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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920（2006）02—0080—07
宋初太宗、真宗朝提倡“崇文”之治，先后设置崇文院、秘阁、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等外廷、内殿的藏书之府，在此编修图籍。[1](P160、270、175、514、515、862) 时人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内则有龙图阁，中则有秘书监，崇文院之列三馆，国子监之印群书，虽唐、汉之盛，无以加也。”[2](P252) 可见朝廷提倡艺文的空前盛况。上之所好，下必兴焉。太宗、真宗朝在官制上对“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引发了宋初诗坛“白体”的流行；① 无独有偶，朝廷提倡艺文、 编修图籍的文化热情对当时学术风气也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直接导致了“西昆体”的出现。
一
“西昆体”的出现，乃是当时编修类书的学术风气影响波及于文学的必然后果，自不待言，然而其间过渡传承的影响作用又是如何发生、实现的呢？要言之，宋初朝廷兴建馆阁、编修图籍（尤其是类书）的“崇文”之举乃是“西昆体”出现的大环境，受编修类书学术风气影响产生的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著述（吴淑《事类赋》与丁谓《青衿集》）则是这个大环境直接导向“西昆体”的津梁。
吴淑，南唐人，入宋后归朝，试学士院。端拱元年（988），太宗始置秘阁，吴淑即充秘阁校理，著有《秘阁雅谈》五卷，是最早关于秘阁的著述。[3](P583) 太平兴国二年（977）至雍熙三年（986），《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相继编成。“北宋四大书”中完成于太宗朝的三部大书的编撰工作，吴淑都参加了。《事类赋》则是吴淑在集体编修类书（当然，确切地讲《文苑英华》是总集而非类书）的工作之余独立撰成的一部类书。《事类赋》的撰成时间，南宋人边惇德在绍兴十六年给此书新刻本所作的序中认为在太宗“淳化中”，而当代研究者认为撰成时间应从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九所载之太宗“端拱中”，[4] 这在时间上恰好紧接着三部大书编成之后。此书撰成之后即进献太宗，随后又奉旨加以笺注。总之，无论从作者的经历还是编撰时间、目的来看，《事类赋》毫无疑问受到“崇文”政治下编修类书学术风气的影响。然而《事类赋》的体例又不同于一般类书，吴淑认为“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故采用“焕焉可观”的赋的形式。[4] 这是一个创举，四库馆臣评价说：“类书……熔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5](P1145) 换言之，《事类赋》是第一部以“赋”这种文学形态为载体的类书。一方面，它不像一般类书只对事典材料加以简单排比，而是通过艺术构思将事典有机组织起来，每一条目下都形成一篇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另一方面，它又有着类书严密的结构，条分缕析，以类相从，这又远非汉代大赋一篇之中包罗万象、却显粗略混萌的“原始类书形态”可以比拟。一言以蔽，《事类赋》乃是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中介物。
《事类赋》撰成之后的至道三年（995）， 吴淑又受命参加钱若水领衔的太宗实录编撰工作，遂与杨亿为同事。[6](卷九) 吴、杨二人因此有机会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交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文章四六”门“徐锴”条引《杨文公谈苑》一则遗文可见二人交流之情形：
徐锴仕江左，至中书舍人，尤嗜学该博，领集贤殿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叹服之……（锴）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及观后汉杜笃《入都赋》云：“荧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之雕篆如此。
这条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条材料记载之事应该是杨亿从吴淑本人口中听说的（原因有二：首先，《杨文公谈苑》虽是黄鉴所作，但黄鉴是杨亿门人，书中内容多数来自杨亿的谈话。[7](P325),[8](P10188) 其次，吴淑是徐锴之兄徐铉的女婿，所叙徐锴轶事应该是出于吴淑之口）。可见基于编撰工作对学力的要求，杨亿与吴淑之间确实有过这种“淹贯博通”的学术交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吴淑曾经对杨亿传达过李商隐诗文在“近代”文坛的影响流布情况。虽然其关注点最初在于李商隐俪偶长短、属缀繁缛的“獭祭鱼”骈文，但这种倾向如果从文体创作过渡到诗学追求上，很容易转化为对百宝流苏、绮密瑰妍的“义山体”的偏爱，从而启发他们写出“西昆体”诗篇。我们再比照参看杨亿一则自述[9](P435)：公尝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有穷而久愈出，钻弥淡而酌不竭，曲尽万变之态，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班，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到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②
据此可知，至道中，杨亿在遇到吴淑之前，刚得到义山诗百余篇，但还“未得其深趣”。至道三年（997，也是至道年号的最后一年），杨、吴二人同任编修之职，有了学术上的交流。紧接着至道之后的咸平、景德年间，杨亿研读义山诗，就有了“涤肠换骨”的体会。综合所有可见之现存资料，从时间上的紧密联系和两人学术交流的路径取向来看，杨亿对玉溪诗歌的理解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得到了吴淑的指点。
除了人事交往、学问授受上的渊源，我们再从创作理路上分析《事类赋》与“西昆体”之间的渊源与差异，以“西昆体”中与《事类赋》题材相关的作品加以比较。例如《西昆酬唱集》中的《鹤》诗五首，分别是刘筠、杨亿、张咏、任随、钱惟演所作，除了人所共知的常见典故如“华亭鹤唳”、丁令威化鹤之外（这类典故太寻常，所以它们的来源也可能是对前人诗句“多重”的袭用，无须专门掉《事类赋》或者其他某种类书的“书袋”），诗中引用的其他如《相鹤经》，鲍照《舞鹤赋》、《庄子》，以及《世说新语》、《拾遗记》等稍微冷僻一些的见于子部杂说诸书的事典全部见于《事类赋》中的《鹤赋》。“西昆体”中其他与《事类赋》“同题”的诗作，其中典故几乎都能在《事类赋》中找到，这其中的合辙颇能说明问题。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事类赋》只是带着文学“外壳”的学术著述，“西昆体”才是文学作品，这个区别的最明显之处表现在：《事类赋》在对每一题目的描述中严格遵循类书的准则，完全以“事类”为基础，决不会在典故之间作“文学性”的联想、比互、换用、隐喻，因为这将打破事类界限，扰乱读者思路中的“先验框架”，损害《事类赋》作为类书的阅读功用。而作为诗歌的“西昆体”则不同，作者拥有想象的权利，不受日常逻辑分类原则的限制，一切可以激发美感的文学手段都可以上场。举一个精确的例子，《西昆酬唱集》中钱惟演、杨亿、刘筠、本谓所作的四首《梨》诗，直接与“梨”相关之典故全部见于《事类赋》的《梨赋》，唯独其中使用的《拾遗记》“甜雪”一典，是诗中唯一不见于《事类赋》中《梨》赋的典故。此典在《太平御览》也不见于“梨”目，而是被归入卷十二“天部”的“雪”目。因为从《拾遗记》原文来看，此条文字只是讲有一种带有甜味的“雪”，与“梨”无关，这应该就是《太平御览》以及吴淑没有把“甜雪”收入“梨”目的原因。但是“甜雪”一词无论从质地、色泽还是味觉感受来看，与“梨”堪称绝配，所以用“甜雪”来代指梨，实在妙不可言。诗心拟象，不可理会，通过辞藻借喻的“挪用”，诗人就在文学想象世界中创造了一个在客观现实世界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新形象。所以说，《事类赋》只是用学术编辑眼光对材料加以严格归类，而“西昆体”则是诗人用文学想象思维大幅度调动各种不同类别的物象、事典，在激发、穷尽它们组合“可能性”的基础上，获得经验逻辑之外的审美体验。换言之，《事类赋》只是徒有文学的外表，“赋”的形式在这里只起到一个“语义串合”的作用，而“西昆体”那种源于审美思维而超越日常经验的独特兴象境界，才是文学的奥义所在，这也是“半成品”与“纯文学”的根本区别。因此，《事类赋》缺乏作为纯粹文学作品而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是类书编撰学术风气到“西昆体”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事实上，《事类赋》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即使是在“西昆体”出现之后，这类由学术到文学的“半成品”著述类型仍然没有绝迹，最显著的例子是丁谓的《青衿集》。丁谓列名《西昆酬唱集》中，有诗五首，是“西昆体”中仅次于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的一员。③ 丁谓晚年贬谪崖州，闲居无事，遂作《青衿集》。据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三记载：
鹤相在海外，效唐李峤为《单题诗》，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寄洛中子孙，名《青衿集》。
《青衿集》效仿初唐李峤《百廿咏》采用诗的形式为类书之作，这与《事类赋》采用赋的形式异曲同工。丁谓在贬所所作的类似著述并不止这一种，据魏泰《东轩笔录》卷三记载：
丁晋公至朱崖……作《青衿集》百余篇，皆为一字题，寄归西洛……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诗……不下百余篇，盖未尝废笔砚也。
除了《青衿集》之外，丁谓还有“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诗”之作百余篇，亦有类书意味。据丁谓《青衿集自序》[10](P55、56) 及他人记载可知其著述之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手生，不废笔砚；二是为家中幼童提供学习的范本。两者正体现了类书作为童蒙学习范本和文人辞藻渊薮的基本功能。《青衿集》到南宋时似乎颇为流行，已有人为之作注。[11](卷5) 此书今已未存全帙，不过在国家图书馆藏明稿本《诗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一书中还保存了88首，加上我所辑佚的《天》诗残句（见后），共八十九题，占原书一百二十题的约四分之三。《诗渊》中题为《宋丁谓夹注单题诗》，《单题诗》的名称跟刘克庄的记载是相符的，“夹注”二字当是后人作注之后所加，可能《青衿集》经后人作注后曾以此名行世。《全宋诗》将其全部收入，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批“单题诗”就是《青衿集》的残余部分。其实把它们与前人诗话中引用《青衿集》的只言片语相对照就不难得知，《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四引《漫叟诗话》载《青衿集》中诗句：“若《天》诗云：‘戴盆徒仰止，测管讵知之。’《席》诗云：‘孔堂曾子避，汉殿戴凭重。’可谓著题，乃东坡所谓赋诗必此诗也。”其中所引《天》诗全篇今已不存，④ 不过《席》诗尚见于《诗渊》：“著位时专绝，铺筵罄恪恭。鲁堂曾子避，汉殿戴凭重。脯绣矜华靡，莞茅着礼容。轩皇膺帝锡，瑶彩应昂颙。”⑤ 《漫叟诗话》所引正是《诗渊》中《席》诗的颔联，唯“鲁堂”为“孔堂”，小异而已。
既然《青衿集》还流传下来了相当多的篇章，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们来窥见原书的面貌。现比照李峤《百廿咏》[12] 的体例将《青衿集》整理重排如下：
乾象——天。
坤仪——地、山、海、江、河。
芳草——草、兰、菊、竹、瓜、莲。
嘉树——松、桂、柳、桐、桃、李、梅、梨、枣、橘。
灵含——凤、鹤、莺、燕、雀、乌、鹊、鹰、雁、雉、鸡。
祥兽——龙、麟、象、马、牛、豹、熊、鹿、羊、兔、虎、狼、猿、狐、犀、鱼、龟、蛇。
居处——楼、桥、船、车、台、窗。
服玩——席、帘、镜、扇、烛、酒、茶、冠、笏、佩。
文物——书、纸、笔、鼎、棋、印。
武器——剑、刀、弓、射、鼓。
音乐——琴、瑟、箫、笛、笙。
玉帛——珠、玉、金。
整理的结果，《青衿集》的内容与《百廿咏》的体例并不融洽。《青衿集》有相当数量的“单题”是《百廿咏》中没有的，例如“酒”的归类怎么算？“棋”、“印”、“鼎”究竟归入《服玩》还是《文物》？按照李峤《百廿咏》的类目设置意图，放在哪里都欠妥。更大的问题是，李峤《百廿咏》共十二类，每类十题，非常整齐，但丁谓的《青衿集》按照《百廿咏》的体例排列后极不匀称，排除个别类目如“乾象”、“玉帛”应该是篇什散佚的原因，那么“灵含”类多出一种如何解释，更遑论多达十八种动物纳入“祥兽”的臃肿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萤》、《蝶》、《蝉》三篇，如果遵照《百廿咏》的体例则完全找不到容身之处。由此可见，虽然《青衿集》号称踵武《百廿咏》，可是在类目设置上却有如此多的明显龃龉之处，这恐怕不能简单用作者的才识、兴味的差异以及贬谪流放中缺乏图籍等原因来搪塞。这种不“合体”怎么解释呢？我们再试着用吴淑《事类赋》的类目体例来“安放”《青衿集》的现存篇章：
天部——天。
地部——地、山、海、江、河、桥、楼、台、窗。
宝货部——金、玉、珠。
乐部——琴、瑟、箫、笙、笛、鼓。
服用部——冠、笏、佩、弓、射、剑、刀、帘、席、镜、扇、烛。
什物部——书、棋、纸、笔、印、船、车、鼎。
饮食部——酒、茶。
禽部——凤、鹤、莺、燕、雀、乌、鹊、鹰、雁、雉、鸡。
兽部——麟、熊、虎、狼、豹、象、犀、猿、鹿、兔、狐、牛、马、羊。
草部——草、竹、松、桂、桐、柳、兰、菊。
果部——桃、李、梅、梨、莲、枣、橘、瓜。
鳞介部——龙、鱼、龟、蛇。
虫部——萤、蝶、蝉。
很明显，《事类赋》类目框架对于今存《青衿集》四分之三的内容相当“贴身”。如，《事类赋》“饮食部”只有《茶》、《酒》两题，《青衿集》也是如此；依照《百廿咏》体例而找不到“着落”的《萤》、《蝶》、《蝉》正好归入《事类赋》类目中的“虫部”；更重要的是，两书的具体内容除了“天部”、“岁时部”之外，《青衿集》与《事类赋》都相当一致；“天部”、“岁时部”的不一致，其原因恐怕更多应该归于《青衿集》的篇目散佚，换言之，这种不一致实“天为之”，非丁谓本意。
比较之后的最终结论是：除了极个别单题用《百廿咏》的类目来安置显得更合适之外，现存《青衿集》的内容几乎完全符合《事类赋》的类目设置。由此可知，丁谓号称步武李峤《百廿咏》而著述《青衿集》，虽然他确实采用了“咏物五律”的形式，而且有可能在个别类目上也沿用了《百廿咏》的设置，但全书的基本“骨架”来自吴淑的《事类赋》，却是不争的事实。《事类赋》对于“西昆”诗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西昆体”出现之前，吴淑与杨亿之间的学术交流对杨亿随后的文学“转向”颇有启发；“西昆体”兴起之后，《事类赋》一书的影响在“西昆”诗人丁谓身上仍然余波尚衍；而“西昆”诸诗作与吴淑《事类赋》一书在事典、辞藻上的众多相似之处，也难以用“巧合”一笔带过——诸此种种，都从细部揭橥了宋初类书编修的学术风气对于“西昆体”重事典、重辞藻之诗学追求的启发意义，《事类赋》正是其中由学术向文学转化的代表性“中介物”。从烦琐的考证中抬起头来，长放眼量，我们不难发现宋初学术及文学的这种情形与初唐之际颇为相似：初唐经历了南北朝分裂与隋末动乱，学术、文学都相当凋敝，唐太宗提倡文治，编修类书，实有以也；而宋初刚从五代战乱中复苏，学术上落后于被它征服的江南诸国，大量编修类书成为朝廷在文化事业上展示国力的手段，同时也可以直接为其崇文政策服务。相似的历史境遇，也就给诗歌带来了相似的助力。对于初唐诗歌的情况，闻一多在《类书与诗》里比喻性地提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分别是：“《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13] 我们还可以试着在这个链条的最后两段之间加上一个环节，使它们过渡得更加自然，即：“……《初学记》——李峤《百廿咏》——初唐某家的诗集。”与之相似，宋初学术到文学演变的某一环节也存在类似轨迹：“《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西昆体’。”当然，世移事异，前面毕竟已经有了唐诗这座高峰作为榜样，站在巨人肩上的宋初诗歌找到同样追求的事典与辞藻，但是在艺术上更精美、思想上更深沉的“义山体”作为学习的对象，也就不必再重蹈“初唐某家诗集”草创之初的覆辙了。
二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西昆体”作者的特定人选当然只能在编修类书的词臣中寻找，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需要详细辨析但却尚未为人所注意的问题。
宋初词臣不能一概而论，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种是馆阁词臣，地位较低，往往从事图籍的校勘、修订、编撰工作；一种是两制词臣，他们由馆阁词臣提拔上来，参与朝廷重要文书事务，地位清高，是主政大臣的候补人选、前途无量的“第二梯队”。因此，编修类书的词臣也要相应地细分为两类：一是编撰班子中少数负领导之责的两制词臣，往往是翰林学士；一是做具体工作的大批馆阁词臣。我们以此标准来衡量西昆体的“骨干”成员：
杨亿，文坛宿老杨徽之从孙，七岁能属文。太宗闻其名，雍熙元年（984 ）诏试赴阙，遂擢为秘书省正字，留京师，时年十一。[1](P225) 杨亿留京的具体活动史载不详，据我考证应该是留在崇文院中的“三馆”读书。⑥ 宋初以童子诏对合格者，例授秘书省正字，按惯例一般安排在秘阁读书。总之，出身于文学世家，幼年成名得官，并且进入馆阁词臣的工作场所读书，成年后进入馆阁任职，这样的经历不是普通馆阁词臣所能拥有的。真宗朝有类似经历的馆阁词臣，几乎都在“西昆”作者圈子里！“西昆体”的另一主要成员李宗谔，是朝中文翰之首李昉的儿子，《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本传称其七岁属文，风流儒雅，藏书万卷，李昉居三馆、两制之职，宗谔不数年皆践其地，朝野称为英年早慧、家学渊深之士。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出身勋贵而又留意文事，博学能文辞，诏试学士院称意，命值秘阁。后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终为枢密使。《宋史》卷三百十七本传称其“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这条记载颇可玩味，可与杨亿幼年读书秘阁的经历相呼应。“西昆体”的骨干人员里，只有刘筠的经历不符合我们的“预设模式”，他是朝廷专为校雠馆阁书籍从下级官员中选拔上来的。[14](P210) 毕竟， “西昆体”最初的出现还带有一些偶然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杨亿凭借个人的文学魅力聚集了编修《册府元龟》的人员相互唱和而成，尚不能完全显现出其参加者必然的身份特征。而且，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记载：“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可见刘筠自己也有特别适合“西昆体”写作要求的个人好尚和潜质，所以他才能从众多校勘官中脱颖而出，得到杨亿的特别赏识。“西昆体”出现之后，其特定的追随者就更能说明这种身份的必然性了。以杨亿在世时就已经被公认为其文学风格继承者的晏殊、宋绶为例[1](P751) （当代研究者更是直接界定他们为“后期西昆派”[15]），此二人的经历与杨亿就极为类似。宋绶是杨徽之外孙，算是杨亿的远房表兄弟，据《宋史》二百九十一本传记载，“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景德二年（1005）宋绶年才十五，诏试中书，真宗爱其文，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后以知制诰、翰林学士渐至参知政事。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杨亿称其文“沉壮淳丽”，自以为不及。晏殊，据《宋史》卷三百十一本传记载，七岁能文，景德二年（1005）以神童荐试，真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令秘阁读书，时年十五。此后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渐至大用。
要之，就宋初文官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馆阁词臣——两制词臣——执政大臣”而言，馆阁词臣是数量最多、地位最低的“技术性”的文字工作人员，能够进入两制的佼佼者是少数。通过考察不难看出，“西昆体”的骨干基本上都是那些自幼便才学出众，幼年就得以登入朝廷图籍之府深造的“资深”馆阁词臣，他们后来无一例外任职两制，多数得登高位，属于饱谙台省况味、浸染雍容气象之士，堪称馆阁词臣中的精英翘楚。他们从前有过馆阁词臣的经历，以及由这种文字工作带来的对事典、辞藻的迷恋，现在又身处两制词臣的清要之位，日常诗文唱和皆浸染了“白体”之风。所以，当他们回到馆阁主持编撰工作之时，虽然唤起了从前那种重视事典、辞藻的记忆，在艺术上有突破“白体”直白浅显习气的表现，但这种突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白体”精神气质的“框架”之下，很难再进一步。我们可用杨亿“白体”与“西昆体”之作的比较来揭橥此点。⑦ 如杨亿《喜贺梁三入翰林》：
六鳌云海冠蓬莱，玉署深严枕斗魁。汉殿论兵得颇牧，梁园作赋掩邹枚。趋朝御案香盈袖，侍宴仙茎露满杯。五色天书看视草，悬知独有长卿才。[6](卷4)
这是朝间流行的典型“白体”雍容闲雅的式样。现存《西昆酬唱集》中大多数作品，其实与此类诗作大同小异。比如杨亿《李舍人独直》：
阁凤巢高拂彩霓，玉芝香杂武都泥。十行汉札如丝出，六幕尧天倚杵低。露井冰销垂素绠，仙茎日转射璇题。赫蹏云落知谁见，余力何妨颂碧鸡。[16](P229)
此诗与《喜贺梁三入翰林》的结构脉络及意义内涵完全一致！首联说翰苑地望崇高，颔联赞对方才学渊深，颈联描写具体工作环境的精致，尾联再次恭维对方才学及工作成绩。不同之处只在于用典、遣词，《喜贺梁三入翰林》的用典、遣词较为质实，直书人名和事件，然后径直加以比附。《李舍人独直》的落笔则尽量虚化，用典、遣词都注意挑选字面“美丽”、“奇异”的辞藻，使得全诗的整体基调显得空灵而迷离，这恰是“西昆体”艺术上的一大特色。这是“西昆体”类似“白体”的例子。另外，《武夷新集》中收录的《七夕》、《夜宴》等“白体”宴唱和之什则与《西昆酬唱集》中的同名诗作颇为相似，则是“白体”类似“西昆体”的例子（例夥不赘）。由此可见，“白体”一旦注重自我修饰就很容易俏似“西昆”面目。最后再举一例，《西昆酬唱集》卷首有《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一诗，交代酬唱活动之缘起，以表明《西昆酬唱集》一书的由来，它正是“白体”风格中比较典型的御制唱和类型（此诗也被《武夷新集》收入）——叙述“西昆”缘起的任务要由“白体”诗作来完成，不是正好说明了“西昆体”与“白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所以说，“西昆体”并非隔代遗传、横空出世，它虽然遥指“义山体”为至亲，但相当部分的血脉仍脱胎于“白体”。“西昆体”浓密的辞藻和超常的意象下，往往并没有需要特别传达（或者说有意遮掩）的深意，读者的理解只限于单纯的文字层面，无法获得衍生的意蕴。换言之，“西昆体”的相当多作品只是“白体”在艺术上更脱俗、更精美的形态。
对于宋初诗歌来说，体现国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士人高昂的政治理想、展示“文治”成果的任务已经由“白体”唱和之风圆满完成了；而突破“白体”那被反复吟诵而已经显得乏味的单调主题，超越它本来就薄弱无力的艺术表现力，这种更“高级”、更“精致”的诗学追求才能激起词臣中少数长期居于馆阁之地的最有才华、最先锋的“学院派”精英的兴趣，成为他们心目中诗歌发展的出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引《蔡宽夫诗话》称“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文”，且不论此说确否，其中蕴涵的诗学理路则是一致的。其次，随着王朝的逐步稳定，政治机制进入按部就班的日常运作，从普遍的政治兴奋中冷静下来的首先是那些饱谙台省况味的才学经纶之士，他们既熟知历史兴衰沿革，又有丰富的仕宦经历，能接触到朝廷政治的最上层，因而对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有更深入、更长远的思考，这样的思想、情志、心态也需要婉曲周纳、内敛深沉的诗歌类型来表现，故而既重视辞采、又寓意深沉的“义山体”首当其选。因此，“西昆体”乃是“崇文”政治下普遍的“白体”唱和之风中，具有“双重”（馆阁——两制）词臣身份的极少数文学清要之臣，在类书编修学术风气的刺激下，形成的一种试图在艺术底蕴和思想内涵上超越时辈（“白体”）的诗学追求。然而事实上，“西昆体”中绝大部分作品只在艺术上下工夫，组织华丽，雕琢辞采，思想上寓意深沉之作不多。已经由低级馆阁词臣出身而步入高级内外制词臣行列的文翰精英，在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人格心态层面基本上仍然遵循着“白体”的情境逻辑，成型后的“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在艺术上更脱俗、更精美的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⑧ “西昆体”在一开始就暴露出的精神气质上的不足在后期西昆派诗人如宋绶、晏殊、胡宿、宋祁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此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后期西昆派诗人也开始出现分化，如宋祁的全部诗作风格绝不单调，他学老杜，[17](卷六、七) 学民歌，[18](P2580) 五古有汉魏风貌，五律渐脱姚、贾之窠臼，七绝饶有情趣，七律命意新奇。宋祁是一个过渡，他在《读退之集》里说：“东家学嗜蒲葅味，蹙额三年试敢尝。”[18](P2614) 正代表了后期西昆派开始不局限于昆体，愿意尝试其他风格的倾向。这也说明宋诗沿着“西昆体”的路子无法走下去，类似“西昆体”这样的诗学路数只能成为小范围的“试点”，无法形成大的潮流了。
回过头来看“西昆体”所效法的“义山体”，“义山体”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不妨称之为“神话兴象境界”。“神话兴象境界”在唐暨唐前诗史中如草蛇灰线，有自己独特的演进轨迹，至“义山体”而臻于鼎点。“义山体”中伴随大量“神话意象”而生成的梦幻迷离、绚丽瑰妍的艺术境界，与作品主旨中对朦胧变幻心灵境界和深沉邈远“生命意识”的深切把握相互激发，生成了可加以无穷阐释的象征性、多义性，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巅峰⑨。作为中古与近古分界的唐宋变革时期，整个时代的政治结构、文化学术、社会心态都在由中古向近古不断“落实”，如政治上由讲究出身、门第的贵族政治遗蜕向理性务实的文官政治过渡，学术思想上道统文统的兴起，排斥佛道、讲究秩序，社会心态由唐代的汗漫随意下移到宋代的平实稳健，这些因素都促使士人从高远的幻想中沉静下来，回落到现实的“人间世”。因此，天水一朝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之下，已经不可能按照这种“神话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乃至发展了——就以“西昆体”为例，它骨子里是指向“白体”所代表的中唐以降兴起的文官政治的矜持自信、理智务实的文化人格，这与中古以来贵族门阀政治中士人在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柔顺依附而又怨愤激烈的文化人格截然不同。太宗朝两部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的编撰，从某种意义上正象征着这个变革时代对此前文学中“神话意象”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唐暨唐前文学作品所创造的神话世界中的所有人物、情节、场面、意象、辞藻基本上都被二书囊括其中，在此之后，“神话意象”也几乎没有增添什么“原创性”的新元素。太宗朝之后官方对于二书的态度从某种角度说明了这种“总结”的本质乃是一种“终结”，史载：“玉宸殿乃上（真宗）宴息之所……东西聚书八千余卷。上曰：‘此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小说它书不预焉。’”[1](P561) 照此标准，距此不久的太宗朝所编定的汇聚小说诸书的《太平广记》当在“不预”之列。到了仁宗朝，朝廷又“诏国子监见刊印《初学记》、《六帖》、《韵对》等书，皆抄集小说，无益学者，罢之”。[1](P912) 如此说来，同样有大量“抄集小说”成分的《太平御览》也可以取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之后的类书《册府元龟》，其编撰目标则完全脱离了神话世界，而指向了实在的人间历史，应该说是最符合时代趋尚和政治实用要求的，这个编撰目标也注定了以《册元龟》编撰班底为起点的“西昆”唱和从根子上更专注于现实政治具体成败得失的著述心态，他们与文学中“神话兴象境界”的扞格难通，也就可以想见了。退一步说，即使有所涉及，“西昆”诗人的紧要关心处也只在于用事的典雅和辞藻的绮华，而非独特的“神话兴象境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西昆体”总体的精神实质乃是从“白体”一脉相承而来，只是外表抹上了“义山体”色彩，它并不具备“义山体”独有的那种梦幻朦胧的艺术特质和深沉内敛的丰富心灵境界。所以说，“西昆体”的出现，只仿佛是历史给了诗史一次“重演”的机会，它以这种极尽宽容的方式来彻底证明天水一朝“义山体”已经无法“昨日重现”，并以“白体”诗风不露声色的胜利宣告了古典诗歌之一脉从此由“神话兴象境界”堕入到“现实理性境界”，呈现出思想上理性而有逻辑的、行为上积极入世的、日常生活中休闲享乐而富于趣味的总体风貌。这个“绝地天通”的诗史转折，正不妨看作中国古典诗歌中象征唐音、宋调分野的一个标志。
收稿日期：2005—09—28
注释：
① 宋初职官制度中对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及其对宋初诗歌的影响， 笔者另有《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 按，该书未标明此段文字的来源，但从其收书范围以及此段文字的行文辞气来看，它属于《杨文公谈苑》的遗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③ 对于丁谓的“西昆”诗人身份，池泽滋子《丁谓不应归入西昆派》有异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但其文并未注意到丁谓《青衿集》，而且对“西昆体”诗人的定义也嫌狭隘，本文不完全赞同。
④ 按，此句《全宋诗》失收。当是因《漫叟诗话》此处未点明《青衿集》作者丁谓姓名之故。
⑤ 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题作《咏席》，见第2册第1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录自《诗渊》第1册第1339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五本传载，杨亿留京不久，“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淳化中，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仍令读书秘阁”。据“仍令”二字可知，杨亿第一次就是在秘阁读书，但秘阁在雍熙元年还不存在，“仍令”二字如何理解呢？我推测，第一次应该是在朝中某处图籍之府读书，而与秘阁一体相连、同在崇文院内的“三馆”可能性最大。端拱元年在崇文院内设立秘阁，与其中原有的“三馆”并列。这样，淳化中杨亿到秘阁读书，从大的地理位置来说，就是“再次”回到崇文院。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仍令读书崇文院”，不过这一次的精确地点在崇文院内的秘阁（关于崇文院与秘阁的关系，参见本文引言部分），史臣下笔之际，既要省文，又想传达更精确的信息，两相抵牾，手不及心，就写成了“仍令读书秘阁”的文字。
⑦ 张明华《从〈武夷集〉到〈西昆集〉：西昆体形成期与成熟期作品比较》（《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一文亦是此种思路，可参见。
⑧ 当然，“西昆体”有极少数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内涵上也超越了“白体”的作品，如《明皇》、《汉武》、《南朝》，借古讽今，寓意深沉，是内容与形式结合较好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在“西昆体”全部诗作中数量太少，无法代表“西昆体”的主流与总体风貌，只能算是“意外”的收获。
⑨ 笔者另撰有专文《古典诗歌神话兴象世界之演进与终结》论述（《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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