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赶超”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毛泽东“赶超”思想产生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便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毛泽东“赶超”思想由此出现萌芽。而促成这一思想直接产生的，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国家，原来的经济力量都相对薄弱，于是，革命胜利以后，他们都把经济上赶超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岂能例外呢？中国不仅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赶超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美国。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要用10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赶超”思想由此产生。这一思想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为便于分析，作者依据其变化的先后，将毛泽东“赶超”思想依次划分为初期阶段、发展的第一阶段、发展的第二阶段和成熟阶段等四个不同的阶段。从1955年10月到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初期阶段。
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因为建国后，新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封锁之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毛泽东告诫我们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2〕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教训，并以此作为我们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
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是客观的。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第一，赶超对象确定为美国，具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同美国的自然条件差不多，资源也丰富。然而，中国拥有比美国多几倍的人力资源，且中国搞的又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更高更快地发展。所以，中国赶超美国，不仅是必要的和完全应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可能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第二，赶超时间估计为“10到15个五年计划”或“五、六十年”，这也是比较慎重的。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并不等于一个确切的时间界定，而应代表一个长期性的说法。对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这段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找到依据。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须要50到100年的时光。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穷国，没有长期的奋斗，中国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现实的。所以，毛泽东又指出，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得分几步走才行。也就是说，大概有个十几年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五十年就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要富强起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应该说，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是与这种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的。第三，从这段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正是在毛泽东“赶超”思想鼓舞下，全国人民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虽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情况，但党中央及时注意纠正，并且，这段时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重点转移的中共“八大”得以召开，“八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是由于指导方针正确，标志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这一切，是与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正确性是分不开的。
二
此后，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根据这一思想发展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变化，作者认为，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之前，这段时期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从1961年初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完成，这段时期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不正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一阶段是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开始的，反冒进不断地受到批评。毛泽东既然反复地批评反冒进，他当然赞成来一个比较大的“跃进”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将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这一口号的提出，促使赶超“气温”骤然上升。1958年5月，根据毛泽东建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8月，北戴河会议又认为，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超过美国也不要15年，7到8年就行了。1959年底，在所谓的“反右倾”路线指引下，毛泽东仍然提出：在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我国工业产品以比十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这就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之前。这段时期的“赶超”思想就是一种“大跃进”思想。它突出地说明，毛泽东这段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仍然认识不足，也说明了毛泽东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幼稚性。因为，这段时期的赶超思想，无论是从其口号的提出，还是到内容的选择，抑或是其指导方针的定位，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更是令人感到痛苦。首先，我们来看其口号的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极其冲动的情况下提出的。1957年11月，当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准备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赫鲁晓夫的“赶超”发言对毛泽东的启发很大，毛泽东认为，苏联有这种雄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壮志？当然，“老大哥”敢同美国较劲，那么，中国也可以找英国进行比赛。“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便是在此种情况下提出的。可见，这个口号的提出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强烈的主观色彩。然而，当时并没有谁对这一口号提出异议，这便成为赶超“气温”一再上升的主要原因。赶超时间的急剧缩短，简直离谱得近乎玩闹剧的味道，它直接造成了实践中的超高速度、拔高指标、大放“卫星”，浮夸虚假等恶果。其次是赶超内容的确定。毛泽东只是片面强调钢产量的增长，认为只要中国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了英国（或美国），就等于中国赶上或超过了它们。这种认识是极其片面的。因为，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只是要求在某些产品的产量方面，而是要求在整体的水平方面，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综合国力，GNP和人均GNP占有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等。然而，毛泽东却坚持自己的片面认识，并在实践中掀起了一个“一切为了钢铁元帅的升帐而让路”的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再次，这段时期的“赶超”指导思想的定位是错误的。我们发现，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展呈现不正常状态，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反复批评反冒进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冒进是发动群众的，是轰轰烈烈和高高兴兴的，所以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给群众热情泼冷水，“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冷冷清清和慢慢吞吞的，所以，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种对反冒进上纲上线，“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才有了一个理论基础——既然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大跃进”应当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可见，这种指导思想的定位是错误的。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搞群众运动。毛泽东认为，搞建设，最紧要的乃是能发挥群众运动的巨大作用。他说：“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4〕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出一切奇迹。不错，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但是仅有群众运动的主观热情还是不够的。如果不对群众运动加以正确引导，主观热情同客观经济规律往往是发生冲突的，“大跃进”运动已证明了这一点。“大跃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力的“大跃进”伴随着生产关系的“穷过渡”，即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穷过渡”的方式跃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严重背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结果，“大跃进”三年，中国不但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跃进，不但没有如期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严重困难，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
因此，“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赶超”思想不正常发展下的产物，是“赶超”思想发展不正常状态的一个表现形式。从而也反映出毛泽东这段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急于求成和主观冒进。当然，毛泽东“赶超”思想这段时期的不正常发展，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的反映。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时所说：“大跃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大家（指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错误，应该由大家来承担这个责任的。〔5〕
三
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它的正常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这主要是毛泽东在受到“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新思考：为什么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同客观现实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经济建设规律，没有认真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把握不清。于是，他建议大家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毛泽东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建成”社会主义，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又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要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他指出，对社会主义，我们虽然有些了解，但还很肤浅，甚至有些不甚了了，我们必须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认识它并弄清它的规律。他说，波浪式前进便是一个规律，这应当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法，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懂得波浪式前进。他还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能那么急的，不要务了虚名却招来实祸。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够，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6〕他说，把困难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的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否则，于我们是不利的。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1965年，在毛泽东建议下，周恩来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毛泽东这段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新认识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的。他不仅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而且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闪光的思想观点。如社会主义的“两阶段”理论、长期建设和一百年赶超的思想、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如此等等。这些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赶超”思想在本来意义上的真正发展，也反映了毛泽东“赶超”思想往成熟的阶段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将这其中的许多思想贯彻下去，这主要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走向了迷途，去开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而中断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后期“赶超”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大遗憾。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段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富有成果的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与此相适应，这段时期的毛泽东“赶超”思想仍是应予肯定的，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四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后期“赶超”思想。针对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邓小平不只一次地谈到“赶超”的问题。1977年，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他又谈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是我们摆脱落后状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思想前提。1980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继承了毛泽东“赶超”思想的本来意义，而且对这一思想作了创造性发展。
首先，邓小平把赶超对象由毛泽东提出的“美国”、“英国”、“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改提为“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水平”等，从而使“赶超”思想的表述更为科学，也体现出邓小平的更加求实性。其次，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两阶段”理论和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设想基础上，更加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名论断，确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从而对毛泽东“赶超”思想作了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邓小平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科学和教育入手”的论点，体现了邓小平“科教兴国”的光辉思想。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7〕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邓小平又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又在教育。他说：“我们国家， 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8〕这样，邓小平把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摆到了突出的战略地位，体现了邓小平“科教优先”、“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眼光，这是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的。
最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高度地统一在一起。他指出，赶超发达国家，加快发展速度，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前进，不要坐失良机。但同时，他要求我们“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9〕也就是说，我们在加快发展时，又要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发展速度保持在“不能伤害整个社会的发展机体”的前提下。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作长期的艰苦奋斗，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快速发展和持久建设的有机结合，这正是邓小平对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精神实质所在，标志着毛泽东“赶超”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我们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灯塔。
注释：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3、139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8－849、828页。
〔5〕《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许全兴著，第120页。
〔4〕《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
〔7〕〔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15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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