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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埃及将多种汇率制改为银行浮动汇率制，外币自由兑换，但埃镑的兑换率一直没有变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列为实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国家。世纪之交，埃镑贬值，出口下降，外汇不足，IMF和世界银行及其他发达国家建议埃及实行浮动汇率制。经几年努力，2003年1月29日，埃及宣布实行全面浮动汇率制。
一、实行浮动汇率制的背景
1991年，埃及实行经济调整与外贸自由化后，没有大力推动朝阳产业发展，将大量资金投资修建高档住宅、度假村等民用建筑，在沙漠出现大片无人居住的豪华住宅区，大型基础建设工程投资战线太长，使工业基础设施改善不大。因此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埃及企业出口乏力，内销下降，银行呆坏帐增多，经济开始下滑，外贸逆差一度高达13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只好动用原有积蓄来平衡，导致外汇储备迅速下降，目前仅142亿美元左右。
为缓解外汇压力，政府对汇率制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从2001年开始，放弃了埃镑、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转向“管理浮动汇率制”，允许埃镑的中心汇率在3%的幅度内进行交易。12个月后，埃镑贬值30%，至2003年1月，跌至1:4.5。近两年间，国外在埃投资减少，外汇短缺，埃镑实际价值大幅下跌，出口商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民众抛出埃镑，改持美元等货币，以避汇率风险。为稳定民心，政府向金融市场投放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元急降到140亿，但仍无力阻止埃镑贬值。与此同时，埃及外债攀升，从占GDP的28%上升到目前的32%。在种种压力下，埃及于今年1月29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
二、汇率制的选择
1.汇率制和浮动汇率。按目前的分类，汇率制分为中间汇率制和角点汇率制。前者又分为传统固定汇率钉住制、水平调整钉住制、爬行钉住制、爬行内浮动和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而后者是指较为极端的汇率制度，分为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汇率对内绝对固定，对外浮动）、货币局制度（汇率完全固定）和单独浮动制（政府偶尔干预但不控制，汇率完全浮动），即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体系是指一国的货币汇价不规定上下波动幅度，汇率主要由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决定。在浮动汇率体系中，货币的相对价格由人们、公司和政府间的买卖来决定，任其自由上下浮动，央行没有义务予以维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以不同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汇率制选择理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总的看，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应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2.埃及汇率制的选择。2001年，埃及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前属资本账户不开放时期。埃及就在国际金融市场和汇率间设立了一道有效的防火墙，此时，埃及有200亿美元外汇储备，有足够能力操纵噪声项。同时，由于埃及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反应灵敏度不高，使汇率维持固定成为可能，但却付出了极高昂的效率损失为代价。埃及这样做，不是为博得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虚名，而是政治谋略，即保留在特定时刻突然调整汇率（后再保持固定）的权力。在这种实质上的固定汇率制下，交易成本上升和效率损失导致进出口增长缓慢，埃镑的坚挺又造成严重入超局面，过多的政府干涉性壁垒使埃及失去很多扩大出口的机会。1999年以来，埃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过多，又趁亚洲金融危机连续两年进口了大量便宜消费品，经济出现泡沫。经常性非贸易外汇和外援等国际收入增加不多，出现巨额赤字，政府在特定时间频频宣布埃镑贬值。在埃镑一再下跌，外汇不足情况下，政府处于效率与稳定的两难之间，确定效率与稳定孰为重、确定埃及目前真实的经济抗风险能力，便成为埃及是否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关键。埃及在国际社会的敦促和国内改革派的压力下，选择了效率，放弃了稳定。
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后，埃及成为“小国开放型经济”，资本账户开始有条件的开放。“管理浮动汇率制”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水平（上下3%）调整钉住汇率制，在政府控制下来决定汇率的制度，这同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汇率制没有实质区别。在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效率和风险都随着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只要前者增加时的边际递增速度大于后者，这时的最优选择是角点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究竟如何选择主要取决以下参数：
第一，贸易依存度（国际贸易量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越高，汇率变动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冲击将越大。为最大程度稳定国内经济，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如仅从贸易依存度看，埃及的贸易依存度略高于20%，对埃及而言，其进口商品涉及国计民生，因此埃及的贸易依存度较高，其汇率变动短期内对埃及整体经济会有较大冲击。
第二，以GDP大小衡量的国家。埃及的GDP近1000亿美元，不能算大国，其中小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对大国的依赖性较大，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力小。从这一参数看，如埃及实现浮动汇率制，而不完善其外汇、金融市场，其汇率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仍受大国影响。
第三，贸易伙伴国的集中程度。集中度高的国家一般倾向钉住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以稳定进出口。而贸易伙伴分散的国家则不会垂青于固定汇率制。埃及贸易地区结构的畸形决定了只要埃镑钉住美元，就可稳定进出口。
如没有巨额国际游资，中间汇率制还可得以生存的话，那么，当埃及的经济危机吸引来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大鳄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在中间汇率制的安排下，当均衡汇率对外来冲击进行调整时，在某时点，政府控制的汇率必与此有较大差别，如某些国际金融大鳄理性预期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政府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在此时进行攻击，很少的保证金就为投机者提供了有效的放大杠杆，市场舆论也使众多投机者跟进。这时，市场噪声产生了系统性的偏差，均衡汇率在市场机制下就会对此产生“汇率超调”（尤其在市场反应灵敏度高时），这时，政府控制的汇率和均衡汇率水平的差别会进一步拉大。当政府反向操作的弹药（外汇储备）告罄时，中间汇率制崩溃。所以，埃及在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后，终于意识到在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大鳄到来时，采取中间汇率制是不明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改变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实行中间汇率制是有风险的，只有汇率完全市场化后才有效、保险。这就是“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而不是中间汇率制。
3.“三元冲突”理论中的埃及浮动汇率制。据蒙代尔的开放经济下“三元冲突”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兼得。埃及目前的选择是放弃汇率稳定而追求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注：申卫平：《金融全球化与汇率制度选择》，载《人民日报》2002年7月13日。）
埃及从1991年开始允许外汇有条件交易后，资本渐渐放开，形成资本自由流动趋势。只是在经济形势较好情况下没有及时彻底地放弃固定汇率制，导致金融、经济危机。在目前的不兑现纸币本位制下，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制是种有潜在风险的组合。一方面，埃及在调整经济运行时，为维持本币与被钉住货币间的官价，必须保持国内利率与被钉住货币国利率的一致，从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埃及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不一定适合埃及，这种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和“非同步性”使埃及最终难逃爆发金融危机的厄运；另一方面，在固定汇率制下，埃及人为抑制汇率的自由变化，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给埃及央行调节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威胁，这种威胁又通过“羊群效应”（由某国货币贬值对投资者产生“汇率超调”，导致投资者跟着投机者这一“领头羊”过度抛出该国货币的行为，从而导致“汇率超调”）传导，对钉住汇率制造成极大冲击。因此，埃及既想选择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同时又不想失去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只能选择浮动汇率制。
然而，“三元冲突”论也有缺陷，没考虑冲销的影响。笔者认为，埃及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是在稳定的汇率和自由资本流动中选择，而是兼顾两者，即在不断放松资本管制的同时维持汇率稳定。
综上所述，埃及目前应该及时选择浮动汇率制，使埃镑及时地自由贬值。
三、浮动汇率制下的埃及进出口贸易
1.贬值的相对价格机制——微观分析。以2001年埃及政府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为界，将埃及进出口贸易划分为美元挂钩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两个阶段来分析，可看到埃出口没有显著增加，而进口则大幅减少。
从微观角度看，浮动汇率制对增加埃及出口的作用并不明显。2000年，埃及出口从上年的44亿美元增至64亿，是因石油价格上扬；在随后两年“管理浮动汇率制”中，却从2001年的70亿美元回落到2002年的67亿。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埃镑迅速贬值。埃镑持续贬值对农场品和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产品的出口有利，而汽车装配、制药及纺织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商则将面临挑战。
其次，从进口看，2000年进口达到最高峰179亿美元，2001年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后开始下降，2001、2002年分别是164和146亿。埃及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弹性较高，导致进口值减少。因财政危机，埃政府为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与加大了对外汇的控制（注：良言：《埃及的纸荒》，载《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3期第22页。），进口减少是可以预期的。
当然，浮动汇率制对进口的影响并非都不利。实行浮动汇率后，埃及物价上升并没想象的那么快，埃镑可在任何价格进行交易促使进口商更为理性地使用他们的美元。浮动汇率正帮助埃镑找到其真正的市场价格。
2.埃镑汇率的调整与短期均衡。在不同汇率制度安排下，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效果。浮动汇率对经济的外部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具有深远影响。埃及采取浮动汇率制后，在角点汇率制度安排下，投机者基本无机可乘。
埃及的出口由埃及对出口商品的供给和外国对埃及出口商品的需求两方面的对比来决定；进口由埃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外国对埃进口商品的供给两方面力量对比来决定。假定供给具有充分弹性，出口和进口均由需求决定，这样，埃及的出口就由外国对埃商品的需求来决定，而埃及的进口则由埃及对外国商品需求来决定。
决定埃及出口的主要因素有世界的实际收入和埃及出口商品的价格。在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埃镑汇率的变动是决定埃及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同性，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埃及和这些国家的同一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直接影响埃及的出口。除生产成本外，埃镑汇率和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相对变化直接影响到埃及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这些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埃及的出口。
3.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的时滞性——汇率传递理论。埃镑贬值后，进出口厂商会根据汇率的变动调整其进出口商品的价和量。目前美元短缺决定了埃镑进一步下跌的预期，从而使国外进口商继续等待，希望以更小的沉没成本来进行贸易，这就延缓了出口的增长；而国内进口商则由于对埃镑继续贬值的恐慌而选择近期交易，就延缓了进口的减少。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影响。从埃及实行浮动汇率制几个月来贸易额的变动情况看，出口的缓慢增长和进口的缓慢减少也符合沉没成本理论。
今年2月以来，埃镑汇率大幅贬值，而进出口价格则变动不大，因为在埃及实行完全浮动汇率以前，贬值是政府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做出的一种决策。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汇率变动一般是资本流动和投机泡沫带来的暂时结果，暂时偏差，因此，厂商对汇率变动的反应不敏感。
综上所述，埃镑贬值后，贸易流量对汇率的改变存在时滞效应，所以埃镑贬值对贸易逆差的影响虽然短期内是负效应，但长期内是正效应。
四、政府对策及作用
1.货币和财政政策及作用。埃及政府为缓解由浮动汇率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先采取货币政策，以减少埃镑的供给而加大美元的投放。
今年3月下旬，为节约外汇开支，埃及政府暂停除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战略物资外的政府对外采购，为期3个月。埃及采取浮动汇率制，增加了各外汇办理银行决定汇率的独立性，完全由货币市场来左右埃镑的涨跌，这说明埃及是较典型的“小国开放式经济”国家。如本次埃及真正做到对浮动汇率制的不干涉原则，那么，由于外汇支出的减少而导致的过剩外汇就不会对汇率产生影响，其后果可能仅是外汇储备的微弱增长和贸易赤字的减少。
2.补贴和限价及作用。在埃及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最近政府取消了对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导致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涨幅在10%～35%不等。政府依靠通过非正规游说来激发商界的爱国情绪，缓解商界对埃镑贬值所造成的压力和损失。这一举措得到一些组织和私营公司的积极响应，许诺在短期内以降低利润率来满足人民的需求。然而，就目前形势看，埃镑贬值并非短期趋势，进口商的爱国热情能坚持多长呢？所以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配合补贴和限价措施的实行。
3.采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汇市及作用。浮动汇率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外汇短缺，埃及有巨额外贸赤字，加之近年的经济危机和政府大规模将资金投入回放周期长开发工程等原因，外汇短缺更为严重。目前，埃及外汇更多的是在“体外循环”，每年因走私造成的外汇损失庞大，导致政府向从浮动汇率制中获益的出口商开刀。2003年初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埃及制订了《75%法案》，据该法案，出口商或旅游单位必须将美元收入的75%售给银行，换回埃镑。此举不仅引起出口商的不满，也引起舆论界的口舌之争。埃及外汇的短缺同其外汇取得方式有密切联系。埃及主要依靠非官方出口、旅游业和侨汇获得美元，而所获美元却很少进入官方银行体系。政府颁布的上述法案对帮助外汇市场暂时取得外汇，以平衡进口对美元的需求是有效和适当的，但出口商却成了该法案唯一的受害者。由于从与美元挂钩的外汇政策向浮动汇率的突然转型，商人倾向于持有美元，导致金融体系的美元严重减少。看来，《75%法案》及其他相关法案的运用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依靠市场来平衡美元与埃镑的比价才是最佳方案。
此外，更直接的办法是运用行政手段从贸易本身来平衡外汇收支，如采用一切有效方法限制进口，鼓励使用国货等。埃政府已开始沿着这条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除频繁地使用反倾销等非关税措施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最近开展的全国性打击走私运动，反偷漏税总局全面检查各港口的海关制度和监管情况，堵塞法律漏洞；突击搜查一些服装或纺织品批发商店，没收走私商品，并课以重罚；大力宣传使用国货，制定措施以提高国货质量，降低价格，使国民得到实惠。
浮动汇率制可促使外汇市场正常运行，但外汇市场的正常运行是建立在银行体系拥有足够硬通货基础之上的。因此，埃及政府的对策只具备辅助性和暂时性，关键还要通过市场作用来获得美元，以平衡汇市，使浮动汇率制平稳运行。
五、浮动汇率制下的埃及进出口前景
1.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时机。汇率完全市场化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汇率制改革的最终方向和目标，但埃及离此目标还远，经济仍处于成长期的埃及，其调节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汇率自发调节机制会受到强大阻力。开放的埃及经济规模小，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高，进口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成为长期现象，客观上使埃镑汇率具有较大贬值倾向；二是汇率浮动若完全放开，除影响贸易与投资的长期稳定外，在汇率动荡时期将使埃及国际收支和本币汇率遭受重创；三是央行将承受巨大金融调控压力。埃及外汇储备有限，在本币汇率急跌时，干预政策往往无能为力。目前，埃及还没有完全实现货币自由兑换，汇率制仍在政策的控制之下，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埃及严重的入超局面总使政府担心，若彻底开放汇市会导致进口上升和外汇告罄。因此，从埃及具体情况出发，完全开放汇市并不是好方法。
2.埃及进出口贸易前景。由于埃及只把浮动汇率作为一种“避害”而非“趋利”的选择，以免在突变、动荡时期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牺牲品。（注：邹建峰，李少鑫：《浮动汇率制：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采取浮动汇率制后，埃及近期贸易赤字将难有改观。
首先，从资本市场看，标准普尔等国际权威评级机构迟迟不对埃及BBB-的评级做出改善性调整，埃及将难以得到大量外国投资。国际社会和组织对埃及此次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反应不一。IMF和世界银行纷纷赞扬埃及的汇率制改革、WTO也认为埃及此举可以更好的应用关贸总协定中的贸易条款、许多发达国家也改善了同埃的贸易联系、国际社会因为埃及实行浮动汇率而认可了埃及改革的决心，但国际很多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Moody's Fitch和Capital Intelligence并没有因此改善它们对埃及的评价，仍持谨慎态度。埃及政府汇率政策的多变使其实行的浮动汇率制缺乏可信度，而只有等到国外投资增长等迹象真正出现，才可能促使这些机构将目前BBB-的评级提高。（注：Rania Oteify:《Coming Up Roses》,《Business Today》2003/3。）而已达2000多亿埃镑的国内债务使埃及国内资金来源基本枯竭，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投入，埃及工业整体水平落后的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变，出口迅速增加的希望也难以实现。
其次，埃及出口额只40亿美元左右，总量小，在此基础上的出口量近期即使有较大增加，对埃及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很有限。
从长期看，埃及进出口贸易在浮动汇率的影响下前景光明。埃及已加大了对信息技术和电子、机械工业的投入，最近几年，这些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贸易内部结构调整有利贸易赤字的控制。预计在稳定住了汇率后，埃及银行体系将自动成为外汇流动的合法渠道，市场供求将成为控制进出口贸易的主流因素。
六、几点建议
一是提高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加快私有化进程、优化贸易结构才是平衡贸易赤字的最好选择。采取浮动汇率制后，因出口产品的价格在国际更具竞争力，使出口有一定增长，但对出口基数较小的埃及而言，要增强国际竞争力更需埃及对贸易体系多样性和市场开拓做出更大努力。只有进出口贸易赤字改善了才能吸引更多外汇流入，从而稳定汇率甚至使埃镑升值。
二是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央行应减少对外汇的干预，提高外汇使用率。目前埃及的情况是，经常账户因当前汇率水平的不合理而导致长期或巨额逆差；埃及国内经济基础脆弱，与外资有关部门的产业出现债务清偿困难；埃及宏观经济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已影响了公众尤其是外商对埃及经济前景及埃镑值的信心；当前埃及汇市波动有更深的国际背景，其根源在于全球性的经济恶化（注：孙明春：《外汇市场干预的理论分析》，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五期。）等问题。只有认清上述情况后，埃及央行方可做出以下决策：干预市场以维持当前的汇率水平；主动贬值并在新水平上维持汇率稳定；放任汇率自由浮动。如埃及央行不顾上述问题的存在而贸然采取干预措施，干预很可能失败。
三是埃及货币当局可采用外汇市场期货操作手段来稳定汇价。如通过外币同业拆借市场与远期外汇市场的操作，或在即期外汇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同时进行即期交易，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关系。
四是大力整治非法钱庄和黑市外币交易，严惩洗钱活动。这不仅可摆脱国际社会对埃及洗钱业的指责，争取更多援助性赠款或贷款，还可规范本国外币交易市场，促进汇率稳定，为进出口贸易的正常增长做贡献。
五是加大货币政策冲销干预。目前，埃及外汇市场本币供过于求，有贬值压力，就应通过贸易收支下的奖出限入、资本账户下的鼓励资本流入和限制资本流出来实现市场平衡。央行可通过买卖政府债券，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但也不宜盲目加大公开市场购买力度，要正确判断经济形势，把握公开市场购买规模，一旦利率水平超过目标线，货币供应增长过快，就立即通过公开市场来矫正。
六是采用中和财政政策。埃及政府可运用反向（中和）财政政策冲销掉外汇干预引起的信用变化，维持国内总需求的稳定。而货币政策工具可完全指派给国内经济目标，从而避免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实现经济系统内外部平衡。（注：孙建平：《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的协调管理》，《上海金融》2003年第1期。）
七是政府应当在财政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民众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以满足埃及为数众多的低收入百姓的衣食住行，稳定民心，直至经济危机结束。
最后，要加强同美元、日元和欧元的货币政策合作来干预外汇市场，可对汇率波动起到稳定作用。特别是通过将欧元纳入埃及的浮动汇率体系，以减低单纯同美元进行自由浮动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其对贸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以外，埃政府来应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金融体系、增强企业竞争力与决策机构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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