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区际粮食流通的三次变化及其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粮食流通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2-0046-13
一、南粮北调的历史和北粮南运的第一次变化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唐宋以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逐渐开发出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南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已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保证大都及北方的粮食供给，开辟了河运和漕运路线，形成南粮北调蔚为壮观的景象。明清以迄民国，南粮北调仍是维系全国粮食区域平衡的法宝。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粮北调的状况仍未改变。1953年实行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根据原商业部对各省调出和调入粮食数量的统计整理而成的南北方（注：南方指华东（山东除外）、中南（河南除外）、西南等15省、市、区，北方指东北、华北、西北等15省、市、区。）年度净调出调入粮食数量表可以看出（见表1），20世纪50年代初，南北方粮食基本上是净调出，且主要是对外出口，南方净调出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北方净调出的粮食品种主要是大豆。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粮食产量得以显著增加，有可供出口的粮源。同时，统购统销政策改变了历代藏粮于民的方式，转而由国家绝对控制粮食由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过程和渠道。这就使粮食从纯粹的消费转向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正值国家需要以初级农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宝贵的外汇来支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以及技术、设备的引进和购买，粮食出口因此不断增加，尤其是南方大米的出口基本呈稳步上升的势头。累计1953～1960年的8年中，南北方粮食净进出口1944万吨。同期南北方粮食共计净调出量为2674.3万吨，两者差额为730.3万吨。它表明区际调拨即南北方粮食区际流动的量很小，北方的大豆、玉米少量流向南方，而南方大米除出口外，少量流向北方京、津两市和工业大省辽宁省。我们还注意到，在50年代南北方粮食年度净调出数量中，南方14个省区市中有12个省区市均为年度净调出，且数量较大，8年累计净调出粮食2639.1万吨，年度平均调出近330万吨。同期，北方除1953～1955年及1959年有少量粮食调出外（平均年度净调出粮食88万吨），其余4个年度均为净调入粮食（平均年度净调入粮食80万吨）。换言之，8年中，北方净调出粮食仅35.2万吨，仅为南方净调出粮食的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南方作为粮食主产区，为新中国粮食出口和50年代中后期调剂北方缺粮省份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南北同出的粮食流动格局，并出现了南粮北调的初步态势。
表1 1953～1992年南北方粮食净调入调出量和全国粮食净进出口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郑有贵等：《南粮北调和北粮南运——当代中国南北方两个区域之间粮食流向流量演变的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
注：①南北方粮食净调入调出量根据原国家商业部资料整理，全国粮食净进出口量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②负值为调入、进口；正值为调出、出口；
③1981～1990年为平议价调入调出量合计，1991～1992年仅为平价调入调出量，未包括议价调入调出量。
20世纪60年代，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降低，粮食产量下降，全国粮食供求关系极度紧张，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从1962年起，粮食生产出现恢复性增长，但人口也急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整个60年代，南方粮食累计净调出1611.3万吨，而北方除1967年外均为粮食净调入，净调入粮食由5个省市区上升到10个，累计净调入粮食2810万吨，差额部分1198.7万吨主要由进口粮食解决，60年代共计进口粮食3349万吨，其中主要是北方进口小麦。60年代区别于50年代的显著特点：一是南方粮食仍然自给自余，但净调出量显著减少；二是50年代南方净调出粮食主要是对外出口，而60年代南方净调出粮食主要是调拨到北方，北方口粮缺口一部分由南方调拨的大米来解决，一部分由进口小麦来解决；三是粮食进口大于出口，而50年代基本上是粮食出口。就南北方粮食区际流动的情况看，南粮北调是基本态势，且调拨数量增大。就进出口情况看，北方进口小麦已成基本格局。因而呈现出南粮北调与北方进口粮食并存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南粮北调的局面得到初步改观，但北方进口粮食的局面继续维持。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使得小麦、玉米单产有较大提高，提高了北方粮食自给率，同时，南方杂交水稻等良种的推广也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产，但在人口增长中抵消了很大一部分口粮。因此，70年代南方粮食净调出只维持了7年时间，到1978年开始变为净调入。总计10年间南方共净调出粮食仅576.6万吨，年度平均调出量仅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17.5%和35.8%，而北方净调入粮食为3559.5万吨，比60年代增长26.7%，这主要是人口迅速增长，导致口粮消费缺口增大所致，差额2982.9万吨则由挖国家库存和进口小麦来解决，10年间累计净进口粮食4780万吨，其中90%以上是进口小麦。
南方净调出能力的衰减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内地人口涌入，加剧了华南和福建等南方省份的粮食缺口，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饲料用粮需求也快速增长，南方不仅无力继续净调出粮食到北方，而且要耗费大量的口粮用做饲料用粮，南粮北调的局面无法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北方的粮食生产率不断提高，东北区的吉林、黑龙江等省已逐渐形成了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玉米套”粮食生产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北方粮食的自给率。但北方仍不得不依靠进口来解决粮食缺口，而南方主要是从北方调入一些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在整个80年代，南方净调入粮食（主要是北方的玉米和进口小麦，因为大米在区内省际调拨基本上可满足南方的口粮需求）3312.8万吨，北方净调入粮食（主要是进口小麦）6409.9万吨，10年累计进口小麦11446万吨，年度平均进口小麦1144.6万吨[1]，南北方净调入总计差额为9722.7万吨，相当于70年代末粮食年总产量的1/3，这种差额也是通过进口粮食来弥补的，而80年代累计净进口粮食为9020万吨。至此，南粮北调在整个80年代发生了逆转，形成南北同进和北粮南调并存的粮食流动格局，这是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变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粮食区际流动完成了北粮南运的历史性变化。北方的粮食供给大大超过了自身消费需要，从而为南方的饲料用粮等提供了充足的粮源。
二、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历史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南粮北调的因素分析
南粮北调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有着诸多的因素。
第一，粮食生产的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传统的技术进行粮食生产必然依赖自然条件的优劣，简单说来就是气候地理条件的差异。我国南方水、热、光源充足，土地肥沃，历代开发形成了良好的水利设施，水稻生长期短、产量高，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相反，北方广大地区则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贫瘠，水源缺乏，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单产低，总产较低，存在较大粮食缺口。
第二，我国粮食品种改良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杂交水稻，而北方旱作物小麦、玉米的品质改良滞后，在南北方不同的粮食生产条件下，也造成了南北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粮食总产量上的显著差异。
第三，南北方粮食生产经营上的差异。由于北方土地大多贫瘠，不适于精耕细作，在缺乏可靠水利条件下大多是粗放经营。南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于提高复种指数和精耕细作，并且产量很高，在人口的压力下，大多采取精耕细作的精细农业生产方式。
第四，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包括粮食对外贸易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封锁，在这种“自力更生”的封闭经济体系中，解决北方缺粮省区的办法就是将南方的剩余粮食调拨到北方。
总之，南粮北调的根本原因是南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形成的粮食生产过程中南方所具有的区域比较优势，南北方粮食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基本上是封闭的经济体系使南粮北调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显突出，并成为粮食区际流动的基本特征。
（二）北粮南运历史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第一，改革以来，国家在南方建立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的开放格局，并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南风窗”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使南方的改革开放及其步伐远较北方早而快，南方的经济发展因此速度更快，其最初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为迫切、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内得到顺利调整。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南方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支撑南方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农业及粮食生产退居次要地位。粮食生产占用的土地、水资源和大量的人力使南方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升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拉力增强，尽管并不能改变粮食生产的区域特征[2]，但农民更愿意从事二三产业，即生产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来代替生产粮食。因此，南方的粮食生产遇到了与二三产业发展的利益相冲突的矛盾，而且有着产业比较优势（体现在资源回报率高）的二三产业必然要挤占粮食生产的资源，这迫使南方不得不通过空间资源置换来寻求粮食安全的保障。
第二，北方的改革开放步伐相对缓慢，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也较南方低，加上是我国商品粮基地的集中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制约。在经济发展较慢的情况下，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政策扶持，对粮食实行提价等措施，使北方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北方二三产业的相对落后使农民在非农部门就业门路狭窄，沉淀在农业领域里的劳动力对粮食生产的增长便是一个资源的保障。由此北方成为南方进行以财力换粮食的理想的资源置换空间。
第三，北方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品种的改良及其推广，大大提高了北方大米和小麦（统称细粮）以及玉米的产量，粮食增长速度加快，1979～1989年，东北区细粮年增长3.8%，华北区为4.8%，西北区为4.5%。同期，南方细粮增长率多在3%以下，而华南区及云、贵、浙等省年增长率则在2%以下[3]，并且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这样北方逐渐通过粮食生产的增长满足区内对口粮的需求，并有大量粮食剩余。而南方粮食生产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除满足南方缺粮区的口粮外无力外调，同时还有巨大的饲料粮缺口（见表2）。
表2 南北方粮食生产、消费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肖云：《中国粮食生产与流通体制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注：*为1998年全国玉米产销量及产销率，1997年数据和东北区数据为笔者计算。
第四，南北方粮食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差异，形成北方玉米与南方配合饲料及畜产品的生产区域的不一致。南方粮食的主要品种是大米，而消费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和禽肉产品。对禽肉产品的增长需求是南方经济快速发展所带动的，它又推动了南方畜牧业的较快发展以及饲料工业的发展。如果以稻谷来做饲料原料，不仅很不经济，而且是对粮食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需要大量调进北方玉米用做饲料原料以降低成本。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玉米产量占全国的80%，南方占20%，然而北方玉米消费量仅占50%，南方的肉产品产量却占全国的67%。这种供需缺口与粮食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南北方差异在经济非均衡发展情况下扩大了，形成了北方剩余而南方饲料粮食不足的格局，从而推动了北粮南运的补“缺口”的进程。在这个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北粮南运的实质是“北饲南运”。
第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方的粮食生产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区域比较优势。从表3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方还有9个省区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北方只有4个，到90年代，南方有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只有7个省区，1993年，南方仅有6个省区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而北方则达到9个。如果以单纯的谷物计算，1993年北方就有11个省市区具有比较优势，南方仅有4个。它与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推动了北粮南运的历史性变化。近年来，国家在加强粮食保护、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加大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加强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强了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此外，北方的粮食生产还由于北方人均耕地面积多于南方，平原面积大易于进行机械化耕作，以及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等，使其比较优势更加凸现出来。
表3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系数表
资料来源：冀名峰：《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5期。该文通过市场扭曲因素的约分，计算出各省、区、市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系数。其中比较优势系数为
注：括号内数值为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系数。
第六，南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二三产业的突出发展，除吸纳了本区域的剩余农业人口外，还大量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人口，使南方流动人口急剧增加，这又加重了南方粮食和禽肉产品供应的压力，也推动了北粮南运的变化。
北粮南运的历史性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南方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南北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和其他因素（正如上述因素分析的那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促成北粮南运历史性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南方经济结构调整是北粮南运历史性变化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南方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积极的必然现象，是一种产业比较优势在南北方区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南方二三产业比较优势部分排挤第一产业并结合区域比较优势的表现，是资源在区域上和产业上的优化配置。
三、北出南进第二次变化及其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粮食出现北出南进，即北方粮食大量出口而南方则适量进口的第二次变化（见表4），这是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在市场主导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的结果，是粮食生产资源从国内空间转换向国际空间转换和产业比较优势向国外延伸的结果。以下分别从我国粮食流通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和经济全球化层面对这次变化进行分析。
表4 我国粮食进出口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0)。
注：括号内为进口数量。
（一）粮食流通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及其曲折促成了粮食北出南进的第二次变化
粮食区际流动的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由中央统筹。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粮食调拨包干之外，各省、区、市需调出、调入的粮食，由各地区自行协商议价解决。这实际上是实行粮食区际流动的“双轨制”。1993年，全国粮食购销放开后，取消了省际计划调拨，省际粮食流通全部通过市场进行。随后却发生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农民惜售等粮食供求紧张现象。1995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重新规定粮食生产省要完成国家规定的省际粮食调剂任务。为此，国家加强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1994年国家将定购粮综合收购价提高40%，1996年在1994年的基础上再提价42%[4]，1997年国家进一步采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的收益，尤其是粮食生产区农民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对北方的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加大投资力度，1994年起连续5年每年安排50亿元专项贷款支持商品粮大县发展农村经济。这些财政投入对粮食的稳产高产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粮食总产量扭转了一度滑波的势头，为粮食区际流动的第二次变化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物质条件。从这一个层面看，北出南进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变迁的结果。
（二）经济层面的各种因素是粮食北出南进第二次变化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使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降低，农民大多不愿从事粮食生产，加上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带来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需求，从而使南方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1995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使南方各省区逐渐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对南方的粮食供求缺口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的配置总是向效率及收益高的部门和地区倾斜与流动。粮食生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无法在国内市场上达成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依靠计划调拨形成的北粮南运的短期格局，使粮食生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激化，北粮南运受阻，终于导致了粮食北出南进的再次变化。这一再变化的经济层面的因素分解如下：
第一，北出南进是北粮南运的转化形式。它是北粮南运时期区域和产业比较优势继续发挥作用的结果（见表5），这已如前述。主要粮食作物已初步完成向优势产区集中，如东北玉米带和长江中下游的稻米带等，优化了粮食布局，降低了生产收购成本。
表5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八大农区的产值下的粮食区位商值
区域
华北 东北 黄淮海 长江中下游 东南沿海 华南 西南 西北
区位商值 1.07 1.10 1.10
1.100.79 0.85 0.96 1.70
资料来源：袁永康：《中国粮情流通制度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注：区位商值＝(XA/XB)÷(YA/YB)，它表示某产业在该区的专业化（集中）程度。
XA、YA分别为A区域的数量特征X、Y。
XB、YB分别为全国区域的平均水平的数量特征X、Y。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促进下进一步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这一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化潮流之中。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及其资源，这使前述的区域和产业比较优势进一步向国外延伸，形成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国际国内市场联动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外国利用我国北方粮食主产区的优越的资源，形成了北方粮食出口的态势，同时，我国南方又利用国外粮食生产的优势资源，形成了南方适量进口粮食的态势。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国内南北方区际粮食生产资源的空间置换所带来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流失在国际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以校正。这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及其资源的空间置换使北方粮食生产者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生产者剩余，南方粮食消费者也得到了其应得的消费者剩余。北出南进实现了经济学中的效率即资源配置优化。
第三，北出南进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生产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作用的结果。1995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实施的实质是在全国各省区自求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并要求粮食主产区主动完成国家规定的省际粮食调剂任务。这一政策企图以行政手段来配置粮食生产资源。但是在粮食消费上的市场化改革先行的情况下，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经过两三千公里的运输，昂贵的运输成本的加价高于南方从国外进口的粮食价格。这种差异一方面使北方粮食主产区不愿意承担将粮食调剂到南方的生产者利益的流失，而南方也不愿意接受北方的粮食价格所造成的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在“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一政策设计中南、北方均不能在国内粮食市场上寻求到一种令双方满意的利益。南北方粮食区际流动的这一利益障碍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步推进和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的情况下，使南北方均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促成了粮食北出南进的格局。
第四，北出南进也是由南北方远距离运输的昂贵成本所决定的。自古就有“千里不运粮”之说。我国南北跨度很大，而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分别处于南北两端。粮食体积大，又属于低值易耗品，从主产区要经过两三千公里的长途运输才能到达主销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北粮南运的成本相当昂贵。在粮食计划调拨时期，运输成本由国家承担。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这种运输成本则转嫁到了主销区的消费者身上，表现在粮食的市场价格上升上，原来潜在的利益冲突明显化了。因此，南方作为主销区则更愿意用就近进口的低价粮食来代替从北方运来的高价粮食，这种替代促成了粮食的南进局面。与此同时，北方过剩的粮食在外贸体制改革后，更愿意利用区位优势就近对外出口，以国际市场的比较利益来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
第五，粮食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差异在国家粮食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的刺激下，形成南方粮食压库陈化和进口平行发展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的粮食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口粮消费。北方余粮的主要品种是玉米，而南方的口粮消费主体则是大米。南方气候对水稻的生长很有利，可以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这就使大米有早籼稻与中晚籼稻、粳稻的季节品种的差异，这种季节品种的差异形成了大米品质的差异。一般来说，早籼稻品质差、但产量高，而中晚籼稻、粳稻口感好但产量较低。1997年，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的政策，由于不分品种和品质，且早灿稻与中晚籼稻、粳稻价差一般在3元／50公斤左右，使中、晚稻比早稻亩收入损失约80元～100元，结果南方收购的粮食品种几乎全部都是早籼稻。原来南方各省区按就近调剂粮食余缺，但由于国家收购的定购粮和余粮几乎全部都是品质较差的是籼稻，缺粮省区如广东、福建等省区就不愿按早先签订的协议接受这种劣质粮食品种的调剂，而更愿意从国外进口优质大米以满足口粮消费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南进的粮食流通格局。从这一层次上看，这是一种更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南方粮食主产区如湖北、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又积压了大量的早籼稻，形成压库陈化，国家也背负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第六，为了避免粮食加工附加值的流失，北方粮食主产区纷纷上马粮食加工企业，但由于这些粮食加工企业大多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含量低，更缺乏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开拓，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一方面体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粮食地区封锁，阻碍了粮食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成效并不明显，北方粮食主产区不得不在南运受阻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国外，以寻找更合适的粮食销售市场。这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巩固和发展了粮食北出的流通格局；二是北粮南运数量大为减少。
（三）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对外开放是南进北出格局形成的外部环境
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来自于各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即资源禀赋。这种比较优势促进了国际贸易，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又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各国经济的发展，使各国均能从这种比较优势中通过国际贸易获取比较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扩大了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贸易和交流，改革了外贸体制，大大缩小了国家对外贸易统制的范围和程度，这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也为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有了这些有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北方余粮省区和南方缺粮省区均有了出口和进口的通畅渠道，打通了北出南进的通道。
四、北出南进第二次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南进”一方面是我国南方利用口岸和近海优势在三次产业结构间顺利调整的一种表现，它既体现了南方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同时也体现了南方有效地利用了当今开放世界中的国外资源，在国内、国外的两个市场和资源利用上都赢得了比较利益，从而对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是南方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从国内向国外的延伸，这种延伸不仅有利于南方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把南方的产业比较优势置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其次，“南进”也是南方农业及粮食产业结构内部调整的一种表现。南方的粮食需求的数量缺口主要是饲料用粮缺口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口粮缺口。这种粮食缺口一是由于南方大米用做饲料用粮显得太过浪费，且成本较高；二是大米用做饲料用粮，其质量不如玉米，南方玉米产区集中在云贵高原和四川，产量不高，其他地区多为间种玉米，质量和产量比较低，远远不能满足饲料用粮的需求。而且南方粮食缺口并不是整个南方的粮食缺口，而主要表现为东南沿海缺口，尤其是广东、福建、上海，贵州省也是缺粮大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大米主产区的粮食（口粮）仍自给自余，其剩余部分基本上可以满足按就近原则调剂的南方缺粮省区的口粮需求。主产区往往同缺粮省区签订有粮食调销协议。但是，南方主产区调销的大米主要是早籼稻，不适合于经济发达的缺粮省区口粮消费需求，上述调销协议往往不能执行，缺粮省区反而从国外进口优质大米。这样，“南进”逐渐形成由主要进口小麦到进口小麦和大米并重的新格局。它造成了南方早籼稻的收购压库陈化的恶性循环而缺粮省区又大量进口大米的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给南方余缺粮各省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是宝贵的外汇资源外流，二是国内的剩余粮食资源的闲置甚至巨大浪费。这样，对经济发达的主销区和经济较落后的生产区的经济发展都形成了资金的压力。要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必须一方面尽快清除早籼稻压库陈化的恶性循环，为早籼稻寻找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就是尽快优化粮食生产品种结构，适当调减早籼稻种植面积，增加优质食用稻如质优耐旱的巴西陆稻种植面积。因此，“南进”一方面是农业及粮食产业结构内部调整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又对南方农业及粮食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更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些需要政府运用宏微观经济政策和手段加以引导、支持和保护。
再次，“南进”有利于南方农业生产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使人多地少的南方逐步改善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为农业及粮食提供适度规模经营的物质基础。这就为降低农业及粮食生产机会成本、推进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一机遇抓得好，中国农业及粮食将由此起步逐渐摆脱依靠手工劳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真正走向农业及粮食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机械化等。
“北出”的经济效果如何呢？首先，“北出”是北粮南运的转化形式。“北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方粮食主产区剩余粮食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我国传统的粮食出口品种主要是南方的大米和北方的大豆。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粮食出口品种则由南方的大米和北方的玉米唱主角，尤其是北方的玉米占据着粮食出口的绝对优势。而大米的出口北方也占有三成。1999年北方粮食出口占全国粮食出口的比重为72.25%（注：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计算。）。北方粮食出口为我国的创汇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北方农民增收提供了保障。
表6 中外粮食生产成本下的国际价格比较（2001年11月中旬价）
品种 国内价（元／吨） 国际价（元／吨） 进口到中国价（元／吨）
小麦1150
843 1500
大米1450
1323 1800
玉米1050
678 1100
大豆1800
1356 2050
资料来源：卞崇静：《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比较及竞争力分析》，2002年3月14日《粮油市场报》。
注：国内价为主销区批发价，国际价为美元折合人民币价，除大米为泰国产外，其余均为美国产。进口到中国价为配额内关税(1%)计算。
“北出”同样是北方粮食生产的产业优势结合区位优势向国际延伸的结果。随着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原来的农业及粮食的单边贸易保护力度将逐渐减弱以至完全与国际接轨，这对我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据测算，入世后我国的大米生产还有一定的国际比较优势，但其他粮食品种的优势并不明显（见表6）。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粮食生产尤其是北方的粮食生产的国内比较优势（即相对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否迅速地转化为国际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见表7），将对我国的粮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表7 1990～1996年中国小麦、玉米、稻谷的相对比较优势（以收购价格指数计算）
年份
小麦／玉米
小麦／稻谷
玉米／稻谷
19901
1
1
1991
1.068 0.9820.920
1992
1.087 1.1101.021
1993
0.960 0.9390.978
1994
0.966 0.9280.960
1995
0.913 1.0221.120
1996
1.045 1.0721.026
资料来源：钟甫宁等：《中国对欧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动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2期。
综上所述，我国粮食由国内区际流动的北粮南运迅速转变为北出南进的国内国际联动的流通格局，无论是北出还是南进都是近年来南北方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的结果，是经济因素作用的一种积极结果，即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产业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综合发展的一种积极结果，这些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积极结果，同时也对新世纪我国农业及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五、南北同出和恢复北粮南运的第三次变化及其因素分析
从目前来看，东北玉米出口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保持下去的，其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我国东北玉米带生产的玉米是非转基因玉米，而美国生产的玉米主要是转基因玉米。尽管这种美国玉米由于生产成本低而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目前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怀疑（注：据悉，韩国于2001年起实行了转基因农产品明文标记制度，见2002年4月2日《粮油市场报》。），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玉米进口国的日本和韩国均对美国玉米表示不欢迎，从而为我国玉米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二，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朝鲜同我国东北区玉米带具有内在的地缘经济联系，尤其是韩国、日本具有从中国进口玉米的习惯和传统，他们进口美国玉米的到岸价与中国进口美国玉米的到岸价相差无几，从表6可以看出，美国玉米的国内价格优势在远洋运输中被抵消了。换言之，我国东北玉米地缘出口价格优势依然存在。
第三，同美国等大船洲际运输相比，东北黄金玉米带利用地缘优势，使周边国家的进口可以利用小船装运，具有灵活、快捷、随要随进的节约仓储费用等优势。
第四，东北黄金玉米带还可利用加入WTO后所允许使用的“黄箱政策”把原来的玉米出口价格补贴（入世前，国家给予260元／吨的价格补贴）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等，相关政策制订正在进行，这对保持东北玉米出口具有重要的影响。
北方玉米出口引人关注，但北方大米近年来的出口和运销南方也同样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东北大米质量优良，在口感上较南方早籼米要更适合于口粮消费需求，因此北方大米出口和在国内市场上均有很大优越性。近几年，长江流域缺粮省市上海、浙江、江苏等的粮食企业纷纷同东北地区签订合建大米生产基地协议。“到东北种粮去”成为流行的语言。上海乐惠米业有限公司除在苏北投资兴办大米加工基地外，又同黑龙江农垦总局协议共同生产“乐惠”牌北大荒米，年加工能力138万吨[5]；黑龙江米业公司也与杭州粮食部门签订协议，将在杭州建立黑龙江大米储加销基地，这条日产百万吨的大米生产线将在今后五年内每年提供1万吨晚粳稻作为杭州市级储备粮；黑龙江农垦总局还投资3.6亿元，在浙江温州建立了绿色粮油中心，这些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南方粮食品种调剂依赖于进口大米的局面，并进而把南方进口泰国大米和美国玉米的区域局限于华南。为了冲破北粮南运高成本的障碍，再次夺回南方玉米饲料消费市场，国家计委决定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运输免征铁路建设基金，免征时间为2002～2005年12月31日。这一政策将使内销玉米的运费减少20元／吨～130元／吨，将使东北玉米到南方销区的价格低于国外玉米的到岸价（2002年3月美国玉米到岸价为1150元／吨[6]），这样，配额外玉米几乎不可能打入我国南方的粮食消费市场。这为恢复北粮南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华南沿海省区大米品种调剂的进口仍将保持，这是因为泰国到华南沿海的运距及其成本仍较北粮南运的大米到达华南要低，因而在短期内以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缺粮省份而言将不可能从东北运销大米。这样似乎把南方缺粮省区分成了两个大区，长江流域缺粮省区将会恢复北粮南运，而珠江流域将会继续保持进口大米的局面。不过，进口大米的数量比较稳定，大约为30万吨／年。
另一方面，我国大米出口从数量上看，基本上是南北同出的局面。我国的大米出口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远大于进口数量，除北方大米约占出口数量的三成外，南方的籼米出口在国外也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和竞争能力。因此，无论是北粮南运，还是北出南进、南北同出，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区际流动和国际联动的一个方面，具有交叉性。北出南进局面已转向恢复北粮南运和南北同出并存的理想局面。东北黄金玉米带正大力推进玉米区域化、标准化、专用化、规模化种植，进一步降低玉米生产成本，着力营造东北玉米出口名牌。长江流域适当调减早籼稻种植面积，优化早稻种植结构，优质早稻种植面积已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0%以上，将在未来满足华南优质大米需求上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粮食安全立足于国内粮食自给，甚至要求各省区的区域自给平衡，那是违背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的，即违背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将是得不偿失的。从表4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和中后期，我国粮食的进口数量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前一阶段是进口数量递增，后一阶段是进口数量递减，而出口数量在前一阶段也是递增，有的年份出口大于进口，后一阶段则基本稳定，并且粮食出口均大于进口，1997～1999年每年粮食出口几乎是粮食进口的一倍。这又说明，我国已大大增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能力。因为一旦出现了粮食的国际禁运风险和歉收，我们只需要将粮食“出口转内销”就足以应付。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政策性投入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了保证，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中国的有效灌溉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其直接效用则表现为极低的粮食生产波动水平，这是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再次，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效应以及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的计划体制（1995年以前的计划和双轨制以及1995年以后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都是我国粮食生产稳定持续增长的可靠内外在机制[7]。在国际市场规则下，各类农民经济组织参与这些内外交流活动，培育了他们的国际市场风险观念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粮食的国内区际流动更好地走向国际联动提供经验和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的空间置换，提升我国粮食及农业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竞争能力，充分获取国内外产业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所带来的比较利益。只有这样，把我们的粮食安全置于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之上，才能有效地达到安全、效率、公平的三大粮食政策目标。
［收稿日期］20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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