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原则、挑战及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权论文,进程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式的过程，也是突破民族国家的“硬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组织再造的过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社会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但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冲击了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对国家主权形成了严重挑战。本文拟以此为题，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相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缘起与历史衍进
国家主权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最重要的属性。主权(sovereignty)作为一种思想，起源于西方，很多西方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对此都有过论述。近代国家主权学说的缔造者是16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Bodin)，他认为主权是一国对内对外绝对、永久和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它在职能、权力和时间上不受限制、不可分割，是把国家与其他社会团体区分开来的基本标志。[1] (P.41)[2] (P.55)在这里，博丹第一次将主权看作国家的本质特征。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将一国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不受他国的控制视作主权的表现和国家存在的原则。[3] (P.116)稍后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国思想家卢梭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对国家主权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虽然许多早期思想家对主权作出了深刻阐述，但主权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的完善和成熟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定。15世纪末，欧洲还处于神权的笼罩和控制之下，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本质含义。到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削弱了教会的精神统治，逐步树立了世俗统治的权威。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从法律上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使主权理论的实践空间大大拓展，开创了显现各国独立自主、各自为政的新型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成为国家主权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家主权理论的提出对近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主权对于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功能，它强调明确的领土划分和排他性的地缘控制，国家是其领土及人民的最高权威和统治者。这种传统的主权观念是以三个条件为前提的：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国际惯例是软弱无力的，国际准则的贯彻依赖于主权国家的认可与合作；主权国家有能力独立行使其最高权力，不依赖外部合作。[4] (P.96)
二、主权让渡、弱化及实现程度
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主权原则为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然而同时它也一直被要求重新解释、修正，或遭到种种攻击，在国际法领域里更是如此。[5] (P.386)有学者指出，国际性、跨国性的组织和团体的增多，已经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形态及其活动。国家作为一个制定政策的领域已经不断受到国际团体与国内机构和力量的渗透。[1] (P.9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国家主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很多挑战，尽管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主权观念，但国家主权的地位受到一定削弱，作用受到一定限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是主权让渡日渐增多。主权让渡是指把主权派生的具体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行使。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这个问题不是成立与否的命题，而是发展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所有关于主权地位受到削弱的例证中，主权让渡是大家谈论比较多，也是公认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一个国家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就不能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必须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世界上众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虽然都是各国在独立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为了在某个国际组织中享有更大的权利，各成员国就必须让渡部分权利，承认这些组织的章程，履行其义务，这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这样，从理论上，国家主权已不再具有绝对排他性，而必须与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的规则相协调、相适应。这一点，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渡过难关，韩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有损国家主权的要求和条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某些一体化或区域化国际组织乃至类国家组织的形成，都是主权让渡的典型案例，正在进行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即是如此。宋新宁认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自愿性、平等性和主权让渡性，其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自愿让渡，因为作为一种多个国家向某种单一政治实体转化的过程，一体化不可避免地涉及成员国的主权让渡。[6] (P.35-36)
二是主权弱化问题日益凸现。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并履行与主权相近的权力，以及跨国协调解决全球问题对国家主权产生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主权弱化问题。主权弱化也是国家主权受到全球化冲击的重要表现，主权弱化表现在自治、独立、国界、内政不受干涉等多个方面。罗伯特·A·帕斯特指出，技术和通讯手段的日新月异加上跨国公司的日益强大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全球化，但却削弱了国家的作用。[7] (P.6)之所以会出现主权弱化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一定条件下会行使与主权相近的权力，试着建立或替代一种治理权力，对相关国家的主权形成冲击和挑战，引起主权的弱化；二是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大量出现，如环境、跨国犯罪等，国家领土作为硬性的政治空间已难以独自抵御来自全球体系的压力和影响，固守僵硬的主权原则已难以与他国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以前的主权国家”的自治权在多国的、跨国的以及全球的机制和力量面前正在逐步衰落，并进而认为“国家权威处处受到削弱”[8] (P.36)。
三是国家主权的实现程度与以往相比大为下降。全球化所造成的资本、商品、技术、人才等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市场连为一体的情况下，必然会要求主权国家作出让步，使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冲击。一个典型例子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其全球生产布局和经营行为必然会对所在国的主权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母体国家外，单个主权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戴维·赫尔德指出，随着全球互动的增长，单个政府所掌握的政治工具的有效性正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于跨国力量和互动的扩张削弱并限制了特定政府对其公民活动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国家正经受着其可选择空间的进一步退缩。”[1] (P.93-94)
以上三种情况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冲击和影响的表现，但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受到冲击和影响的程度并不一样。需要指出的是，主权让渡、主权弱化以及主权实现程度的降低对主权地位的影响并非是颠覆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而打着“主权过时论”干涉他国内政则是不能允许的。
三、国家主权观的发展及选择
对国家主权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到今天尤其为甚。乔治·索伦森指出，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主权问题的争论中有两个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国家主权，国家的地位也没有衰落，国家主权可能比以前更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与此相反，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基本上处于衰落之中，如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问题降低了国家的自主性。[9] (P.149-150)
实际上，西方主流理论界已经对国家主权理论就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正、调整和限制的要求。如果说主权修正的观点在过去还没有得到更多认同的话，那么在今天的西方学术著作中，认为主权可以共享、可以分割、可以干涉的观点比比皆是，而失败国家论、新帝国主义论的提出及其实践，则对国家主权带来了几乎是致命性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认识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正确看待国家主权，树立与时俱进的国家主权观，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1.国家主权不是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有的，正如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一样，主权也有其时代性，它是可以也应该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并增添新的内容的。
一般来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对主权原则的接受一直存在着差异。从主权观念确立以来的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可谓是主权观念不断得到强化的黄金时代。这主要是当时和宗教力量斗争的需要，主权观念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认可和强化，成为奠定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基石，这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在摆脱弱肉强食的封建政治格局后，向建立更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一次迈进。
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就一直有学者对主权的绝对性提出异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主权的观念更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在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主权观念，认为主权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不受任何外部限制的主张被异化成拓展殖民地的理论借口，国家的战争权力也被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所滥用，成为欧洲国家间战争频发的根源，而且，主权观念妨碍了各种建立国际和平体制的努力。法国思想家莱翁·狄骥认为：“如果主权从定义上看是永远由它自己决定的一种意志的权利，那么，这种意志便不可能为一种法律规则所限制，因为如果它是受限制的话，它就不能越出这种法律限制的范围……因此它就不再是一种主体意志。”[10] (P.49)法国的另一位政治思想家雅克·马里旦认为主权就是“在人类能力范围内在世界上不负责任地做一切事情的权力”[11] (P.49)。但是，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更多的声音则是主张国家主权本质属性的不可替代性。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明确反对“主权可以分割”的观点，“主权是指最高立法和实施法律的权力，主权在国家领土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在政治现实中主权是不可分割的。”[5] (P.402)罗伯特·A·帕斯特也认为，主权国家并没有受到削弱或威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几乎增长了3倍，达到目前的50％左右。也就是说，政府开支的增加说明政府的作用还处于进一步加强和扩张之中，而不是职能的萎缩和国家主权的退化。[7] (P.9)
从现实中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观表现出较大分歧。发达国家提出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对传统的主权观进行修改或变动，主张限制或在某种条件下取消主权。特别是近20多年来，西方国家提出了系统的人权高于主权、失败国家论等改变传统主权学说的新主权论，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的解决方式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与此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对国家主权问题比较敏感，由于自身制度或体制存在的问题、经济的落后、对外部的依附性而使其国家主权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因而需要国家主权这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认为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主张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应该继续受到各国的尊重。
主权理论的诞生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它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屏障和保护作用。但是，把主权绝对化、神圣化也是不必要的，主权理论也要按照变动着的全球政治现实予以解构和重建。一些国家利用主权原则来保护国内的社会弊端，甚至严重违反人权，搞种族灭绝和集体屠杀，这种情况下的国家主权至上论难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有国内学者指出：“国家主权从总体上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12] (P.183)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些国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找出种种理由去干涉和侵犯他国主权。
2.一国的国家主权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国家主权是历史的、发展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从理论上看，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强调主权的绝对性和至上性，这样就难以避免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对抗。因此，单从这一点看，主权是绝对的同时也是相对的。否认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固守国家主权的先天性、无条件、不可分割和不可让渡的传统观念，不承认全球化进程对主权的不同程度的挑战，是很难在现实中立足的。如果各国不能互相尊重主权，那么自身的主权也难以保障。重要的不是坚持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而是要认真考虑国家主权中哪些是可以让渡的，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国家主权在理念上是绝对和不容置疑的，但在实践中又是受到诸多限制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不可超越的基本准则，但它也正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挑战。有学者认为国家主权原则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追求的目标，但它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始终是有缺陷的，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得到实现。[13] (P.5)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增添新的内容，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星野昭吉认为，考虑到全球化的冲击，国家主权正在明显地减小其至上的自治权。最终主权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自我力量来决定其意志、价值观和利益。[14] (P.109)实际上，国家主权受到限制、弱化以及实现程度的降低，并没有从根本上危及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受限制、被让渡的同时，各主权国家同时又得到了新的主权、利益和发展机遇，总体上不可能会有主权无端丧失的情况。
人类社会距离国家主权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日子还非常遥远，全球化来临之后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社会，有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国家主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主权仍将是绝大多数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平等和发展权，反对强权和霸权的有力武器，一些国家极力否定他国的主权是非常有害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比过去文明了一些，民族国家仍是现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15] (P.50)。
3.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权让渡或主权弱化问题，但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是不容动摇和侵犯的。
在全球化进程中，规范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各种国际制度在给成员国一定的权利和方便的同时，也对该国的主权行使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使全球体系中的国家主权日益受到限制。主权虽然是一国处理对内事务的最高权力，但它在环境、毒品走私等跨国问题上的处理上并非绝对的，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可以跨国来进行协调处理。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维护国家主权，但国家主权不是超然于世外的，国际体系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主权让渡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不争的现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向更高政治实体迈进的途径与标志。实际上，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是获得民族国家发展空间的一种置换，有利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主权让渡不涉及核心权力，只是管理权的让渡，以平等为原则，让渡与共享同在，共享是让渡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权的让渡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可能是对部分主权的放弃或丧失，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种延伸。[16] (P.100)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家主权的让渡和削弱，会使主权国家保证国家的秩序和利益的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如果监管不力，很有可能会出现金融危机，严重的话还会影响相关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
主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地位和作用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并全是负面的。时殷弘认为，国家主权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削弱，在另一些方面可能又得到了强化。[6] (P.47)尽管主权还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原则，但从总体上说，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肯定会对既有的主权原则形成挑战。实际上，至少是现在，主权让渡和弱化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主权原则的实现，国家主权面临的更现实的威胁往往并不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是一些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对其他国家主权和内政干涉的结果。约瑟夫·奈认为，某些穷国可能由于实力很弱，只拥有很小的事实上的自主权，某种形式的干涉可能在事实上增强这些国家的实力，从而增加其自主权。[17] (P.228)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来看也许是合理的，但干涉和主权的独立实际上是对立的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是建立在他国干涉的基础上的，哪怕这种干涉的理由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否则，主权就不成为其主权。如果超越国际社会的现实，有意地削弱主权，把主权作为制造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工具，以达到干涉他国内政、控制弱小国家的目的，则是非常有害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日益增长的国际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越来越受到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因素对其行动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国家行为权利与国家行使权利能力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18] (P.264)
总的来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原则是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其他任何原则都无法取代的基本准则。国家主权理论虽然遇到了一定的挑战，但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主体地位并未动摇。[19] (P.487-497)国家主权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让渡或弱化的情况，但这并不涉及国家主权的本质特征，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并没有改变，主权就其性质而言是完整而清晰的。在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中否定国家主权是不客观的，那些以人权或某种抽象的道德原则为借口干涉他国的论调及行为是别有用心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