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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相对过剩
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和体制变革，以短缺经济和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已告结束，当前正面临着过剩经济和经济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的买方市场约束阶段。现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市场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不是全面的，有的领域供大于求，有的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衡，而有的领域甚至供不应求。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一般工业制造品，包括居民衣着、家庭耐用品以及大量生产资料表现出需求不足，而包括交通、水利、环境、城镇公用事业，公共性文化娱乐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却表现出供给短缺。从消费结构上来看，城镇居民在衣、食和家庭耐用品方面需求不足，而在住和行方面购买能力有限；农村居民在“衣、食、住、用、行”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却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从劳动力结构上来看，存在着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一般劳动力供给过剩之间的结构性偏差。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既有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相类似的原因，又具有我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鲜明特征。
1.数量扩张型经济是生产和消费结构性矛盾的体制原因
我国的纺织、煤炭、冶金、建材、轻工等非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改革开放后推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传统的工业走的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路子，在工业化步伐加快的同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也带来了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偏好不断地发生改变。如1985年，我国城乡居民对衣着类、一般日用品类的消费增长率相对于收入增长率为0.77，1994年为0.57，1996年下降至0.51。然而，传统行业仍在按照“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方式进行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购买，形成严重的买方市场约束。尤其是在我国的消费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的条件下，企业一方面不能开发更高质量和具有更新功能的升换代产品来适应高收入阶层不断提高的消费档次，另一方面针对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不能开发出适合其消费能力的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产品结构不能随消费者的意愿而调整，使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积聚。在社会总需求旺盛，经济增长速度高位运行的时期，结构性矛盾被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所掩盖。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供给结构的单层次扩张与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多层次之间的矛盾就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条件下逐渐暴露，呈现出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的局面，即一般工业制成品和低档消费品市场已经饱和，而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能力又十分有限，不得不依赖于进口。
2.消费能力不足是结构性相对过剩的诱发因素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需求不足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最终导致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原来被高速运行的经济增长所掩盖的隐性矛盾显性化，使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表现出结构性相对剩的特征。目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落后于GDP的增长，消费能力落后于生产的增长。
表1居民人均收入及人均消费占GDP的比重 单位：%
年份 居民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消费/人均GDP
1985 57.7 50.1
1986—1990 51.1 48.3
1991—1996 47.1 44.3
1996 46.2 41.9
1997 45.2 40.2
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 我国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 这是造成目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欲望不够强烈的深层次原因。现阶段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从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化的阶段，对于城镇居民而言，一般的满足衣、食、用的消费品市场已经饱和，而在住和行等方面仍具有潜在的巨大需求。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主导消费品与收入水平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同向增长的关系。住房、汽车要成为主导消费品必须等待收入主体阶层的收入积累。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增幅下降，职工下岗失业进一步增加，居民的即期和预期收入水平均下降，使得这一收入积累过程进一步延长。再加上社会保障、教育等的改革，居民预期支出增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住房、汽车成为消费热点，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自觉的跃升，尚待时日。在农村，无论是“吃、穿、用”，还是在“住与行”，都有潜在的巨大市场，然而，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局限，也使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乡镇企业效益不佳，提供的就业岗位和收入减少，以及在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冲击下，农民进城务工减少，使农民非农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增长潜力有限，农产品价格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现有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务农收入也难以较大提高。
3.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是结构性相对过剩的适应性表现
自1996年以来，中央在金融领域陆续采取了一些松动的措施，如几次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启动经济，但效果不太明显。1997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1.3%，集体经济投资增长率为5.8%， 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为6.7%，与1996年相比，增幅分别为0.7%、-5.5%、-18.7%。1998年，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国有投资增幅为23.0%，但加上集体和个人投资，增幅只有15%。目前，企业投资意愿对利率变动反应不够灵敏的现象，不是由于我国已出现了“流动性陷阱”，也不是由于1997年6月以来， 物价的持续负增长使实际利率高于名义利率，企业贷款成本过高，而是由于企业作为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利益主体，一方面过去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过剩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下，企业经济效益滑坡，市场预期普遍看淡。
造成目前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投资主要是1992—1994年开始建设的项目，在这三年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44.4 %、61.8%、30.4%，按合理建设工期推算，其形成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应在1995—1997年发挥作用，而我国的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正是从1995年开始的。从统计数据上来看，1995、1996、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按可比价计算分别增长11.0%、10.4%和7.3%， 而同期重工业产值可比增长分别为18.0%、16.8%和12.4%，明显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再加上近几年来投资结构和建设项目成本的变化，以及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工业生产能力未得以充分发挥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生产资料实物供应量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通过产业链传导至上游及下游的各个环节，并进一步制约了消费品行业的生产，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下降。1998年，在由于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上升，但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并未好转，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亏损大幅度上升。见表2、表3。
表21998年1—11月全国37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统计数据
工业企业综合效益指数 87.71%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 -26.4%
工业企业亏损增长 27.5%
资料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国家信息中心，1999年1月期。
表31998年1—11月企业亏损情况
亏损额(亿元) 比去年增长
国有804.5 29.6%
集体
155.06 10.7%
三资39.8 20.8%
资料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国家信息中心，1999年1月期。
在市场前景看淡，预期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缺乏投资热情是其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自我约束能力增强的适应性表现。稳定企业预期，增强投资信心，是激发企业投资意愿的根本条件。
4.在结构性相对过剩中现阶段的失业表现出双重的特征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面临着和劳动力供给膨胀相伴随的就业和失业的压力。据估计，1998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为1952万人，1999年新增就业压力为2384万人，比1998年增长22.18%。如表4。在当前经济总量不足和结构矛盾的双重压力下，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使得现阶段我国的失业呈现出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双重特征。
表4 单位：万人
下岗未就业 登记失业 企业新下岗 城镇新增劳力
1998
450578300 322
1999
600610300 274
机构分流农转非总计
1998 2300 1952
1999
300300 2384
据有关抽样调查表明，在当前企业存在大量冗员、劳动力普遍过剩的同时，在一些就业岗位，如一线熟练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则出现严重的缺员，能够提供有效劳动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这种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两方面原因。在改革以前，我国一直奉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过份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十年来只有2.5%左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整体教育程度偏低。在传统“无失业经济”的就业政策下，低素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被“统包统配”的体制所掩盖。然而，在消除显性失业的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积累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经济损失了动态效率，劳动者的个人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在无失业压力的状态下日益弱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出现100%的就业率， 政府所追求的“充分就业政策”并不是建立在无失业的基础上，而是以存在一定百分率的自然失业率为前提。自然失业率对于维持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是客观存在，而不是人为的。因此，“失业公开化，就业市场化”的新就业政策是政府的决策走向经济理性的重大进步。目前，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大量的一般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现象正是在新的就业政策下，历史积累的隐性矛盾在现实的经济背景中显性化的结果。1995年，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扭亏和竞争加剧中剥离出大量富余职工，国有部门现在非但提供不了新的就业机会，反而成为劳动力的净流部门，并且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无法实现向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部门的转移，使目前的失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而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萎缩期增速下降，对新增劳动力和下岗人员的吸纳能力减弱，1996年开始也出现失业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我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以社会生产单位冗员释放为重要特征的阶段，失业率的上升或许并不意味着经济产出的相对损失，但如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给这些登记失业和下岗人员用以从事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创造，则社会产出和社会都将相当程度的提高，并可以减轻失业者的痛苦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使实际失业率接近甚至达到自然失业率，是“充分就业政策”的要旨所在。
二、需求管理政策是现阶段走出过剩经济的有效措施
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国民经济中存在相当数量的闲置资源时，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将会促进GNP增长， 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社会总需求已经等于GNP潜值， 进一步运用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后果将是引致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的情况是：资金上储蓄大于投资，存款大于贷款、劳动力资源存在着下岗待业的问题，不少生产设备停产、半停产，商品物资库存积压增多。因此，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社会总需求可以分为外需和内需。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已采取了许多稳定出口的措施以尽可能地扩大外需，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扩大内需成为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货币政策多次运用后的结果表明，在现阶段市场机构的传导作用尚未完全确立起来之前，货币政策一时难以发挥预期作用。财政政策针对性强，见效快，且已被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启动经济的经验所证明，由财政政策担负起扩大内需的重任，在当前是必然选择。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以大强度的财政政策求启动经济只是短期良策。由于赤字规模和社会资源的局限，从需求管理政策走向供给管理政策——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经济结构优化，劳动者素质提高才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就目前而言，扩大内需的经济流程可表述为投资拉动→就业增加→消费需求→经济增长这个基本过程。并且在解决总量不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要逐步缓解和消费结构性矛盾，奠定中长期供给管理政策的基础。
1.实施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
消费需求形成最终需求的绝大部分， 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和终点。1978年以来的情况表明，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在60%左右。 消费倾向不高，财政投资支出的乘数作用也将减弱。在当前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形成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的局面，而不能让投资孤军奋战。针对中国目前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偏差，消费政策的制定应考虑消费结构的变化，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热点的分散化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应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进入了“衣、食、用”为主的消费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在居民一次性支付能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开展与“住、行”相关的消费信贷，拓宽消费领域，是国外通行的作法。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居民存款余额已达5万多亿元， 而储蓄又不能在利率的作用下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开展消费信贷更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除此之外，还要完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稳定消费者预期，减少后顾之忧。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是激发消费热情的根本因素。在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要针对性地开发生产适应农村收入水平，符合农村居民消费特点，属于农村消费层次的商品，而不是简单地将城市卖不完的东西转移到农村。要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村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实业投资，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2.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带动投资需求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格局中，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消费热点一时难以形成的背景下，刺激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回升更为重要。1996年以来，政府从各方面采取了放松和扩张的举措，但一系列的降息和政策松动还是不见企业投资意愿回升。1998年下半年，中央采取了以财政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经济的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初见成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通过对生产资料行业及相关业的带动，增加投资需求，吸收劳动力就业，还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瓶颈”，实现结构优化和经济长远发展。在目前民间投资意愿萧条的环境下，财政投资的示范和引导效应，还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稳定企业预期。然而，以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仍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全担负起回升经济的重托。①在体制上，财政投资有向计划回归的嫌疑；②在实力上，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有限；③在资金上，1000亿元国债与巨额的金融机构存差相比能力有限；④基础设施产业链较短，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⑤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劳动力结构与目前待业下岗职工劳动力结构有偏差。因此，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充分调动非国有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3.发展集体个体经济，调动非国有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90年代，集体、个体投资已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城乡市场，增加就业和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6年以后，集体个体增速呈明显下滑趋势，投资增长速度低于国有投资增长。1997年国有投资增长率为11.3%，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只分别为5.8%和6.7%。1998年在财政投资力度加大的条件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增幅为23%，但如果考虑集体和个体投资只增加15%，集体和个体投资需求不足影响了全社会的投资增长率。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收入增长放缓，市场不景气有关，但缺乏政策激励，融资渠道狭窄，技术储备不足也是重要原因。鉴于中小企业、集体、个体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和银行要将这些企业的发展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对符合产业政策，有还款能力的项目银行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政策引导，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拓宽集体、个人投资范围，采取多种方式，吸引集体、个体参与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要鼓励集体、个体投资同灾后重建，农田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4.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安排劳动力再就业
根据经验分析，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约为5%， 但目前的实际失业率已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如表5所示。如果“超额失业率”过高， 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付出持久的通货紧缩的代价。并且实际失业率超过了个人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将是将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指向。
表51990—1997年中国实际失业率的变化
年 份 19941995 1996 1997
项目
实际失业人数(万人)776.4
1083.6
1444.8
1721.0
实际失业率Ⅰ(%)4.56 6.05 7.84 9.36
实际失业率Ⅱ(%) 4.0 5.2 6.8 8.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实际失业人数＝登记失业人数+登记下岗未再就业人数，其失业率为实际失业率Ⅰ。实际失业率Ⅱ，从登记下岗未再就业人数中扣除了隐性再就业和无再就业愿望者。
针对我国目前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双重性质，解决失业问题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一般而言，周期性失业可以通过总需求管理来加以消除，而结构性失业则需要国家进行供给创造，同时结合对劳动者的培训教育，促进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针对现状，为了创造机会，首先应该保持适度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以此来支撑一定的需求规模，作为就业机会创造和改善的必要经济条件。其次，要鼓励和倡导能够较快地、一定规模地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和环节，使之成为过剩经济中进行劳动力吸纳、缓冲的有效调节机体，包括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以社会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产业升级换代中，通过对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和提高，努力作好劳动力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再次，要充分估计和利用小城镇建设工作中的就业效应，安置城镇就业人口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还要对发达地区的资金积累流向不发达地区给予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以保证不发达地区能较好地以低成本解决就业问题，实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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