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6—0111—06
一 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西方文化史著作，内容包括希罗多德所到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和民间传说。现代以来，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领域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研究角度大体可分为以下6种。
（一）概览性研究
概览性研究是以宏观的视角整体性地考察西方文化，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向当代人说明西方文化的由来、演变、发展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例如，爱德华·彭斯（Edward Burns）的《西方文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1] 对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古典文明到当代西方文化进行了概览性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塑造西方文化的自由》[2] 一书中则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古代西方社会、罗马帝国社会、基督教兴起时期以及中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分别论述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帕特森还从地理、文化等角度论述了为什么自由观念在西方较早萌芽并成为西方社会最大的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玛格丽特·金（Margaret L.King）在《西方文明：社会和文化史》[3] 中具体地论述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并探讨了西方文化中的帝国主义、政教关系、信仰、政府系统、革命、宣传、历史中的妇女、历史转变8个主题。此类研究对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非西方的读者，或者对西方文化概念模糊的读者来说，则难以真正理解书中的分析。
（二）分类性研究
分类性研究是把组成西方文化的各个部分或按学科或按人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探讨某一历史发展的路径以及各自在西方文化史中所占据的位置，从而形成了西方艺术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军事史、西方科技史等。例如，玛丽亚·威克（Maria Wyke）主编的《西方文化中的凯撒》[4]，从文学、艺术、宗教、军事、政治历史、城市规划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凯撒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西方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塞缪尔·曼彻（Samuel Mencher）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5] 一文中探讨了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由来、演变和发展方向。此类著述专门性强，由于作者本身就是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更为全面和深刻，内容当然丰富多彩。但是，这种研究的专门性注定了研究的局限性，人们难以从这类著述中看到西方文化的整体形象。
（三）阶段性研究
阶段性研究是把西方文化史的各个时期进行分期、分阶段地研究，试图寻找西方文化形成、发展的原因和诸要素。例如，彼得·琼斯的《罗马的世界：罗马文化导论》，[6] 朱莉娅·史密斯（Julia Smith）的《罗马之后的欧洲》，[7] 帕克斯（Parkes）的《神的秩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8] 罗伯森（D.Robertson）的《中世纪文化文集》，[9] 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的《美国和法国文化（1750～1848）》，[10] 伊恩·麦克卡曼（Iain McCalman）主编的《牛津浪漫主义时代手册：英国文化（1776～1832）》，[11] 希尔洛·威斯特（Shearer West）的《18世纪北欧意大利文化》[12] 等，都很有特色。此类著述时间概念清楚，地理范围明确，对于某一时段、某一方面、某一地域的西方文化史及其内容介绍详细周全，给读者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对于人们了解西方文化史上的某些局部内容十分必要。但是，此类研究具有历史研究中最忌讳的“时代断裂”的弱点，或者说西方文化史中某一阶段的内容所具有的特点很可能使读者误入歧途，以点代面、把局部看成整体，因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生某种偏差。
（四）国别性研究
国别性研究是把承载西方文化的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行分别研究。此类研究的著作多如牛毛，西方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学者研究和撰写本国的文化史，在此很难一一进行介绍。这类著作的特点是介绍性强，内容丰满，有些著述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当然，西方各国的文化史不等于西方文化史，人们从这些著作中也很难形成准确的西方文化概念。
（五）比较性研究
比较性研究是对西方文化中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也有人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相互交往、影响、融合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伊恩·斯莫尔（Ian Small）等人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文化》，[13] 林恩·塔德洛克（Lynne Tatlock）等编的《19世纪美国的德国文化》，[14] 朱莉·考黛尔等（Julie Codell）主编的《调换了的东方主义：殖民地对英国文化的影响》，[15] 拉塞尔·科克的《美洲的英国文化》。[16] 这些比较性的研究多半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的比较，有些细微之处难以理解，但人们却可以从中体会西方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本土特色，在那些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论著中，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却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六）理论性研究
理论性研究是指对西方文化史的发展、演变以及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和省察，寻找西方文化史的规律，并预示其发展方向。这种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等。前者著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7] 从人类文明全球性冲突与对抗的角度提出西方文化演进源于文明的冲突。后者在《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中驳斥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全书分“批判”、“理念”、“分析”、“展望”4个部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对于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很多理论认识难以接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就曾遭到过许多人的批评，但他们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和历史走向还是很有帮助的。
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著述内容丰富，思想活跃，对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论述，似有穷尽之势，实则不然。纵观国外西方文化史研究，可以看出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片面性，在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中，客观地、整体地把握西方文化史特点和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主观性，缺少科学分析，虽有一些实证材料的支持，但说服力尚显不够，有些观点争议颇大；三是自傲性，某些西方学者高傲自恃，藐视东方文化，以老大自居，似乎没有西方文化就没有东方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文化霸权思想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而甚嚣尘上，给西方文化史研究涂抹上了一层不光彩的色调。
二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
由于社会政治、地理和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对西方文化接触不多，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随着近代西方对外扩张，西方文化也扩张和传播到了中国，西方文化史研究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吹拂下在中国悄然兴起。但是，近代中国是西方侵凌东方的一个对象，尽管有些文人墨客撰写了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著述，但很少有人从历史和理论方面研究西方文化。
中国人真正对西方文化史进行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期。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了是固守传统还是全盘西化、是抵御西学还是洋为中用等问题的论争。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有介绍性的著作，如梁启超的《游欧心影录》；也有理论上的分析，如李大钊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借助于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观察西方文化的变迁并为中国认识和借鉴西方文化服务，则是1949年以来的事，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界越来越重视西方文化史研究，随着中国开放和融入世界大家庭的程度日渐加深，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得也越来越多。上个世纪90年代，研究西方文化史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高校文科院系专门开设西方文化史课程，一些专门研究的大学系所、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西方文化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一时期著述颇丰，成果众多。据掌握的情况看，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4类。
（一）综述性著作
这类著作包括综述介绍性和综述研究性两种。
综述介绍性著作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化的历史，以及西方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的内容，包括哲学、思想、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等各个方面。大体上从欧洲古典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文化内容到现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电影文化、城市文化、移民文化等各种文化现象无所不包。例如，徐新、叶胜年、沈福煦、高福进、赵林、沈之兴、庄锡昌、王小侠等，都出版了各自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尽管有些书名不同，但内容大体一致。此外，国内近年还有庄锡昌、张广智、董小川、陈佛松、解光云、裔昭印、杨超、王加丰、王一江、顾云深、俞久洪、陈正茂等学者编写的《世界文化史》教材。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编”而非“著”，多为介绍而少有分析，甚至难免存在大段内容的相互抄袭或引用，也有东挪西凑乃至胡编乱造者。
相比之下，综述研究性著作则以作者的分析为突出特征，主要通过对西方文化历史演变的交代，归纳、展示出西方文化的发展特点，并对西方文化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西方文化发展的某种规律。例如，姜守明、洪霞的《西方文化史》[18] 通过对西方文化精粹的梳理，追溯了西方文化的起源，探讨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等。甄修钰编著的《西方文明进程》[19] 将西方文明进程分为6个时代，突出三次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重点论述了西方文明进程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等。徐善伟的《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20] 论述了翻译运动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史中东方因素以及东方物质文化的西传与中世纪西方日常生活的东方化倾向等问题。阿海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21] 从哲学、文学、思想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有见地的论述。启良的《西方文化概论》[22] 是近年少有的以中国学者的理性视角整体性研究西方文化史的优秀作品，被张广智先生誉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新型文化史著作”。
综述研究性著作大多视角新颖，不同于以往编年式的研究，且常有新思想涌现，为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吹来一股春风，在读者中影响也较大。
（二）专门研究性著作
此类著作是对西方某一国家或某一专业门类进行分科研究。例如，董小川的《美国文化概论》、杜美的《德国文化史》、罗芃等的《法国文化史》、廉美瑾的《西班牙文化概况》、刘增泉的《希腊文化史》、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范梦的《西方美术史》、黄忠晶的《西方社会思想史》、邵牧君的《西方电影史概论》、常耀信的《美国文学史》，等等。这些关于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不但对某一专业具有学术价值，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认识西方文化的有效途径。但是，此类著述侧重于纵向叙述某一国家或领域的文化史，而与其他国家或领域的横向联系少有表述，难以形成西方文化的整体形象。
（三）东（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类著作
出于学科研究和社会政治的需求，近年来国内有关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类著作层出不穷。例如，李新柳的《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23] 介绍了世界文化格局，提出当代世界文化比较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比较。吴克明、朱红梅编著的《东西方文明导论》[24] 介绍了东西方古代文明、中古欧亚文明、向近代过渡的西方文明、近现代欧洲文明、近现代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近现代亚洲文明、当代东西方文明走势等内容。李信主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25] 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教育方式、中外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阎江、肖妮妮主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26] 对中西方文化的起源、地域哲学等层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沈福伟的《西方文化与中国》[27] 以1793～2000年时间为线索，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中，不乏一些个案研究。例如，姜勇著述的通过具体的家庭事例来表现俄罗斯民族在知识上、生活上及发展上变迁的作品《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家庭》。[28] 此类比较研究的著作使人在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的同时，也重新体悟中国或东方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有些比较难免牵强附会，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使人一头雾水。
（四）西方文化史的理论研究性著作
此类著作的作者不限于历史学界，因作者知识背景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例如，钱乘旦、陈晓律的《英国文化模式溯源》[29] 历史性很突出，作者通过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以及英国风度的造就等5个部分，对英国文化模式进行了论述。萧俊明的《文化转向的由来》[30] 哲学意味更浓一些，作者以文化转向为切入点，以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为考察对象，考察了西方学界实现其文化转向所经历的文化认知过程，亦即文化转向在其中得以发生的文化语境。王晓路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31] 也属于哲学或文化研究性论著，该书从文化研究的界定、历史与发展，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等方面，对西方文化史研究进行理论探讨。比较而言，此类著作理论性强，哲理深奥，对专业读者来说尚无问题，但对普通读者来说，有些内容则晦涩难懂。
除以上提及的几类西方文化史研究著作外，还有许多论文也为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难看出，现阶段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十分活跃。然而，在这些论著当中，能够承前启后、科学并有思辨特点的论著还不多见，更多的是对西方历史文化现象的叙述与罗列。此外，各家对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观点、新成果尚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现象。关起门来少联系，埋头资料搞翻译，这是许多当代中国西方文化史研究者的写照。例如，雷海宗先生早在1954年就在《历史教学》中提出对“地理大发现”一词的不同看法。雷先生认为，无论是什么社会，人民都应是历史的主人。在世界史上，即使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也不当用“发现”一类的词语。因此，雷先生建议今后在世界史研究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之类的称谓。[32]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新近出版的教科书中，仍然能见到“地理大发现”，而不是“新航路的开辟”。
三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上述国内外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情况和特点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们大多喜欢沿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定模式和套路：要么是纵向研究，如古代西方文化史、中世纪西方文化史、近代西方文化史、现代西方文化史和当代西方文化史；要么是横向研究，如西方政治文化史、西方经济文化史、西方军事文化史、西方社会文化史；要么是专门研究，如西方各国文化史、西方各地区文化史、西方城市发展史、西方妇女史、西方国际关系史、西方民族文化史。事实上，这些研究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史研究。究其原因，在于学界对“西方文化史”概念界定不清。诸如什么是“西方文化史”、“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它与“西方历史”研究的区别是什么等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正本方能清源。在建立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之前，西方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确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西方文化史是历史研究而不是哲学或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则首先必须确认其学科视角。笔者赞同董小川先生的提法，即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应当是研究西方历史发展中的文化根基、文化历程、文化特点和文化归宿等问题。[33]
借用董先生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根基，是指西方历史的任何发展都无法脱离文化的制约，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如何认识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性，如何体察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价值，如何分析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原因，这些都是西方文化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历程，是指西方历史的任何发展都是文化的沉淀、继承和进步。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历程研究是要认识西方历史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所积累的成果经历了哪些文化承袭的过程，具有哪些文化进步的特征，并从中分析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资后来者借鉴。所谓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特点，是指西方历史的任何发展都凝结着文化的认识。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和梳理西方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领域的特点，并加以认识和分析。所谓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归宿，指的是西方历史的发展往往都以文化为结局和结论，都可以作为西方文化产品而存在，都可以视为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晶。
西方文化史研究不是无边无界的，它不但要提供西方文化的内容，还应该揭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向。它要突破传统历史研究的框架而形成新的史学研究类型，成为能够说明、甚至解决人们认识西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有效工具。为了避免过去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弊端，在研究西方文化史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当代的各种史学和哲学思潮，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浪漫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既要关心西方文化的传承性，又要重视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另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也要作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当前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可以归纳为：研究活跃，成效不足，并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笼统的综述多而系统的研究少，理论介绍多而实证研究少，关于著作和作家生平的资料整理多而对西方文化史学科实际的发展研究少。这正是中国西方文化史研究需要加强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在西方文化史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对西方文化的界定上要明确其范围。① 既不能把它限定得过窄，也不能把西方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囊括在西方文化的名目下，这样会使西方文化的概念解释不清且流于空泛；第二，要重视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和决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第三，要重视人的作用而又不能忽略社会的作用，以免陷入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第四，要对西方文化研究进行整合，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由于文化学实质上还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和美学等众多领域都有人在研究西方文化史，学者们的各自研究当然都有道理和成就，但如何将各领域的研究整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如何建立起中国文化学中的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研究的学科平台和队伍，是加强和深化中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6—09—28
注释：
① 笔者认为，近代的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从地域上讲，主要指欧洲，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从内容上讲，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由希腊的理性和艺术、希伯来的基督宗教、罗马的法律所组成。从西方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历史上看，则先后出现了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几个阶段”（参见拙作：《西方文化扩散的分析》，《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