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进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定位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社会发展也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和支持，如果社会发展长期受到抑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难以保证。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必然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政府在发展中要优先考虑社会发展、人类福利和人类尊严，把人的发展置于发展的中心。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立足点。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注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来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讲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以及社会关系的完善上。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扫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和目标
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按照马斯洛的理论，首先是生存的需要，之后是安全和健康的需要、社会归属感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不断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的过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也可以概括为五个层面的内容：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文化素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不断升华。其中，前三个层面的内容侧重于物质生活的需求，后两个层面则侧重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内涵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因而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标准进行衡量。但是，为了让人们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有个直观的了解，也为了从地区比较和国际比较中寻找差距和优势，我们试图用尽量少的指标，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进行描述。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可以分为结果指际和过程指标两类。结果指标是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产出；过程指标则是实现这一产出需要的方法和途径，即阶段性投入。我们进一步把结果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扩展指标：基本指标是对最基本的阶段性目标的描述，而扩展指标则是对基本指标的补充或深化，以更全面地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根据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层面内容的划分，我们初步选取了以下14个指标（见表1）。其中，P[，1]～P[，5]、E[，1]～E[，5]十个指标初步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而提高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I[，1]）、增加公共卫生投入（I[，2]）、增加公共教育投入（I[，3]）、推动先进文化建设（I[，4]）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表1小康社会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标构成
产出指标
基本指标扩展指标 投入指标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P[，1]贫困率 E[，1]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I[，1]：城镇失业率
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P[，2]平均预期寿命
E[，2]每千人拥有医生数I[，2]：公共卫生费用占GDP比重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P[，3]恩格尔系数 E[，3]个人电脑普及率 I[，3]：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
提高居民文化素质
P[，4]成人识字率 E[，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I[，4]：先进文化建设
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P[，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E[，5]文化产业发展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状和目标。
我们进一步分析我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状，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找出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1.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消除贫困仍是我国面临的严峻任务之一。2002年农村仍有28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农村总人口的3.6％；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约为5800万人。与此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2002年，享受低保的农村居民仅400余万人。
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到2003年3月，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40.3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3％。虽然政府不断加大“应保尽保”力度，城镇享受低保的人数迅速增加。但是，由于统计渠道和统计体制存在着不少漏洞和死角，而且地方政府对于低保人数的统计有时基于自身的财力而在统计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低保人数的盘子，所以中国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难以全部进入低保的范围，据估算，目前有30％左右的城镇贫困人口处于“应保而未保”状态。
生存权是发展的前提，消除贫困是发展的首要任务。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是国民的基本福利，也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因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基本消除地区贫困，城乡居民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控制在2％以下，且都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就业是保障生活最有效的手段。就业不仅是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个人融入社会、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今后二十年，我国将处于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面临突出的就业矛盾。虽然当前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但实际失业率估计在7％以上，并且呈上升趋势。随着下岗与失业并轨工作的完成，我们建议逐步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取代登记失业率，并作为评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为劳动者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及社会对失业的承受力，一个现实的目标选择是到2020年，城镇失业率控制在7％以内。
2.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预期寿命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综合反映。我国预期寿命增长较快，2000年为71.4岁，比1990年增长了2.85岁，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70岁）。但是，我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2000年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5.2岁，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8岁）；而农村人口仅为69.6岁。因而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同时，考虑到预期寿命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预期到201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3.5岁，2020年达到74.5岁。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卫生资源的可利用性。2000年我国每千人医生数为1.68人，高于低收入国家1.0人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5人），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1.8人），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2.8人）。但从统计口径看，中国医生数中包括了牙医和中级医士在内，而其他国家多不包括。目前，我国中级医士和牙医约占医生数的24％，如果予以扣除，则千人拥有医生数不足1.3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中级医士在卫生服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扣除也有不合理之处。因此，我们仍按原口径，预期2010年每千人拥有医生2.5人，2020年达到3.0人，接近目前高收入国家水平。
经费投入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保证。1998年，我国卫生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6％，其中公共支出占2.0％，个人支出占2.6％。三者都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5％、2.5％和2.9％）。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不仅投入比重偏低，而且构成有显著差异：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公共支出高于个人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5.7％的卫生支出中，公共支出3.1％，个人支出2.6％；高收入国家9.8％的卫生支出中，公共支出达到6.2％。因此，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卫生费用支出增长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公共投入的力度。预期到2010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3％.到2020年增长到5％。
3.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基本标准”中采用的指标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并把小康值定为11％。但是，由于这一指标在统计方法和口径上各国差别较大，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如一般高收入国家教育支出比重在15％，但美国仅为6％，而立陶宛和罗马尼亚都在20％以上。相对而言，恩格尔系数则更能稳定地反映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按照较为公认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低于60％为贫困型，50％～59％之间为温饱型，40％～50％之间为小康型，30％～40％之间为富裕型，高收入国家一般在30％以下。2000年，我国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44.5％，达到了小康标准。但是城乡之间差别较大，2000年城镇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9.2％，而农村仍高达57.8％。因此，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主旋律。预期到2020年间，全国恩格尔系数达到40％，农村降到50％以下。
电脑普及率是反映信息化社会人民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1998年，拥有个人电脑的世界平均水平为70.6台/千人，其中高收入国家一般在200台/千人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在40台/千人左右。中国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脑9.7台，按每个家庭3.44人计算，我国城镇个人电脑拥有率为28台/千人；农村地区则接近为0台/千人。预期到2020年，全国个人电脑普及率达到100台/千人，农村地区达到40台/千人。
4.提高居民文化素质。成人文盲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教育基础。2000年我国成人文盲率为19.7％，低于低收入国家（38.8％）和世界平均水平（24.4％），但与中等收入国家（13.5％）和高收入国家（1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年文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基础工程，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争取到2010年，我国成年文盲率下降到10％，2020年继续下降到5％以下。
发展高等教育是实现国民素质本质性提升的关键。“九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到2002年我国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但仍低于世界19％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5％和高收入国家59％的平均水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预期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接近目前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20年争取进一步提高，达到35％，接近普及高等教育的标准。
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我国教育投入仍显薄弱。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2％上升到2000年的4.3％，但与发达国家平均5.5％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的教育发展纲要和《教育法》提出逐年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1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但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实施方案，致使这一目标近年来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呈停滞或下滑之势，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87％。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1997年全世界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低收入国家为3.2％，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5.4％，都高于我国目前的水平。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应切实保证教育投入的优先地位，落实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争取到200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到2010年达到5％，并在随后的10年间保持不低于5％的水平。
5.提升居民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很难用定量的指标来衡量。我们希望通过信用体系的建设，形成有利于良好道德风尚的制度环境；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倡导积极的价值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道德水平却出现滑坡。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时下我国国民急需建立的一种道德资源，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学习和修养；另一方面，还依赖于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而后者的相对缺失是我国社会道德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从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人手，重建思想道德体系。
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文化生活需要，而且对于倡导积极的价值和道德取向、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产业竞争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尤其是音像制品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推销着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很多领域保留着“事业化”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确立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强大的文化产业部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
文化（包括信任、规范、制度、传统、网络、形象等）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先进文化，就是要为新的时代建立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并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从而为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表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20年预期目标
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水平
2020年预期目标 （1998年） （1998年）
贫困率（％） 2
低保覆盖率（％） 90
平均预期寿命（岁） 74.5 70 78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人） 3.0 1.82.8
恩格尔系数
40 30～40
＜30
每千人个人电脑效（台） 100 40200
成人文盲率（％） 5 13 10
高等教育入学事（％） 35 25 59
社会信用体系
完善
文化产业
发达
三、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点和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刚刚跨过小康门槛、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提出综合性的发展对策。
（一）以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协调发展体系。
1.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如果不能保持7％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只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是难以想像的，也不可能满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需要。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前提。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既包括经济效益、供求关系的改善，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还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能够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2.实现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把扩大就业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一直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20世纪80年代的0.3左右下降到90年代的0.1左右，并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过于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在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应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投资少、就业门槛低、就业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行政府促进就业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从而实现发展经济与增加就业的良性互动。
3.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二元结构转化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农村和农业投入不足，是制约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2002年，我国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仅占4.5％。政府应增加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公用事业建设的投入，重点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以及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增加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公共品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小农式家庭经营方式是农业产业升级的瓶颈，要积极探索推广“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生产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动城镇化进程。
4.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差距。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1997～2002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对于东部的比重从54.1％下降到52.6％，西部从43.1％下降到40.6％。投资结构失衡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九五”以来，中西部地区所占投资比重有所增长，但规模仍然较小，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3202亿元，其中投向西部的仅占13.1％，中部也只有17.6％。非公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发育不足是阻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002年，中小企业从业人员中56％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占30％，西部仅占14％。区域分割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同时，劳动力素质偏低也是阻碍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根据2002年农业部的调查，西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69.8％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而西部农村劳动力中这一比例仅为48.1％。
西部大开发战略表明了我国政府缩小地区差距的决心，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改善所有制结构，鼓励民间资金参与西部开发及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国有经济重组发挥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引导、推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实现东部经验、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二）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基本目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是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成本低廉的社会安全网，使社会各种不利群体、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能够不分地区、不分城乡地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到200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1129万人、9401万人和10182万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仅为2065万人，距离全民保障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2.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统一征缴。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现象，并且无形中增加了征收成本；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约束力差，企业个人拖欠、拒缴社会保障基金的情况较为普遍。为此，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从理论上而言，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过程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公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是中央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也具备统一规定、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的必要性。
3.提高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效率。在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的同时，提高养老金运营效率可以有效提高基金的偿付能力，是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在推进基金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步子仍然不大。我国社会保障是由国家强制实施，并由国家指定的机构负责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和管理。为了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特别是提高基金的增值能力和偿付能力，实行基金运营管理的市场化是发展方向。
4.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从社会保障费的支出看，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只占总数的11％；而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却占总数的89％。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很长时期内二元经济结构仍将存在，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立刻消失，但是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可以在当前农村储蓄式养老、合作医疗以及农村社会救济的基础上，首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20年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接轨。
（三）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推进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主要健康指标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有的已经达到当今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与配置不平衡、不合理现象比较突出，在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公共卫生投资的排位中，中国居第188位，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和健康水平提高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卫生行政管理手段和公共卫生管理服务相对滞后，特别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薄弱，这些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1.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增加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合理配置有限的卫生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发挥政府作用，保证政府对公用事业建设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持。要大力整合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破除“条块分割”、部门垄断、单位所有的现象，解决配置不合理、拥有不平衡、浪费严重问题。要以人为本，努力推进政府转型，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转变，增加财政对卫生事业发展，尤其是对落后农村地区卫生基础设施、基本条件改善的投入，扭转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和公共卫生支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2.建立多元化医疗卫生体制。中国人口多，医疗卫生摊子大，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只能用于公共卫生医疗，其他可以逐步走向民营化，即在国家严格监管下发展私立性医疗卫生机构。打破垄断格局，加快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有宏观调控的“公立、公营”、“私立、私营”及“股份制”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打掉“大锅饭”，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其企业化改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整体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按照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公益、准公益、非公益产品服务和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要求，建立政府有效的“补偿机制”，实现政府从举办经营医院向投资管理医院转变。
3.完善宏观管理方式。形成法律和其他必要的行政、社会的约束机制，形成有社会和民众监督的行业领导体制。加强公共卫生教育，注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基础建设，实施卫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卫生科技优先发展领域，组织卫生科技攻关，加强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前瞻性、指导性、应用性研究。积极落实配套改革措施，同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建设。
（四）切实推进教育的优先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教育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协凋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提升我国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启动消费、缓解就业压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增加教育投入是保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前提。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上存在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按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保证经费的增长。从发展理念上看，是各级政府并未真正转变把教育投资仅作为消费性投资的观念，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作为基础性投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更深层次的考虑，则是对各级政府“有法不依”的责任认定问题。《教育法》对教育投入落实情况仅是原则性的论述，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具体操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转变观念的呼吁上，更重要的是明确各级政府部门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加强监督考核。应与基本国策的地位相适应，可借鉴计划生育的工作经验，考虑对直接领导人实行“一票否决制”。
2.进一步调整公共教育投资结构，体现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目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资在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客观上削弱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职业教育是沟通教育和就业市场最直接的桥梁，2001年我国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经费合计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不到10％，职业教育发展严重不足。公共教育支出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是确保义务教育的投入，逐步增加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开放非义务教育市场，鼓励社会化、多元化投入，形成政府办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3.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满足社会教育需求。社会需求是教育发展的原动力，逐步纠正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使教育发展能够与产业结构调整保持一致。通过调整教育结构来逐步改善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村）发展缺乏人才而长期滞后的局面。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我国的教育不仅要培养能够为城市和发达地区工作的人才，也要培养能够为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
4.适应终身教育需求，建设学习型社会。工业化社会初期及以前，人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技能几乎可以受用终生，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后期，90％左右的知识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摩尔定律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普遍规律，人们已经不可能再以学校教育中所学的知识适应知识的高速更新，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因此，21世纪将进入一个“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体形式。
知识更新是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提出的客观要求，而劳动者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愿望也与日俱增。根据国家计委宏观院课题组2000年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有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文化程度不能满足岗位需要，并打算继续深造，其中高中学历以下的被访者对自身文化程度不满的超过70％，具有大学文凭的被访者中也有1/3左右的人希望能进一步深造。
我国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正式确认了终身教育在整个教育基本制度中的地位，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尽管至今各国对终身教育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比较共同的认识是：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训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终身教育既有专业性的教育，也有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技能的形式外，还与社会文化活动和实际生活环境密切联系。终身学习体系强化人才培养中学历、经历和能力的综合素质养成，更加重视能力建设，尤其是创新能力。终身学习体系要求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特别是在职培训的发展，满足人民多样性的教育需求。
（五）弘扬先进文化，构建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体系。
积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
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需要一套完备的信用体系、信用制度加以保障。由于我国尚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发展阶段所限，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在借鉴各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在发展的初期通过制定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开放数据、组织建立统一的数据检索平台、引导建立行业协会等措施积极推动信用体系的发展，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为社会信用体系能自行运营和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2.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随着人们精神生活越来越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产业也被公认为经济领域中最有活力、最具有创新意义且能获得丰厚收益的产业。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尤其是音像制品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重头项目；以文化和所谓品牌符号所包装的实物产品以及服务业的出口，已经成为他们赚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应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文化只是“事业”的观念，努力增强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使文化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中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3.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和最深刻的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潮和文化相互碰撞、交互影响的背景下，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将其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实践中，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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