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写”走势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势论文,大特写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闻传媒激烈竞争、各种新闻体式多变的当今时代，已诞生10多年的“大特写”，目前依然是许多报刊版面上的“重型武器”。不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特写”，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那些“××大透视”、“××大扫描”类“泡沫”式大特写，并非等同的概念。
大特写在近10多年的发展中，自身不断变化、超越，已以新的面目在报刊版面上站稳，甚至还经过“包装”后，走向了电视等媒体。
（一）
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经济改革全面启动，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人们对这些“新信息”知之不多，颇希望媒体能给予及时反映、披露，而传统的新闻体制，又决定了传媒的有关报道均是统一口径的特写、通讯。1985年，上海的《青年报·生活周刊》率先亮出了“大特写”的牌子，以广角镜的形式，对一些当时无法在消息、通讯中披露的背景新闻、幕后新闻和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进行综合抒写，在“后新闻”上下功夫。为了表明与传统的通讯、特写不同，故定名“大特写”。
由于弥补了当时通讯、特写的不足，且有关内容均是读者渴望知道的，“大特写”一经问世便很受社会欢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报刊纷纷仿效，至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已成为报刊举足轻重的栏目，一些作品也产生了轰动效应，如写五个中国海员遇险后历经艰辛回到祖国的《印度洋上的幸存者》，披露“中国军团”在汉城奥运会上失利的种种内幕的《一首被肢解的颂歌》等等。稍后，关于吸毒、性病、婚外恋、非法出版、高消费等以前被视为“雷区”的题材，纷纷通过“大特写”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如果从新闻的写作体式和有关规范要求来看，这一阶段的不少“大特写”，尽管均声称是以真实性为前提，采访“真人真事”，且在写法上突破了以往“一点一线”写通讯、特写的模式，但由于当时新闻队伍的思想观念问题，80年代后期进入这一领域的新闻记者不多，“大特写”的作者多为社会力量。这些“写手”们出于见报率、稿酬等种种目的，在撰写的过程中，不少人往往“合理想象”，“剪刀+浆糊”，用甲、乙、丙、丁，A、B、C、D或张、王、李、赵作地名、人名，造成“大特写”中的泡沫现象盛行。四川一位“自由撰稿者”，不出成都家门，照样写上海、特区深圳的事。上海有两位作者所写的婚恋、高消费等“社会写真”，从未有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以致到90年代初期，“大特写”被新闻界戏称为“大乱写”、“大抄写”。众多的报刊，特别是周刊、月刊类的刊物，为了增加“卖点”，将所有写社会问题又称不上报告文学的中长篇通讯均归为“大特写”。就写作模式而言，这一时期的“大特写”雷同的现象严重，常常是第一段先以开放的社会形势做“帽子”，说出现了××一类人，××现象，然后举例，罗列1、2、3、4同类的人物、事件的例子，最后来一段“忧国忧民”“大声疾呼”类的议论。猛一看，很有气势，细细一读，极为空洞。由于大特写的概念严重泛化，写法上的“单一口味”，使不少有影响的报纸“敬而远之”。
到了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新一轮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奔涌，新事物、新现象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着国人：新型报刊纷纷登场，各地报纸出现改版、扩版潮，新闻队伍迅猛扩大，火热的社会生活，促使很多记者采写“深度报道”，钟情“大特写”，从而使大特写向新闻通讯回归。题材由过去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软新闻题材”，转向以突发新闻事件、真实新闻人物为主的“硬新闻题材”；在写法上采用点、线、面、人物访谈一起上。不少知名报刊的“大特写”逐步挤掉以往的“泡沫成分”，越来越贴近客观的新闻事实，力求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完全突变。以在全国有影响的《新民晚报·五色长廊》、上海《劳动报·新闻广角》、《文汇报·神州广角》、《扬子晚报·扬子广角》为例，近两年所发表的“大特写”，均以有影响的厚重的“个案”为主，没有一篇是撒网式、泡沫类“激扬文字”的“××大扫描”、“××大透视”，且实实在在的突发新闻事件类的“硬新闻”已占到版面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
从理论上说，新闻是一种资源，有其开掘的无限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从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考虑，要透过表象对一些事件、现象进行深度开掘，往往困难极大。作为“重武器”的大特写，做的是“后新闻”的工作，采写起来，和一般短消息、小通讯相比，记者、作者付出的代价不知要多多少倍，它并不是对一则短新闻的延续，而是将其深化、放射，产生新的能量。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发大特写，有的甚至号称“一天一个大特写”，都是出于“精品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后发制人式的“背景新闻”和“解释性新闻”，从而往往以“集团军”打歼灭战的形式采写。一个有影响的新闻事件发生后，实力强的大报，往往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出简要的消息，同时在当天或第二天的大特写专版上以整版的篇幅详尽反映有关的背景新闻、事件的起因、详细发展过程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让潜在的新闻资源得到全面的利用。一些要求高的报纸的总编甚至提出关于突发事件的大特写不过夜的口号。大特写，即使是对某一社会关注的问题、现象的调查，也常常不是以往的单兵作战。去年7、8月间，为了弄清淮河两岸污染的真实情况，上海《劳动报》的三位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组成联合采访组，沿淮河走了10天，通过明查暗访，推出了题为《江河的控诉》的大特写，引起中央关注，很快下令关闭淮河两岸的中小造纸厂，对淮河进行综合整治。在新闻媒体之间激烈竞争的今天，要想出奇制胜，花大力气去“抢”题材开掘题材，对媒体来说已显得格外重要。
此外，在通迅、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还使那些关于异地突发重大事件的大特写的时效性，也变得和新闻消息一样强。如今，无论在哪个大城市，有了突发事件，记者就可在几个小时内乘飞机赶到，现场采写，现场发稿。这在10年前的中国，对大多数传媒来说，绝对是个奢望。这类时效性强的大特写、深度报道，已成为不少大报的“杀手锏”和新“卖点”，且在报纸上的位置，也由原来副刊、增刊、周末版，提升到新闻版上。这就要求记者在写作大特写时，更要注意客观性、新闻性，避免以往大特写的主观色彩和空洞议论。一般说来，事件类的大特写，现在往往先介绍新闻背景、介绍新闻来源，接着进行分片断、分人物追踪，最后通过现场的目击者或相关的专家、行家进行评述、议论，将记者的看法，在采访和写作中隐约地折射出来，而不是“跳出来”公开议论。
在叙事方式上，不少大特写还采用类似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常用的模式：先开后合。即获取了一个新闻事实后，并不局限于事实本身，而是打开思路，进行多方位、放射式地剖析，让不同的目击者、不同身份的人，分别介绍、陈述有关情况、看法，最后再“合”在一起，得到较为客观、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点，在写典型、英雄人物的大特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让这些人物更有“生活化”的特征，显得富有人情味，真实、可信，避免了以往单纯叙述人物事迹常常留下的苍白感。
（三）
目前报刊的大特写表现形式也日趋多元化。除以三四千字为常规的叙述式大特写外，“板块组合式”和新闻图片构成的大特写，也在不少发行量大的报刊上出现，它使版面更为鲜活，动感更强。《文汇报》的大特写《社会写真》版，去年6月22日，以组合特写的形式，对上海的“助动车问题”，进行综合反映，将助动车的危害，上海近几年助动车发展的状况，专家谈助动车的排污，南京禁售助动车，欧美国家有关的技术标准等，分为几个板块，配以图片，将“助动车问题”做足做透。读来格外过瘾。新闻照片在报纸版面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新闻现场是难以用笔生动、准确描述出来，而借助照片，则可一目了然。《扬子晚报》近年经常刊出以多张照片构成事件来龙去脉的“图片大特写”。如去年反映南京警方赴安徽解救被拐卖少女的《跨省大营救》，前后用了16张现场抓拍的照片，展现整个解救过程，其震撼力大大超过文字表述。
“大特写”本是报纸星期刊、周末版和期刊的“重头戏”，这两年被日报、晚报的新闻版抢走了，且经过改造后，新闻性更强了。逼得那些时效性稍弱的周刊、月刊，以“大特写”剖析社会现象时必须再寻新径。其中，新闻调查式、专题式的“大特写”则是它们的长项。以率先举出“大特写”旗帜的《青年报·生活周刊》为例，有关版面仍标“大特写”，但表现形式却走了一条新路子，每期一个专题的内容，由原来的一篇文章，分解成直接调查式的小文章，合起来构成有材料、有思考、有结论的“特写”。月刊中，以往以发表大特写见长的广州《南风窗》，去年以来，每期拿出三分之一的版面搞社会热点调查，如“中国的富人还能富多长”等选题，通过对政府官员、学者、平民、富人本身等多方面调查，展现出“原汁原味”的社会情势。形式上虽是“新闻调查”，与原来的“大特写”的内核并无多大差异，而在“包装”形式上，更强调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
大特写“脱胎换骨”的发展走势表明，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各种传媒竞争激烈，任何体式的新闻作品都须适时而变，同时更加追求真实性和时效性——在信息无限而读者接受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真实性和时效性是任何新闻体式的生命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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