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访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铁军论文,三农论文,似曾相识论文,我国著名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铁军：经济管理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缉，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我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概括性比喻。提起中央“一号文件”，人们不由想起自1982年起，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农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人们不会忘记，国庆35周年庆典上，农民方队在经过天安门时，打出了“中央一号文件好”的金色巨幅标语。这是亿万中国农民发自内心的呐喊，体现了他们对“一号文件”真诚的拥护。
中央连续五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使亿万农民观念变化了、生产经营方式变化了、生活也彻底变化了。
历经18年风风雨雨，新一届党中央今年再次发出了针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这只春燕带着春的气息，预示了农民兄弟丰收的希望！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的一个根本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说明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倍加重视，全国9亿农民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此，本刊记者就有关“一号文件”本身及相关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1982年到2004年，中央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请您先对前5个“一号文件”作一下历史回顾和评介好吗？
温铁军（以下简称温）：每个时期的“一号文件”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确定承包给农民的土地15年不变。
198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提出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放开让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同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可以认为，以上5个“一号文件”，确立并巩固了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得到了自由和实惠。
记：是否可以认为中央前5个“一号文件”彻底改变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帮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今年的“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温：可以这样认为，这一点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今年中央再次出台“一号文件”，人们自然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政策信号。我觉得用“似曾相识燕归来”来对此形容再恰当不过。从内容上看，此次出台的“一号文件”和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有很多共性之处，比如都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内容。前5个“一号文件”曾在农民中引起很大响应，农民们盼望年年都能出个这样的文件。相隔18年，再出台针对农业的“一号文件”，表明中央不仅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且开始以文件形式落实优惠政策。
记：您能把这一问题再说得具体一点吗？
温：可以。往细里说，这次的“一号文件”体现了三大政策调整。
第一，文件清晰地说明农民增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种粮农民。1997年以来，我国粮价连续几年走低，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粮食的投入比产出还大的情况。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跌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点。再者，我国耕地面积也出现大幅下降，2001年以后，年均减少2000万亩左右，目前已跌破19亿亩。而此次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政策保证种粮食农民的收入，是针对上述现实提出的。这就把农民增收问题明确了，除了过去一般强调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之外，现在突出强调让传统农业地区的种粮农民得到实惠。
第二，强调全国范围内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5年内，农业税税率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到本届政府任满时可降低到3.4％。以前关于农业特产税的提法，是逐渐停止征收。很多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全部停止了，但中西部地区仍在继续征收。实践证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1999年我国提出农业税制改革时，把农业税税率提高到7％，如果加上20％的附加税，农业税的实际税率达8.4％。现在，中央在农村的税费改革上进一步作出了重大调整。文件中，政府出钱支持农村的类似政策还有一些，比如支持农村小型建设项目，给种粮农民以直接补贴，给粮食主产区以财政支持等。
第三，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上留下了很大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允许多种不同形式的、符合农户需求的金融创新。除了提倡外资、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外，更重要的是不再禁止社区范围内农民组成互助、合作的金融体系。
记：有人把这次中央“一号文件”称之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因为这次“一号文件”带有资金扶持的政策占有相当比例。但资金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吗？有的学者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善其外部环境即政策体制，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等等。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温：我们应该看到，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对“三农”政策的调整力度是非常大的，已做出很多的努力。如粮食体制、农村税费制度、金融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我国“三农”问题的外部环境正在大力改善。
所以可以认为，在外部环境正进行极大改善的同时，积极的财政经济手段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
记：您一直强调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则是其就业问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民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进城务工。您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现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否提供有足够的就业空间？
温：我多年来强调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20世纪中国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而21世纪中国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且属于内向型积累的国家，无法像欧美一些国家那样在资本主义初期向其殖民地大量转移人口。所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不能一次或几次就能彻底解决，只能逐步缓解。
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巅峰期大约解决了一亿四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后来，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土地、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上升和压力。而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脱离农业。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人数估计在六千万左右，农村还有四亿四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剩余压力。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一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七至八千万左右，这样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三亿五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如不予以缓解，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可喜的国家计委在“十五规划”中提出每年新增1200万人就业，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非常值得国人庆幸的。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愈发严重。近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民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究竟怎么解决，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才能千方百计地解决就业问题。
记：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合作组织？
温：我国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分散——全国在大包干以后出现了2.3亿分散的小农户。至于农民难于合作的原因，这可能是农村改革的另一个根本性制约——垄断问题造成的。
我跑了30多个国家，做了大量比较研究发现，解决垄断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农民形成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农民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合作没有效益可言。只有放开农民在金融领域、保险领域、购销领域以及加工领域的合作，甚至对农民合作社在城市中办的超市和饭店实行免税，将其收益返还农村建设，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具备竞争条件，但这个办法在我国却一直没被采纳。农村经济也因此一直缺乏竞争力。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农民合作，必然会影响已在涉农领域中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所以，不是农民不能合作，而是垄断部门难以放弃已经得到的垄断利益和垄断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直击农村改革的要害。
记：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在一段时间内曾有弱化趋势，这是否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冲突的结果？
温：刚才我已谈到，中国属于内向型积累国家，建国初期在经济基础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通过来自农业领域的积累支持工业体系建设是不得已之策。后来实践也证明，中国何以在短期内迅速奠定立国基础，正是因为如此。但每个人都应永远铭记此间农民为此付出的巨大利益牺牲。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基础确曾有弱化趋势，这不能说是与现代工业的冲突，二者应该是一个磨合的问题，因为农业与工业是一个派生的问题，它们是可以同步协调发展的，何况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度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呈弱化趋势，只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认识和体制偏差的原因。
记：有人提出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原因之一是“小农经济”，为此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以便规模经营的观点。这显然与几次土地革命的精神相悖。您对此怎样看？
温：那些关于土地私有化等的说辞，无非是重复了一些根据西方的发展路径而形成的简单“常识”，我们的前人怎么会不知道早就搞过的土地私有化和规模农场呢？
我认为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对9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而农村有限的耕地实际上承担了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功能。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那时土地也许有条件可以私有化。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亿万普通农村人口来说，搞那种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实行大农场化以后，几亿农民就有可能失去最后的保障，他们又不可能去殖民和开发“新大陆”，而城里就业容量仍然有限，他们怎么办呢？毕竟中国社会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但是，经济不可能永远腾飞，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已失去土地的农民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真都实行了私营化大农场，他们还回得去吗？
记：您如何看待当前政府和有关部门为农民服务的问题？
温：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的一些部门早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例如，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仍在以支农的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就是形象比喻。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门现在又下达各种各样的文件，甚至要求立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部门利益不仅没有理顺反而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以部门文件和部门立法来规范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果，必然使中央良政变成地方恶政。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全部解决。此次“一号文件”做出的调整，就是实事求是地针对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