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及其对社会融合度评价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移民论文,居民论文,评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缘起与理论回顾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5942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可见，我国的“国内移民”人数日益增加，而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冲击和影响，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区隔和冲突以及伴随而生的社会偏见与歧视。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社会融合”问题将始终存在并产生影响。 (一)“社会融合”的概念界定 Park和Burgess将社会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①。“融合”(integr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经常被交换应用。Brubaker将“同化”表述为从一种同质性的形式向另一种同质性的形式的转化。②国内的学者，如任远和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群体或文化间的相互配合、适应的过程。③童星和马西恒提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④周皓认为，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⑤。不同学者研究社会融合的角度不同，有些定义认为社会融合是双向的概念，即融入者和被融入者通过相互作用，达到融合的过程；而另外一些定义则强调融入者主动地适应被融入环境的过程。不同学者研究社会融合的内容也不相同，有些研究强调文化和情感的融入，有些研究则强调经济和社会的融入；有些研究强调融合的过程，而有些研究则强调社会融合既是过程又是结果。⑥ (二)理论视角 有关移民融入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分割同化论。 同化论主要被应用在国际移民的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Park提出，同化是弱势群体不断抛弃自己原有文化和行为模式，逐渐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和行为，并最终获取与主流人群一样的机会和权利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空间同化与移民同化的相关性在理论方面也有所体现。⑦由于移民在文化与经济方面会与主群体逐渐趋同，群体间地位上主观和客观的差异将会逐步减少，最终居住混合会形成。居住融合促进初级群体关系传播的构成，帮助移民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空间同化并不是同化过程的原始子过程或者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⑧但是，空间同化已经被视为向着完全融合移民过程的一个重要亚阶段⑨。 与认为移民终将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的同化论不同，多元文化论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⑩在多元论的理论视角下，一般认为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会相互适应，即不同社会群体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不以文化多样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使得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11) 有关移民融入的第三个常见理论是分割同化论。这个理论侧重于描述当代移民中不同的融入模式。(12)个人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因素影响融入过程，并且两个层面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东道国社会对不同的移民群体提供了不均衡的可能性，分割同化理论认为移民被吸入了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从富裕的中产阶级郊区到贫困的内城贫民区，而且对移民自己或他们的孩子而言，“成为美国人”并不总是一个优势。通过对美国第二代移民的研究，Portes和Zhou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可能呈现出“区隔融合”模式：来自于许多地区的第二代移民只是在某些方面融合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13) (三)居住隔离与社会融合的关系 国外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居住隔离”，从空间同化的理论也可以看出居住隔离与社会融合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居住隔离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等差异，相类似的集居于一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则彼此分开，产生隔离，有的甚至彼此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14)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城市空间分布模式的划分，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空间居住隔离色彩，本质上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在城市中的居住隔离情况。(15) 植根于美国漫长的移民史，城市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首先描绘了少数种族的居住模式，并且记录了他们的隔离和集中。(16)这些研究表明，大部分少数种族群体倾向于集中在少数更贫困的社区、居住于最差的地方、代表了劳动力市场中最差的部分或者失业。同化过程和居住隔离都是种族关系文献中主要强调的部分，但一直以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却遭到了忽视。将居住隔离作为同化过程构成的基础能够在Park(17)和Hawley(18)的研究中有所发现，两个群体间的物理隔离程度与二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密切相关。种族的隔离明显是社会关系的结果，包括外生性的和内生性的，既是物理距离也是社会隔离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少数种族融合可能被居住隔离所限制，原因是少数种族聚集的社区可能限制居民的机会。居住隔离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提高语言能力的效率，造成了集中贫困的结果。(19)很多学者并不赞同隔离是缺乏社会经济或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一观点，诸多研究发现居住隔离与社会经济融合并不相关。(20) 综上所述，社会融合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且测量维度多元。本文最终将社会融合仅限定于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维度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是社会融合中非常重要并且最为直观的指标，如朱力认为，心理层面融合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而主观评价正是心理层面的直观反映(21)；第二，受数据的限制，本次调查数据中主要包含了经济融合和对于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两个层面的变量；第三，居住隔离与经济融合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因果分析，而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是通过受访者的心理感受进行测量，可以根据时间发生的先后界定因果关系。以往的多数研究将视角集中于移民融入方面，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几乎将所有的关注集中于移民如何融入城市生活，未将社会融合考虑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果。而本地居民对于移民的态度是研究社会融合不容忽视的维度，是社会融合双向互动过程中的重要视角。因此，本文试图同时考虑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态度因素，将社会融合视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此外，考虑到近年国内大城市中出现大量外地移民聚居区，本文试图引入一个新的因素——居住隔离，探讨社区居民结构与社会融合度评价的关系，将社区层次引入个人层次的分析之中，以充实这一领域的研究。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首先，在个体层面上，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两大群体，即移民与本地居民。那么，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而言，移民与本地居民是否存在着差异性呢？移民感受到的来自本地居民的排斥是否与本地居民的感受一致呢？根据对以往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移民来到新的城市生活，在心理感受方面会感到疏离与不受欢迎，因而才会选择与其他移民聚居。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移民群体，仅研究移民来到新城市之后的感受，而本文将同时考虑本地居民和移民的感受，并对二者的感受进行比较。 假设1：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显著地低于本地居民。 其次，在居住空间上，本地居民与移民的隔离是否会对他们的社会融合度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呢？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居住隔离与社会经济融合关系的讨论，认为移民居住于移民聚居区对其收入等方面存在消极影响，但也有研究证明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那么，居住隔离对于社会融合度评价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居住的隔离可能会使本地居民与移民的互动交往形成不可逾越的屏障，从空间层面上阻碍社会融合的进程。而本文对于居住隔离的测量将以社区为单位，考察社区中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居住结构。 假设2：社区居住隔离水平与居民对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再次，在社区层面上，根据社区中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比例，能够将社区大致划分为本地居民聚居区和移民聚居区。本地居民与移民居住隔离程度越高，这两大群体之间的交流就会越少，彼此之间的融合感受也就会越差，在城市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移民群体更加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因此，居住于本地居民聚居区会更有利于移民融入本地生活，使得移民对于社会融合度的评价提高，进而提高社区融合程度评价的整体水平。 假设3：本地居民聚居区的居民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高于移民聚居区。 最后，本研究同时考虑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那么个人层次与社区层次之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呢？社区层次上的因素，即居住隔离，是否会对个体层面的一些影响因素发挥作用呢？社区的居住隔离对于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假设4：就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而言，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居住隔离对个人特征效应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一)研究框架 本文涉及本地居民和移民两大群体，二者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是本文的因变量，而个人层次的核心自变量为户口所在地，即受访者为本地居民还是移民；社区层次的核心自变量为居住隔离。在控制了个人层次其他变量的影响后，研究居住隔离对于本地居民和移民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影响。研究框架如下图：
(二)资料及数据 本文的资料及数据来自2012年全国城乡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抽样程序如下：(1)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PS)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抽样单位，按照东中西部划分为三类地区，从中选择6个省，每个省的样本量为1000人；(2)根据PPS方法，在选中的每个省中，将样本按比例分配到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县城、乡镇各层，确定抽取的个人样本量；(3)以街道、乡镇为抽样单位，在选中的城市和县中抽取街道和乡镇；(4)以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为抽样单位，选取所需要的居委会、村；(5)在被抽中的居委会、村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的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再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6)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Kish Grid)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5745名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居民或村民，本文则截取了上海的数据。 (三)概念的测量与操作化 1.因变量：社会融合程度评价 通过问卷中一道态度量表题进行测量，是否同意“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分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同意“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即代表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低，而不同意“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则代表社会融合程度评价高。因此，由1分至5分代表了居民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由低至高。 2.个人层次自变量 户口所在地为个人层次的核心自变量，即界定被访者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时期，城市空间布局不断扩展，城乡人口迁移和社会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移民”是指已经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且可能长期定居的群体。因此，本文以户口所在地作为界定是否为移民的标准，户口所在地目前不在上海市的被访者为“移民”，赋值为“1”，而户口所在地为上海市的被访者为“本地居民”，赋值为“0”。另外，由于涉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因此本文将户口类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农业户口为“0”，非农户口为“1”。 由于在前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是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将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中。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根据需要合并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学专科及以上”四类，分别赋值1～4分。其他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在职情况、住房产权和年收入的对数。性别变量分为两类，“0”代表女性，“1”代表男性。婚姻状况最终归类为：“0”代表没有配偶或同居伴侣，“1”代表有配偶或同居伴侣。在职情况也分为两类，“1”代表目前在职，“0”代表目前无工作。使用在职情况这一变量主要出于样本量考虑，由于具体职业分类存在较多缺失值影响最终分析结果，故采用了回答率较高的在职情况并将之纳入模型。住房产权根据问卷中将对现住房是否持有产权作为标准，“0”代表租住或借住，不拥有产权，而“1”代表拥有现住房产权。 3.社区层次的自变量 “分异性指数”(Dissimilarity)是最常用来衡量居住隔离程度的指标。最新的研究开始提倡，把居住分异指数区分为整体(Global)分异指数和局部(Local)分异指数，一个城市内部每个区域单位都能有一个对本区域居住隔离情况的度量，以揭示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居住隔离的差异性。(22)局部居住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分别是社区i中本地居民和移民的人数，通过社区问卷中的外来流动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得到。X和Y分别是所有社区中本地居民和移民的总人数。
取值范围从-100到100。
取值为0，表示两个群体人数按所有社区人口比例在本社区内均匀分布。如果局部
指数大于0，则意味着本社区内本地居民相对移民而言，在本地过度聚居，或说“超配”；局部
指数小于0，则反之。
另一个衡量居住隔离的常见指标为“孤立指数”。同样地，该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区域居住隔离整体情况的指标，考虑到本文的需要，故参考局部居住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省略将局部区域求和的步骤，仅计算局部的孤立指数，公式如下：
上式中，
分别是社区i的移民群体的人口数量和全部常住人口数量，X是指所有社区中的移民总人口数，代表城市的总体水平。孤立指数越高，说明社区内的移民比例相对较高，移民越孤立，与本地人接触的机会越少。 4.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是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以下简称HLM)，用来估计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所属社区居住隔离对受访者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影响。分层线性模型不仅可以对各层次之间的效应建立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而且还能分解各层次间的方差和协方差。(23)本次分析采取如下4个步骤：第一步，估计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即这一模型无论在个人还是社区层次都不包括任何解释变量，即零模型；第二步，加入了所有个人层次的变量，但没有加入社区层次的变量，而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假定是固定的；第三步，加入社区层次的变量，即隔离指数与孤立指数；第四步，将社区层次的变量加入每一个自变量的截距，即社区与个人层次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模型。 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分解(零模型) 使用HLM的优势是它可以将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整体差异分解到社区与个人层级里，并给出一个定量的指标来表示不同层级所导致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占总差异的比例。模型1使用零模型来分解，可知总的方差有多少是分别被个人和社区层次变量解释的。对层-1效应的方差点估计是1.1458，大于层-2的方差估计(0.0289)。组间相关系数(ICC)为0.0246，说明上海市居民对于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2.46%是由社区差异组成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层-2的方差估计其实就是对各社区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方差进行分析，对层-2方差的检验是显著的(P=0.010)，各个社区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别。这表明不同社区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差异是可以从个人层次和社区方面来解释的。 (二)个人层次特征 模型2仅加入个人层次的变量，为了使输出结果更好解释，将个人层次的自变量都按社区的平均值对中设置。模型2结果显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比本地居民低0.3058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也就是说，相较于本地居民，移民更倾向于对“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的说法表示赞同。由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显著地低于本地居民。另外，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和在职情况三个变量也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就会降低0.1538分；非农户口比农业户口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高0.2520分；在职人员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比非在职人员低0.1451分。从模型2中，我们还发现加入个人层次的变量后，层-1的方差减少到1.0927，这说明个人层次的变量能够有效地解释部分个体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差别。 (三)社区层次特征 模型3和模型4分别加入代表居住隔离水平的社区层次变量孤立指数和居住分异指数。由于孤立指数与居住分异指数代表了不同的意义，但二者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分别建模。相较于模型2，模型3加入了社区层次孤立指数。由模型3结果可知，孤立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使得社区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降低0.0370分，说明社区内的移民比例越高，居住隔离越严重，该社区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得分越低。因而假设2得到验证，即社区居住隔离水平与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3与模型2相比，社区层次方差显著减少，由0.0306降低至0.0177，这说明加入了孤立指数能解释各个社区之间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42.16%(24)。这充分证明了孤立指数是一个解释社区之间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有效变量。
相较于模型2，模型4加入了另一个社区层次变量——居住分异指数。由模型4结果可知，居住分异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使得社区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提高0.0244分。因此，社区内的移民比例越低，越趋向于本地人聚居的社区，该社区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得分越高。也就是说，本地居民聚居的社区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得分会显著地高于移民聚居社区，假设3得到了验证。模型4与模型2相比，社区层次方差也有所减少，由0.0306降低至0.0210，这说明加入了居住分异指数能解释各个社区之间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31.37%。而个人层次的方差有所增加，与模型3的层-1方差分量基本一样。这同样说明居住分异指数也是一个解释社区之间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差异的有效变量。 (四)个人层次与社区层次的交互效应 模型5和模型6分别在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在个人层次的各个自变量的截距上加入了两个社区居住隔离指数。出于样本规模有限的考虑，将各层-2单位中的所有斜率模型都设为固定效应模型，目的是尽量保持必要的统计显著性水平。除层-2截距模型外的其他方程决定了层-1模型中的各自变量系数的效应方向及强度。本文中所有模型结果皆为带有稳健标准误的固定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 首先，表3中的模型5为孤立指数的完全模型，描述了层-2的孤立指数变量对层-1各自变量及截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层-2孤立指数与层-1模型截距(即社区的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依然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与户口所在地的总效应(
)一致，孤立指数使户口所在地总的负斜率又进一步降低了0.0515分，这说明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低于本地居民，而社区的孤立指数将这一负效应进一步加强了。当某个第二层变量的系数和相应的第一层的系数符号相同时，说明该第二层变量能够加强第一层上该系数所示的关联强度，加强的方向与系数符号所表示的方向一致。(25)居住于移民孤立指数较高的社区，越孤立的移民，其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会进一步降低。
其次，表3中的模型6为居住分异指数的完全模型，描述了层-2的居住分异指数变量对层-1各自变量及截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层-2居住分异指数与层-1模型截距依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户口所在地的总效应(
)相反，居住分异指数使户口所在地总的负斜率升高了0.0367分，这说明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低于本地居民，而社区的居住分异指数缓解了这一差异。当某个第二层变量的系数和相应的第一层的系数符号相反时，说明该第二层变量能够削弱第一层上该系数所示的关联强度，但影响方向与第一层系数的符号所表示的方向相反。(26)居住于本地居民聚居的社区能够有效地缓解移民较低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与模型5所得结果基本相吻合。 对于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而言，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但仅有户口所在地这一变量两个层次的影响都显著，也就是说，居住隔离对受访者是否为移民具有显著作用，而且受访者是否是移民也同样存在显著影响。居住隔离对于性别和婚姻状况存在显著影响，但是性别和婚姻状况本身并不发挥显著作用。但是，居住隔离对于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住房产权、在职情况和收入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假设4仅得到部分验证。相较于本地居民，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本身就较低，更倾向于认同“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孤立指数对其存在加强作用，居住分异指数对其存在削弱作用。 结论与讨论 随着“国内移民”现象的凸显，社会融合问题在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上海市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引入社区层次的变量，打破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影响因素仅限于个人特征的研究现状，同时考虑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探讨两个层次的共同影响。通过分层线性模型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个人层次而言，本文不同于以往仅探讨移民如何融入本地生活，而是将移民和本地居民同时纳入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评价显著低于本地居民，换言之，移民倾向于赞同“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而本地居民的看法与之相反，倾向于不赞同“本地人总是排斥外地人”。这可以说明的问题是，移民来到上海后在心理层面能够感受到来自本地居民的排斥感，而本地居民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不认为自己在排斥移民。由此可知，无论本地居民在行为上是否做出过排斥移民的举动，移民在心理层面上还是存在被本地居民排斥的感受。 第二，就社区层次而言，“居住隔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孤立指数”和“居住分异指数”进行测量，两个指标代表的意义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孤立指数代表了移民在社区内的孤立程度，孤立指数高的社区，其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偏低。居住分异指数代表了本地居民和移民的聚居状态，该指数越大，表示该社区中移民比例越低，趋向于本地居民聚居的社区。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越是倾向于本地人聚居的社区，其平均社会融合程度评价越高。 第三，就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的交互效应而言，本文将居住隔离的因素加载于个人层次的各自变量截距之上。研究结果显示，居住隔离仅对个人层次的户口所在地存在交互影响。社区孤立指数对移民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负效应存在加强作用，而社区居住分异指数对其存在削弱作用。换言之，移民居住于移民孤立程度高的社区会进一步降低其社会融合程度评价，而居住于本地人聚居的社区会有利于提高其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因此，移民与本地居民混合居住的模式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合程度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将社区层次的居住隔离水平引入了对于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研究之中，通过实证数据分析证实了社会融合程度评价受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的共同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居住隔离这一变量对于分析社会融合程度评价的重要作用。但是受制于数据的局限性，数据中所包含的社区数量有限，也没有将更多可能影响社会融合的变量纳入其中，影响了模型的效度。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社会融合本身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但本文仅分析了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在下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虑对其他维度的社会融合因素进行探讨。其次，本文已经验证了社区层面变量对于分析社会融合问题的有效性，地理学GIS分析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居民的居住状态，但无法将其与个体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分层线性模型使得两个层面相联系的研究成为可能。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更多的社区变量纳入模型，例如社区的位置、房价等。最后，本文对于同时考虑本地居民和移民做出了尝试，下一步可以考虑通过不同的变量对移民的融入态度和本地居民的接纳态度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以期得出更为精确的结果。 ①Robert E.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3(6),1928,pp.881～893;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②Brubaker,R.,"The Return of Assimila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and Its Sequels in France,Germany,and the United State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4(4),2001,pp.531～548. ③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④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移民的社区融合》，《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⑤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 ⑥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⑦Alba,Richard,Victor Nee,"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4,1997,pp.826～874; Massey D.S.,Mullan B.P.,"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Color Stratification among Hispanics in Philadelphia-Repl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1(2),1985,pp.396～399. ⑧Gordon M,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⑨Marston,Wilfred G.,& Thomas L.Van Valey,"The Rol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441,1979,pp.13～25. ⑩Portes,Alej and ro,R.N.Parker,& Jose A.Cobas,"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Perceptions of U.S.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 to the United States",Social Forces,1,1980,pp.200～224. (11)Kallen H.M.,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Ide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6; Glazer N.,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2)Portes A.,Zhou M.,"The New 2nd-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30,1993,pp.74～96; Zhou,Min,"Coming of Age: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sian American Children",Amerasia Journal,25(1),1999,pp.1～27. (13)Portes A.,Zhou M.,"The New 2nd-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30,1993,pp.74～96. (14)参见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孙秀林：《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新视野》2015年第1期。 (16)Huttman,E.,Urban Housing Segregation of Minorit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Peach,C.,Urban Social Segregation,London:Longman,1975; Phillips,D.,Black Minority Ethnic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al in Britain,Urban Studies,35(10),1998,pp.1681～1702; Van Kempen,R.&
züekren,A.S.,"Ethnic Segregation in Cities:New Forms and Explanations in a Dynamic World",Urban Studies,35(10),1998,pp.1631～1656. (17)Robert E.Park,Race and Culture,Glencoe,IL:Free Press,1950. (18)Amos Hawley,"Dispersion Versus Segregation:Apropos of a Solution of Race Problem",Michigan Academy of Science,Art,and Letters,30,1944,pp.667～674. (19)Friedrichs,J.,Galster,G.& Musterd,S.,"Neighbourhood Effects on Social Opportunities: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search and Policy Context",Housing Studies,18(6),2003,pp.797～806; Kearns,A.& Parkinson,M.,"The Significance of Neighbourhood",Urban Studies,38(12),2001,pp.2103～2110; Musterd,S.,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London:Routledge,1998. (20)Bahr,Howard,and Jack Gibbs,"Racial Differentiation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Social Forces,45,1967,pp.521～532.; Jiobu,Robert,and Harvey Marshall,"Urban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6,1971,pp.638～649; Arbaci,Sonia,and Jorge Malheiros,"Desegregation,Peripheralisation and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Immigrants:Southern European Cities in the 1990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2010,pp.227～255. (2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22)Wong,D.W.S.,"Enhancing Segregation Studies Using GIS",Computers,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20,1996,pp.99～109; Wong,D.W.S.,"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Issues in Incorporating Segregation Measurements in Hedonic Price Modeling",In Hedonic Methods in Housing Markets,edited by A.Baranzini et al,New York:Springer,2008 pp.159～175. (23)Raudenbush,S.W.,& A.S.Bryk,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Newbury Park,CA:Sage,2002. (24)该比例为方差解释比例，计算不同模型的解释变量对原有方差的削减比例，计算公式为：方差解释比例=原模型方差分量-现模型方差分量/原模型方差分量 (25)(26)张雷：《多层线性模型应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3页。
标签：移民论文; 方差分析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