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邓小平理论诞生以来，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著不下几百种，但绝大部分成果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邓小平理论的作用，或关于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很少关于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哲学的作用。在其他学科中也有类似情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作用的。有鉴于此，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即研究邓小平理论对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的作用，也就是研究邓小平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并组织研究人员撰写“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丛书。这套丛书的总序说：这套丛书的写作是“为了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也为了探讨邓小平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注重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学科的发展脉络，又注重从现实的角度探究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努力做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不仅把社会科学看成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而且把哲学看成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只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反映了这个统一的宇宙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那么，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哪些作用呢？
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哲学，因为理论界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或邓小平的哲学是什么，意见颇为分歧。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哲学，有的外国学者还认为是实用主义，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断定，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邓小平的经历看。邓小平在1920年至1926年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初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包括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体系当时已基本形成。在他于1927年初回国以后，这个体系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态传入中国，直到今天它仍居主导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观点。
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虽然很少明确谈论哲学问题，但仍有根据证明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没有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例如1957年他曾说：“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1](P278)1962年邓小平谈论“包产到户”时运用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1](P323)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谈到自己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80年他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文中用完全肯定的语气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P278)后来他又多次指出，实事求是，或者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家知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提出并大力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是他自己的思想路线，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邓小平所信奉的哲学，就是邓小平的哲学。
第三，邓小平还经常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称外，人们习惯上还用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等来称呼这个哲学的某个部分。邓小平经常谈到这些组成部分，反对相反的哲学观点，例如1978年他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2](P114)又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2](P115)又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2](P118)他主张按辩证法办事，认为“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2](P121)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大力提倡“两点论”（矛盾论），反对一点论；主张“两手都要硬”，反对一手硬，一手软。他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有大量关于两点论的论述。他谈到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特别多，例如他在谈到没有人绝对正确、不犯错误时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2](P38)他关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体制、社会基本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等等的观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3](P382)总之，邓小平一生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多年间，在其思想和著作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词句，无可怀疑地表明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坚持、运用和发展。
因此，在这里我们讨论的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也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建设的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一次检验和验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理论，同时也是方法，是指导共产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邓小平理论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结果，这里很明显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邓小平理论的作用。而对一种理论的运用同时就是对这种理论的检验。邓小平理论再一次用实践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一样。
人们在实践中运用某一观点、原理或理论也就是对这一观点、原理或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检验，如果得到了预期的效果，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就得到了一次验证。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具体的现实的，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验证总是相对的，不是最后的绝对的，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种观点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来说已经取得了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对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来说，人们的意见十分分歧。不少学者认为哲学命题是根本不能用实践来检验和验证的，因为只有经验科学命题才能用实践来检验，而哲学命题是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绝对的，亦即超验的，因而是不能用实践来检验的。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正是以此为理由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不少学者也认为应当否定本体论、存在论或世界观，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本体论、存在论或世界观的命题都是不可验证的。
邓小平理论能否验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呢？
我们认为，实践标准不仅适用于科学，也适用于哲学，除非哲学不问是非，不管真假。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怀疑主义者也不怀疑怀疑主义的真理性。那么，怎么检验某一哲学观点的真理性呢？一种途径是看他有没有科学根据，因为哲学观点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进行概括的结果，如果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能成立，以它们为根据的哲学观点就能成立；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根据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实践，因此，检验哲学观点的另一种途径就是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实践检验标准显然包括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例如客观世界是否存在、是否可知、普遍性是否真实等等都是哲学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不在于性质，只在于普遍性的高低。各种科学的对象有一定范围，故其普遍性有高有低；哲学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其普遍性是最高的。但不管哲学原理的普遍性有多高，它总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普遍性而与具体事物、具体实践相联系，因而哲学原理同其他普遍性层次较低的科学原理一样，归根到底可以而且必须以实践来检验。总而言之，科学原理来自实践，以实践来检验；哲学原理归根到底来自实践，归根到底以实践来检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出现以来就受到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的检验和验证，当然也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后继者的实践的检验和验证。这里所说的“实践”是广义的，包括认识活动或科学研究活动，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曾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只是一种“天才的假设”，后来马克思把它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作就是《资本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4](P10)列宁谈的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和验证，而且这个验证是相对的，并不排除将来的实践再次检验历史唯物主义时以一种新的更科学的理论取代它。当然，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被多次验证为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就不可能被完全推翻。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检验不只是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的检验和验证，而更主要的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检验和验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和验证，因为邓小平理论从诞生到形成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理论过程，而且是一个实践过程，因此，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检验和验证是地地道道的实践的检验和验证。下面我们以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例来说明。
邓小平理论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验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它的基本观点不外两个，一是承认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一是承认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着和永恒发展着的，即它是物质的，又是辩证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它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一次验证了这些观点的科学性。什么是思想路线呢？思想路线就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各种原理用于指导实践和认识，就是各种思想方法。原理有层次之分，思想方法因而也有层次之分，最高的或最根本的原理是哲学原理（宇宙观），因而哲学原理用于指导认识和实践就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即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后来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路线逐渐蔓延，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权威，而且创造性地用一句话概括了它的根本精神，那就是“实事求是”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创造性地对它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邓小平第一次把它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地位，有时又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现在理论界多数认为最准确最完整的提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什么八个字就可以表现出它的根本精神呢？因为这八个字确实充分体现了既辩证又唯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特色。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解放思想重在破，即破旧思想，破落后于实际的或与实际不符的思想。实事求是重在立，即立新思想，立与实际一致、与客观规律一致的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为旧思想所束缚，就做不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不能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但也决不能把二者分开，二者本来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应该紧密结合。实事求是包含解放思想，因为不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可能不包含也可能包含实事求是，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怀疑一切，如果是后者，那是破除错误的，保留正确的。二者的统一，就是解放思想开路，经过调查研究，分析综合，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并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做到实事求是，并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前面已谈到思想路线就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来自哪里？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来自最根本的理论，即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解放思想的根据是世界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思想的发展，实事求是的根据是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大致说，解放思想是辩证法的运用，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运用。确切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运用，或者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
邓小平理论不仅以其思想路线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及其伟大成就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文革”中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文革”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这就从正反两面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真理性。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一次发展
在实践中运用一种理论不仅是对它的检验或验证，而且有可能是对它的发展，即以新的概念、原理来丰富、完善它的内容，使它或它的某个组成部分呈现新的面貌。邓小平虽然没有写过纯粹的哲学文章，但他的论著是非常富于哲理的，其理论文章或分析实际问题的文章，经常提出一些新的哲学概念或哲学论断，或者在非哲学论断中蕴涵着新的深刻的哲学内容。把邓小平的这些分散的新的哲学思想恰当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
1.对矛盾理论的发展。邓小平坚持了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经常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并有所创新。
第一，看问题不仅看到它的正面，还要看到它的反面。我国新时期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邓小平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P248)这是最根本的全面性，只看见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都是片面性。解放思想决不是片面地否定一切，“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2](P279)邓小平一贯强调反“左”，反“左”是重点，但从来也没有忘记反右，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3](P37～38)
第二，在实践中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不但强调认识上的两点论，更重视实践上的两点论，这是矛盾规律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人们熟悉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抓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都是片面性。邓小平在许多问题上都谈到过这个思想。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3](P154)又说：“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3](P306)对一切矛盾都是如此，既要抓民主，也要抓专政；既要抓民主，也要抓集中；既要抓对外开放，又要抓自力更生；如此等等，不可偏废。
第三，不但要讲两点论，还要讲重点论。毛泽东曾经讲过，矛盾统一体的双方是不平衡的，一定有一方是主要的方面，即重点。邓小平很重视这个观点，特别注意把它运用于反对“左”、右倾。“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文革”结束后清算它的错误，理所当然要彻底批判“左”的思想，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反“左”是重点，但也不要忘记反右。例如1981年他就说过：“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2](P379)1992年他也谈到这个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P375)为什么呢？因为“左”的思想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3](P375)但也不应因此忘记反右，反“左”时往往出现右。这是客观规律，也是思维规律。
2.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动力，并最后使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吗？从逻辑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应予肯定的回答，而斯大林却作了否定的回答，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那就是说，没有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肯定地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他看来，矛盾主要在于公有制的水平不够，似乎水平越高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后来一味追求“一大二公”而不问是否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偏向。邓小平坚持并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上述理论中的基本方面，克服了其中的某些偏颇，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说道：“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P181～182)这里所说的“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大有讲究。邓小平在这里没有作进一步说明，但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出来他作了许多很深入很具体的研究。早在1962年他针对“左”的偏向就说过：“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陕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P323)这里谈的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正确运用。邓小平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3](P138)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主要是改变公有制的形式，也包括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这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后逐渐推广到城市，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邓小平于1992年总结这段时间的经验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P370)他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同年党的十四大就明确规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种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则是为了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3.对生产力论的发展。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有所发展。
关于生产力概念的内涵，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2](P87)他进一步解释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2](P88)这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总包含一定的科学技术因素。
邓小平的发展在于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P377)“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个普遍命题，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是就现代生产来讲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多种渠道，改进工具、改进管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文化水平等等，其中当然包括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但一般说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起点都在生产过程中，提高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起点转移到科学技术上来。新的科学发现转化为新的技术，新的技术运用于生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科学技术成了发展生产力的第一个因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运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2](P87)邓小平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P86)
由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马克思主义历来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看成衡量这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因素之一，中国理论界把这种观点叫做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没有提到生产力标准这个概念，但在他的言论中有这个思想，他的发展在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话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这里谈的“判断的标准”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准，而是区别我们一切工作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即一切“三个有利于”的工作都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其中生产力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不高，综合国力也不可能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高。“三个有利于”标准包括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不但同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也同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唯物史观把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看作最根本的东西，但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综合的有机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只看见经济的作用，看不见政治、文化的作用；只看见生产的重要，看不见生活的重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全面地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以上事例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以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使它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呈现出新的面貌。
三、邓小平理论对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形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由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和范式建构出来的，近百年来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界要求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呼声高涨，这不仅是因为时代发展了，而且是因为传统形态，作为一种学科体系，也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新形态应该是怎样的呢？建构哲学新形态的根据包括：建构科学体系的一般原则、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等等，其中邓小平理论无疑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尝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并在实现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使自己日益完整、严密，这个理论将指导中国社会基本完成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
因此，这个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复杂、深刻，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蕴涵各门学科的精华，对各门学科的丰富和发展都会提供一定的启示，对哲学自然不会例外。那么，它对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究竟有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这里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肯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性质和历史地位，承认它是21世纪新形态的起点。邓小平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以它为指导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确认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唯一的科学体系，这样在21世纪它就不可能被推翻，而只能被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在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不能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体系于不顾，而应该以它为起点，对它进行研究和分析，取其长处和优点，弃其短处和缺点，并以新内容来完善之、充实之、发展之。
第二，坚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来建设。既然邓小平理论再一次用实践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新形态就决不能缺乏这些基本特性，特别是科学性。现在有一种倾向，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来强调它的实践性，这是很危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它的科学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不顾一种理论或一种观点是否是科学的而一味强调其实践性，这种实践鲜有不失败的。这种教训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太多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则提供了一个正面的典型范例。因此，21世纪新形态的建构不能满足于创造一个新花样、新体系、新方式，而应力求建构一个新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第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新形态的核心。哲学要不要坚持以世界观为核心，甚至世界观（旧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能否成立，在今日的哲学界都是问题，至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要不要坚持就更成问题了。但是在邓小平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和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核心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没有邓小乎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来的宏伟成就。
第四，除世界观而外，还承认有若干部门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它们在新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核心，显然就承认了非核心部门的存在，即部门哲学的存在。前面已谈到过，邓小平明确使用过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等部门哲学的名称，有些部门哲学的名称邓小平没有使用过，如人学、价值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等等，但他关于这些部门哲学的思想是很丰富的，这就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核心部分而外，还应包括若干部门哲学，至于究竟包括哪些部门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包括哪些内容，世界观与各部门哲学如何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等等，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当然，我们不能仅靠这些启示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但这些启示能从宏观上保证我们的建构活动不犯根本性原则性错误，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哲学界的若干思想混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能跳到哲学圈子之外，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或者从非哲学的角度，来看一看哲学中的问题，也许我们能够清醒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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