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收藏及流失海外文物数量别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圆明园论文,文物论文,别论论文,数量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6-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138-12 1860年10月初，北京西北郊圆明园等三山五园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劫掠，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等人虽两次上奏咸丰帝说，英法夷人先后闯入清漪园、静明园等处，“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伤损，小件尽行抢去”，“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伤损，小件多经抢去”①，却未能提供被劫掠宝物的具体数字，也未言及圆明园惨遭劫掠的情况。 许多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到底从圆明园掠夺盗窃了多少文物，其名称如何，现在何人手中，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人们在谈及中国及圆明园流失的文物时，却又往往以并无实据的揣测数字论之。那么，圆明园流失的文物数量究竟是多少，笔者拟就此谈谈个人浅见，愚谬之处，敬请前学教正。 一、圆明园流失于海外的文物究竟有多少 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的不完全统计和估算，自从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历次战争掠夺、盗掘、盗凿及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其中，国家的一、二级文物多达100余万件。中国的文物主要流失到欧美各国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的不完全统计与估计，目前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共收藏有流失的中国文物约164万件。而各国博物馆中的收藏不过仅占中国流失文物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流失海外的文物则收藏在民间。据此估算，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计约近2000万件②。 2014年9月，在中国敦煌召开了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简称《敦煌宣言》。许多专家谈到中国以及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时，仍持上述的说法③。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记录各处殿堂厅室摆放物件的陈设清册，所以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究竟有多少文物被英法联军或以后的八国联军劫掠至国外，现在的情况怎样，同样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致力于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相关信息的收集、搜寻。有人根据清朝皇帝每年居住于圆明园的时间远远长于在清宫的时间，圆明园的建筑面积比故宫的建筑面积还多4万余平方米(实际上，人们统计圆明园的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故宫博物院的建筑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溥仪退位时清宫内实存文物约为150万件；圆明园的殿内陈设和库房存储的文物数量不应少于清宫等状况推断，圆明园内的文物数量，亦应在150万件左右。 这仅是圆明园内收藏文物的数量，而不是从圆明园流失于海外文物的数量。另外，还有学者估计，仅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即至少有150余万件。 笔者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最近感觉此说值得怀疑，以上仅是专家与学者悬揣粗估的数字，需要重新考察。 在英法军队野蛮抢掠圆明园之时，两国军事统帅分别任命了三位专员，组成了六人委员会，“要他们好中挑好，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挑出来送给远征军所属国的君主，也就是送给女王维多利亚陛下和皇帝拿破仑三世陛下”④。 据直接参与抢劫的法国人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册》记载，法国侵略军送给拿破仑的圆明园文物有： 一、“两根将军的装饰杖，长约四十公分左右。他们的形状象是拉长了的C字，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均镶有很大的玉石，非常漂亮，做工极为精细”。这显然是两件金镶玉的如意。 二、“一件完整的中国皇帝的龙袍。这件龙袍由好几件依次叠起的衣服所组成。第一件是由金边绣成的绸衣；第二件是用钢做成的锁子甲；第三件最贵重，是金做的黄色绸衣，上面有光彩夺目的各色刺绣，再加上用金子和宝石所做的纽扣，就使这件衣服更形贵重。附在这件龙袍上的还有一顶用金子和钢所做成的战盔，盔上有钢制的尖状物”。这显然是指乾隆帝校阅军队时穿着的龙袍和御用盔甲。 三、“一座涂金和釉的铜宝塔，做工非常精巧”。 四、“各釉制的大瓶；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 五、“两座很大的铜制涂金怪物像，每座约重四百公斤”。 六、“还有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⑤等等。 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后，法军侵华司令孟托邦最初送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又作欧仁妮)王后的圆明园珠宝文物有数千件之多，后来又将多达七车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夫妇。欧也妮王后在枫丹白露宫中专门建造了中国馆，以收藏这些文物。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上陈列着一座巨大的佛塔，高约2米，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这对青铜龙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另外，还有如百子漆盒、青铜鼎、白玉仕女摆件、铜鎏金云龙纹编钟、金罐、红珊瑚太狮、珐琅麒麟、珐琅酒壶、御笔对联、青玉山子等。 2013年5月21日，法国枫丹白露博物馆藏品部主任Salmon先生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做报告时说，他能确定馆藏中属于圆明园的文物约为550件。 至于英军给英国女皇挑选了哪些圆明园珍品，我们未见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根据法军统帅孟托班有关“我把这些最华美精选的东西挑了一点，准备在大英女王和法国皇上之间加以摊分”⑥的记载来分析，英国女皇所获得的圆明园宝物的数量与质量，绝不会比给法国国王拿破仑的要少要差。 据英军随军牧师的记载，他曾亲眼看见，在一个宫殿的两隅，“陈列着宽博而且灿烂的碧玉碗盏，这些乃是应少校普罗宾(Major Probyn)的要求，以作联军呈给维多利亚女皇的贡品，而且普罗宾亲自由殿内，将这些物件取走”⑦。另据法国人德理松记载说，英国人献给他们女皇的至少还有一座“很大的用金子做的宝塔”⑧。另外，还有“样式非常好看”，“两个美丽的大瓷瓶”⑨。 二、学界悬揣圆明园及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不可信 笔者之所以认为学界有关圆明园及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悬揣粗估数字不可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截至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可以支持这一数字的任何相关史料。 历史研究者都知道“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道理。但是，给出上述有关圆明园及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不同数字的学者，并未向人们提供任何一条史料的依据。当然，在未发现相关史料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人们事先作出某些合理的推断，以待证伪或证实。 其次，一些学者有关圆明园内文物数量的粗估，经不起推敲。 如前所述，有些学者根据溥仪退位时清宫实存文物约150万件，圆明园的殿内陈设和库房存储的文物数量不应少于清宫等状况，推断圆明园内的文物数量总数应在150万件左右。另外，还有学者估计，仅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至少即有150余万件。 笔者认为，上述的揣测推断值得商榷。 其一，无论是在清统治者的思想意识里，还是在一般国民的心目中，抑或是外国人的眼里，清宫紫禁城都是清王朝的象征，都是中国政府权力的中心，无论圆明园的地位多么的重要，其政治地位和实际影响，都无法与紫禁城相比。 其二，清宫紫禁城，至少在理论上是清帝处理政务和正式的居住之所。在清宫的四周不但有高大坚固的城墙，还有又宽又深的护城简子河，军队的防备力量也要比圆明园更加强大。缘此，清皇室的珍贵宝物等，理应更多地保存于清宫之内，而不可能大量存放于郊野的园林之中。在清宫中路的右翼门以西，武英殿以北，设立有专门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内务府下设七司三院，七司之首即为“广储司”，专司皇家各类物品的库储，而存储于此，专为清皇室所有的银两等，亦称“内帑”，以有别于清户部下属相当于国库的“部库”。 圆明园内虽然也设立有内务府，也设立有库房，但主要是存放一些不太贵重的日常用品，或是每年节庆之日才使用的物品。1860年11月16日，内务府总管明善上奏咸丰帝说，经过逐处详查，圆明园内共有“库房六座，被抢四座，焚烧二座”。六座库房，其中一座为银库，其他五座皆为器皿库房。经实际查点，“银库现存正项银一百六两六钱二分一厘。银钞二万九千三百二十五两，当百、当五十大钱五百六十三串五十文”。除此之外，“器皿库五座”，其中内存之物皆为“装修什物、零星木植、灯只等件，抢掠不齐”⑩。据此可见，紫禁城与圆明园库贮所存各种物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皆不可等量齐观，视同一律。 民间的富豪官绅之家，也是如此。无论其人在其他地方修建的别墅多么的豪华富丽，其最主要的财产、财物等等，都必将长久集中地保存于自己的祖居正宅，而不会存放于别居别墅。 其三，清宫是清廷权力的象征，因此这里的物品陈设，特别是前廷三大殿的物品陈设，是要讲礼制、规制的，必须体现出皇帝、皇家的庄严大气，内部空间不能过于空旷，也不能过于密集，其礼仪礼制的色彩较为浓厚。后廷三大殿或其他的宫殿较之圆明园也要更讲规制。其他各宫各殿同样也是不得随意增添陈设物品的。例如，乾隆帝五十寿诞之时即曾训谕子孙：“所有宫内陈设规制，亦应仍循其旧，毋事更张”(11)。 清朝各帝之所以要居住在圆明园等皇家园林，主要是为了日常的生活起居更为惬意，因此无论是处理政务的宫殿，还是生活消遣之处，其陈设都会相对随意些，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要更家居化，更人性化，更加宜居，不可能陈设大量的物品，以免挤压或限制人的活动空间。 其四，清廷官员的反对和劝谏等，制约着圆明园内陈设物品的数量和等级，以免过分奢华。皇帝居住于畅春园或圆明园等，本为清廷的惯例、惯制，但身为臣子的大臣们却仍不断犯颜直谏。其他各朝姑且不论，仅以太平盛世的乾隆皇帝和圆明园遭劫时的咸丰帝为例。 1740年12月7日(乾隆五年十月十九日)，左佥都御史刘藻曾就乾隆帝在圆明园兴作进行劝谏，要求乾隆帝能够“鉴于前古，慎始虑终，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诸工可停者酌停之，必不可停者酌减之”。乾隆帝辩解道：“御极以来，一切服御，务从省约。即圆明园临驻之地，亦一仍皇考旧规，并未别有营造”，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虽“日以去奢崇俭，训示臣民”，却也有因“一时游览之娱，不能自克”的情况。于是对刘藻的奏请表示赞许：“谓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侈荡之源，不可不杜。此语深获朕心”(12)。其营建圆明园的规模一度有所控制。 咸丰皇帝准备长久居住于圆明园以后，更是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劝谏。早在1855年初，即有兵部侍郎王茂荫上奏，要求咸丰帝暂缓临幸御园。咸丰帝下令“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降旨交部议处”，并矢口否认自己将移居圆明园之事。同年5月29日，御史薛鸣皋以有人奏修圆明园围墙工程为由，认为咸丰帝临幸圆明园“已有明征”。并竭力规劝咸丰帝说：“在(清)宫、在(圆明)园，为敬、肆之所分，安危之当辨”。咸丰帝认为薛鸣皋是“欲沽敢谏之名，而故以危言尝试也”。他辩解说：“朕思敬、肆视乎一心，如果意在便安，即燕处宫中，亦可自耽逸乐，何必临幸御园，始萌怠荒之念耶？当此逆氛未靖，朕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无论在宫、在园，同一敬畏，同一忧勤”。咸丰二年(1852)，自己“在园半载，无非办理军务，召对臣工，何尝一日废弛政事？”随后，咸丰帝宣布该御史“所见亦属浅陋”，“徒博虚誉”，“淆惑众听”，“撤去掌福建道，仍留监察御史，并著交部议处”(13)。 咸丰帝虽严厉惩处了谏阻园居的王茂荫、薛鸣皋等人，但未能减弱大小臣工阻止园居的劝谏之风。1858年5月14日，江南道御史孟传金在奏折中劝谏说：“今昔时势不同，伏愿皇上悯时事之艰难，勿以故事而不为变通”，不可迷恋园居。咸丰帝以该御史身列谏垣，“为日不久……识见拘执……不足与辩”(14)为由予以拒绝。揆情度理，在大小臣工多次强烈反对园居的情况下，清帝当不会再在圆明园各宫殿内陈设为数众多而华丽的物品，以免召来更多的麻烦。 其五，2013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布，该院共收藏各类珍贵文物696112件。其中绝大部分收藏于库房之内，陈列于展厅，可供参观的展品只有3000件左右，常年陈列的只有大约1500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来对外称共收藏有各类文物约100万件。2010年12月底，在完成了历时7年的第5次藏品清理后，故宫确定在册的文物收藏数量为1807558件(套)。经常展出的只有2万余件，而常年展出的只有8000多件。由此可见，说当年圆明园内陈设的物品多达150余万件，很难使人相信。 三、圆明园陈设清册之谜 按照清廷的相关典制规定，无论是清紫禁城内的各处宫殿，还是各皇家园林内的宫殿堂阁，均需由清宫内务府建立陈设清册。例如，乾隆八年，“奉旨，时应宫神像供器，亦著奉宸苑登载册籍，不时稽查”。乾隆四十七年，清廷奏准，“静宜园一带地方辽阔，宫殿庙宇各处陈设不下数千件，若不立法稽查，恐日久弊生。嗣后照汤泉行宫之例，每于年底派员清查一次，每五年一次由内务府奏派大臣一员查核”。嘉庆五年，清廷又决定，“静明园现在撤交陈设，照静宜园之例，每年派内务府司员查一次，每遇五年奏请钦派内务府大臣清查一次”。嘉庆十年再次奏准，“清漪园(今名颐和园)现在撤交陈设，照静宜园、静明园之例，每年派内务府司员查一次，每遇五年奏请钦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清查一次”。道光二十三年，清廷又奏准，“嗣后热河园庭等处行宫陈设，及各庙香镫(灯)作供献，动用经费银两，改为间三年派委司员前往清查一次。每年仍由该总管等清查后，分款造册，咨送内务府备案”(15)。 清廷的陈设清册，并不是严格规范的档案，只是一种统称或泛称，有时也称为陈设印册。综合清廷留存下来的各方面史料来看，这些陈设清册，除记载各宫各殿的陈设物品外，还包括赏用、库贮、新收、开除、浮记等物品的进出变化情况，有些类似于现今的固定资产、物品的账目清单，有些干脆就直接称为某某账，如康熙三十三年设立的《宁寿宫陈设账》。此外，还有诸如《钟账》、《静怡轩木器钟表书籍路设陈设账》等等。从现存的内务府陈设清册档案来看，陈设清册大致可以分为原始档、复核档与日记档三种类型。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始档，即是某宫、殿、堂、阁陈设物品的原始清册。按清制相关规定，专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必须将各宫、殿、堂、阁内部所陈设各种物品(并非皆为珍贵的宝物，日常用品，如桌椅等，甚至痰盆、痒痒挠等物亦包括在内)的名称、数量、陈放的位置等情况详细记录在册。每年都要由内务府大臣拣派司员，按照陈设清册清查复核，如有增加或撤除损毁，亦需在原始清册中相应的陈设物品名称项下，粘贴标签，予以标注说明。每届五年之期，则由清帝钦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复核，以示郑重，此即为复核档。 各宫殿堂阁的陈设清册为一式二份。其中一份存放各宫殿堂阁，另一份则存放于内务府，以备查点陈设之年，按册稽核。如乾隆二十六年奏准，“瀛台等处宫殿陈设，各造印册二分，一交该处，一存本苑，以备稽查”(16)。乾隆四十年九月，内务府奏准，“各处陈设，均造具清册二分，钤以广储司印信。其一，交总管内监，其一，交臣等存查”(17)。 其后，清廷皆照此规定办理。例如，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50年12月5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花沙纳为清查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各殿陈设事上奏道光帝说，此次清查后，“照例交各该管官员，将现在添换陈设名目，一律落实书写，另造新册二分，钤用该园印信，存留该处一分，交内务府一分，存贮备查”(18)。其陈设清册均需明确开列几乎所有陈设物品的名称、数量等等。例如，道光十五年乾清宫清册，不但在“紫檀木大案壹对 上设”物品中，开列有“古今图书集成五百贰拾套”成套的书籍，而且在“明殿地平一分”陈设物品中，开列有“痒痒挠一把”(19)等等这样的日常用品小物件。 2013年8月，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共45册。其内容上迄康熙三十三年正月(1694年2月)的《陈设账》，下至民国时期的《养心殿库房古铜》等。共计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内廷各殿的原始陈设档案800余册，32万件。另据学者披露，清宫《内务府陈设档》内，计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雍正八年(1730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设档1万余册，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七年至民国十一年陈设档68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多为圆明园、静宜园、颐和园、景山、避暑山庄、热河行宫及盘山行宫等处陈设清册，故宫博物院所藏多为紫禁城内各宫殿内部物品陈设清册。 若此，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必定建立有准确可信的陈设清册。既然如此，只要查阅一下圆明园各宫殿的陈设清册，那么圆明园究竟收藏有多少文物，岂不一目了然了吗？但是，吊诡的是，有关学者始终未能寻得圆明园的陈设清册。人们怀疑，这些陈设清册有可能在英法联军的劫掠中遗失损毁，也有可能在英军焚毁圆明园时被付之一炬。 1860年11月21日(咸丰十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文祥给咸丰帝的《圆明园档册寻获整理情形片》中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撤出后，清军曾将散落遗失的军机处档册折包“各档册拴归一外处，并将抛掷河旁到处者抛弃者均检齐归并，用蒲包捆运”回天宁寺，“交方略馆收存”。经军机“章京等逐一检点，其咸丰七年至本年档册随手幸无遗失，惟折包等件已零星分散，现在饬令章京等按照随手逐日归箱，以备查考”(20)。根据文祥的这一折片推断，圆明园内的陈设清册遗失损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笔者以前完全认同或相信这一看似非常合理的论断。 但是，笔者近年致力于圆明园流失文物回归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迫切需要弄清楚圆明园内究竟收藏有多少文物，其具体名称如何等准确的信息。既然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已将最近的相关陈设清册焚毁或遗毁，那么，退而求其次，能够找到若干年前，如道光朝、嘉庆朝或是乾隆朝的陈设清册，不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依据吗？ 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思路。因为，清廷的其他殿阁的确有陈设清册，如清养心殿现存可查的陈设清册计有52册，设立时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宣统五朝。清宁寿宫现存可查的陈设清册计有63册，设立时间历经道光、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21)。 不过，对于圆明园的陈设清册，笔者曾多方求索，颇费周章，不但未能觅得咸丰十年(1860)的，就是之前三五年，数十年，甚至是百余年的陈设清册亦未找到。即使承认咸丰十年以前历年的圆明园陈设清册都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遗失或损毁，那么自1860年至清廷灭亡的52年期间，特别是同治帝继位后，曾秉承慈禧太后的意旨，准备重修圆明园，这期间理应留存有新的圆明园陈设清册。然而，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见过这样的陈设清册。 这的确令笔者感到意外。圆明园陈设清册，目前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因某些尚不知晓的原因，圆明园原本就没有设立陈设清册。这在学者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笔者却认为可能性极大。理由有四。 第一，遍查清代的相关档案或其他史料，有三山或三园的称谓，也有与之相应的“管理三山事务大臣”，循此，能够寻觅到有关三园或三山的陈设清册。清代相关档案或史料中虽然也有“管理圆明园王大臣”、“管理圆明园内务府大臣”或“管理圆明园大臣”等名目，但并非独立的管理机构，而是由王大臣或内务府大臣兼管的。缘此之故，清廷或许原本就没有设立较为完整独立成册的圆明三园陈设清册。 目前，就笔者目力与知识所及，只有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圆明园陈设清册》两册，第一册记载有物品94件；第二册记载有物品34件，总共不过128件，与圆明园实际陈设物品总量相较，显然是九牛之一毛。况且，这一陈设清册，既没有陈设于何宫何殿等信息，也无造册的年代，与学者们期盼中的圆明园各殿阁完整准确的陈设清册相去甚远。 第二，圆明园罹难150余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专家一直在谈论并千方百计地寻觅着圆明园的陈设清册，但始终未能发现踪迹。199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些专家爬梳翻检了大量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了《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下两册，共计109万字，有关圆明园的内容皆有收录，却惟独没有圆明园的陈设清册。原因何在？是否因当时专家的一时疏忽而被遗漏？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有，但可能性不大。须知，若清廷的确建有圆明园的陈设清册，文字量虽不会非常巨大，但也不会很小，因疏漏而未收的可能性极小。 第三，有学者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陈设档》，有圆明园、静宜园、颐和园、景山、避暑山庄、热河行宫及盘山行宫等处陈设清册。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处查阅《内务府陈设册》，共计九册，7927件，时间上迄乾隆朝，下至民国，内容主要是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避暑山庄等处的陈设册。此外，还有诸如盘山、梁格庄、密云县、南石槽行宫等处的陈设册。惟独没有圆明园的陈设册，甚至连一条相关记载都没有。一史馆的专家向笔者证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实没有圆明园的陈设档。真不知该学者所谓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圆明园陈设清册根据何在。 第四，有相关史料证明，圆明园的陈设清册是与清宫陈设清册合二为一的。 如前所述，管理圆明园大臣是由王大臣或内务府大臣兼管的，不是独立的管理机构，所以圆明园陈设物品的清查与清宫陈设物品的清查，皆由内务府大臣负责。因此之故，总管内务府大臣是将清宫与圆明园的陈设情况合二为一，共同上奏的。 1835年11月(道光十五年十月)，总管内务府大臣奕纪、敬徵、克蒙额三人，带同司员四人，奉命“清查宫内、圆明园库内分贮物件”。此次清查的项目类别主要有“珠宝、金银、银锞、制钱、人参、荷包、金银器皿、朝珠、首饰、翠花、金银八宝、鼻烟壶、带佩汉玉、白玉如意、衣服、貂皮，及玉、瓷、铜陈设，竹、木漆器，图章、手卷等各项物件”。清宫内的清查，“自十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方清查完毕”，用时26天。“自十一月十九日前往圆明园，将存贮款项，均照查过印册核对，并调取日记账(即日记档，如乾隆元年的《交泰殿日记档》、乾隆二十三年的《天穹宝殿日记陈设底档》等)分别详细清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全行查竣”，用时10天。其后混合开列出“宫内、圆明园库贮款项清单”(22)。该清单共计42个项目类别，其中除宫内物品的数目外，同时开列有圆明园物品数目的，计有24个类别，约占总类别的57%。 如“头等、二等玉器一款”，“印册内存玉砚、笔洗、墨床、玉炉、圆洗等项五百零一件。今查得：宫内存头等玉杯、花觚等项六件；二等玉盌、玉盅、玉牒、花浇炉瓶等项一百四十二件；圆明园存头等玉砚、笔洗、墨床、杯杠头、花囊十六件，二等玉炉、玉瓶、玉盅、圆洗、玉卮、杯盒、磬璧、手盆等项三百三十七件。核与印册相符”。“库贮玉器一款”，“印册内存玉炉、瓶、磬璧、杯、碟等八百一十九款。今查得：宫内存玉瓶、香炉、花觚、香燻、杯、盘、夔龙觥、提梁卣、玉山。玉彝、炉瓶、盒书、灯，共六百六十四款；圆明园存玉瓶、玉璧、花囊、笔架、水盛、盘龙卮、方圆炉等共一百五十六款。核与印册相符”(23)。 在这一年的陈设清查中，圆明园的陈设清册是与清宫的陈设清册合在一起的，我们并未见到独立成册的圆明园陈设清册。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寻觅不到独立完整的圆明园陈设清册，却在故宫博物院相关的史料内，发现了两册明确标识为《圆明园陈设清册》的原因或理由之所在！ 四、他石攻玉——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与圆明三园陈设物品的数量之比较 由于目前未能觅得圆明园的陈设清册，虽然必将影响我们对于圆明园内文物数量的准确认知与判定，却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圆明园内文物数量的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利用另一可资借鉴的参照物，或可大致推断出圆明园的文物数量。 此前，有学者，如台湾的庄吉发先生，已经发掘出一则有关清漪园等处陈设数量的奏折。 英法联军劫掠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以后，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曾派内务府郎中文炤、纶增，会同清漪园郎中文明等人前往各园，按照内务府的有关印册比对核查各处的陈设物件，并于1860年12月7日(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奏咸丰帝。该奏折说，“清漪园等处原存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内，失去陈设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二件，现存完整陈设九千五百九十六件，破坏不全陈设二千四百九三件。其中铜陈设并未含铜佛、铜供器等项”(24)。 这一奏折值得重视。 其一，宝鋆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在这一奏折中所说的“清漪园等处”，看似包括三山五园所有皇家园林在内。其实则不然。因为在此之前，宝鋆曾为圆明园被焚及清查受损之事专门奏报过咸丰帝。该奏折称：“谨将查出大概情形，先行奏闻，至于园内一切详细情形，统俟查明后再行具奏”(25)。稍后，宝鋆再次上奏称：“八月二十五日，夷匪退回，奴才委员前往查探，业将圆明园被焚情形，先行具奏”。其后，他又根据清漪园郎中文明的禀报，上奏咸丰帝说，英法联军于10月7日(八月二十三日)“闯入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伤损，小件尽行抢去，并本处印信，一并遗失”。8日(二十四日)，“夷人陆续闯入静明园(玉泉山)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伤损，小件多经抢去”。只有静宜园(香山)“夷人并未前往，各殿陈设，照旧封锁”。宝鋆在奏折中特别说明，“此三园大概情形，先行具奏”(26)。由此可见，宝鋆于1860年12月7日所上奏折中的“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应该只包括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三园，并不包括圆明园在内。 其二，这一奏折虽明确记载了清漪园等处的文物陈设总数、失窃总数、完整遗存总数以及虽遗存但已遭损坏总数等，但仍远远不能因此而确定清漪园等三园流失文物的完整而准确的数字。这是因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仅是奏报了他认为较为贵重、较为重要的宫内陈设，他认为不太重要的，如“各园中的铜佛、铜供器等物，尚未统计在册”。也就是说，上述的奏报数字，并非清漪园等处文物陈设的实际总数。 其三，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仅是奏报了清漪园等处的文物陈设的总数，而未述及这些文物的名称、形状、大小等其他更为重要的具体信息。 其四，即使信息完整准确，也无法证明这些文物是在这一时期全部流失到了海外。例如，自1860年10月至1861年10月一年中，仅清军将领胜保即从三山五园附近的民居或土匪藏匿之处，搜寻、收缴各类陈设物品1390件。其中有珊瑚或水晶的手串、翡翠或玛瑙的搬指、瓷瓶瓷盘、石砚折扇等。其中也不乏诸如乾隆时期的御制松琴玉山子、御制晓山玉山子、御笔万寿山清漪园记玉版、御用碧玉杯；嘉庆时期的白玉雕花如意、玉寿星山子等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陈设物品(27)。 宝鋆的两个奏折，是在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第一时间仓卒上奏的，尚无法弄清楚被劫文物的具体数字，属于劫掠事件后的一般性报告。而12月7日的奏折，则是劫掠事件发生近两个月，经过清点后的报告，故此，他在这一奏折中开列出清漪园等处原存陈设物品总数、被掠物品总数和现存未失物品的总数等具体数字，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笔者之所以认定宝鋆所上奏折有关清漪园等处陈设物品为“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是真实可信的，还有其他佐证，如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45年12月8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花沙纳与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1850年12月5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阿灵阿、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855年12月17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阿灵阿为清查三山陈设事所上奏折。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花沙纳奏报称： 清漪园原存陈设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三件，截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止，添安陈设二十五件，撤去陈设二件。现在实存陈设四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件。 静明园原存陈设二万二百三十三件，截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止，撤去陈设一件。现在实存陈设二万二百三十二件。 静宜园原存陈设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七件，截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止，并无添安撤去陈设之件。(28) 三园共计有陈设八万四千九百五十五件。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阿灵阿奏报称： 道光二十五年清查后，清漪园原存陈设四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件，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起至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止，添安：铜佛一百六尊，锡胎贴金佛三尊，画像佛十五轴。撤去：白毡二十一块，漆木桌案绣墩椅杌香几柜格一百九十七件。现在实存陈设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件。 静明园原存陈设二万二百三十二件，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起至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止，撤去：白毡片三十六块，漆木桌案九件。现在实存陈设二万一百八十七件。 静宜园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起至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止并无添安撤去陈设之件。现在实存陈设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七件。(29) 三园共计有陈设八万四千八百一十六件。 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阿灵阿上奏称： “道光三十年清查后，清漪园原存陈设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件”，后因“添安”或“撤去”若干，“现在实存陈设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件”。“静明园原存陈设二万一百八十七件”，后因“添安”或“撤去”若干，“现在实存陈设二万九十件”。“静宜园原存陈设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七件”，后因“添安”或“撤去”若干，“现在实存陈设三万七十六件。”(30) 三园共计有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件。 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855年12月17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阿灵阿清查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园共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件，与宝鋆1860年12月7日(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所上奏折说，清漪园等处“原存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数目非常接近。 清廷皇家园林静宜园，占地面积约为2300亩，建筑面积约为2.58万平方米；静明园，占地面积约为976亩，建筑面积不详，我们姑按静宜园的二分之一计算，约为1.3万平方米；清漪园占地4000余亩，建筑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三山三园的占地总面积约为7276亩，建筑总面积约为10.88万平方米。而圆明三园的占地总面积约为5200亩，较三山三园尚少2000余亩，圆明三园的建筑总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较三山三园多5万平方米。圆明三园与三山三园的占地总面积、建筑总面积虽略有不同，但却互有短长，总体说来相差并不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圆明三园与三山三园，皆为同一时期的皇家园林，因此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上奏所说清漪园等三山三园内“陈设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的数字，完全可以做为圆明三园内陈设物品数量的重要参照。也可以说，圆明三园内的陈设物品数量，与“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相差应该不会太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王树卿先生的说法或许可以做为笔者上述推断的间接佐证。 秦国经、王树卿两位先生在《圆明园的焚毁》一文中谈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以后，清军将领胜保在五园三山附近的民居或土匪藏匿之处，搜寻、查获、收缴的各类陈设物品，共计一千三百九十件，“这些收缴的一千多件陈设品，尚不及圆明园及三山宝藏的百分之一”(31)。 秦、王两位先生虽未明言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物品究竟有多少，但根据“一千多件陈设品”，“不及圆明园及三山宝藏的百分之一”来计算，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物品总数，大约为十余万件。 五、他石攻玉——圆明园与清宫陈设物品的密度之比较 如果将圆明园与清宫内的物品陈设密度做一比较，无论是从空间坐标，还是就时间坐标而论，两者皆具有可比性。这是因为： 第一，人们之所以得出圆明园内的陈设物品约为150万件的结论，其本身即是根据清宫中的陈设物品约为150万件，圆明园中的物品陈设数量不应少于清宫这一假设推导出来的。 第二，清宫与圆明园是同一历史时期清帝最为重要的处理政务与居住之所，无论是就其建筑性质而言，还是就其使用功能而论，二者皆具有无可置疑的可比性。 圆明园的建筑面积大约是16万平方米。其中有些建筑，如宫门或穿堂的殿室，某些亭榭、敞轩、回廊等等，是不可能陈设存放较为贵重物品的。还有一些建筑物，如西洋楼谐奇趣、海宴堂、远瀛观、大水法等建筑，因使用性质所限，或因内部空间狭小，建筑内部也不可能安放、陈设较多的物品。 退一步讲，假设圆明园内收藏的文物总数确有150万件，这样多的文物陈设在圆明园16万平方米的建筑房屋内，按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每平方米要平均陈设9.375件物品。如果是体积很小的珠宝，或许还可以。但在圆明园的房间内，一般不会大量陈设珠宝之类的物品。若是安放中、小型的自鸣钟、玉石山子或珐琅器皿等摆件，则难以布置。如果是陈设一些体量更大的物品，如铜佛、金塔，或是尺幅稍大的绘画等，情形将会如何呢？可以设想一下，在每平方米平均陈设9.375件文物的状况下，且不要说给人以艺术的欣赏之美，就连人的活动空间也必将大受限制。 不妨以清宫为参照，体会一下每平方米摆放9.375件物品将是什么样的情形。 20世纪90年代，故宫博物院修建了全埋式地下文物库，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收藏文物约为80万件，其中历史文物60多万件，善本图书20万册，平均每平方米收藏文物为36件。就每一文物库房而言，大的库房，收藏的文物可达20万件，但其中14万件是体量很小的钱币，另外还有织绣物品2万多件，图书4万多册。有的库房收藏的文物体量较大，如钟表、珐琅、金器等，只能收藏100余件。 可见，专门用于收藏文物的库房，每平方米平均收藏的文物为36件，而圆明园是清帝处理政务和燕居生活的地方，建筑内的文物，是为观赏，绝不可能多排陈列，每平方米平均陈设9.375件，是否有可能？是否合乎情理？ 还可比较一下现在故宫内各个原状陈列宫殿的陈设情况。乾清宫殿内的明间与东西次间相通，形成一个宽敞的大殿，为清帝处理政务，召见群臣之处。道光十五年七月设立的《乾清宫明殿现设档案》记载如下： 明殿地平一分： 明殿地平一分、金漆五屏风九龙宝座一分、紫檀木嵌玉三块如意一柄(黄线穗，珊瑚豆二个)、红雕漆痰盆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痒痒挠一把、铜掐丝珐琅角端一对(紫檀木香几座)、铜掐丝珐垂琅恩香筒一对(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瑯仙鹤一对(珐琅座)、古铜甗四个(紫檀木金漆香几座)、铜掐丝珐琅圆火盆一对。 紫檀木大案一对： 古今图书集成五百贰拾套(计五千零二十本)、天球地球一对(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琅鱼缸一对(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琅满堂红戳灯二对。 紫檀木案一张，上设： 周蟠夔鼎一件、铜掐丝珐琅兽面双环尊一件(紫檀木座)、青花白地半壁宝月瓶一件(紫檀木座)、皇舆全图八套、皇舆全览一套、国朝宫史四套。 紫檀木案两张，上设： 皇朝礼器图二十四匣(九十二册)、红金漆马扎宝座一件。 引见楠木宝座一张，上设： 红雕漆痰盂盆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青玉靶回子刀一把。 引见小床两张，上设： 图思根一张、栽绒毯子一块、国朝宫史一部十四套。 年节安设： 青汉玉挂璧一件(紫檀木架)、铜胎珐琅四方瓶一对、铜胎珐琅双管尊一对、玻璃花一对。 年节及寻常铺设： 黄氆氇坐褥四件、衣素小坐褥两件、铜胎掐丝珐琅八方亭式火盆一对(紫檀木座)、棕竹股扇子一柄、御笔墨刻匾一面、御笔对两幅、红心白毡九十五块”。 作为清宫内廷三大殿之首的乾清宫，其偌大的明殿，共有各种陈设物品45件套。其中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五百贰拾套(计五千零二十本)、皇朝礼器图二十四匣(九十二册)和红心白毡九十五块外，其他陈设物品多为一件或是一对。其中一些还是只有年节才临时添设的物品。其陈设物品之密度，可以想见。 乾清宫东暖阁，为清帝的寝居之地，故此陈设较为丰富： 东暖阁炕宝座上设：紫檀木嵌玉如意一柄、红雕漆痰盒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痒挠一把、青玉靶回子刀一把。 左边设：紫檀木桌一张，桌上设：御笔青玉片册、附紫檀匣，砚一方、附紫檀匣、铜镀金匣，松花石暖砚一方，青玉出戟四方盖瓶一件、附紫檀商丝座，五彩瓷白地蒜头瓶一件。 右边桌上设：铜掐丝珐琅炉瓶合托盘一分，定瓷平足洗一件，铜掐丝珐琅冠架一件。紫檀木箱一对，左边箱上设：五体清文六套，右边箱上设：西清古鉴四套。续鉴二套。 地下设：铜掐丝珐琅四方火盆一件，玉瓮一件。 楼上设：殿神牌位三龛，随紫檀高桌二张，铜掐丝珐琅五供一分，铜掐丝珐琅瓶盒一分。黄云缎桌围二件，裁绒毯一方。 楼下抑斋落地罩内；楠木包镶床上设：红雕漆痰盒一件，痒挠一把，青玉靶回子刀。 左边设：紫檀木桌一张。桌上设：青玉炉瓶盒一分。 右边设：紫檀木桌一张。桌上设：汉白玉仙人插屏一件、附紫檀座。青花白地瓷瓶一件，淳化阁帖二十四册，盛于紫檀匣内。 年节及寻常铺设：黄氆氇座褥二件，石青缎迎手靠背二份，衣素座褥二件，随葛布套，妆缎坐褥三年，炕毡一块。 作为清宫内廷三大殿之一的坤宁宫，其建筑面积约为430余平方米。在清代，大部分殿堂用做萨满的祭祀场所，东暖阁则为皇帝大婚时的洞房。现原状陈列物品133件套，每平方米的陈设物品只有0.3件套。 当然，清宫内也有陈设密度相当之高的地方，如养心殿。养心殿的西暖阁建筑面积约为123平方米，现原状陈列文物为612件套，每平方米陈设物品4.975件套。但是请注意，养心殿，特别是西暖阁，是清帝处理政务和起居之所，是自晚清以来清帝使用率最高的宫殿，殿内的一切物品，不但皆达文物的标准，且多为珍贵文物。不能以这里的陈设密度，去比附其他宫殿，更不可以此揣测整个圆明园的文物陈设密度。 即使如此，养心殿的西暖阁陈设物品的密度，每平方米也不过为4.975件，仅为人们揣测的圆明园每平方米平均陈设为9.375件之半。由此可见，所谓圆明园陈设物品多达150万件的说法，确属无根无据的揣测之言。 六、学界悬揣粗估圆明园文物的数字大致尚可接受 笔者之所以认为目前学界有关中国及圆明园流失于海外文物的数字，是学者悬揣粗估的，并不准确可靠，也不可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支持这一数字的史料。另外，通过圆明三园与清漪、静明、静宜三园陈设物品总量，圆明园与清宫陈设物品密度的比较，皆不支持这一说法。那么，笔者却又为何自相矛盾地说，学界悬揣粗估圆明园收藏文物的数字大致可接受呢？ 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何谓历史文物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笔者认为，自圆明园遭劫150余年以来，对圆明园历史文物的定义及内涵的认识，大概存在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解。 第一个是当时的历史层面。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时，即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那一部分文物，也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在奏折中所提到的“原存陈设共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一件”。只有这些陈设物品，才属于较为珍贵的陈设物品，才够得上文物的级别。后世学者在谈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文物时，其文物的定义内涵也主要是这个层面的。 而各园中的其他物品，如“铜佛、铜供器等物”，在宝鋆和咸丰帝以及其他时人眼中，似乎算不上什么贵重，更算不上什么珍贵的文物。 2010年以前，故宫博物院曾四次对于所藏物品进行清查与清理。每次清查，都会将一些“非文物”的物品，如故宫所收藏存贮的不同时期的茶叶、皮件、貂皮等等清查处理掉。1973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故宫曾将3000套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按每件折价5角的价格卖给本院员工。当时院方规定，员工买到的铠甲不得保留原状，一定要拆开，取用其中的丝绵。 另外，其他如药材、食品、布匹等等也都公开清理过。以往，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人员一直比较看重本院收藏的绘画书法、青铜珍宝等艺术价值高的文物，而对宫廷文物、生活器物等等，或许是司空见惯之故，并未十分关注，对于如出入紫禁城的腰牌，从玉泉山往宫里送水的插旗水车等等，往往并不视为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32)。 第二个是现今的历史层面。当圆明园的某些物品，如圆明园海宴堂前的铜兽首，被外国人拍卖，特别是恶意炒作拍卖时，文物的定义与内涵就被泛化了。 就第二种情况来看，且不论当时未被视为珍贵陈设摆件等物品，如“铜佛、铜供器等物”等等，皆为历史文物无疑，即使是当时的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如一般照明之用的烛台，饮水的茶具，洗手洗脸的瓷盆或铜盆，以及一般的桌、椅等等，无疑也成为了文物。甚至圆明园内的一砖一石，瓷器的一块碎片，也成了具有一定研究与欣赏价值的文物。如前所述1973年故宫博物院处理清查掉的3000套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现今无疑也属于历史文物之列。 随着文物定义、内涵认识的变化，原本不属于文物的物品也成了文物，圆明园内的文物数量，自然就会发生较大的增量变化。 另外，过去与现今的文物统计方法或计量单位也会略有不同。如过去的统计单位，可能原为一个件套，如茶具一件套，包括有壶一，碗四或碗六，茶盘一等等。但现今因散落遗失，不成一个件套，如仅是壶一，碗一，即有可能被统计为两件文物。 若从这一角度而言，人们说圆明园内的文物数量多达150万件，或许还算说得过去。正是基于上述这一认识与考虑，笔者才认为学界悬揣粗估圆明园文物的数字，大致可被接受。但是，清咸丰年间圆明园陈设清册(如果清廷的确建有这种清册的话)中的文物数量，肯定没有150万件之多。 学界悬揣粗估圆明园文物的数字虽然大致可被接受，但若说流失于海外的圆明园文物数量约为150万件，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理由有二： 其一，如果说圆明园内的文物数量的确多达150万件，那么，流失于海外的应该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 其二，当时被劫掠流失于海外的圆明园文物，决不是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已被泛化了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当时即具有较高文化或欣赏价值的文物。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圆明园内诸如照明用的烛台，饮水的茶具等等，最初一般是不会被外国人当作文物或贵重物品转运到海外的。 七、初步结论 以前，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学界对于中国以及圆明园流失于海外文物的数量，仅作出了一个大概的估计，或许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数字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仅是学者根据各种情况悬揣粗估的数字，因此并不可靠。若想对流失于海外的文物进行追讨，仅靠这种粗估肯定是无益而有害的。为此，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深入细致地做好相关的文物普查工作，掌握准确的文物信息与数据。 对圆明园的文物数量，本文仅仅是做了最初步的述论，并未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实属遗憾，但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深感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意义：第一，对我国学界来说，切不可满足于文物数量的悬揣粗估，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所以千万不要为其所误，继续围绕这一虚拟数字的论证徒做无用之功。第二，圆明园自建园开始，至1860年惨遭英法联军劫掠，或许真的并未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建有物品陈设清册。学界应考虑改变一下研究方向与思路。至于圆明园清册及其收藏文物数量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笔者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行脚踏实地的基础研究，搞清楚基本史实，切切实实地为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或追讨，作出自己的贡献。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②闻哲：《我国流失海外文物超过1000万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月29日。 ③可参见相关的纸质媒体报道文章或视频音像。 ④⑤⑥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册，第358、365-366、347、362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406页。 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93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75页。 (11)《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26册，卷一千三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第5页。 (12)《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0册，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第882页。 (13)《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42册，卷一百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813-814页。 (14)《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第43册，卷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月版，第863页。 (15)昆冈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8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502页。 (16)昆冈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814册，第502页。 (1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21册，卷九百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版，第240页。 (18)铁源、李国荣等：《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169页。 (19)参见朱赛虹：《徜徉大内，一窥堂奥——论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的多重价值》，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版本目录学研究》，第6辑，第383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21)参见李福敏：《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务府陈设档》，《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第129、130页。 (22)(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517，528、529页。 (24)参见庄吉发编著：《咸丰事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33—34页。庄吉发先生未注明其史料出处。现经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典蓉女士查证，这一奏折系为宫内档折件，特此说明并致谢。 (25)(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148、150页。 (2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胜保等等人的相关奏折。 (28)(29)铁源、李国荣等：《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十二，第169、346—347页。 (30)铁源、李国荣等：《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十三，第226—228页。 (31)秦国经、王树卿：《圆明园的焚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 (32)参见陈薇：《你所不知道的故宫》，《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