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心理加工过程机制
袁晓劲1 刘 昌1 柳 林2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97) (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东莞 523000)
摘 要 共情是理解他人的重要社会性能力，按成分可划分为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者分别有其对应的神经网络。在演化及个体发展层面，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共情的加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低级情绪刺激引发的自下而上加工。首先发生情绪感染，继而引发情绪共情，最后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相互作用产生共情反应。另一种是由高级情绪信息引发的自上而下共情加工。认知共情通过自我投射的方式产生情绪共情，腹内侧前额叶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共情环路模型把共情成分与加工过程囊括在内，较好解释了共情的心理加工机制。未来的研究应该设计具有更高生态效度的研究范式，探寻更多客观的共情测量指标，丰富积极共情的研究。
关键词 情绪共情；认知共情；自下而上加工；自上而下加工
1 前言
从日常经验中会发现，当看到别人处于危难或痛苦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悲悯之情。这种心理过程可以通过孟子的一段话阐释：“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意为当人看到幼童将要掉入井里时，会自发地产生恐惧、惊骇和怜悯之情，且这些反应并非出于对结果是否能带来利益、声誉等外部因素的理性估量。这种心理反应可以概括为“恻隐之心”，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仁爱”的发端，即把它看成是“仁爱”这一道德规范的基础。“恻隐之心”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共情有极大的共通性。共情指通过观看或者想象能够感知、理解他人的处境, 能对他人的处境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并对导致这种情绪反应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一种能力(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 Hein & Singer, 2008)。
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探索共情，加深了对共情的理解。早期研究者提出共情两成分理论，认为共情包括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个成分(Gladstein, 1983)，这一划分得到大量研究者的支持(陈武英, 卢家楣, 刘连启, 林文毅, 2014; Eisenberg & Eggum, 2009; Miklikowska, Duriez, & Soenens, 2011; Smith, 2006)。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这种划分提供了证据(Carrington & Bailey,2010; Decety, Echols & Correll, 2010; Shamaytsoory, 2011)。对于共情的加工与调节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早期评估模型与后期评估模型(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共情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双过程模型(Lombardo et al., 2010)以及共情的环路模型(Walter, 2011)。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共情成分与共情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现场考察渡口两岸情况，在渡口左岸修建拴导航钢丝绳的临时设施，该设施是将横竖各5根、直径8厘米以上、长2米的木头用铁丝均匀地捆扎在一起做底盘，中间十字交叉点套一根直径10毫米、周长2.4米的闭合圆钢，在选好的位置挖一个2.2米×2.2米×0.5米的坑，挖坑时将砂石用编织袋装好备用。将木制底盘放入坑内，底盘间隙处垫上木棍和杂草，再将装有砂石的编织袋压在底盘上，数量不小于3立方米，压放砂石时注意将闭合的圆钢露在外面，便于捆扎导航钢丝绳。右岸选一棵大树来捆扎固定导航钢丝绳。
杠杆作用分析包括经营杠杆分析、财务杠杆分析，前两种分析构成总杠杆分析。下面通过本案例的财务建模过程来进行分析。
以往研究常常把共情的成分与加工过程混用，认为情绪共情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认知共情是自上而下的加工。实际上，一个共情反应，无论是自上而下加工，还是自下而上加工，均涉及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种成分，主要区别在于两种成分的加工顺序。加工顺序不同，共情的调节方式也随之改变。为了深入探索共情的心理加工机制，本研究将梳理共情的两种成分与两类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使之概念化、清晰化、方法论化。
2 共情概念的由来及共情能力的发展
“共情”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哲学与美学，后来逐渐与心理学建立紧密的联系。虽然在概念界定上经历了演化，但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共情可以从物种演化与个体发展两种视角进行观察。
2.1 共情概念的由来与演化
共情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Rober提出了“Einfühlung”一词，用于描述人们对艺术的共鸣，“Einfühlung”指人们把自己的心灵感受主动地投射到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Gladstein, 1984)。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Lipps发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通过Einfühlung的形式了解对方，这一现象发生在投射和模仿之前，当人们的情感模仿加深，Einfühlung也随之加深。二十世纪初，Titchener用英文新词“empathy”取代了“Einfühlung”，并把“empathy”定义为“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王妍, 2015; 郑日昌, 李占宏, 2006; Duan, & Hill, 1996)。此后，共情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在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中首先发生情绪感染，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Hatfreld, Cacioppo, & Rapson, 1993)。发生过程是由感觉输入自动激活个体的神经系统，相继产生自动化模仿、反馈和情绪感染三个阶段，形成共情的最基础形式(王潇, 李文忠, 杜建刚, 2010; 张奇勇, 卢家楣, 2013)。
在中文的语境下,“empathy”先后有过“神入”“移情”“投情”等翻译，译名的合适性曾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论。2003年出版的《大辞海》心理学卷的咨询心理学部分收录了“e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感，释义为同理心(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8)。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翻译是“共情”“同理”和“同理心”。
2.2 共情能力的发展
从物种演化的角度来看，共情能力是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起来的。情绪共情在发生学上出现的时间先于认知共情。例如，老鼠具有情绪感染能力，老鼠遭受电击的痛苦会引起其他老鼠的负面情绪(Church, 1959)。猕猴可以彼此分享情感，但还不具备认知共情的能力(Povinelli, Parks, & Novak, 1992)，黑猩猩的共情能力相当于处于半自我中心阶段的儿童，但是它们也只能够表征其他个体的知识 、意图等心理状态，并不能完全理解，仅具备最初级的认知共情能力(Koski & Sterck, 2010)。人类所拥有的高级认知能力(如语言)使得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享表征达到元水平，使共情具有更加复杂的形式与功能(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一段时间内，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重庆市渝北区委原常委吴德华、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原院长施耀忠等一批表面洁身自好，作风正派，实则道貌岸然，腐化堕落的“两面人”相继被查处。对此，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必须改变一些地方干部考核走形式的现状，扩大干部考核评价的主体和范围，多渠道多方式多侧面了解一个干部的品行和业绩。组织部门应当给正直的干部撑腰，多关注勤勤恳恳干事的干部，防止被投机者、取巧者所误导。（《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15日）
综合以上理论模型可看出，研究者认为认知共情在早期的情绪感染阶段和后期的情绪共情表达阶段均能产生调节作用。认知共情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共情者的知识经验、情境评估这些因素调节情绪共情。
3 共情的成分
早期研究者(Gladstein，1983)提出的共情两成分理论把共情划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情绪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情感反应，认知共情则是对他人目的、企图、信仰等认知要素的推断。两成分理论对共情成分的划分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陈武英, 卢家楣, 刘连启, 林文毅, 2014; Decety & Jackson, 2004; Smith, 2006; Eisenberg & Eggum, 2009; Fan, Duncan, de Greck, & Northoff, 2011; Miklikowska, Duriez, & Soenens, 2011)。
情绪感染可引发两种结果：自囿性悲伤(Personal Disstress)或者情绪共情，两者表现出的行为可能类似，但在社会效果上是彼此对立的(弗朗斯·德瓦尔, 2013)。自囿性悲伤指受他人不幸的影响，观察者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境，从而产生与受害者相似的情绪体验(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自囿性悲伤缺乏对他人处境和需求的认知性评估，观察者只会寻求能减轻自己悲伤的反应。如幼儿听到其他幼儿哭声后的痛苦反应，幼猴听到其他幼猴的尖叫声后会相互靠近与拥抱，寻求接触以疏解他们自身的紧张反应，因此，自囿性悲伤并未超出情绪感染的水平。
一些情绪信息不具备直接感染性，这类情绪信息被称作高级情绪信息。高级情绪信息需要调用认知资源推断加工才能产生共情，如阅读感人的文字，需要思维能力理解情绪信息，这种共情被称为心理理论共情，包括利用感觉信息推断、语介联想(language-mediated association)、观点采择(active perspective taking)。心理理论共情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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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
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是指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低级情绪刺激(如面部表情、声音、气味)引发的共情加工过程。低级情绪刺激可以通过感官系统被直接“接触”而感知，所需要的意识成分少，个体很难控制其发生和强度。这一个过程包含了情绪感染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情绪刺激激活个体的神经元系统，神经信号把情绪信息传达至感受器，感受器自动化地产生模仿性情绪表达，神经冲动以反馈的方式使个体意识到这种主观感受，即产生情绪感染。个体以自身经历过的动作和体验过的情绪所产生的心理表征去理解他人同样的动作和情绪体验，产生情绪共情。同时，个体对环境进行认知评估产生认知共情,认知共情调节情绪共情，共同产生共情反应。
4.1 情绪感染
临床心理学家倾向于用现象学的视角理解共情。阿德勒把共情纳入精神分析的范畴，把共情比喻成“穿上病人的鞋子(站在病人的立场上)，观察与感受病人的体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疗法”强调无条件接纳、积极关注、真诚和共情。他对共情的解释是“咨询者能正确地了解当事人内在的主观世界，并且能将有意义的讯息传达给当事人”。实验心理学家对共情的操作性定义主要有两种取向，认知取向的学者认为，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和推断等认知性结果是共情的本质；情感取向的学者认为，认知成分是情感反应的唤醒机制(陈晶, 史占彪, 张建新, 2007)。
宏观来讲，其中涉及到长时期演变——不同朝代的营造活动本身的时代特征；以及短时期演变——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影响，如移民活动等。中观来看不同区域的匠派发展具有其特殊的传承脉络。随着工具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及审美等的变化，本身匠派的营造发展也随之变化，结构更为稳定，同时更追求美观。具体而微，匠师个人的接受与传承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变化与不确定性。
在自动化模仿阶段，个体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情绪表达，包括表情、声音、动作等(Hatfreld, Cacioppo, & Rapson, 1993)。研究者通过观察被试面部肌肉的变化以检测被试在观看表情时是否发生了表情的模仿，Lundqvist和Dimberg(1995)采用肌电图(Electromyography, EMG)记录了被试在观看人类愉快、悲伤、愤怒、恐惧和惊讶等表情图片后的面部表情活动，发现暴露在愉快情绪时，颧大肌活动也会增加，而暴露在消极情绪时，皱眉肌的活动会增加。大量的证据表明，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均会出现由无意识模仿他人情绪而引发的面部表情、声音、动作(Hatfreld, Cacioppo, & Rapson, 1993; Lundqvist & Dimberg, 1995; Hoffman & Martin, 2001)。Neumann和Strack(2000)从行为编码的角度解释模仿的心理机制，认为人对各种行为都存在行为编码，当观察他人的行为时，内部相应的行为编码系统即被激活，产生模仿行为。在反馈阶段，个体对表情、声音、动作等行为刺激线索的模仿产生的神经冲动以神经反馈的方式激活并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Hatfreld, Cacioppo, & Rapson, 1993)。Ekman(1992)的研究中，让被试以自身经历来唤起情感体验，或者通过操纵面部肌肉运动的方式展现愉快、愤怒、恐惧、悲伤、惊奇和厌恶六种情绪，结果发现，两种方式能产生一致的主观体验和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因此，他们认为通过面部表情展现就能激发一致性的自动神经系统活动。总的来说，个体会通过模仿和反馈的作用产生情绪感染效应。
4.2 情绪共情
新近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这种划分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证据，大部分结果表明两种成分各有相对独立的神经网络结构，情绪共情涉及的脑区主要是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以及前部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脑岛(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等(Keysers & Gazzola, 2006; Rizzolatti, Fabbri-Destro & Cattaneo, 2009; Decety, Echols & Correll, 2010; Shamaytsoory, 2011)。认知共情涉及的脑区主要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J)和颞极(Temporal Poles, TP)等( Frith & Singer, 2008; Van & Baetens, 2009; Carrington & Bailey, 2010)。
自囿性悲伤在共享表征的基础上分化出更高级的情绪共情，共享表征指个体从自己经历过的动作和体验过的情绪中产生一个心理表征，而知觉到他人进行同样的动作和体验同样情绪时同样也会产生一个心理表征，两者重叠的部分即共享表征。情绪共情指向他人，涉及以他者为中心的利他动机，使个体产生担心、同情等情绪(黄翯青, 苏彦捷, 2010)。Preston和de Waal(2002)用知觉-行动机制来概括将这一共情产生过程(Perception-Action Mechanisms, PAM)，认为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激发与该行为有关的个人经验表征(Preston & de Waal, 2002)，有关痛觉(Morrison, Lloyd, Di, & Roberts, 2004)、味觉(Wicker, Keysers, Plailly, Royet, Gallese, & Rizzolatti, 2003)、触觉(Decety & Jackson, 2004)和听觉(Gazzola, Azizzadeh, & Keysers, 2006)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都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支持证据(黄翯青, 苏彦捷, 2010)。根据这一机制，研究人员假定情感知觉拥有相似产生过程(Gallese, 2001)。研究表明，看到别人的痛苦与自己处于痛苦的生理反应类似，观察他人的情感与体验自己的情感涉及共同的生理基础(Adolphs, Cahill, Schul, & Babinsky, 1997; Adolphs, Damasio, Tranel, Cooper, & Damasio, 2000)。
镜像神经元的相关研究支持了知觉-行动机制，镜像神经元最初在恒河猴的大脑腹侧运动前皮质上发现，当恒河猴进行目的性动作或者观察到另一个同类做出相同动作时，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表明镜像神经元并非是对动作产生机械性的反应，而是表征动作的意图(Rizzolatti, Fadiga, Gallese, & Fogassi, 1996; Umiltà, Kohler, Gallese, Fogassi, Fadiga, Keysers, & Rizzolatti, 2001)。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主要位于大脑额下回背部区域和顶下小叶的头部区域，研究普遍支持镜像神经元系统是人类理解他人意图及共情现象的神经基础，这为人类共情的发生提供了生物基础(崔芳, 南云, 罗跃嘉, 2008; Jackson, Meltzoff, & Decety, 2006)。
此外，过量灌溉还会造成严重的农田污染问题，如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40米井水的硝态氮为180ppm，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乌兰哈达乡，40米井水硝态氮160ppm。120米深井水硝态氮38ppm。所以过量灌溉会导致地下水受到严重的污染。以色列在提高水的利用率方面做得很好，利用水分监控技术，在田间埋设自动化水分监督装备，如张力计，将数据传到手机和电脑上，可以自动化的管理田间的水分。
4.3 认知共情对情绪共情的调节
在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中，尽管情绪共情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刺激诱发，但情绪共情不是对他人情绪的刻板复制，个体对导致这种情绪状态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能力，即认知共情(黄翯青, 苏彦捷, 2012; Preston & de Waal, 2002)，认知共情会对情绪共情产生调节作用。
目前，关于认知共情在共情加工的哪个阶段调节共情反应，还存在争议。解决这一争议，需要考虑共情的加工方式，后期评估模型适合于解释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早期评估模型适合于解释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
目前，阐释认知共情对情绪共情调节作用的理论模型主要有早期评估模型、后期评估模型(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与共情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双过程模型(Lombardo et al., 2010)。早期评估模型认为认知共情的调节发生在共情的早期阶段，情绪刺激只有在认知评估后才会产生共情反应。后期评估模型认为认知共情的调节发生在后期阶段，情绪刺激自动引发个体情绪共情, 同时个体对环境进行认知评估产生认知共情,认知共情调节情绪共情，共同产生共情反应(张晓霞, 黄丽, 李梅, 2016)。共情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双过程模型认为，情绪分享在达到分享表征之前是无意识的，认知对情绪的调节以内隐的形式进行，当个体与他人形成分享表征后，心理理论等认知共情外显地调节情绪共情。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他所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173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邓小平社会管理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4.3.1 认知共情调节情绪共情的理论模型
4.3.2 认知共情调节情绪共情的主要因素
共情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Hoffman(1977)建立的个体共情的毕生发展模型，描述了从低到高四种水平的共情反应模式：0～12个月的婴儿处于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共情的本质是情绪感染，其最典型的反应是婴儿会对其他婴儿的哭声产生反应性哭泣；12～18个月的幼儿处于第二个阶段，即自我中心共情阶段，能够对他人进行动作模仿；随着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在3～4岁儿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感受他人”的共情阶段，能够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和自己存在差异；11岁左右儿童进入到共情的第四个阶段，即对他人生活状况的共情阶段。个体在这一阶段即使脱离具体的情绪线索也能产生共情(Hoffman, 1977; Meltzoff & Moore, 1983; Zahn-Waxler & Radke-Yarrow, 1990)。
研究发现，个体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会影响情绪共情，不同的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对称的情绪体验。当个体把他人评价为竞争关系时，观察他人接受疼痛刺激，个体较少产生悲伤情绪；观察他人处于愉快情境时，个体产生不悦情绪；当个体把他人评价为合作性关系时，则会产生与他人一致的情绪体验(Singer, Seymour, O’Doherty, Stephan, Dolan, & Frith, 2006)。共情者的知识经验也会调节情绪共情。研究者给医生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呈现描述疼痛和非疼痛的视觉刺激，医生的专业知识能在共情的早期阶段抑制负面情绪唤醒调节情绪共情(Cheng, Chen, Lin, Chou, & Decety, 2010)。Fan和Han(2008)在研究中让被试完成卡通图片情境与真实图片情境的疼痛判断任务。结果发现，早期疼痛激活反应受到情境现实性影响，后期情绪共情受到自上而下对疼痛线索注意的影响。总之，上述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知识经验和情境评估因素均能有效调节情绪共情(程家萍, 罗跃嘉, 崔芳, 2017; 潘彦谷等, 2012; 宋娟, 郭丰波, 张振, 原胜, 金花, 王益文, 2016; Fan & Han, 2008)。
传说有一年他去村头肉凳上买肉，他拿到屠夫递过来的肉以后，没有像旁人那样举得高高的掂量掂量，而是迅速从怀里摸出一个弹簧秤，勾住扎肉的草绳提了提，指针是没有完全满足那个想要的数字，当然也差不太远，准确点说，指针在那个数字上有些微的晃动。牛皮糖说，肉仔，你缺斤短两。
5 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
认知神经心理学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也为两成分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Dziobek等人(Dziobek, Rogers, Fleck, Bahnemann, Heekeren, Wolf, & Convit, 2008)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情绪共情能力与正常被试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认知共情能力却明显受损。Harari等人(Harari, Shamay-Tsoory, Ravid, & Levkovitz, 2010)的研究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能力发生分离，这类患者的认知共情能力比正常人低，但情绪共情能力却比正常人更高。Shamaytsoory等人(Shamaytsoory, Aharonperetz, & Perry, 2009)的研究显示，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受损患者的认知共情能力偏低，但情绪共情能力处于正常水平；大脑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PG)受损患者情绪共情能力偏低，但认知共情能力处于正常水平。以上研究结果证明，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心理成分(潘彦谷等, 2012)。
地名词典和测绘学叙词表都不能称之为地名本体，因为他们都是规范化的说明，专业性较强，而地名本体需要构建的是最广泛的，最基本的地名概念性内容，需要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的一般化描述。从使用目的上看，地名词典和测绘学叙词表都是检索工具，是为了方便信息的查询检索，而地名本体则是为了表达地名的知识体系，并不仅仅是规范概念，其所表达的属性内容较地名词典和叙词表更加丰富。
5.1 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机制
Walter(2011)提出的共情环路模型(Brain Circuits For Empathy Model)解释了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机制。该模型认为共情既可以通过有直接感染性的情绪信息自下而上唤起，又可以被包含内容和背景的情绪信息自上而下激活。自下而上的情绪信息激活方式与前面论述的知觉-行动机制基本相同，主要依靠具身模仿。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中，个体通过自我投射的方式对高级情绪信息产生共情，自我投射是将他人的状态转化为相似的自我心理表征，以模拟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产生与他人一致的情绪感受。表征情绪的腹内侧前额叶脑区在此过程中会受到激活(岳童, 黄希庭, 2014; Walter, 2011)，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及周边系统主要加工自我相关信息，且与杏仁核、颞极和前脑岛等情感加工脑区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整合情感及认知信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chmitz & Johnson, 2006; Zaki, Weber, Bolger, & Ochsner, 2009)。因此，在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时，个体会调动自身的自传体记忆，像理解自身的心理状态一样去理解他人的心理，并产生相似的情感反应。
心理理论系统具备处理情感的能力，Schnell等人(Schnell, Bluschke, Konradt, & Walter, 2011)认为，心理理论相关的脑区能有效处理认知信息中与情感相关的内容，它们在认知-评价共情过程中起到类似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Lindquist等人(Lindquist, Wager, Kober, Blissmoreau, & Barrett, 2012)对情感神经网络的元分析也发现，与心理理论相关的部分区域参与到了情感经历之中，这些脑区可以利用已存储的过去经历的表征来为关于自身或他人的输入信息赋予情感意义。
5.2 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证据
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证据的支持，个体对高级情绪信息的共情加工是通过自我投射的方式来体验他人的心理感受，例如要预测在一个假定的情景中另一个人可能怎样感觉时，人们可能会想象或回忆自己经历类似的事件时会有怎样的想法或感受，据此而推理另一个人会经历同样的情感状态(Corballis, 2007; Goldman, 1992)。由此推断，自我概念中包含的他人成分越多，个体越容易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反应，Meyer等人(Meyer, Masten, Ma, Wang, Shi, Eisenberger, & Han, 2013)的研究中，分别让被试看自己的好朋友、陌生人遭受社会排斥，结果发现，脑岛、前扣带回及腹内侧前额叶只有在观看好朋友遭受排斥时才会激活。被试与被共情对象的关系越亲密，越能像加工自我信息一样加工他人信息，越能够产生较强的情绪感受。
心理理论系统与情感系统之间也被证明存在紧密的联系，Danziger等人(Danziger, Faillenot, & Peyron, 2009)的研究中，选取了先天性疼痛不敏感的患者作被试，患者不能依靠镜像神经元系统表征他人的疼痛，但是在看到他人受疼痛刺激时，表征情绪的脑区仍然被激活，证明患者能通过心理理论系统来理解他人，产生共情反应。Schnell等人(Schnell et al., 2011)的研究中选取卡通人物作为材料，人物缺少表情，因此被试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推断人物的情感。结果表明，推断过程中激活了与心理理论相关的网络和边缘系统。腹内侧前额叶与杏仁核、颞极、前脑岛等情感加工的脑区联系紧密，在整合情感及认知信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Zaki et al., 2009)。总之，上述研究展现了心理理论系统与核心情感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的神经网络。
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需要高度分化的大脑与后天的经验学习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的共情加工更具复杂性，共情反应也更具灵活性(岳童, 黄希庭, 2016)。
6 总结与展望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先秦时期孟子提出这一命题，阐述了人们对他人遭受苦难表现出感同身受的心理现象，从现代西方心理学术语的角度看，该命题描述的实质是一种情绪共情。人类先天就具备情绪感染能力，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情绪感染发展成为具有重要社会性功能的共情能力。本文以共情的两成分理论为划分依据，综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类共情加工过程，探讨了两种共情成分与两类加工过程的关系。结论认为，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发生，认知共情能对情绪共情进行调节,加工过程不同，共情的调节方式也不同。
总体来说，有关共情的心理加工过程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对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发生方式及相互作用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拓展。
When they are in the Pacific Ocean（太平洋），they escape（逃离）from boxes falling（掉落）off boats.Then they have trouble with a big and scary（吓人的）octopus（章鱼）.At last，they go into a kelp（海藻）forest.But Dory never gives up（放弃）.She keeps going with her friends.
6.1 提高共情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
目前，共情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类：采用图片范式引发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采用线索范式引发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然而，这两类范式引发的共情与实际生活中的共情现象有较大的差异，生态效度较低(潘彦谷等, 2012)。研究者发现，共情的加工机制探讨会受到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影响。例如，在积极共情的情感表征区域探究中，很多研究未能发现脑岛的激活，可能的原因是所选用的实验范式激发的情绪唤醒度较弱。此外，奖赏系统也需要在良好生态效度的情境中才能被激活(岳童, 黄希庭, 2016)。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生态效度较高的情境研究范式，如Klimecki等人(Klimecki, Leiberg, Ricard, & Singer, 2014)选用的社会情感视频任务(Social-affective video task)，该范式通过视频呈现情境，被试观看后，评定主观感受，并测量对情境中人物的共情分数。Kanske等人(Kanske, Böckler, Trautwein, & Singer, 2015)在此基础上，设计出EmpaToM研究范式，该范式同时考查对他人的情感与认知共情能力(竭婧, 庄梦迪, 罗品超, 郑希付, 2017)。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选用或创设更符合实际生活的研究范式，提高共情研究的生态效度。
6.2 探寻更加客观有效的共情测量指标
共情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向被试呈现可以诱发共情的图片、文字材料或者视频后，让被试填写自评量表或记录被试的生理指标和大脑神经系统反应指标来测量其共情水平。量表自评是以量表中的得分作为共情的指标，目前广泛使用的量表有Davis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和Baron-Cohen编制的情绪智商量表(EQ, Empathy Quotient)。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共情，开拓了更多客观的指标，如生理指标和大脑神经反应指标。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催产素、睾丸酮等荷尔蒙与共情有密切的相关，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十分清晰明确(潘彦谷, 刘衍玲, 马建苓, 冉光明, 雷浩, 2012)。镜像神经系统也是共情的客观指标，镜像神经系统的活动与情感共情存在显著的相关，镜像神经系统的活动可以用脑电波μ节律作为指标进行观察记录，个体在静息状态时，神经元会同步放电，μ节律的波幅相对比较高，当个体产生共情时，神经元放电去同步化，μ节律波幅降低，即产生μ节律抑制(陈武英, 卢家楣, 刘连启, 林文毅, 2014)。未来的研究应该充分发挥现代认知科学的技术优势，探寻更多客观有效的共情指标。
6.3 丰富积极共情的研究
从情绪效价的分类上看，共情分为消极共情与积极共情，当前共情研究的主流是消极共情，主要集中在个体对他人消极情感(如疼痛、厌恶、悲伤)的共情反应上。共享他人的积极情感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且一直是人文学者们探讨的对象，但目前对积极共情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积极共情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情感，在生活中广泛存在，并且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增加亲社会行为(Morelli, Lieberman, & Zaki, 2015)。积极共情与消极共情的认知加工模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特异性。例如，两者都依赖于镜像神经系统和心理理论系统的活动，背后的神经网络类似，在脑岛及其相关脑区上都有表征，但在具体表征区域上存在差异，产生难度上也存在不同。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了解积极共情产生机制的特点, 拓展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化对共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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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Empathy
YUAN Xiaojing1; LIU Chang1; LIU Lin2
(1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China ) (2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City college of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000,China )
Abstract
Empathy is a critical social ability to identify what other people feel or think and to respond with an adequate emotion to others’ feelings and thought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ffective empathy and cognitive empathy, each of which h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neural network. In terms of evolution and ontogeny, affective empathy happens before cognitive empathy. There are two processing methods of empathy. One is the bottom-up empathy processing evoked by elementary emotion stimulation. First, emotional infection occurs, which in turn evokes affective empathy. Finally, cognitive empathy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teract to produce empathy response. The other one is a top-down empathy processing triggered by advanced emotional information. Cognitive empathy evokes affective empathy through self-reflection, in which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his article present a model that called Brain circuits for empathy which explains the component and process of empathy, and demonstrate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empathy. Futu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design a high ecological validity research paradigm, explore more objective empathy measurements, and enrich the positive empathy study.
Key words : affective empathy; cognitive empathy; bottom-up processing; top-down processing
通讯作者: 刘昌, E-mail: liuchang@njnu.edu.cn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1.006
标签：情绪共情论文; 认知共情论文; 自下而上加工论文; 自上而下加工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论文;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