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几个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九一八论文,路线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1-0074-05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的错误性质及其作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后的王明路线，只是在策略上犯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对此“应当全面辩证地看待”，因为王明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后，（还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中华民族的愿望和要求，担负起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责任。[1]那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王明路线是基本肯定还是应当全面否定？是王明路线错了，还是对王明路线批评错了？实际上，在现代史、党史学界，总是有一种倾向，似乎批评王明路线在抗日问题上的错误，会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作用。为了深刻认识王明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后所犯错误的实质及其作用，我想就评价王明路线中的几个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怎样评价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
有人认为，王明路线在“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和主张抗日方面是坚定的”，而且它们“提出的抗日号召和忠实执行武装抗日的行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着全国抗日运动的向前发展”，从而“担负起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责任。”[2]应当指明，那些犯“左”倾错误的人，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不抵抗的态度上是很坚定的，但坚定的抗日态度不等于有正确的抗日斗争的路线和政策，错误的抗日路线和政策不仅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相反会因脱离群众而造成抗日斗争的严重损失。
首先，王明路线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定位和抗日的认识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有关“宣言”及“决议”中，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主张“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和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3]“……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4]这样，从世界革命出发，“武装保卫苏联”成为头等重要任务。王明等根本无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忽视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仍以阶级革命作为中心，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把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的前提，使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完全颠倒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无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和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内的分化，因而从认识到实践上完全脱离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不能给予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以正确领导。
其次，王明路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着全国抗日运动的向前发展”，反而“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5]他们要领导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去“武装保卫苏联”；要抗日的群众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而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觉悟，脱离了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6]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全面深刻地揭露了“左”倾分子脱离抗日斗争的实际，不懂得斗争策略、斗争艺术，而是不顾客观的力量对比，到处罢工、游行、蛮干。[7]他们“唯我独革”，不许党外有其他群众组织，不允许与自己的口号纲领不一样的抗日组织合作及其存在，结果只能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了我们。”[8]在“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中共在白区的组织损失惨重。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唐山市委、直中特委等均遭多次破坏。[9]上海等地下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到1933年1月初，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根据地。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期间，中共上海局即遭到六次大破坏；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坏；到1935年2月，上海局及下属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至此，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至于由于党组织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给抗日救亡运动带来的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10]
有的文章特别强调“对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力量和作用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11]并列举了这一时期党的活动，诸如积极组织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如支持上海抗战等；发表在三个条件下联合抗日；给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信”；以及支持察绥抗战、福建事变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必须清楚，这些活动虽然也在抗日斗争中起过某些作用，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
在实际斗争中，确实有些党的干部作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如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临委；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甚至包括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也写过两篇批评文艺运动中关门主义错误的文章。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也曾出现某些正确的主张和行动，但它并未改变“左”倾路线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事实，[12]也要看到，许多同志在实际斗争中也感到“左”倾错误的碰壁，并努力实现团结抗日的做法，“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人未必已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13]
第二，分析党的某些事件的作用时，应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如中共中央确实发动群众支援上海抗战，但却实行要兵不要官，企图推翻十九路军的领导，实现苏维埃革命的主张；福建事变中虽然与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但中共中央还是把它看成“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极力促使“第三条路线找寻者的破产”。[14]
第三，有的文章提到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信”，似乎这时已经提出了建立“广大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的“一二·六指示信”，其主要点是鉴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情况，规定党在东北地区的方针是“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并不包括中国其他地区。所以不能以东北地区实行的反帝统一战线，取代王明路线在全国实行的苏维埃革命的基本路线。
当然，这不是说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斗争中没有起一点作用。正因为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许许多多的党组织与广大党员的抗日赤诚和英勇斗争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二、关于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有些文章虽也承认“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错误的，但也只认为“下层统一战线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没有包括“上层”，如果能“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着重点是引者所加），就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基础”。[15]事实上，下层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区别，不是统战范围大小的差别，而是根本的策略路线的分歧。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原是共产国际针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影响的扩大、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发展这种实际情况，所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为了争取把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群众转到第三国际立场上来，共产国际六大提出“改变统一战线策略形式”，“把工作重心坚决转移到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上”。[16]其后，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在采用这一口号时，又与当时中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一开始就是为适应阶级斗争形势需要，即为解决如何争取在改组派影响下的群众问题，而根本不是为了民族斗争需要的统一战线。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并非只是统一战线中包括哪个阶级问题，它是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认识的产物。按着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革命阵营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永世反革命了。王明路线更进一步认为，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资产阶级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联合”这些“上层”搞统一战线，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根据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决议案的解释，所谓“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统一战线”。这里所说的反帝，“必须同揭破国民党的反帝欺骗与反对国民党密切的联系起来”。[17]阶级斗争就是反帝，而且是反帝斗争的前提，所以“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根本就不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这里还应认清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发动和团结广大工农群众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这是事实。但是，从来不把工农下层小资产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直接对象。共产党同工农群众的关系绝不是统战关系。因此，把统一战线的范围只限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并使之服务于阶级斗争，本身就是关门主义政策，而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那种认为“下层统一战线”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间只是范围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是无视两种策略之间的原则区别。“下层统一战线”是“左”倾关门主义不要统一战线的同义语。
三、关于“反蒋抗日”的口号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而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5月回师通电是第一阶段。我认为，王明路线时期的“反蒋抗日”口号与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的“反蒋抗日”口号，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不能混淆。如果王明路线时期提出的“反蒋抗日”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已“形成”，“反蒋”发展到“逼蒋”、“联蒋”而已。“反蒋抗日”就字面上来说是一样的，但它的提出和作用包含着不同的内容。王明路线时期提出的“反蒋抗日”，是认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提，它是阶级斗争为主的口号，而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
我们理解，中共中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客观上是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政府又不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形势下而采用的。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内容及以后的实践，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口号所包含的政策内容与王明路线时期是绝不相同的。
第一，必须坚持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不能把反蒋与抗日并列，更不能把反蒋作为斗争的中心。当然，在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的局部当属例外。
第二，从中日民族矛盾为主出发，“反蒋”应该是集中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不抵抗和对内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而不应以立即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直接目标，一般的阶级斗争应当服从于与民族斗争的总要求。
第三，“反蒋”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当权派中不抵抗政策的决策集团。对国民党营垒中一切要求抗日的、已经分化和动摇的力量，采取争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以孤立蒋介石集团。
第四，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应观察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及日蒋之间矛盾的发展变化，利用这些矛盾，争取可能的分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采取灵活斗争策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服务。
只有具备了上述内涵，“反蒋抗日”的口号在中国当时特定政治形势下，才是可行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正确地运用这个口号，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很快从“反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阶段，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路线时期的“反蒋抗日”口号，是在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前提下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策略上采取关门主义的口号。他们所反的，不仅是国民党政府，也包括一切在野的中间派别。他们是“打倒一切”，唯我革命，阶级斗争是中心，中国革命又必须服从“保卫苏联”的根本任务，它的“反蒋抗日”服从于阶级革命而不是民族统一战线。所以，王明路线时期的“反蒋抗日”口号，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而是“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口号。
四、关门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许多犯“左”倾错误的共产党人，不仅是积极要求抗日的，而且也确实为抗日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就他们的斗争精神而言，自然无可厚非，甚至可歌可泣。它表明，共产党人尽管犯了错误，但他愿意保卫民族利益、甘做民族解放坚强斗士的坚定信念和实践，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与特色。因此，完全否认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抗日工作的贡献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共中央时期的抗日要求与实践作具体分析，认识到他们的抗日是在许多错误前提下的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抗日斗争的基本看法是：“（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向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使中国民众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1)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是企图把满周边为它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反革命的反苏战争，以及为争夺太平洋霸权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进攻本国工农的大本营。……”。[18]这里，他们颠倒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从“革命”的角度出发，“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使民族斗争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这一方面来说，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错误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没有连续性的。不适当地强调党的政策“连续性”，势必混淆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原则区别。
有的文章强调：“完全否定或割断1935年以前的历史，那么，1935年以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成了无源之水”。[19]割断历史是不可能的，王明路线可不能“继承”。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只能是在否定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之后，关门主义不可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源”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的唯一论据，就是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主、武装民众）与任何军队达成共同抗日的主张，而且认为它“为突破下层统一战线迈出了步伐，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打下了基础”。[20]
应当承认，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发表的三条件下“共同抗日宣言”等文件，是正确的主张。问题在于这个文件是否已经“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进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了基础”？当然不是。
第一，“共同抗日宣言”的提出，并没有“突破”“左”倾中央的关门主义路线。博古在1934年7月还说：“（三年来）党的基本方针，即在于尽量发展苏区与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适时地配合起来，率领他们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21]
第二，根据“左”倾中央的解释，发布“共同抗日宣言”的“伟大意义”，在于使广大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坚决领导民族革命战争”，而且“这一宣言将使全中国的劳苦群众，更密切更广大的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2]（着重点是引者所加）这根本不是为了共同抗日，而且从来也没想认真实行。他告诉群众：“国民党的军阀是不会接受我们条件的，……在这一宣言之下，一切对国民党军阀的幻想，……都是不应该有的”。[23]
第三，“左”倾中央把“共同抗日宣言”，只是当作一种宣传工具和揭露国民党的武器。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此说的十分清楚：“三个条件发表后，在中国同志中，在党的领导中却普遍存在着一种怀疑情绪，怀疑指示的三个条件是否可能实现。他们倾向把抗日宣言不作为行动口号，而作为宣传口号，借以削弱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减轻红军的负担”。作为“左”倾中央“太上皇”的看法，并结合“左”倾中央对福建事变态度的实践，应当说这种看法是可信的。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究竟是由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逐步“发展”、“完善”到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还是对关门主义政策的否定、克服和纠正的结果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否定了关门主义政治路线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从瓦窑堡会议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所做的艰苦工作，就是充分的证明。决不是王明路线“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又“在倡导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国内和平、进步和民主等方面，仍起了决定性作用”。[24]
深刻认识王明路线在抗日斗争中的错误，丝毫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在于全党（包括‘左’倾路线时期的中央）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正确，并非是根本不犯错误，而是能自觉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最后确定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25]
［收稿日期］2001-09-06
标签：王明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苏维埃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