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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是指脱离原举主、府主的属吏。故吏虽然形式上同举主、府主脱离关系，但在实际上仍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牢固性，并且表现出故吏对于举主、府主的卑微化倾向。因此，这种关系是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特征的主从关系。随着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依附性日益加深，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选举，并且促使了以府主、举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出现。特别是东汉后期，故吏成为各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因此在皇权衰微的社会条件下，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也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对这种社会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关键词】 东汉时期 故吏 举主 府主 君臣之义 主从关系
东汉时期，在社会中出现了称为故吏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活动都有自身的特点。考察故吏问题，有益于认识东汉社会中依附关系发展的特征及影响。
一、故吏与举主、府主关系构成的特点
考察故吏与举主、府主关系构成特点之前，首先需要对故吏的内涵作一些说明。故吏一语，最早见之于《汉书》。《汉书·昭帝纪》说：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颜师古注说：“调谓发选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也就是说，这里提到的故吏，是指曾经做过官的人，并不具有其它的意思。在《汉书》其它处所见“故吏”，与《昭帝纪》中的意思大抵相同。然而，至东汉时期，故吏的含义已与西汉不大相同，有了新的意义。这在汉碑和文献记载中，都表现得很明显。《泰山都尉孔宙碑阴》中，就有8位故吏的刻名①。此碑显然是故吏为孔宙所立。宋人洪适在按语中对故吏解释说：“旧所治官府，其掾则曰故吏。”②洪适对故吏的说明，是很恰当的。据洪适所说，在东汉社会中，要成为故吏，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故吏曾是官府属吏；二是故吏所随从的府主，不是现任，而是“旧所治官府”。对后一点，碑文中记载得很清楚。其云：孔宙“会遭笃病，告困致仕，得从所好，年六十一。”③这就是说，孔宙在病故前，已不任泰山都尉，因此其原属吏可以称为故吏。可见东汉人对故吏与属吏的区别是很明确的。对此，尚有反证材料。如《巴郡太守张纳碑》中，有属吏74人的刻名，都不书故吏④。洪适考证说：“此碑乃掾属李元等为之，碑阴各书曹掾之职，而不称故吏，则是张君在郡之日所立。”⑤
故吏具有的这种意义，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后汉书·杨震传》说：“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缓，于是柴门绝宾客。”李贤注说：“震初邓骘辟之，故曰故吏。”很明显，杨震曾为邓骘掾属，后任太尉，因此便被视为邓骘故吏。又《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载，从事中郎韩嵩曾对刘表说：“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这说明，地方州郡的情况与中央三公大体相同。因此可以说，有辟兴属吏权的三公、刺史、郡守，即是举主、府主，其属吏只要同他们脱离，便成为故吏。有的论著认为，故吏就是东汉国家和地方官员辟除的属吏⑥。这显然是混淆了故吏与属吏的差别。
具体说来，东汉时代，一些人能够成为三公（也包括大傅、大将军等）、刺史、郡守的故吏，自然这些官员具有辟除属吏之权是其前提，但是，属吏转化为故吏却经历不同的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中央官员的属吏被国家提升为长吏。《后汉书·周举传》说：周景“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吏，河内太守。”即其一例。
二是地方郡守属吏由于察举而成为故吏。东汉地方郡太守察举孝廉，是选举的重要方式。郡守的属吏也是被选举的对象。当时有不少郡属吏被推举为孝廉。如《沛相杨统碑阴》有：“故吏孝廉杼秋刘旭字子明”的记载⑦。又如《后汉书·郑弘传》说：“（郑）弘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这些被推举为孝廉的属吏，就视郡太守为举主，他则为郡太守的故吏。
三是由于府主调任，使原来的属吏成为故吏。《博陵太守孔彪碑阴》⑧有故吏13人的刻名：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齐阙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孙；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国刘德字伯桓；
故吏外黄令博陵安国刘杨字子长；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刘麟字幼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阳史应字子声；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国刘机字（缺）。
此碑阴中的故吏，依据其所任职官，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所任县令；二类是三公属吏，即司徒掾；三类为五官掾，均为博陵郡属吏。前二类故吏自然与其升迁有关，而后一类故吏则同前二类不同。《博陵太守孔彪碑》载，孔彪乃孔子十九世孙，历任郎中、博昌长、尚书侍郎、治书御史，出任博陵太守、下邳相、河南太守。由此看来，后一类故吏，显然应该是孔彪任博陵太守时的属吏。只是由于孔彪调往其它地方任职，便成为其故吏。除此之外，府主致仕后，其原属吏也可被视为故吏。前引《泰山都尉孔宙碑》的记载，便是明显的例证。因而，将故吏的形成，仅仅看作是由于征辟、察举的选举方式造成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东汉时代，从表面特征看，故吏已同举主、府主脱离了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同举主、府主仍然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形成了特殊关系。东汉故吏继续与举主、府主保持密切的联系，自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府主与属吏之间君臣之义关系的发生。清人赵翼认为，西汉武帝时，已有君臣之义出现⑨。赵氏说法是否得当，且置不论。不过，东汉时代，府主与属吏间的君臣之义已很明显。《后汉书·郅恽传》载，汝南太守欧阳歙任郅恽为郡功曹，郅恽向欧阳歙指斥属吏延资说：“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门下掾郑敬也说：“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郅恽、郑敬二位郡属吏都将郡守视为君，将其看作臣，这显然是一种君臣之义。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是在建武年间。这说明，东汉初年，府主与属吏间的君臣之义的观念已很牢固。这种君臣之义，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的体现，是当时社会中依附关系发展渗透到府主与属吏关系中的结果。
在东汉，君臣之义并不只是保持在府主与属吏之间。随着当时社会中依附关系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以至在属吏与府主脱离关系成为故吏后，仍然保持君臣之义。《北海相景君碑》中有“谅暗沈思”、“陵成宇立”诸语⑩。清人钱大昕以为，这些话非臣下可用(11)。田余庆先生据此认为，景君与其故吏之间，确有君臣之分(12)。由此可见，东汉中期以后，故吏与举主、府主保持君臣之义的联系已很牢固了。尤其东汉后期，文献中屡见关于故吏与举主、府主群臣关系的记载。《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就是明显事例。因为如此，故吏与举主、府主之间不仅具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具有其明显特点：
其一，故吏与举主、府主之间的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牢固性。这一特点可以从当时国家禁锢刑的处罚上反映出来。《反汉书·张奂传》说：张奂“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可见，东汉因府主犯罪，故吏一般要受到禁锢株连。汉代的禁锢刑是一种夺公民权的刑罚，以阻止任官者和一般平民的仕进为目的。在当时，这种刑罚是很严厉的。就禁锢株连来说，一般施及与犯罪者关系最密切的人。《后汉书·党锢传序》说：“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这说明，在禁锢株连上，故吏所处的地位与府主的父子兄弟相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故吏与举主、府主的联系，已类似一种父家长制家族中的仆从关系。因而，故吏不仅要同举主、府主保持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难以分割的。
其二，故吏对举主、府主表现出卑微化的倾向。由于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已很牢固，因此故吏的地位自然要低于举主、府主。不过，一些故吏又是国家任命的官员，在官位升迁上，是由国家决定的，因而有时出现故吏的官位与举主、府主相差不多，或超过的状况。即使如此，故吏仍然与举主、府主表现为主从关系。如《后汉书·郑弘传》说：郑弘“元和元年，代邓尉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又如《后汉书·胡广传》说：胡广“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这些故吏采取对原举主、府主的回避作法，说明故吏虽然已同举主、府主形式上脱离关系，但由于内在的主从关系所决定，其相对卑微的地位却不会改变。
故吏不仅对举主、府主表现出卑微的倾向，就是对他们的子弟也是如此。《后汉书·周举传》说：周勰“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便是证明。至东汉后期，一些故吏对举主、府主的子弟表现得更为谦卑。例如，冀州刺史韩馥面对战乱形势，决定依从对象时，便说：“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13)后来，果然将冀州让给袁绍。袁氏故吏韩馥的这种行动，完全是一种仆从心态的反映。
综上可见，东汉故吏与举主、府主的关系是君臣之义发展的产物。由于受君臣之义观念的制约，故吏与举主、府主之间结成了牢固的主从关系。他们实际是举主、府主的仆从，无法摆脱相对卑微的地位。
二、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义务
如前所述，东汉时代，故吏与举主、府主已结成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特征的主从关系，因而，故吏不仅要屈从举主、府主，而且，必须要为他们承担一些义务。
首先，故吏在政治上有支持举主、府主的责任。在一般情况下，故吏的政治态度与举主、府主是一致的。《后汉书·儒林传》说：“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何休被禁锢，除了与陈蕃的主从关系外，很大程度上，同他支持陈蕃的政治活动有关。一些故吏不仅在举主、府主生前能附合他们的意志，就是举主、府主死后，也多能遵从其遗命。如《三国志·麋竺传》说：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万。后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谦卒，竺奉谦遗命，迎先主于小沛。”故吏在政治态度上，对举主、府主的迎合，主要是由于他们处于仆从地位决定的。然而，必须看到，一些故吏取悦于举主、府主，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利益。正如当时人徐干评论说：这些人“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14)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立场。
然而，东汉时代，并不是全部故吏都是如此。由于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化，一些故吏对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而造成的腐败、黑暗的政治现实不满，因此他们不愿随从祸国殃民之主做违心之事。例如，崔骃为外戚窦宪故吏，“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薄，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卒于家”(15)。不过，象崔骃这类对不法府主采取消极对抗态度的故吏，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其次，故吏对举主、府主及其家属有经济扶助的义务。所谓经济扶助，就是故吏用钱物支持举主、府主。《谢承后汉书》说：“（杨）秉免归，雅素清俭，家至贫寒，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虑赍钱百余万，就以饷秉，秉闭门，拒绝不受。”(16)即其例证。至于故吏为举主、府主提供物质支持的方式就更多了。例如，“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后迁乌桓校尉。黎阳营故吏皆恋慕，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至上谷遗训”(17)。由此看来，故吏为满足其主的物质需求，一般都竭尽全力。甚至一些故吏还将其奴婢赠送举主、府主。《后汉书·朱晖传》说：朱晖“家世衣冠，……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即其一例。
故吏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举主、府主本人，并且对其家属也同样对待。《三国志·刘繇传》说：“（刘）繇长子基，字敬舆，年十四，尽繇丧之礼，故吏馈饷，皆无所受。”这种居丧时的馈赠，正是对举主、府主家属的一种经济扶助。当然，经济扶助的方式并不限于此。例如，袁术被刘备战败，“因愤慨结病，呕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18)。故吏对举主、府主家属的收养，实际也是经济扶助的一种重要方式。
除此而外，故吏对举主、府主在经济上还有其它的责任。《后汉记·孝明皇帝纪》说：“（廉）范既归，事博士薛汉。初，范家之人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叔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这说明，为举主、府主代管田产及其财物也是故吏不可推卸的义务。
再次，举主、府主死后，故吏在丧葬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汉代社会中，丧葬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故吏一般都积极参预举主、府主的丧葬活动，以下分别叙述之：
收葬。故吏收葬举主、府主是重要的责任。尤其对非正常死亡的举主、府主更是如此。《后汉纪·孝献皇帝纪》说：“甲子，李催杀故太尉黄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众庶为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赵戬葬之。”又《三国志·孙坚传》说：桓阶“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会坚击刘表战死，阶冒难诣表乞坚丧，表义而与之。”很明显，故吏赵戬、桓阶收葬其举主、府主的举动都是一种恩义行为的表现。有些故吏为了体现与举主、府主恩义关系的密切，甚至有送丧的举动。例如，廉范曾为邓融故吏，邓融犯罪下狱，“范随而养视，及死，竞不言，身自将车送丧致南阳，葬毕乃去”(19)，故吏的这些收葬活动表明：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的表现是复杂的，其中恩义联系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赙赠。在举主、府主亡故后，故吏都要赙赠钱财。《后汉书·廉范传》说：“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范无所受。”故吏对举主、府主的赙赠不仅是经济扶助，也是尽“义”的重要表现。
服丧。故吏为举主、府主服丧已是当时必须遵行的惯例。正如《后汉书·傅燮传》说：“（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其服丧时间，一般为三年。《后汉书·桓荣传》说：“（桓鸾）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车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便是证明。清人赵翼认为，两汉服丧时间无定期(20)。似不确。就故吏对举主、府主服丧时间来说，便在东汉逐渐固定化。《后汉书·荀淑附荀爽传》说：“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为俗。”就说明了这一点。故吏服三年丧，与当时一些孝子为父母服丧在时间上相同，其意义当也有相似之处。正如荀子说：“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之极也。”(21)荀子实际表述了儒家对服三年丧的看法。东汉，正是儒家思想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因此当时人服三年丧的目的，当与荀子所论相同。由于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已很牢固，因此这种朝服丧正是故吏对至尊者表示哀痛的体现。
墓祭。东汉时代，墓祭活动已很活跃。这种墓祭是丧葬活动的延续。当时故吏以墓祭的方式，祭奠举主、府主的事例很多。如《三国志·田畴传》说：“（田）畴时年二十二矣。虞乃备礼请与相见，大悦之，遂署为从事，具车骑。……三府并辟，皆不就。得报，驰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这种祭祀，不仅是故吏对举主、府主寄托哀思，实际也是要表现出尽“义”的浓厚情感。
树碑颂德。故吏在举主、府主死后，树碑颂德是其重要责任。现在流传下来的汉碑，故吏为府主、举主所树，占相当数量。碑文内容大多是对举主、府主功德的颂扬。如《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说：“于是熹平三年，岁在摄提，仲冬之月，曲红长零陵重安区祉，字景贤，遵承典宪，宣扬德训，帅礼不越，钦仰高山，乃与邑子故吏龚合、郭苍、等命工击石，建碑于泷上，勒铭公功，传之万世，垂示无穷。”(22)故吏的这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要表现他们与举主、府主的君臣之义。《山阳太守祝睦后碑》说：“故吏王堂等窃闻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自昔在前列，莫不纪名于典。”(23)就是明显的例证。
总之，东汉时代，故吏对举主、府主所承受的这些义务，表明了他们之间主从关系的深化。虽然一些活动表面上还表现出恩义的关系，实际上，在这种恩义关系中，已渗入了依附性和卑微化的内容，其行动完全为君臣之义所制约。
三、故吏与举主、府主主从关系形成的社会影响
东汉时期，社会中依附关系逐渐发展，它表现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当时的社会生活。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正是依附关系发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社会产生影响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由于故吏与举主、府主主从关系发展，而影响东汉社会的选举。
如前所述，当时三公、刺史、郡守能够拥有故吏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有辟除属吏的权力。而且，三公可以向国家推荐其属吏继续升迁，郡太守则可以通过察举的方式，向国家推荐其属吏为孝廉。这些府主为了使他们举荐的官员继续同他们保持君臣之义，必然使选举向任入唯亲的方向发展。东汉一朝，三公辟举属吏时，不实的情况很严重。因此汉和帝时，张酺曾举奏：“三府辟吏，多非其人”。以至使朝廷不得不“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24)
地方郡太守察举孝廉，也多推举其亲近属吏。正如《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鲦“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统计《后汉书》中被举为孝廉者，大约有1/3出自郡属吏。由于选举存在着这些弊端，因而在这方面的不正之风甚为严重。东汉人郎酺曾说：选举时，“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竭，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25)。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东汉一些有识之士，目睹选举混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很大，试图扭转这种风气。例如，韦彪曾上奏说：“伏惟明诏，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阂，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26)。韦彪虽然看到了举主、府主的行为对选举的影响颇大，可是，在君臣之义已经形成的社会条件下，要从根本上扭转选举不实的状况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举主、府主需要绝对服从他们的属吏和故吏。这样，就必然使辟举或察举在很大程度上，以举主、府主的意志为转移。东汉选举出现种种弊病，其重要的根源正在于此。
（二）由于故吏与举主、府主主从关系的形成，促使在官僚阶层中，出现了以举主、府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因为当时社会中，官僚、经学世家、豪强已具有三位一体的趋势，所以举主、府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具有很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具有这种优势，必然要利用与故吏的主从关系而结成政治集团。因而这种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存在，便成为东汉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如此，东汉时期，官僚阶层中的斗争，就不是他们的个人之争，而成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所以，常常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如《后汉纪·孝桓皇帝纪上》说：“上素恶冀，仓卒恐不能辨。勋临事明断，甚有方略。冀既诛，上嘉其能，坐冀所连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吏、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冀故吏、宾客免绌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汉桓帝清除外戚梁冀势力，是东汉后期较大的一次政治斗争。由此可以看出，斗争不仅激烈，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集团性。
由于东汉社会政治斗争的这种特点，因此使故吏有时可因举主、府主在政治上得志而获得升迁。但是，一旦举主、府主在政治上失败，他们也难免受到株连。《后汉书·党锢·李膺传》说：“（李膺）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又《后汉书·羊续传》说：“（羊）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去官后，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都说的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斗争不仅呈现出复杂性，而且，卷入斗争的人数众多，斗争的规模也非常之大。由于东汉后期，国家政治腐败、黑暗，加之政治斗争的这种集团性，必然使大批清白之士蒙受不白之冤。党锢事件中对清流士人的大株连，正是政治斗争集团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由于故吏同举主、府主主从关系结合的牢固，故吏成为东汉末年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
东汉官僚阶层内部，由于形成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自然要向其独立性方面发展。在皇权强大时，这种独立性受到限制，一旦皇权衰微，便会立即膨胀，成为割据一方的分裂集团。诸如东汉末年的董卓、袁绍、曹操、公孙瓒、刘表等都是这类集团。这种集团在形成时，大都利用与故吏的主从关系。董卓部属伍琼等人说：“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27)正道破故吏在东汉末对割据势力发展的作用。具体说来，一些占据州郡的故吏，可以向举主、府主出让州郡，以示对他们的支持。拥有武装的故吏，则动员其军事力量，全力支持其举主、府主。《后汉纪·孝献皇帝纪》说：“初，公孙瓒与刘虞有隙，虞惧其变，……于是虞故吏渔阳鲜于辅率其州人及三郡乌桓、鲜卑，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水，大破之，斩丹。”即其一例。因此，在分裂集团形成时，对故吏的支持力量是不能低估的。
在割据势力巩固和发展其势力时，同样注意到对故吏的依赖。这些政治集团为了有效地控制下属官员，保持和发展势力，通常采用的重要手段，就是使其下属官员成为故吏。其中曹操集团在这方面做得尤为明显。曹操政治集团的构成，固然其宗族、宾客是重要力量。然而，还有一些后来投靠曹操的官员。曹操控制这部分官员，对加强其势力至关重要。为此，他充分注意到利用府主与故吏间的君臣之义的观念。《三国志·国渊传》说：国渊“师事郑立，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既还旧土，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又《三国志·徐奕传》说：徐奕“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辟为掾属，从西征马超。……留奕为丞相长史，镇抚西京，西京称其威信。转为雍州刺史。”这些事例说明，曹操利用他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国渊、徐奕这类官员很快成为与他具有主从关系的故吏。曹操集团能够日益稳固，并且其势力不断扩大，与他采取了这种控制下属官员的手段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末年的史实表明：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的形成和稳固化，是历史演化的结果。然而，一旦在皇权衰微的情况下，它也会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种主从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注释：
①(7)(23)见《隶释》卷七。
②《隶释》卷七《泰山都尉孔宙碑阴》按语。
③《隶释》卷七《隶山都尉孔宙碑》。
④见《隶释》卷五。
⑤《隶释》卷五《巴郡太守张纳碑阴》按语。
⑥见《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⑧《隶释》卷八。
⑨见赵翼：《甘二史劄记》卷三。
⑩见《金石萃编》卷七。
(11)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12)见《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13)(27)《后汉书·袁绍传》。
(14)徐干：《中论·谴交》。
(15)《太平御览》卷四五三引《东观汉记》。
(16)《北党书钞》卷七二引。
(17)《太平御览》卷六○六引《东观汉记》。
(18)《后汉书·袁术传》。
(19)《后汉书·廉范传》。
(20)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
(21)《荀子·礼论》。
(22)《隶释》卷四。
(24)《后汉书·张酺传》。
(25)《后汉书·郎觊传》。
(26)《后汉书·韦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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