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2-0054-07
近年来，政治哲学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建立在对西方政治哲学批判审视的基点之上，以实践唯物主义“颠倒”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范式，关注具体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实践。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汲取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继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遗产，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并生发其价值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的双重路径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政治”起源于希腊语“polic”，意指城邦及其治理。顾名思义，政治学是关于城邦治理的学问，即在对政治事实系统观察基础上的深入思考，对政治问题加以规范研究和经验判断，衍生出合乎逻辑的政治真知，继而为政治生活所证明。它既关注科学层面的真实，亦关注哲学层面的价值，始终诉求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幸福的可能。“哲学”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前缀介词“philo”类似于“趋向”，“sophia”是“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而永远不能获得绝对智慧的“趋向于智慧”的动态发展过程。人类之所以追求哲学的思考方式，在于要智慧地完善人生，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体认主体价值。因为不甘于沉湎于“自我”的世界，人们总要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获得群体的认同，丰富哲学思考的广度，增加智慧生活的力度，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之中获得自身的完整，哲学也总是或隐或显地关注政治价值提升的可能。
“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研究政治世界的最深层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科学。”[1](P316)哲学探求超越现存人生境况的可能，其政治意蕴不言而喻，对哲学与政治内在关联的审视可以通过词源学层面的学理考察，也可以在人类思想史的典籍中寻找哲学的政治诉求及政治的哲学内蕴，对其间的关联作实践层面的解读则更接近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政治哲学已走过漫长的历史，经过激烈的争论与谨慎的对话，以积极的态度生长在当今时代，政治哲学的身份固然是思辨理念，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秉持则体现出明确的生活态度，即使声明对政治生活没有丝毫热情，那也是以遁世的姿态表明自己对政治的理解，这种观念对他者的影响当然也具有政治价值。
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思辨起点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时代的论述，政治哲学的产生与追问同在，追问的内容围绕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展开，致力于对现存生活的超越，如果追问的目的在于改变现存生活，西方政治哲学对理念的迷恋则使其起点蒙上了一层迷雾。从古至今，以政治哲学为职业的哲人数不胜数，而政治生活几乎是所有哲人自觉或不自觉关注的主题，这种关注与对“人性”的理解密切相关，西方政治哲学在思考理想生活状态时总是以对人性的衡量为前提。“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权威的必要依重，知识以及暴力——必须与其它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同提出，后者涉及诸如人处于神兽之间的位置，人类心智的能力，其灵魂的限量，以及其身体的需求。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在整合意义上的人类事务；政治哲学的所有问题都终将指向人之为人所必然面临的那个问题：什么是正确（当）的？如果我们要彻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求取一个明朗的答案，我们便必然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价值主张”。[2](P10)换言之，对政治哲学的理解不可或缺的是内在逻辑、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的视角，而全部问题都要回归人的正当的生活之何以可能与如何成为现实。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路标”，它脱胎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人学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固然对以往的政治哲学持批判态度，但其所表述的观点仍未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苑囿。无论将“人”视为“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类”，还是“唯一者”，其理论筵席上摆放的都是“淡而无味的杂碎汤”，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仍在哲学领域经历法国革命。马克思当然得到黑格尔哲学的启示，也曾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表示赞赏，但他对人的深切关怀冀望于现实的社会变革。“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确然的：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的最终胜利超越痛苦和颠簸生活的奴役；于马克思而言，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废除，解构所有不公正的境遇，探求建立在自由与合作友爱基础上的新社会。”[3](P294)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正是以实践人学确立改变世界的政治思想，超越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此后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层面的拓展正是对其哲学—人学变革的经验回应。
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是从双重路径展开的，不仅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表现为价值论层面的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论述。一方面是从思维方式上彻底变革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现成的思维方式走向生成的思维方式，从静止的本体论走向运动的实践论；另一方面则是从价值诉求上彻底变革了以往西方哲学家奉“自我”的自由为圭臬的人生价值，使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取而代之，将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加以历史重塑。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马克思变革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思辨传统。普遍主义的应然思辨试图建构恒久不变的政治理念；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弘扬主体尊严的过程中展开政治哲学的精神漫游；社会契约论将人们基于理性认同的“约定”视为医治政治生活诸问题之良药，却脱离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的历史视域。马克思在经验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性视野，立足于“改变世界”，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和人类学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原则。
在完成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马克思还确立了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即从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角度审视人类政治生活。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通过对“人的价值”的学理考察，马克思看到以往对“人”的价值诉求的实质是对劳动者作为特殊商品的状况的不满，可在“现实的个人”生活的市民社会中，人们无法摆脱现实的生产和交换，物象化逻辑是对这种状况的生动说明。但物象化机制并非人的实践生成的终点，“现实的个人”要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必然要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致力于生产关系的改善，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充溢着人文关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使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深化并获得实践的契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
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双重变革可见，价值诉求是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目标，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紧密相关。毋庸置疑，政治哲学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认为人性善的思想家通过道德召唤来完善个人的政治生活，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以法治与规则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出于对人性善恶之社会功能的权衡，西方政治哲学家通过建构政治制度来“抑恶扬善”，其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但却脱离了“现实的个人”与现实政治状况。马克思政治哲学以此为重要思想资源，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超越，我们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看到其超越的路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马克思对“人”与“政治”的思考贯注了毕生的精力，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努力的政治抱负在其《博士论文》中得到学理阐发，在逐渐接触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发表了很多反对普鲁士专制政权的政论，随着对社会生活背后的经济动因的把握，他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哲学的现实困境，在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同时，对“以往的信仰”加以“清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的规定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物象化”机制可以视为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逻辑的超越①。《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政治冷淡主义》等著作和论文是马克思对政治问题的集中论述，《资本论》及其手稿和相关笔记则从经济基础角度论述了人们的政治生活，对剩余价值的揭示为工人运动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共产主义的冀望在根本意义上扬弃了“政治”。
对“政治”的论述被马克思视为当然的理论自觉，他认为“没有任何理论家可以被仅仅看作理论家，所有的理论家都参与某种政治进程，否认其政治意向只是要掩饰必然的政治内容”。[5](Pxii)同所有理论家对“政治”的一般触及比较而言，政治哲学家以“政治”为哲学论述的支点，他们呼唤“政治解放”，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展开市民社会的启蒙，但穷人没有在资产阶级解放的同时获得自由，马克思由“政治解放”的结果而怀疑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对其人性假设提出质疑：产生于书斋的“偶然的个人”如何改变“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命运？
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体系建构没有兴趣，也没有一部政治哲学的专门论著，但他对“人类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现实阐述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起点，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历程的梳理不能停留在纯粹哲学视域，他的人学变革、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阐述、人类学研究无不浸透着对人类政治命运的深切关怀。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诉求批判贯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始终，作为超越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整体，马克思政治哲学致力于“改变世界”，反对将人性归纳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P56)或“自我意识”之类的呓语，只有还原假设产生的源泉——生活世界的“现实的个人”，才能获得政治哲学的现实根基，才能避免陷于“解释世界”模式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实践困境。
政治理想、政治实践和政治价值相互依存，政治理想通过政治实践而实现自身，政治实践必然呈现一定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对政治理想的确立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们是审视人类政治生活的当然视角，为解读政治哲学所不可或缺。无论是考察政治哲学家的实践生涯，还是审视其政治哲学历程，都可以从这三重视角获得启示。马克思政治思想生长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整体背景，同时以实践思维方式颠倒了这种背景，使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理想生成在“现实的运动”中，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没有离开马克思政治思想视域。
马克思以生成而非现成的视野考察了人的发展进程，认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6](P486)人的生成不能缺失生产生活的基础，也不能缺失价值理想的规范，马克思最为关注的现实境遇是“资本的统治”占据了“人的统治”的位置，“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P287)他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概括出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现成生成提供可能，“现实的个人”在把握政治命运的过程中，既要有发展生产力的视野，也要有变革生产关系的自觉，人的理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同样不能磨灭人的理想，只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加以双重提升，才能促进“有个性的个人”的实践生成。
我们可以在哲学——人学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阐述、人类学研究中看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境界、实践意蕴和价值诉求，贯穿其中的主导思路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史是人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继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历史。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目标不是理论应当，而是确立在政治生活基础上的实践归纳，其理论概括和实证研究统一于价值视域，实践唯物主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审视政治哲学的人性假设，将“偶然的个人”的应然召唤视为意识形态家的书斋呓语。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是“新唯物主义”，在于其辩证地看待理想和现实的关联，历史地确立超越现存而具有实践意蕴的价值，马克思政治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审视“人”与“政治”，对超越致力于普适主义建构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无疑具有现代性视野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政治哲学始终致力于“人类解放”，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加以创造性阐述，通过对社会发展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的实证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将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不平等视为阶级差别，认为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乃是同位语，在致力于消解阶级差别的“现实的运动”中，“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当然主体。“马克思阐述过‘人性’吗？如果是，他解释或预见的是全部状况，还是大多数状况，抑或某些状况？他认为个人被经济结构、辩证法则或阶级利益等宏大力量决定吗？”[5](Pxix)对这类问题的解答关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意蕴，马克思没有对“人性”作过系统的阐述，但他在具体历史视域中审视“人”的现实问题，从未离开对“人”的关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学审视呈现出张力结构②，他固然重视经济结构等生产性因素，却也同样重视自由与发展等生活性因素，它关注人们的政治理想，同样重视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实践，对政治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加以深刻阐发。马克思拒斥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对“人性”的一般假设，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人”的命运，“因为人性具有开放的特质，在经济环境中遭遇重构，所以政治理论家的工作必然具有真正的政治意蕴，它们是促使‘人’不断重建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5](Pxx)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理论家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应有高度的自觉，其建构的政治哲学也应具有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人学的现实力量。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仍然“在场”，其诉求“人类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这种价值诉求与对“资本的统治”的批判同时展开，马克思没有在一般意义上探求政治价值并冀望于理论的“应当”。他在历史视域解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生产关系的现实，“资本的统治”的结果是，人们将对货币的索取视为劳动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货币来表达，在共产主义社会来临之前，人们无法摆脱这种交往方式，失去商品交换，“社会关系”将陷入虚无状态。《资本论》努力使“物象化”机制中的狭义异化得到扬弃，使劳动产品表现为人们才华施展的成果，成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关于人类学和古代东方社会的笔记则探索俄国村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避免遭遇资本主义，人们在生产关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确立的理想社会的标志，这是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人文诉求的现实拓展，“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P4)马克思拒斥这种生命异化的现状，他指出“资本”所体现的“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P577)马克思政治思想提示人们自觉地以现实力量改变这种“社会性质”，不再忍受剩余价值所呈现的不平等状态，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在当初要靠牺牲大多数个人和某些人类阶级来进行，但最终会打破这种对立，并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
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西方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渴望承载改变世界的使命，却始终走不出解释世界的漩涡，以解释世界的感召方式影响现实政治与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向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对政治技艺学以致用，成为政治家并拥有政权，亚里士多德视在经验基础上批判现实世界的政治哲学为“群学之首”，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边沁等在传统政治哲学领域有不同的建树，其理论努力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或隐或显地确立于人性理论基础之上，以不同人性假设开启不同的政治哲学视域，政治终究是人的政治，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无法缺失人性规定，其思维方式始终围绕人的境遇展开，随之体现的政治价值终究为人所体认，应该说，不同时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都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问题是政治哲学的理念架构如何成为现实，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建构的理论体系带有普适的愿望，冀望一种理论模式历经千秋万代而不失色泽，但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中的人们对政治命运的把握必然采取不同的方式，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困境正在于此。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误区不在于抽象思辨，“抽象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是人能够从个别事物之中发现一般性质或规律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动力。问题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信奉者，并不是通过研究具体的事物去抽象出一般属性或规律，也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需要中去确立价值的目标或标准，而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9]换言之，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在抽象的漩涡中打转，对现存政治的批判与超越仅限于理论层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批判立场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关注人在物欲膨胀的生活中感到的精神焦虑，对剩余价值仍然“在场”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谴责。这种谴责是以人道主义态度发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视为发现了被遮蔽的马克思，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精华，这固然说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重视，却也忽略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秉持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力量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运动”的阐述比较而言，人道主义仍然是一种未能完全进入实然层面的宏大叙事，而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则没有对“人”特别是“个人”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两者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解都未臻全面，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张力结构正是其实践人学仍然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哲人已逝，时代变迁，马克思政治哲学一度遭到质疑，其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阐述被认为是历史决定论的突出代表，“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10](P40)其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论证被视为历史之外的存在，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建构了‘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与‘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因此是‘历史的终结’。……今日之稳定的民主社会未必没有不公正状况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由于尚未完善地落实自由和平等这两条赖以建立现代民主的原则，而非原则本身有缺陷”，这种政治理想“没有改进的余地”。[11](Pxi-xii)如果“民主社会”真的“终结”了人类历史，我们的政治努力只是对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完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如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人们当真要接受这种“历史的终结”的逻辑，置马克思论证的按需分配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理论于不顾？
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颠覆，同时遭到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质疑，其应然诉求和宏大叙事无法得到当下验证，由于科学主义并非完善的“大全”，政治哲学的人文理性也并非可有可无，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开拓了政治哲学的新局面。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呈现出多元的态势，除了对“平等”和“自由”的阐发之外，其他“根本价值”同样得到重视，比如罗尔斯的“契约协定”、德沃金的“权利”、社群主义的“共同利益”、功利主义的“效用”、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女权主义”的“男女均可”。上述诸规定都可被视为理想价值，但各自价值意蕴难以达成共识，其实践困境引人深思。毋庸置疑，马克思政治哲学为此作出了深刻启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困境在于“现实的乌托邦”如何可能，从应然视域走向实然建构，仍然是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当然要汲取西方政治哲学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合理内核，以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时代精神审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辩证而历史地归纳与推动发展着的政治实践，在全球化时代发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声音。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的综合把握，探求适应全球发展格局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的实践路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以人为本”使“人的自我实现”“与人的社会责任辩证统一”，“这意味着自我实现的动力来自于人的社会生活对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人的自我实现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实现的”。[1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域是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价值诉求的时代体认，辩证而历史地审视当代中国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深切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现实命运。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开放的眼界观察世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呼唤和谐世界的建构，冀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新诠，“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视角，它并非以“偶然的个人”面对现实的社会，而是在“现实的个人”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生成时代价值，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致力于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层对话，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阐发政治理想、政治实践与政治价值，辩证而历史地生发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加以创造性吸收，必将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承载数千年政治思想史内涵而推陈出新的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生成背景，马克思政治思想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颠覆在于其以实践思维方式历史地考察“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命运，以人学审视马克思政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可以澄清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假设的根本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但这种发展只是片面的发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觉纠偏了这种片面的宏大叙事，却难以走出“现实的乌托邦”之类的语境。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开放地汲取世界政治文明的精华，以和谐的价值理念参与世界历史视域的政治文明对话，这种理论胸怀与实践冀望必将在发展中得到时代认可。
［收稿日期］2006-08-20
注释：
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三部分及“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包括生产和交换，也包括人们将资本的获取当作目的的状态，认为前者对后者的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性基础，可以将这种对广义异化的论述视为物象化机制的萌芽。
②马克思哲学的张力结构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普列汉诺夫、卢卡奇、佩里·安德森等分别从“科学性与实践性”、“经济学与辩证法”、“结构实体与主体力量”等角度说明；侯才、赵敦华、杨耕等分别从“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中介思维”、“实践思维方式”等角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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