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分配所占比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占论文,比重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和判断
(一)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格局的计算结果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对国民生产成果在各生产主体之间分配的第一个微观分配环节，从表1可以看出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各分配主体的收入分配趋势，从1996—2005年间，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5.3％下降至2005年的58.9％；企业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政府分配比率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5.1％上升至2005年的17.3％。
在初次分配格局形成的基础上，政府将主动进行再分配，这是各经济主体利益格局的第二次调整，经过再分配之后，形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它反映国民收入各分配主体的资源最终占用状况。从表1可以看出在1996—2005年间，政府最终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7.1％提高到2005年的20.7％；企业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3.6％提高到2005年的19.5％；居民一直处于显著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5年的59.8％。
(二)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分配份额。对比一些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知，我国居民的分配份额较低，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偏高：首先，美国的人均GDP在1942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经历20年时间后，1962年人均GDP达到3144美元，这时期美国居民的最终分配比率大约为7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居民分配比率一直较为稳定，平均为73.4％，而政府和企业分配比率分别为13％。由此看来，美国的居民分配份额大大高于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低于我国；其次，日本的人均GDP从1966年的1071美元，增长为1973年的3348美元，这时期日本居民的最终分配比率大约为75％。2005年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最终分配份额为17.6％和9％，分别低于我国同类比重3.1和10.5个百分点，而同年居民最终分配份额为73.4％，高于我国同类比重13.6个百分点。①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
(一)企业利润侵蚀了居民劳动报酬
1.近几年我国劳动报酬和利润的变化趋势
首先，本文按照收入法将GDP进行了分解(见表2)。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1996年的53.4％下降至2005年的41.4％，1998年之后趋势尤为明显；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21.23％不断上升至2005年的29.55％；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企业为了实现延期纳税的目的，会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因此，固定资产折旧包含了一部分利润，其不断上升事实上反映了利润不断上升。”利润侵蚀工资”是引起以上趋势的重要原因；其次，居民劳动报酬由政府付出和企业付出的劳动报酬组成，从表3可以看出，10年间政府付出的劳动报酬平均年增长率为17.3％，而企业付出的劳动报酬年增长率为15.1％。这说明了职工工资增长率低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率。
2.“利润侵蚀工资”的方式和原因
利润侵蚀工资的方式包括：第一，企业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很多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工资执行标准。一些企业还强迫职工经常加班，而不支付或少支付加班劳动报酬，肆意拖欠工人工资；第二，企业不缴或者拖欠职工社会保障费；第三，企业让职工提前退休，或者采取买断工龄等方式。有些企业以极低价格买断了职工工龄，降低了企业的社会保障费支出。有些企业为了降低职工工资，使得很多职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从而减少了职工工资。
利润侵蚀工资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呢？首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及高等教育扩招产生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为利润侵蚀工资行为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其
次，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没有建立，企业所有者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工资议价机制的缺失使得利润侵蚀工资行为得以实施；再次，政府管制的“缺位”使得这一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例如垄断产业部门通过其垄断地位侵蚀下游产业的利润，从而降低了下游产业职工的工资水平。
总之，利润侵蚀工资已成为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降低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解决这个问题也成为提高居民收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二)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
1.对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和宏观税负变化趋势的判断
首先，从税收收入弹性系数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在1997年以前，税收收入弹性系数大都小于1，而从1997年起税收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弹性系数大大超过1，最高时的1999年为2.43。这就是说，近几年税收收入增长率是GDP增长率(按当年现价计算)的2倍或2倍以上(见表4)；其次，从宏观税负的角度来分析。从各个口径宏观税负来看，我国宏观税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小口径宏观税负(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1996年的9.7％上升至2007年的18.5％，中口径宏观税负(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96年的10.4％上升至2005年的20.8％，大口径宏观税负(指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1996年的21.9％上升至2005年的28％，如果把土地转让收入考虑进来，肯定超过30％，目前大约在35％左右。现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税负(含社保税)为19％，我国2007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5％，加上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4.3％)，合计为22.8％，我国的税收占GDP比率明显偏高。
2.宏观税负上升造成了居民分配份额下降
宏观税负的不断上升通过各种渠道侵蚀了居民分配份额：首先，我国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不断上升的流转税税负可以实现转嫁。一方面，在劳动力供给弹性较小的情况下，税负可以向后转嫁给劳动者，使得居民劳动报酬降低；另一方面，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可以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向前转嫁给居民消费者，降低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其次，个人所得税的不完善使工资收入者承担了较多税负，并且由于缺乏对个人综合收入的全面监控，当前的个税无法有效调控贫富收入差距，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微弱增长无法有效提高居民分配份额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微弱增长无法有效提高居民分配份额，从表5中可以看出，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支出主要是利息性支出，这主要由居民的贷款利息支出组成，10年间此支出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比率都非常大，由1996年的24亿元增加至2005年的1145亿元，10年间增长了46.4倍，而且此项支出在1999年之后增长特别迅速。居民部门的利息支出增长和现实是吻合的，由于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普通居民住房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贷款利息支出成为居民主要的财产性支出；与此同时，其他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其中，利息收入由1996年的3626亿元增加至2005年的4053亿元，10年间才增长了11.8％；红利和其他财产性收入增长虽然较快，但其总额较小，分别由1996年的36亿元和27亿元增加至2005年的441亿元和119亿元。这说明，居民收入的有效提高依赖于财税政策和其他制度(例如住房保障制度)的配合。
(四)转移性支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政府没有将收入充分用于民生
政府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由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出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政府在获得庞大税收收入的同时，没能充分将这些资源转移给居民。从资金流量表有关数据中可分析这个问题(见表6)。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存在盲区，而且社会保障中各项目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我国社会保险发展非常迅速，参保率不断上升，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支出分别由1996年的1207亿元和1055.1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6975.2亿元和5400.8亿元；然而，社会救济发展较滞后、规模较小，社会补助规模从1996年的592.4亿元微增到2005年的716.4亿元。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由财政无偿负担，财政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保障城镇贫困人口，但目前对城镇贫困人口的保障仍显不足；其次，农村社会保障几乎是社会保障的空白点。我国已经在城市建立了基本社会保险制度，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其缺位，社会保险覆盖率极低。在城市化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政府应逐步增加农村社保支出。最后，住房保障制度缺位。我国自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低收入阶层购房负担不断加重，而我国尚未建立住房保障制度，这使得我国的住房保障投入存在着投入规模小、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加大对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转移性支出，将成为未来我国转移性支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
其次，转移性支付制度存在缺陷。当前转移支付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太大；转移支付的测算依据不完善，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
综上所述，一方面，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却没能将这些收入充分转移给居民，这使得居民分配所占比重不能有效提高。因此，我国在未来的支出结构安排中要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扭转收入分配差距。
三、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迫切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美国的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已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决不能低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经济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因此，政府实施了扩张性政策从而启动内需。对我国来说，启动内需的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我国的消费需求，这亟待通过政策进行调整。
(一)居民分配份额不断降低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
消费率不仅与收入水平相关，而且与居民收入差距相关。消费者可以分成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有着不同的消费和储蓄行为。首先，高收入者的消费较为稳定，由于此类消费者获得收入能力非常大，而用于满足自身消费的开支却显得相对微小，因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其次，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必需品达到饱和，其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有限。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他们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着强烈预期，因此，此类消费者有着强烈的储蓄动机，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但如果能增加收入，他们会对高档消费品进行消费，因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最后，低收入者仅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其消费受到极大抑制，其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都非常高，几乎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即使他们增加一些收入，也会将收入全部用于被长期抑制的基本消费，而不会进行储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群体增加了收入，其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也是非常高的。
总之，当前我国居民分配份额的不断降低，以及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因此，提高居民分配份额便成为我国启动内需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居民分配份额的不断降低增加了对投资的依赖，使消费和投资失调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消费对GDP贡献率不断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59.2％和60.1％下降至2006年的49.9％和39.2％；同时，投资率、投资对GDP贡献率不断上升，从1996年的36.8％和34.4％上升至2006年的42.5％和41.3％。很明显，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投资和消费无法协调。
事实上，居民分配份额的不断降低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重要原因。首先，不断降低的居民分配份额会降低居民的总体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消费率；其次，由于缺乏预算约束，公共部门将大量居民储蓄资金投入一些重复建设、缺乏效率的工程，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另外，过快的投资会引发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潜在推动因素，这会降低福利工薪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并且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产能过剩，增加了未来各行业业绩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在宏观调控中，虽然投资拉动经济的调控措施见效快，但是可能会造成未来的宏观经济失衡，加剧经济波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启动居民消费，使得投资和消费相互协调，这才是一条科学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
四、我国的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着力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首先，应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应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对垄断产业收入的监管。当然，在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暂缓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构建“民生财政”。虽然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增长，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其次，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其一，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除了转型之外，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可以考虑调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并进一步调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最近政府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为3％，这对商业行业来说仍然显得偏高，可考虑调低为1.5％～2％。另外，应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这可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负担，有利于就业和创业。其二，加大企业所得税减税力度。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为了减少失业，可以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5％降为23％，同时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困，应允许中小企业用前几年(如3—5年)的盈利弥补当年亏损，对于微利企业实行的20％税率偏高，可调低到15％。其三，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养老、抚养子女、住房利息、医疗费、教育费等纳入扣除项目，同时应将费用扣除标准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挂钩，进行定期调整。另外，将分项征收改为综合征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纳税人永久单一税号，推动个人报酬的完全货币化，并在收入货币化基础上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建立银行储蓄存款联网制度，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企业、海关等网络的对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其四，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扩大出口。事实上，我国政府把出口退税率当作了调节出口贸易的手段来使用，经常调高或调低出口退税率，这种作法值得商榷。不过，在当前出口下滑的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必要的，特别是应提高纺织、服装、玩具和机电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其五，实行更加优惠的惠农税收政策，将农民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增值税。退还给农民，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较长期的优惠政策。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其一，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由于各个地方的人口特点不同，导致各地社会保障基金结余或亏损情况不同，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次可以提高社会基金支付能力，降低支出压力。其二，由于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未来的稳定生活来源，因此，将这个群体囊括到社会保障制度中应成为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并尽快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其三，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降低居民住房利息支出。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可以提高我国内需水平。一方面，这可以降低居民的财产性支出，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这可以缓解居民的住房需求，减少居民未来支出，并有效提高居民现期消费水平。
最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效率。应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将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以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体系；将“对口支援”形式制度化，推动建立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发达省区支援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援等，只是尚未形成制度。
注释：
①本段资料来源于岳希明教授的工作论文，Income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fiscal policy in China，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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