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学术舶来品，“马克思学”在中国并非新物：上世纪80年代初便伴随“青年马克思”的有关讨论而得到介绍；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借由“恩格斯问题”而引起人们关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着力批判的错误倾向之一。今天，“马克思学”却好像不仅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标尺，更俨然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势。为了正确对待这种特殊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它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语境之中，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论判断。本文认为，“马克思学”问题的凸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展的历史性产物，该讨论近年来的升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在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深化马克思文本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产物，“马克思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本质差别；就其潜在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而言，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是背道而驰的。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与“马克思学”问题的凸显
近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多年的学术积累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深刻变化了的社会与时代也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赵剑英)。迈进新世纪以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追求和理论自觉。众所周知，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云际会、国内改革开放稳步发展，社会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总的来说，这些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冲破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樊篱，拓展哲学的当代审思，体系哲学日渐式微。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镜像”，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探索。尽管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个别观点(如“实践本体论”等)在今天看来仍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建立在当今世界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积极理论探索。惟其如此，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焕发出它的生命力。
第二，广泛引进国外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人类文化的先进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同国外各种学术潮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在内的对话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积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近年来，有关“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又集中展现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捕捉当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开展学术对话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第三，在“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引领下，对于经典思想家的文本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针对“原理反注文本”的传统研究方式在理论上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必须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任何科学创新都离不开扎实的文本学基础。秉承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传统，特别是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译工作的推动下，该研究近年来已经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一种“方便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过去的30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对国外相关学术资源的引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关注，这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内在地结合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共同努力之中。无疑，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初文本与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成果，是其间最富成效的两条创新之路。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外观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吸引力：
首先，就“马克思学”所标榜的去意识形态“纯学术”性而言，它迎合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所持的批判性立场；其次，文本(献)研究的确可以在“马克思学”那里获得某些有益的启发，同时，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文本编辑研究中的粗暴态度从反面强化了“马克思学”的“正面形象”；再次，“马克思学”学者从不同于传统苏联理解模式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新颖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观点，客观上增加了这一学术思潮的吸引力。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产物，“马克思学”尽管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但就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而言决不能等同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不能以之为基础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大业。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除了对“马克思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历史进展中把握“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批判性研究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便已开始；时至今日，“马克思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并且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特征。我们相信对这段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学”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本质，并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学”的引介与初步反思
尽管作为一种特定学术潮流的“马克思学”问世不久即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反响，并且涌现出了以吕贝尔(Maximiliem Rubel)、费切尔(Iring Fetscher)、巴特莫尔(Tom Bottomore)和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学”学者，但对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内学界而言，“马克思学”并未产生太多实质性影响，它被混同于其他国外学术思潮，要么是以“资产阶级言论”的形式载于各种“内部参考”资料上，要么是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著的批判对象被中介到国内。
70年代后期以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尤其是第40-50卷补卷部分)翻译出版工作的推动下，主要围绕“青年马克思”问题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国外马克思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在这些研究中，对“马克思学”的先驱人物胡克(Sydney Hook)和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介绍与评价，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国内“马克思学”研究的典型，集中反映了当时研究的特点，即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用作批判对象或参考资料，研究的方式主要是服务于相关主题的翻译和介绍，而非对研究对象本人思想的历史性考察。这也决定了上世纪80年代国内“马克思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对“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本身缺乏反思和界定，更多是直接沿用苏联或西方学者的说法，学界尚未达成针对“马克思学”的一致理解；与“马克思学”相关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多样化特点，但缺乏内在一以贯之的逻辑，换言之，这种研究仍处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的准备阶段。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国外学术思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着重文献资料的译介转向对各种思潮的历史性梳理和反思。较之此前“印证原理+裁减文句”的评述方式，单就“马克思学”的研究而言，几年时间内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如陈先达先生的《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鍨先生的《西方“马克思学”》等等。这些带有综述性质的批判性研究成果，一方面充分吸收了这一时期译介工作的相关成果，集中反映了国际国内学界对话交流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针对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学术思潮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和对话，特别是批判了那种抽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肢解马克思”的倾向。(参见陈先达，第5页)
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们是对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研究成果进行的历史性考察，形成了这样一种基本理解，即“马克思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针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纯学术性”研究(参见徐琳、唐源昌，第216-221页)；第二，这些研究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正如孙伯鍨先生指出的那样，“能否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来阐释马克思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在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分歧和争论的最深刻的根源”(孙伯鍨、曹幼华等，第1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这种分歧重要的……是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同上)。
概而言之，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学”被逐步介绍到国内并产生一定学术反响的阶段。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深化，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对“马克思学”的基本判断，并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这种学术潮流隐蔽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在国内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国内学者视野的开拓以及文献研究的深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的非(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却受到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严厉批判。这笔理论财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马克思学”仍具有指导意义。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破与“马克思学”的漫画式发展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之相关，“马克思学”在西方也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由于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产物的“马克思学”也因其意识形态色彩而受到西方马克思研究学者的摒弃(参见张亮)，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学”这一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衰落的过程。其次，我们还应看到，90年代后的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随着马克思主义丧失其理论上的主导地位而逐渐将重点转向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的研究，这样，马克思研究便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结合这两大特点，“马克思学”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弱化、消解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又以非意识形态的“纯粹学术研究”的面孔吸收新的力量，获得了新的发展。特别是MEGA2研究近年来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一种与“马克思学”方法合流的趋势，因此，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近1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马克思学”问题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针对现代西方思潮的挑战，特别是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摆脱了苏联传统哲学模式的束缚之后，力求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和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受“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走进(近)马克思”等口号的鼓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张一兵先生的《回到马克思》(1999年)便是这些成果中具代表性的一例：走出传统教科书体系、批判性地对待各种学术思潮，使得该书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于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马克思研究中五大解读模式的反思和研究一开始便为该书的理论基调奠定了基础；该书还充分利用了MEGA2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在吸收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经济学语境剖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微观历史过程，推动了国内马克思文献的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返本开新”的一次重要尝试。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回到马克思”并非回到故纸堆里“言必称希腊”，而是为把握现实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的理论准备，绝不等同于那些“钻进大鲸口腹”的“马克思学”。
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针对“马克思学”这一学术倾向的意识形态本质提出批评，但近年来国内学界还是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或“中国马克思学”之类的口号。当然，在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学”的理论成果、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意义上，上述口号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在它们背后折射出的某些理论趋势却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在强调“马克思学”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意识，因而矫枉过正，就会执着于外在的文本考证而忽视了文本学研究的根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就会缺乏清醒的理论反思，为“马克思学”外在的片面优势所吸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负有的责任和使命同一般的学院研究混同起来。客观说来，今天“马克思学”在国内某些学者中间之所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是基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30多年来的发展和积淀，但同时这一情况也反过来告诫我们：在学术探索中，如果缺乏清醒的理论自觉，有时候进步恰恰会变成倒退。
结合中国学界接触、研究“马克思学”30多年的历程，可以说，“马克思学”在中国呈现出一种先有批评后被接受的漫画式发展态势：在接触“马克思学”之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场上，对这种以客观中立为表、以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为里的特殊的学术潮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和思想指南；近10年来，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学”以“学术新动向”、“文本研究”等新的形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表现出某种不恰当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边界被人为地模糊化。鉴于“马克思学”所具有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差别，今天在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这种获得漫画式发展的学术潮流保持高度的警惕。
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背景下正确对待“马克思学”
如上文所述，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并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诸多积极的理论探索。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姑且将“马克思学”近期在学界影响的扩大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过程中的一种尝试。然而，“马克思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历史命运，即从文献译介、历史评述到批判反思再到依托文献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这一历程，提醒我们：为了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创新，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一特殊的学术潮流，即一方面充分吸取“马克思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和学术史考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以“马克思学”奠基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换言之，必须坚持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吸收。尤其是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遭遇的理论挑战，这一科学的批判任重而道远，其中原因有三：
首先，“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区别。对于“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国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历史上已经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在此恕不赘述。这里需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马克思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获得发展，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等外部环境的因素外，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微观环境有关。这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客观上为“马克思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中的一个关键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MEGA2相关文献自上世纪80年代初便已经介入国内的相关讨论，只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集》中文新版的出版以及直接以之为基础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MEGA2才在国内学界受到了普遍关注，对它的跟踪研究才逐渐成为热点话题。然而，荻茨出版社(Dietz Verlag Berlin)关闭之后的MEGA2编辑工作较之以往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呈现出一种与“马克思学”相近的特征。如果对这一历史背景缺乏清醒的认识，国内部分学者在强调MEGA2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就难免与“马克思学”走得过近。换句话说，尽管MEGA2研究的很多成果曾经并将继续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学”之枝就可以直接拿来嫁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干上，因为二者本非同根所生。
同时，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界定的问题，即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恰恰是“马克思学”理论视域中的“盲点”，因为这一研究所依赖的除了对文本的仔细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理论方法的锤炼。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文本学研究本身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放弃方法论的反思而奢谈文本解读注定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可能”。因此，强调中立立场和实证方法的“马克思学”，作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神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本质的差别(参见胡大平)。
其次，在前者的基础上，让我们将对“马克思学”的剖析再推进一格。这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学”本身能否成立？换言之，马克思的思想能否简单僵化为一门学问？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对象化为一种囿于学科体制之中的狭义的“学问”，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马克思在世时曾经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表示厌恶，但这并不表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异质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追求。与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根本特征而言，就是马克思本人理论探索的直接继续，并且二者都不是一种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而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革命性方法。“马克思学”作为一种学院化色彩很浓的研究模式，在其出发点上便忽视或抹杀了这最最根本的一点，也就是说，无论在作为出发点的理论旨趣、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是现实的社会理论效应上，“马克思学”都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绝不能轻易地划上一个等号或是连接号。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性方法论，要想获得深化和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思想家的研究是基础，但这并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更不消说以用实证主义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学”来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真正科学地研究马克思，并不是把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作为一种可以对象化的学问，而是首先理解马克思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变革世界，对此，阿尔都塞曾经做出了精辟的阐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阿尔都塞，第43页)。因此，“马克思学”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指向，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又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这个根本问题。
再者，对话还是解剖，这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区别。作为一种建基于实证方法之上的对象性学问，“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僵化的，即如果依照“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那么主体与对象之间就成了一种冷冰冰的直观，马克思的思想则不但被阉割了革命性精神，而且被当作一种丧失了生命力的等待解剖的对象。“马克思学”不是面对马克思活的精神和思想，而是力图把马克思著作和手稿僵化。反观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力图揭示一个与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的马克思形象。针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拿着放大镜、手术刀的文本考据，而更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研究者与马克思理论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获得一个怎样的马克思形象，则不仅取决于遗留下来的马克思文本，还依赖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旨趣。尽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与马克思的对话也会得出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资本主义中的拜物教现象、寻求人类解放之路为出发点，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注定生活在当下，“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走进马克思”，而马克思也必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回顾近30年的学术史，我们所做的不是去寻找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而是探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之路；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去建构一种外在的历史哲学，而是从方法论根基上反思和建立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有效工具。
对待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文献和资料同样应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文献的考据性研究并不是最终的目标甚或用来衡量学术成就的唯一标准，而只是深化同马克思的对话、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理论脚手架。在解剖还是对话的问题上，“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这注定了它无法担负起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学”近期在国内学界所激发的理论混响，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围、创新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之一，然而这一学术潮流从本质上有别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局限性也必将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的推进而得到历史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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