年,金日成回忆说，抗战时期“朝鲜的革命者曾经下决心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在革命斗争中绝对不能搞事大主义，将来建立新祖国时，也必须依据主体思想，建设名副其实的自主独立国家。这是过去朝鲜革命者的共同志向”。(4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当前政治、经济政策和若干国际问题》，1972年1月10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40页。
从历史角度来看，城市化发展过快，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乡土文化自信缺失现象加重。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上，乡村文化是以农耕文明的形式诞生的，经过历代王朝的统治发展，形成京都的繁华昌盛，也就是现在的城市化。由此可见城乡差距从古时候就存在了，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衰退而逐渐拉大[7]。
1931年12月至1932年3月期间，金日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25) 关于金日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时间，有1931年、1932年和1933年说等三种。参考朝鲜共产党北部朝鲜分局机关报《正路》，1946年2月14日；中共黑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俄友谊历史研究——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2016年，第39页；《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信——关于东满党的工作、军事计划及干部问题》，1935年3月3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30)，1989年，第247页等。这一时间是笔者的研究结果。 并于1932年4月在安图县亲自组织了抗日游击队，(26) 《金日成略传》，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31、32页。《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记载：“1932年初，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金日成到安图县明月沟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同年4月25日，在安图县小沙河正式成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金日成任队长兼政委”。 1933年2月率队转移到汪清抗日游击区。他天资超群，“忠实、积极、勇敢”，越战越勇，凸显出“沉着镇静、巧妙灵活”的作战指挥能力，得到了广泛的好评，(27)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1938年。《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53)，1990年，第311页。 深得组织信任，先后任汪清抗日“游击连指导员”、“游击大队部党书记”，(28) 《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信——关于东满党的工作、军事计划及干部等问题》，1935年3月3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30)，1989年，第247页。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汪清团)参谋长、政委(1935年)等职，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军政干部。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在政治思想上对金日成影响最为深刻的似乎是东满“民生团事件”。(29) 金日成主席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大谈特谈“民生团事件”。参照《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四卷，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十章第一、二节、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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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背景——迫切需要确立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
众所周知，1945年8月迎接“八一五光复”的同时，朝鲜民族就面临着半岛国土被美苏两大国分割为南北分裂的严重局面。1945年9月，金日成将军胜利回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新朝鲜。
20世纪50年代，金日成首相明确提出主体思想，是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朝鲜革命进程和政治局势需要等有着密切的直接关系。
本试验通过对精密度、稳定系、重复性进行方法学考察，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RSD值均小于5%，这一结果表明该方法符合建立中药指纹图谱的技术要求。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建立了29个品种的枣叶的物质指纹图谱，标定了14个共有峰，使用中药指纹图谱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样品之间相似度存在差异，根据相似度的大小，可以将不同品种的枣叶的质量分为三个等级。对29个品种枣叶的成分含量进行聚类分析，可将29 批枣叶分为三类，结果与相似度结果一致，说明本文所建立的指纹图谱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重复性，可以用于枣叶的质量控制，为枣叶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参考。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朝鲜民族从1910年开始持续进行了35年之久的各种形式的反日独立解放斗争，但因日帝残暴而高智能的殖民统治，其主要力量只能在中国等国外得以发展，如朝鲜民族的三支抗日武装队伍即朝鲜人民革命军、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分别在中国东北敌后游击战场、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大后方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各自分散活动。因此，至1945年8月获得解放为止，朝鲜抗日革命力量终究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高度团结统一的全国全民性政治领导核心组织。
朝鲜光复之后，在国外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解放运动的朝鲜民族英雄们纷纷归国。在苏军占领下的朝鲜半岛北半部，朝鲜民族爱国政治势力大体上可分为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核心的“东北抗联派”，以金枓奉、武亭、朴一禹为中心的“延安派”，以许嘉谊为代表的“苏联派”，以朴宪永为首的“国内派”和以曹晩植为首的“民族主义派”等。这些各自具有不同人员构成和斗争经历的政治群体在苏联的指导和协助下，迅速联合组成了社会主义新朝鲜的领导阶层，而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抗联派”则以辉煌的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业绩及其影响，尤其是以苏联驻军为强有力的后盾，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导权。他们认识到“朝鲜问题只有朝鲜人才能解决，除了朝鲜人民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也只有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45) 《我们今年要做些什么和怎样做？》，1948年1月12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117页。
正如1972年10月金日成所说：“我国能够全面地实现主体思想，是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可以说，从那时起在我国进行了在各方面实现主体思想的斗争。……主体思想的历史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本身”。(46) 《同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主编的谈话(摘录)》，1972年10月6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78页。 但是，又如金日成所说，解放初期的朝鲜“仍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没有管理国家和经营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家非常落后，又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到什么地方去找来解决建设新祖国问题的处方”。(47) 《关于我们党的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若干问题(摘录)》，1972年9月17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我们更着重强调必须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我国的情况和别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还具有作为东方人的特点、作为朝鲜民族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把欧洲的东西照搬过来。……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长期持续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的政策，后来又做了三十六年的殖民地。我国要想摆脱落后的状态，就必须实行符合朝鲜现实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我们不能不创造性地解决一切问题。客观现实要求那样做。换句话说，现实要求我们发挥自主精神和创造性。”(48) 《同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主编的谈话(摘录)》，1972年10月6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81、382页。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原抗联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其人员构成纯洁、坚定而团结，游击战争经验丰富，但其不少人文化水平较低；各政治群体代表人物中，年龄最小的就是金日成将军,胜利回国时年仅33岁。具有不尽相同的社会经历和政治背景的各政治群体的急剧联合、长期分散斗争生活的惯性以及朝鲜民族特有的长幼有序、论资排辈等观念的作怪等，一时难以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治体制秩序和树立应有的领袖权威，也曾在社会上公开出现过各派领导人“万岁”口号等。在这种情况下，朝鲜1948年9月建国，1950年6月就爆发了朝鲜国内战争。
众所周知，1945年8月美苏两大强国完全不顾朝鲜民族的意志和愿望而根据各自的世界战略需要肆意划定一个“三八线”分割半岛南北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被分割为半岛南北的双方以美苏两国为各自的国际背景，于1948年8月和9月分别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大韩民国和社会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南北双方都有武力统一国土的强烈动机和精心准备，双方在“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日益升级激化，国内战争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1950年6月25日，朝鲜以强有力的自卫反击战形式开始的“祖国解放战争”，其初期势如破竹，几乎快要解放整个南半部地区。但由于美国的粗暴干涉和直接参战，战局急剧逆转，战火烧到中朝边界，建国才一年的新中国也被迫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旗帜赴朝参战，朝鲜国内战争演变为激烈的局部国际战争。其结果，朝鲜基本没能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却遭到了惨重的战争破坏。
1953年7月朝鲜停战之后，朝鲜国内外对其战争难免有各种议论和评价。这一时期正是苏联、中国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朝鲜的援助最多、其影响也最大的时期，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者”为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朝鲜“施加压力”。(49) 《金日成同志革命历史》，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此时，朝鲜党内“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对战后党提出的崭新而独创的路线和方针论是论非”，(50) 《金日成略传》，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其“危害活动比任何时候都猖狂……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达到了顶点，它的危害性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了”。(51) 《金日成同志革命历史》，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309、310页。 这一切，无疑对其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提出了直接挑战，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的政治局面。而苏联“大国主义者企图施加压力，让朝鲜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行事。金日成赋予在思想工作中树立主体以首要的意义。……提出了在党的思想工作中树立主体的纲领性任务”。(52) 《金日成略传》，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1965年1月，金日成说：“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更加痛切地体会到树立主体是必要的。……我们党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强有力地展开了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斗争。由于在思想工作中树立了主体，我们党才能粉碎大国主义者的压力和他们的种种阴谋活动，一贯坚持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53) 《关于锻炼外贸工作者的党性，在对外贸易中彻底坚持自主性(摘录)》，1965年1月28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396、397页。 同年4月，金日成又指出，“我们党在一九五五年提出了树立主体的坚定方针，并为贯彻这一方针，继续展开了强有力的思想斗争。在我们党反对教条主义的一贯的斗争中，一九五五年是一个转折点。同时，我们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这样，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了”。(5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朝鲜革命(摘录)》，1965年4月14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424页。 经过1956年解决“反党宗派分子向我们挑战、大国主义者对我们党施加压力”(55) 《进一步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推动力——千里马作业班运动》，1968年5月11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的“八月宗派事件”之后，金日成更加举起了主体思想旗帜，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集中统一领导体系和领袖权威。
可以说，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并在全党确立其唯一指导思想体系，是直接应对以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国作为背景的“苏联派”和“延安派”等一部分人联合挑战其领袖权威的及时而强有力的政治措施，无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中苏两党分歧以及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诊断性检查中，对食管、胃、结直肠狭窄性病变病因进行分类，分析使用鼻胃镜通过狭窄病变的通过率及狭窄病变下方病变检出率。回顾总结利用鼻胃镜进行内镜下治疗如营养管、肠梗阻导管等置管术、胃肠道支架置入术、狭窄扩张术及光动力治疗中的应用及内镜通过率。
四、历史渊源——需要确立国家独立自主和民族领袖绝对权威
如前所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体思想完全确立为朝鲜全社会的唯一指导思想。这无疑与朝鲜强有力地推行相关措施有关，而且与朝鲜特定的民族历史特点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金日成在东北朝鲜移民社会进行反日民族革命活动，也曾参加过朝鲜民族主义反日武装团体朝鲜革命军等。(20) 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编《朝鲜劳动党历史》第1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2017年，第18-37页)记载，金日成青少年时期在中国东北先后创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在桦甸，1926年10月17日)、“反帝青年同盟”(在吉林，1927年8月)、“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在吉林，1927年8月)、“白山青年同盟”(在抚松，1927年12月)、“建设同志社”(在长春卡伦，1930年7月)、“朝鲜革命军”(在伊通县，1930年7月)等。这可谓是朝鲜史学界最新的权威性研究成果，但在学术可信度上难免令人有些质疑，似需进一步了解和探讨。 关于金日成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经历，自然很少有原始佐证史料，因而很难进行学术性论证和探讨，但在这一段经历中，至少可以发现金日成青少年时期在极不稳定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顽强学习和成长，切身了解和体会到中国东北社会文化和朝鲜民族移民社会生活，并且继承抗日革命志士父亲的遗愿，少年壮志，积极投入社会革命活动，四处奔波，努力培养和磨炼了坚强的抗日革命意志、独立开创精神和超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等。
1965年2月，金日成进一步指出：“在我国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有着长期的历史根源。大家都知道，我国位于大国之间。中国和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日本也比我国大。这些国家都曾经企图向我国扩张势力。腐败透顶的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对大国奴颜婢膝，献媚奉承，企图依靠别国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的人企图侍奉清国，有的人企图引进俄国势力或日本势力。两班贵族统治集团的行为这样没有主体，国家终究不能不遭到灭亡。日本帝国主义三十六年的殖民统治，在我国人民中间进一步助长了事大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不少的人丧失了民族精神，崇拜日本鬼子，对他们百依百顺，说日本话，姓也改成日本式的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在人们中间又开始产生了盲目崇拜其他国家的倾向。有的人全然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一切都按照别国的方式去做。……清除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祖国。如果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实行的政治更好，科学技术也更发达，生活水平也更高，那末事大主义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除”。(57) 《关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摘录)》，1965年2月23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399、400、407页。 综观朝鲜历史，这些分析无疑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
在猪的宰后的内脏常规检验过程中，常见肝脏上有白色结节病变，多为肿瘤性的。如肝细胞癌、肝腺癌、肝淋巴肉瘤等检出率较高。另外，也可由于寄生虫侵袭、霉菌寄生、代谢障碍、脓疡病灶结核等多种原因形成的慢性增生炎症。如向质性炎、肥大性颗粒减肝硬变、再生性结节等。这些病变容易混淆出现，给判断和处理造成差错，不仅妨碍和影响了肉食卫生及外观，而且还造成经营者经济上的损失。
1966年10月，金日成在劳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要反对事大主义的一切表现，把它连根拔掉，并在一切领域更彻底地树立主体，更加高度地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在思想上树立主体，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原则”。(58) 《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摘录)》，1966年10月5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1)，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517页。
1968年10月，金日成说：“只有肃清了事大主义，主体才能彻底树立起来；……只靠思想斗争并不可能完全肃清事大主义。只有在我国的一切科学部门，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发展程度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或者至少达到同样的水平，人们不再伸出脖子隔墙窥视别的国家的时候，事大主义才能在我国最后被肃清，才能彻底树立起主体。我们应当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肃清我国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事大主义”。(59) 《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加强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1968年10月2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159、160、164页。
1972年1月，金日成会见日本记者时说：“在我国很早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盲目崇拜别人，侍奉大国的卑鄙的事大主义思想。……结果，我国终于被别人吞并。事大主义在那以后也没有被清除掉，又加上一个教条主义，给我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在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受挫折，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事大主义和从中产生的宗派主义。……我们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若是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葬送革命。……我们把能不能树立主体看作是决定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的关键问题。在直到今天的整个期间，我们都为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牢固地树立主体，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通过这一历史性斗争，我们摆脱了长期以来腐蚀民族自主意识和创造性智慧的事大主义思想枷锁，使我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完全解放。我国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领域中都彻底体现了主体思想”。(6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当前政治、经济政策和若干国际问题》，1972年1月10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39、340页。
1972年10月，金日成说：“在确立主体思想中，主要障碍之一是事大主义思想。事大主义是在我国长期流传下来的旧思想。……过去一些朝鲜人的头脑里，事大主义思想非常根深蒂固，因此根除它，曾经是一项艰巨的斗争”。(61) 《同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主编的谈话(摘录)》，1972年10月6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383页。
1973年9月，金日成又说：“在我国已经克服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大主义倾向，彻底实现了全体人民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统一。如果过去我们党被事大主义所俘虏，盲目地追随别国的政策，不用自己的智慧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那么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统一，也不可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辉煌的成就”。(62) 《同日本岩波书店常务董事、总编辑的谈话》，1973年9月19日。《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2)，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第443页。 由此可见，朝鲜肃清事大主义传统与树立主体思想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朝鲜若是在历史和现实上是发展较好的完整的独立富强国家的话，就未必如此强调反对事大主义和坚决主张独立自主。
从普遍情况来看，我区现用的水果包装方式都是用发泡网或者纸箱来包装水果，水果的包装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而且用纸箱包装档次也比较低。这种发泡网的使用，虽然看似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包装的档次，但实际上却是中看不中用。因为从整体上来看水果的包装规格、尺寸以及包装上打眼的位置和形状都是五花八门的，所以自然而然造成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一流产品、二流包装、三流价格”的现象，从而也使水果的销售大打折扣。
在此，也有必要简略谈一下朝鲜历史上的事大主义问题。众所周知，中朝两国在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封建宗藩关系。朝鲜封建王朝长期处于中国皇朝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册封”体系中最为典型的藩属国地位，其外交是“事大交邻”，即对中国“事大以诚”，以“小中华”自居；与日本有些交流，其“天下观”的中心就是中国。
2.生产开发领域的石油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檀朝东等将华北油田采油生产过程中的百米吨液耗电量指标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并建立了PDMiner大数据挖掘软件平台，完成了相应的成因分析与趋势预测。王兵通过面向大数据的预测建模方法对深海油气设备管理的大数据监测系统结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李鑫等借助于自主开发的数据挖掘软件对油田生产数据库中存储和管理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达到了确定阿尔油田机采井吨液百米举升耗电量关联影响因素的研究目的。赵阳等基于所提出的云钻井概念，通过阐述体系结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来体现云钻井平台的一体化设计思想。
近代开港之后，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局，形势的急转直下，朝鲜一部分儒学者头脑中“小中华”的迷梦开始消散。他们急切地接受外来先进文化，逐步树立其开化思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朝鲜新兴开化派从传统的“亲华事大”思想转变为主张“脱华开国”和“联日排清”的急剧转变时期。(63) 参照金成镐：《朝鲜近代开化思想与“中华观”的嬗变》，《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四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4-203页。 历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宗主国中国的战败、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鲜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地位，而紧接着发生的“闵妃被害事件”(64) 1895年10月，日本驻朝公使带领日本军队和浪人袭击朝鲜王宫，惨杀朝鲜王后闵妃的野蛮暴行。 、“俄馆播迁”(65) 1896年2月，朝鲜国王高宗惧怕日本侵略暴行，秘密离开王宫转移到俄国驻朝公使馆居住一年之久。 等可悲历史事件，更加促进了朝鲜近代民族觉醒和独立自主意识。(66) 参照金成镐：《19世纪末朝鲜独立协会运动与“中华观”的嬗变》，《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2-337页；金成镐：《甲午战争前后50年间朝鲜“中华观”的嬗变历程》，《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7-293页。 朝鲜终究没能摆脱1910年8月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命运，尽管曾有过全民族性的1919年“三一运动”等持续的反日独立斗争，但还是遭受了长达35年之久的亡国奴的悲痛和屈辱，而且还经历了1945年8月迎接解放的同时，朝鲜半岛国土被美苏两大国划分为南北分裂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保障沿海国根据《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的基础上，坚持人命救助效率优先。在海上人命救助中，将效率和程序之中的任何一面进行绝对化的思考，片面强调某一项的做法是有害的，但是完全将两者不分场合等同并且丝毫不做任何区分也同样是不利的。为确保及时、有效地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在实施海上救助活动时应坚持效率优先：
简言之，朝鲜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长期遭受外来干涉、侵略和蹂躏，在民族历史文化上的被害意识尤为深刻和强烈。可以说，朝鲜民族在历史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关系上的记忆，主要不是自主独立的平等友好交流，而更多的是不平等的被害意识，经历最多、最为深刻的体会是屈从或反抗两个极端。朝鲜屈辱历史带来的深刻的被害历史记忆和悲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朝鲜的过程中更加激发出民族自主意识和国家独立富强信念。
朝鲜在民族“主体史观”的立场上，极力摆脱和肃清根深蒂固的封建“事大史观”和日帝殖民地时代“皇国史观”的影响等，努力宣扬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精神，进而树立“朝鲜民族第一主义”、民族“领袖唯一领导体系”等，与对屈辱历史沉痛的总结反思、强烈的逆反补偿心理等文化心理因素无疑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历史证明，一个弱小国家真正要独立自主，必须要提高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国家领导体制和民族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必须要树立坚强而英明的民族领袖的绝对权威。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悲惨的国家历史、充满伤痛的民族文化记忆，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体思想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树立民族领袖唯一领导权威的有力支撑点，也成为建设朝鲜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动力。
总之，1955年朝鲜金日成首相首次明确谈到确立主体思想问题，是基于朝鲜弱小国家民族历史特点和本人艰难革命斗争经历，并根据朝鲜民族强烈的自主独立的历史夙愿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朝鲜谋求独立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及建立其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的现实政治需要等提出来的，无疑是业已站起来的朝鲜人民的正确的时代选择，也是由当时朝鲜国内外政治形势促成的必然产物。至20世纪60年代形成其基本体系并确立为朝鲜社会唯一指导思想的主体思想，是朝鲜民族日益增强的独立自主思想的集中体现，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朝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逐步演变为朝鲜化了的时代反映。在这一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政治自信，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并且牢固树立了具有朝鲜特色的领袖唯一领导体系的绝对权威。
笔者作为朝鲜近现代历史专业研究人员，确信朝鲜人民将继续高举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光辉旗帜，必将在建设独立自主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道路上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2020年末，全省培训在岗养老护理员1万名，省级培训养老机构负责人和师资人员2000人。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达到1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SS006)；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重大项目(AKS-2015-OLU-2250001)
[文章编号] 1009-3311(2019)05-0005-13
[作者简介] 金成镐，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延吉 133002)
[责任编校： 张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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