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南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因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传世文献中的夏人或夏王朝，更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形成。近20年来，南方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遍及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分析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既有助于探讨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特征及动因等，又可促进对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南传。
一、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本文“南方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定采用邹衡先生的观点，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①。
根据目前发表材料，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达数十处，本文依文化面貌和性质并结合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将它们分为九个区（图一），各区代表遗存及其年代和文化性质等如下。
图一 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地点、分区及二里头文化南传路线示意图
Ⅰ区：1.淅川下王岗 2.方城八里桥 3.邓州陈营 4.襄阳王树岗 5.枣阳墓子坡 6.丹江口熊家庄 7.郧县辽瓦店子 8.商州紫荆 9.商州东龙山
Ⅱ区：10.黄陂盘龙城 11.钟祥乱葬岗 12.荆州荆南寺 13.沙市李家台
Ⅲ区：14.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 15.长阳南岸坪 16.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三斗坪 17.秭归朝天嘴、何光嘴 18.万州涪溪口、中坝子 19.忠县哨棚嘴 20.涪陵蔺市 21.酉阳清源
Ⅳ区：22.广汉三星堆 23.成都十二桥 24.成都金沙 25.新都正因、新繁水观音
Ⅴ区：26.石门桅岗 27.沅陵高坪 28.辰溪炮台、潭湾 29.保靖瓦场
Ⅵ区：30.岳阳铜鼓山 31.岳阳樟树潭、老鸦洲、易家山、温家山 32.汨罗玉笥山 33.浏阳樟树塘 34.东安坐果山 35.零陵望子岗
Ⅶ区：36.新余珠珊 37.萍乡禁山下 38.万年斋山、肖家山 39.余江龙岗 40.鹰潭角山 41.潜山薛家岗
Ⅷ区：42.寿县斗鸡台、青莲寺 43.霍邱小堌堆、洪墩寺、楼城子 44.肥西大墩子 45.肥东吴大墩 46.含山大城墩
Ⅸ区：47.江宁点将台 48.丹徒团山 49.闵行马桥 50.金山查山、亭林 51.象山塔山 52.江山肩头弄
Ⅰ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区，地处秦岭山脉东南、桐柏山以西、大洪山—荆山以北、武当山以东，以南阳盆地为中心。遗存地点有河南淅川下王岗②，方城八里桥③，邓州陈营④，湖北丹江口熊家庄⑤，郧县辽瓦店子⑥，襄阳王树岗⑦，枣阳墓子坡⑧，陕西商州紫荆⑨、东龙山⑩等。从公布的材料来看，以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商州东龙山三处材料最丰富，襄阳王树岗、郧县辽瓦店子、商州紫荆三处材料虽已公布，但数量极少，邓州陈营、丹江口熊家庄、枣阳墓子坡三处材料未正式公布。
淅川下王岗遗址1971年至1974年三次发掘的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两期并直接称之“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里头文化三期”。学术界对其年代和性质有不同看法：樊力将它们与龙山时代遗存合称为“乱石滩文化”(11)，多数学者如赵芝荃(12)、李龙章(13)、董琦(14) 等均认为它们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以其中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作为二里头文化豫西南地区的地方类型——“下王岗类型”的典型材料(15)。
方城八里桥遗址堆积单纯，其第2、3层为二里头时期堆积，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陶器以夹砂灰陶居多，还有一些黑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有鼎、罐、盆、甑、豆、簋、大口尊、瓮、缸、盉、爵、罍、杯等，主要特征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一致。发掘简报将其归属于二里头文化，并断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本文无异议。
商州东龙山遗址1997年至2002年进行了发掘。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分布于Ⅰ区，共发现灰坑21个、墓葬8座，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400余件。简报认为这批遗存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关系密切，年代为夏代晚期，并提议将其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商洛类型”。王力之则认为应将东龙山夏代遗存与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归入同一类型，即“东龙山类型”(16)。
郧县辽瓦店子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数量丰富。遗迹有房址10余座、墓葬20余座、灰坑100余个。出土的遗物也很多，主要为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黑皮陶，器类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釜、鼎、盆、盉、豆等，其中高领罐、益、釜、盆等与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同类遗物相同，细柄浅盘豆、釜形鼎等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而带耳罐明显受到了陕南地区同期文化影响。
上述遗存均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也表现出一些地方特色，如除灰陶外，见部分黑陶、红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常见本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釜、高领罐等，带耳器物较多，这是关中及其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笔者以为，本区二里头文化暂不宜划分太多地方类型，可以统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图二）。
图二 豫陕鄂交界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
1.鼎 2、8.瓮 3.甑 4.大口尊 5.罐 6.豆柄 7.盆 9.鬲 10.鼎 11.大口尊 12.盆 13.壶 14.罐 15.大口缸 16.三足盘 17.器盖 18.鼎 19.豆 20.壶 21、25、26.罐 22.瓮 23.釜 24.杯 27.盆
Ⅱ区：江汉平原地区。相关地点有湖北黄陂盘龙城(17)、荆州荆南寺(18)、钟祥乱葬岗(19)、沙市李家台(20)等。
盘龙城遗址以商时期文化遗存为主体，但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发掘报告将遗址堆积共分为七期，并推断其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三期偏早，二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三期，三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冈下层偏早。许多学者认为此分期过细，各类遗物演变的阶段性不明显，而且年代推断也偏早。如蒋刚先生将盘龙城全部墓葬分为四组，推断其第一组（报告盘龙城二期杨家嘴M6和M8）和第二组（报告盘龙城三期杨家湾M6）的年代分别为早商一期I段和一期Ⅱ段(21)。笔者以为杨家嘴M8所出陶器圜底爵和锥足斝均不见于二里头文化，实为早商文化特征器，故其年代早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而王家嘴盘龙城二期所出分裆鬲、甗、斝、爵等无不与早商文化同类器相同，应为商文化典型器。因此，盘龙城遗址的年代当修订为：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二至四期相当于早商时期，五至七期相当于中商时期。这样，盘龙城遗址二里头时期堆积则仅分布于城内第9层和城外王家嘴一期。这里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器类有盆形鼎、罐形鼎、联裆鬲、深腹罐、花边罐、大口尊、豆、瓮、大口缸等。这些陶器不仅均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器形也非常接近，属二里头文化当无问题。另外，盘龙城商时期遗物中也有较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王家嘴盘龙城二期扁足鼎和平底盘、杨家嘴盘龙城三期带鋬罐形鼎、王家嘴盘龙城二期平底盘、王家嘴盘龙城三期及杨家湾盘龙城三期盉、王家嘴盘龙城三期及杨家嘴盘龙城二期凸柄豆、李家嘴盘龙城四期鬶等（图三）。
图三 江汉平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
1、2、7、8、13.鼎 3、5、14、15、18.罐 4、10、19.豆 6.16.大口尊 9.盆 11.盉 12、17.鬶
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在发掘报告中共分八期，其中第一期遗存仅H23一个灰坑，报告断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期遗存较为丰富，报告断其年代为二里头四期或二里冈下层一期。这两期陶器有扁足盆形鼎、联裆鬲、深腹罐、花边口沿罐、大口尊、橘皮纹釜、凸肩小平底罐等，除后两者为本地传统因素器类外，余均为二里头文化常见器类。笔者认为，鉴于第一期遗存太少，H23所出遗物接近二里头文化同类器，但实际年代可能要晚些，因此，不妨将这两期合并为一期，其年代可推定为二里头四期前后。此外，荆南寺遗址商时期遗存中亦见部分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如足上带扉棱的罐形鼎、口部带鋬的绳纹圆腹罐、鬶、算珠柄豆等。
钟祥乱葬岗遗址仅发掘2个灰坑，出土遗物较少，具有时代和文化属性特征的器类有扉棱鼎足、大口尊、敞口平底盘等，这些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特征基本一致。发掘简报将其归属为“夏文化”遗存，年代定为二里头三期前后。
沙市李家台遗址早期遗存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早商文化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遗物主要为陶器，可辨器形有深腹罐、卷沿垂腹釜、凸肩小平底罐、大口尊、深腹盆、算珠柄豆、圜底钵等，其中深腹罐、大口尊、算珠柄豆、深腹盆等与二里头文化有渊源，余为本地文化传统器类，在秭归朝天嘴、宜昌路家河等遗址出土较多。
本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如盘龙城一期、荆南寺一期及乱葬岗、李家台主体遗存等与二里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可归于二里头文化。有学者认为可定为二里头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22)，笔者赞同，并建议称为“二里头文化盘龙城类型”。二是商时期遗存中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应是前一时期本地二里头文化传统的遗留，为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组成部分。
Ⅲ区：鄂西重庆峡区。地点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23)，长阳南岸坪(24)，宜昌中堡岛(25)、路家河(26)、三斗坪(27)，秭归朝天嘴(28)、何光嘴(29)，重庆万州涪溪口(30)、中坝子(31)，忠县哨棚嘴(32)、王家堡、老鸹冲(33)，涪陵蔺市(34)，酉阳清源(35)等。
图四 鄂西重庆峡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
1、2、6.盉 3～5、7～10.鬶 11、12.罐 13、16.豆 14.盆 15.觚（1.宜都毛溪套出土，2、8、14.秭归朝天嘴出土，3、15、16.万州中坝子出土，4.宜昌三斗坪出土，5.秭归何光嘴出土，6、9.涪陵蔺市出土，7、11～13.宜昌中堡岛出土，10.忠县哨棚出土）
本区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种类较多，如盉、鬶、觚、大口尊、深腹罐、鸡冠耳盆、算珠柄豆等（图四）。它们所属遗存均非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而是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或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地方文化。如鄂西地区毛溪套、朝天嘴B区第6层、宜昌中堡岛等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末期至二里冈下层时期，一般将其称为“朝天嘴类型”。路家河、三斗坪、何光嘴等年代为商代中、晚期，属于鄂西地区的土著文化——路家河文化（或称香炉石文化）。重庆地区所见二里头因素遗物年代均在商代甚至更晚，分属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和石地坝文化。
Ⅳ区：川西平原地区。地点有广汉三星堆(36)，成都十二桥(37)、金沙(38)，新都正因村(39)，新繁水观音(40)等。
本区所见二里头文化遗物分属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类型和十二桥文化，属前者的有陶盉、鬲形器、细高柄豆、觚、铜牌饰及玉璋、圭、戈等，后者有陶盉、觚及玉璋等（图五）。前者器类和数量均多于后者，且后者形态变异较大。一般将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定为二里头文化晚期，笔者认为应不早于夏商之际。十二桥文化的形成年代则在殷墟晚期。
Ⅴ区：湘西地区，即雪峰山脉以西的澧水和沅水流域。地点有石门县桅岗(41)，沅陵县高坪(42)，辰溪县炮台、潭湾(43)，保靖县瓦场(44) 等。
本区石门桅岗墓葬出土的玉圭、璋及豆柄、鬶足等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无异，年代或相当于夏末商初。沅陵高坪遗址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有豆、灯形器座等，据共存器大口缸、折沿釜等可知年代为商代前期。辰溪炮台、潭湾出土的鬶口、算珠状豆柄等与大口缸共存，属商代无疑。保靖瓦场遗址出土的鬶足已属西周时期（图六）。
图五 川西平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
1、9、11.陶盉 2.陶鬲形器 3.陶豆 4、10.陶觚 5.铜牌饰 6.玉璋 7.玉圭 8.玉戈 （1～8.广汉三星堆出土，9、10.成都十二桥出土，11.新繁水观音出土）
Ⅵ区：湘东地区，即雪峰山脉以东的湘江和资水流域。地点有岳阳铜鼓山(45)、樟树潭(46)、老鸦洲(47)、易家山(48)、温家山(49)，汨罗玉笥山(50)，浏阳樟树塘(51)，东安坐果山，零陵望子岗(52) 等。
图六 湘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
1、2.玉圭 3、8～10.陶豆柄 4.陶鬶足 5.玉璋 6.陶灯形器 7.陶鬶口 （1～5.石门桅岗出土，6、9.沅陵高坪出土，7、8、10.辰溪炮台、潭湾出土）
本区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见于三类文化遗存。以浏阳樟树塘遗址为代表的樟树塘类遗存年代约为商代前期，其二里头因素遗物有鬶、豆、盘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的费家河文化众多遗址如铜鼓山二期、樟树潭、老鸦洲、易家山、温家山等地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器类有鬶、豆、瓮等。湘江上游最近发掘的坐果山、望子岗遗址群中也见不少鬶足、算珠柄豆，年代在商代至西周时期（图七）。
图七 湘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
1、4、9、12.豆 2、5～7、10、11.鬶 3.盆 8.瓮（1～3.浏阳樟树塘出土，4.岳阳铜鼓山出土，5.岳阳易家山出土，6.汨罗玉笥山出土，7.岳阳樟树潭出土，8.岳阳温家山出土，9、10.零陵望子岗出土，11、12.东安坐果山出土）
Ⅶ区：赣鄱地区，指赣江及鄱阳湖周围地区。地点有江西新余珠珊(53)，萍乡禁山下(54)，万年肖家山、斋山(55)，余江龙岗(56)，鹰潭角山(57)，安徽潜山薛家岗(58)等。
除新余珠珊有1件陶觚和1件玉戈为较单纯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器物外，其余地点相关遗存分为两个时期：萍乡禁山下、余江龙岗、潜山薛家岗等地为夏商之际至商代前期，由于材料所限，目前尚未命名；万年肖家山、斋山、鹰潭角山等为商代后期或稍晚，一般称为“万年文化”（图八）。
图八 赣鄱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
1、2.鼎 3.深腹罐 4、7.豆 5、8、9.鬶 6.盘 10、11、13.觚 12.爵 （1.余江龙岗出土，2～4、8、12.潜山薛家岗出土，5、7、10.鹰潭角山出土，6、13.萍乡禁山下出土，9.万年肖家山出土，11.新余珠珊出土）
Ⅷ区：安徽江淮地区。地点有寿县斗鸡台、青莲寺，霍丘小堌堆、洪墩寺、楼城子(59)，含山大城墩(60)，肥西大墩子(61)，肥东吴大墩(62) 等。
上述遗存均属于“斗鸡台文化”，其中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有陶鼎、深腹罐、盆、瓦足盘、爵、觚、豆、瓮及铜铃等，分别见于二至四期(63) （图九）。
Ⅸ区：江浙地区，包括苏南、上海和浙江地区。地点有江苏江宁点将台(64)，丹徒团山(65)，上海闵行马桥(66)，青浦金山坟(67)，金山查山、亭林(68)，浙江象山县塔山(69)，江山肩头弄(70) 等。
图九 安徽江淮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
1、2、4.陶鼎 3.陶盆 5.陶罐 6.陶盘 7.铜铃 8.陶爵 9.陶豆 10.陶觚 11.陶瓮 （1、6、8～11.含山大城墩出土，2、3、5.寿县斗鸡台出土，4.霍邱小堌堆出土，7.肥西大墩子出土）
宁镇地区的点将台、团山遗址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有带按窝的侧装扁足鼎、三足盘、豆、觚等，分别属于点将台文化（或称“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太湖流域的马桥、金山坟、亭林及宁绍平原的塔山和浙西南的肩头弄遗址等地二里头因素遗物均属于马桥文化或其地方类型，器类有盉、觚、觯、三足盘、豆、盆等。发掘者将马桥文化分四段，其一、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三、四段相当于商代前期，而二里头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图一○）。
此外，二里头文化相关遗物在福建、两广及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如广东东莞村头(71)、香港南丫岛大湾(72) 等地出土的牙璋等。
二、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时间和方式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有两条（见图一）。西线从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进入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再分东、西两路，西路从江汉平原西部溯江而上经三峡向西到达川西成都平原，或南过长江进入湘西的澧水和沅水流域；东路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顺江东下至九江再转入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地区，或南渡长江沿幕阜山西麓、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流域。东线从淮河上游的豫南过淮河进入安徽江淮地区，再东过长江进入宁镇地区和太湖流域，再南传至浙江地区。过去有人认为盘龙城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来自豫南，即从淮河上游的信阳、潢川一线经澴水、倒水或举水到达汉东地区，但从已知材料看，二里头文化在信阳地区的分布有待确认，宋豫秦、雷兴山认为该地区的所谓二里头文化遗存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相去甚远，文化性质应另当别论(73)。笔者将盘龙城与驻马店杨庄两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比较，发现后者几乎不见陶鬲，而前者却有二里头文化晚期常见的联裆鬲，似可作为盘龙城二里头文化遗存从豫南传入的又一反证。
图一○ 江浙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
1、2.盉 3、10.觚 4、7.觯 5、6、8、9、17.豆 11～14.三足盘 15、16.鼎足 （1、3、4、11、17.上海闵行马桥出土，2、5、14.浙江江山肩头弄出土，6、9、15、16.江苏江宁点将台出土，7、13.浙江象山塔山出土，8.上海金山亭林出土，10、12.江苏丹徒团山出土）
关于二里头文化南传的时间，从各区相关遗存的年代可作如下分析。本文Ⅰ区以淅川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最早，为二里头一期，但该期遗存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面貌差异较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不是二里头文化。其他如方城八里桥二里头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三期，东龙山二里头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虽然江汉平原地区的盘龙城、荆南寺、川西平原的三星堆等遗址中的二里头因素年代或可早到二里头二期，也不排除南阳盆地确有二里头二期遗存的可能。但仅从目前的材料来说，二里头文化从西线大规模南传应该始自二里头三期，并可进一步推测，至迟到二里头四期，二里头文化已经占据了江汉平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从东线进入安徽江淮地区可能稍早。杨庄类型二里头文化起始年代为二里头二期，斗鸡台文化所见二里头因素遗物最早也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太湖流域马桥文化出土二里头因素遗物遗存的年代也被断代为二里头二期，笔者虽不敢认同这些与二里头二期同类器特征接近的当地标本均相当于二里头二期，但无法说明其实际年代应晚到何时。另外，盘龙城、荆南寺等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更接近典型二里头文化而非地域邻近的二里头文化地方类型（下王岗类型或杨庄类型）。所以，此类遗存或为夏商之际从中原地区直接传入。而本文Ⅲ区至Ⅶ区二里头因素遗物的传入时间则可能在夏商之际或更晚。
二里头文化南传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应该有所区别。二里头文化存在时期，南传是有目的的主动扩张，而夏商文化更替时，其南传则是被动迁徙。这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是有差别的。前一种遗存中，二里头文化因素占重要地位，遗存性质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如Ⅰ、Ⅱ区，或者是受其强烈影响的地方文化，如Ⅷ区等。后一种遗存中，二里头文化因素所占分量较小，其特征也有较大变异，并且成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他各区多属后者。
有两方面的理由支持上述判断。一是除Ⅰ、Ⅱ、Ⅷ等区外，各区二里头因素遗存均不早于夏商之际，多为商代，有的晚至西周时期。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不同时，当然不是其主动南传的结果。二是本文所列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地区，比商文化或西周文化在南方传播的范围大很多，如果这一地域是二里头文化主动扩张所达，那么商文化替代二里头文化后必然会继承其扩张的成果，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应该更大。但我们看到的并非如此，这只能解释为商文化强大压力下，二里头文化先民被迫向其原控制范围的外围地区多次迁徙。有趣的是，二里头文化的传统特别是礼制层面的代表物如陶鬶、玉璋等似乎有超常的生命力。南迁千里的二里头文化遗民及后裔数百年里一直保持着文化传统，这是研究古代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时值得关注的现象。
三、二里头文化南传对南方古代历史文化的影响
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显示二里头文化南传对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和历史发展影响重大。
从考古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本地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开启了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二里头文化南传给业已衰落的南方地区文化强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复兴。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突然衰亡，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入低潮，这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条件。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或其孑遗（所谓“后石家河文化”）因二里头文化南下而彻底消失，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等地则受二里头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也因为二里头文化的西进形成了三星堆文化，江淮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参与下形成了斗鸡台文化，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也是本地前期良渚文化遗留与二里头文化结合的产物。这些新的地域文化尽管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但主体面貌均有很大变化，而且外来文化所占分量较大甚至起主导作用。二里头文化可能并没有直接占领和控制长江和淮河以南地区，但其影响波及到上述地区，斗鸡台文化、马桥文化中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存在甚至已经不能仅仅解释为影响了，而是二里头文化直接参与的结果。夏商之际，二里头文化在与商的竞争中失败，其遗民必有一部分从中原南迁，加上已在南方的二里头文化先民在商人南下的压力下又被迫向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等地迁徙。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发展水平均较先进的二里头基因的注入，促进南方各地域文化走向中兴。
从历史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四土”“五服”系统的开始，也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开始。
注释：
①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264～30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④ 袁广阔：《邓州市陈营二里头文化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⑤ 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第35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⑥ 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郧县辽瓦店子遗址》，见《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Ⅰ》，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⑦ 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⑧ 同⑤。
⑨ 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文博》1987年第3期。
⑩ 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见《199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
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东龙山遗址Ⅰ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
(11) 樊力：《乱石滩文化初论》，《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12)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3) 李龙章：《下王岗晚二期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88年第7期。
(14)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121～12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6、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 王力之：《试论商洛地区的夏商文化》，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9年。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8)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 荆州市博物馆等：《钟祥乱葬岗夏文化遗存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20)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李家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21) 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22) 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七期。
(23) 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4) 王善才：《清江考古》第33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
(26)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27) 同(25)。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29) 国家文物局等：《秭归何光嘴》，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 福建省考古队、重庆万州区文保所：《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31) 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 王鑫：《忠县
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见《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3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重庆文物考古十年》第58～59页，重庆出版社，2010年。
(34)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35)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酉阳清源》图142，科学出版社，2010年。
(3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3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十二桥》，科学出版社，2009年。
(3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金沙遗址万博地点考古勘探与发掘收获》，《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3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收获》，见《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40) 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b.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41) 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见《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岳麓书社，1987年。
(42) 郭伟民：《沅陵高坪商时期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
(4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沅江中下游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0年第1期。
(4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文物调查材料。
(4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见《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岳麓书社，1990年。
(46) 罗仁林：《岳阳地区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其文化因素分析》，见《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
(4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年发掘资料。
(48)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筻口镇易家山商代与东周墓葬发掘报告》，见《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
(49) 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50) a.何捷：《论汨罗玉笥山商代遗址》，见《考古耕耘录——湖南省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
b.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汨罗市玉笥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见《巴陵古文化探索》，华夏出版社，2003年。
(5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浏阳城西樟树塘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94年第11期。
(5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53) 彭振声等：《江西新余发现夏时期文化遗物》，《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5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萍乡市禁山下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2期。
(55) a.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六一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
b.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万年类型商文化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56) 杨巨源：《江西余江县三处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57) a.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见《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5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59)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6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1) 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
(62) 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一期，黄山书社，1985年。
(63)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第48～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64) 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65) 团山遗址考古队：《丹徒县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6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金山坟遗址试掘》，《考古》1989年第7期。
(68) 孙维昌：《上海市金山县查山和亭林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6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70) 浙江文物考古所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见《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71) 邱立诚：《东莞村头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广东省博物馆馆刊》（2），1991年。
(72) 区家发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73)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驻马店杨庄》第206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