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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2-0123-07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奋斗目标。发展学研究自二战以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从哲学角度总结人类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梳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及其解决的思路，对于探索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对策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形成和深化了关于社会进化与发展的观念，进一步发现了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并创立专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发展理论，用以指导和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
发展问题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被人们所意识，就成为问题。如果影响社会发展的矛盾引起某一时代许多人的关注而成为焦点时，这种矛盾就成为时代课题。问题是分层次的，一般而言，可以分为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社会发展的宏观问题，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问题；社会发展的中观问题，是指特定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机制问题；社会发展的微观问题，是指直接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关的政策问题。提出、研究上述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意义。提出和研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问题，将侧重于理论的解释功能和认识论意义；提出和研究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机制问题，将具有解释与实践、认识与规范的双重功能和双重意义；提出和研究社会发展的政策问题，将侧重于理论的实践功能和规范意义。从提出、研究社会发展的宏观问题到提出、研究社会发展的中观问题，进而再到微观问题，标志着人的认识能力的深化和社会发展自为性程度的提高。
社会发展理论是提出、研究、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和思想体系。与所研究的社会发展问题的三个层次相对应，社会发展理论也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类社会作为整体，把人类历史作为统一的进步阶梯，力图揭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结构上的共同本质和在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前者是所谓社会结构的规律，后者是所谓社会过程的规律。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都属于这一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它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二是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提出、研究、解决特定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机制问题，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指导下对具体的社会发展所作的战略部署和整体安排。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未来学、发展生态学，就属于这一层次的发展理论；三是社会发展政策。这是一定社会在选择了一定发展模式后为落实社会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具体措施，包括政策措施、制度措施、法律措施，主要是提出、研究、解决有关社会发展的操作上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制定的具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就属于这一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只能解决该时代提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社会发展作为问题提出与研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社会发展理论也不例外。在“神定论”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人们不可能意识到、更提不出社会发展问题及其思想。由文艺复兴开启的世界科学进步、政治革命、思想启蒙，把变迁、进步、发展等观念输入人们的意识中，再经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化而强化成社会的普遍意识。正是由于变迁、发展、进步等观念的确立，才使社会发展被作为问题而提出和研究，进而形成了古典社会发展理论。
二
古典社会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孔德和马克思。他们都坚持“世界历史”方法，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都坚持进化论观念，把不同民族和国家看作历史进化序列的不同阶段；都坚持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努力使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成为科学。在二人的著作中，社会发展问题都表现为一个宏观问题或一般的哲学—社会学问题，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哲学—社会学性质。两种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孔德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论证“进步”的必然性和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性，马克思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说明“进步”的必然性、历史性和“冲突”的客观性；孔德把人的理性发展作为进步的根据，马克思则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孔德理论的旨趣是如何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马克思理论则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暂时性；孔德理论只是对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马克思理论则不仅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学理上的解答，更是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提供了工具。
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问题被提出、关注与研究，始于二次大战以后，并逐渐形成了发展学这门综合性学科。与古典社会发展理论相比，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具有以下的新特点：第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不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本质和规律问题，而只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第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不是宏观层次上的发展理论，而是中观和微观意义上的发展理论，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政策；第三，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不表现为理论性、思辨性的哲学—社会学性质，而具有实证性、规范性的具体科学性质；第四，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形成了多学科与多层次综合研究的态势。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和政策建议，比较著名的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发达的现代社会转变。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一批欧美的经济学家，他们坚信，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现代化，因而都不同程度地把社会发展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问题，而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则被视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于是，经济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观支配下，发展经济学家把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提出了种种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比较著名的有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工业化为道路，以资本积累为关键，忽视或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经济秩序对现代化的影响。可是，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发展模式所实施的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计划，却在拉美国家遭到了失败，这些国家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困境。与发展经济学侧重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发展社会学，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其理论出发点是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发展的“两极论”，例如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斯宾塞的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从“机械团结”社会到“有机团结”社会，滕尼斯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贝克尔的从宗教社会到世俗社会，等等。这些对立的两极社会，在现代化理论中被概括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创始人帕森斯提出的关于社会行动价值取向的“模式变项”理论，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互对立的结构特性。这些模式变项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专一性与广泛性，自致性与先赋性，情感中立性与情感性，个人倾向与集体倾向。帕森斯认为，普遍性、专一性、自致性、情感中立性、个人倾向，是现代社会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帕森斯的模式变项理论，已成为当代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极对立的基本模型。现代化理论中的发展政治学，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动的研究，力图通过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和地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了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都出现贫困、不平等、社会动荡的状况后认为，造成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没有与经济和社会变革相配合。他认为，政治现代化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函数，而是独立的目标。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二是政治职能的分化，诸如法律、军事、行政、科学等特殊权能从政治领域分化出来；三是参政扩大化，即社会大众广泛参与政治事务。[1](P4～6,37～40)
从总体上看，现代化理论把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国家传统的制度、思想和文化，认为只有从西方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系统，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发达的现代社会转变，这实际上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的理论基础是“欧洲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都是社会进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国家之间的差别只是发展程度的差别，发达国家的过去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在，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这种把西方发达国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和动力的思想，不仅在实践上遭到了失败，而且在理论上也遇到了挑战，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与现代化理论相反对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拉美国家根据“西方化”发展模式制定的发展政策失败以后，关于欠发达国家特别是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被称为“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卡多佐、阿明等。与“现代化理论”把如何“西方化”作为主要论题不同，“依附理论”重点讨论了社会发展中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问题。弗兰克继承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圈”理论，提出了“宗主—卫星”学说，用以说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发达与发达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况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过程。”[2](P151)多斯桑托斯则考察了依附关系的三种历史形式，即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依附。基于对欠发达原因的上述分析，依附理论家们认为，在现有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不发达国家不可能摆脱依附局面。只有切断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走自主发展道路，才能走出依附，实现发展。为此，阿明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论”，卡多佐提出通过依附发展而走向独立发展的思想。
从总体看，依附理论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是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现实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不合理，提出了要摆脱依附、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些观点有助于加深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认识，但依附理论把自主发展归结为封闭发展，把不发达原因仅仅归结为外因，却陷入了片面性。七、八十年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从实践上宣告了依附理论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体系论”。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与依附理论以国家为单位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同，世界体系论以世界体系为单位来研究发达与不发达问题。沃勒斯坦认为，世界各国由于经济、政治联系的发展而形成了一个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个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体系的“中心”、“半边陲”和“边陲”。处于“中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半边陲”和“边陲”国家。与依附理论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考察发达与不发达关系问题不同，世界体系论探讨了社会主义体系及其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置身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而构成另一体系。由于参与国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支配，因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力量。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灭亡也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很显然，沃勒斯坦在这里吸纳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思想，这一方法和思想虽然带有抽象性质，但仍然是观察当代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所探讨的社会发展问题有一个演变过程。从问题看，是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问题，发展到着重研究社会发展战略模式和发展政策问题，从研究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转向具体研究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就方法而言，经历了一个从定性到定量、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从单一的哲学—社会学视角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未来学等多学科和多视角的转变；从理论形态看，经历了着重于西方社会变迁研究的古典社会发展理论，到着重于运用西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理论和经验来解决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现代化理论，再发展到着重探讨欠发达国家不发达状况、原因及其出路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社会发展理论所探讨的不发达原因问题，现代化道路问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民族经济与国际经济、自主发展与依附发展等关系问题，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的结论和方法，都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
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借鉴国外学者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模式和政策建议，但不能照搬照抄。不同国家在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人口和自然条件、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即使是相同的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解决方式。因此，认清中国国情，分析其与其它国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观察、研究、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
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西方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制度前提。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面临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大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既有很多有利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少阻碍发展的消极因素，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历史前提。中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且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极其繁重，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人口前提和生态前提。就国际条件而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既是实现发展的难得机遇，又是巨大的挑战，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构成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提出、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的特殊性。这些问题包括：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协同发展的问题；作为发展动力和目的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社会发展过程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与整合问题；发掘、发挥、协调、保持、强化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的机遇、挑战以及我们的对策问题。归根到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研究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这是贯穿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或总问题，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确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和核心，首先要有现实的根据。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积极地实践社会主义，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这是贯穿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主线，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存在及其解决方式。其次要有理论的根据。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其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再次要有历史的根据。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过程，但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和缺乏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存在一个再认识的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根本上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立国之本，现代化是强国之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而形成的共同信念，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然而，现代化运动最早发韧于西方国家，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化运动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成功。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功，创立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但其现代化仍然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的是具有严重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创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然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表明，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搞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在现代化的历史上也没有解决，需要我们独立探索，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和需要我们解决的历史课题。要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从整体上看，必须实现三个有机结合，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三个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战略目标，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提出、思考、探索和解决这三个结合问题的过程，也是不断破除阻碍这三个结合的旧观念障碍、旧体制障碍、旧利益格局障碍和经验不足障碍的过程。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邓小平南巡谈话从根本上清除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实现有公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扫除了思想障碍；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造，不断冲击、削弱、侵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扫除了体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及配套的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极大地冲击和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利益格局，不断削弱和消除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利益分配障碍；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不断积累着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就实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而论，所谓清除旧观念障碍，主要是指破除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把民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不谈民主的“左”的观念，从而确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观念；所谓清除体制障碍，是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以职能普化和人治为特征的集权政治体制，向以职能专化和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所谓清除利益障碍，是指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实施，打破基于权利和关系的旧利益格局，建立基于能力和业绩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所谓消除经验不足障碍，是指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重点抓好基层民主选举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就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来说，所谓清除旧观念障碍，是指克服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绝对对立或绝对同一的片面性观念，确立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具有正负双重效应的全面性观念；克服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当作现实的人的发展目标的空想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发展目标的现实观念。所谓消除体制障碍，是指要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单一的政府领导和组织体制，转变为党政群齐抓共管、协调运作的体制，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与社会的实践创新优势结合起来。所谓清除利益障碍，是指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政治挂帅”和“强制整合”的思想道德建设机制，逐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动员”和“利益驱动”相结合、“思想引导”和“自主选择”相结合的新机制。所谓清除经验不足障碍，是指要大胆探索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总而言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始终的时代课题，所以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和核心。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是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创造现代化的社会新形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为此，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环节。明确和把握上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课题、根本问题和关键环节，是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根本立足点。
[收稿日期]200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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