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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0/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5-0058-04
苏联解体后，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休克疗法一样，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也经历了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发展路径。初期阶段对社会秩序自发性调整的过分倚重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对此，叶利钦和普京政府都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开始探索国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思想宣传领域中各等人士不负责任地大放厥词的状况已有所收敛，人们渐渐寻找到了些微的回归民族认同感的价值依托。思想道德教育领域可谓驱散阴霾，渐露明朗天际。然而，被顷刻间轰然坍倒的社会大厦砸压得几近粉碎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如初，欲使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迹，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绩效分析
1.积极探索重建思想道德教育的理念支撑并已拓清理论轮廓
很多人都用“真空”形容苏联解体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由此导致的社会整体性的道德滑坡、承担社会未来发展使命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偏离健康轨道的状况，令俄罗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非常担忧。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缺失，仿佛士兵失去了作战的武器。因而，寻找新的理念支撑作为开展新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已成为当务之急。叶利钦和普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积极努力建构新的国家精神，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为全民思想道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俄罗斯舆论界对叶利钦的前期政绩曾经给予了阶段性盘点，其中着重指出思想道德建设的不利是叶利钦的主要失误之一。俄媒体批评叶利钦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思想领域“破有余而立不足”，国家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力机构受制于各派力量，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无休止地摇摆，思想上不能统摄人心，政权运作缺乏权威[1]。为了改变如此被动局面，也为了在新一届的任期中能有所建树、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叶利钦亲自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寻找失去的俄罗斯思想”、“制定统一的民族思想”等有关问题，希望能解决民众思想领域中四分五裂的状况。
在总统提出加强国家思想建设的目标后，各政治派别也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为国家设计各种思想前景，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一些社会思潮，如西化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复兴传统东正教的思潮等。尽管各派观点各异，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那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民族思想，摆脱国家的精神危机，为民众提供重建精神世界的支柱。因而在不胜枚举的分歧中，还是可以提炼出共通之处。通过对各派观点的总结，俄罗斯学者为我们勾勒出了统一的民族思想的大致轮廓，这首先是要建构新的、将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想基础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强大民族国家的价值观，自由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当代市场经济价值观和公正社会的价值观……这里包括民族和公民的和谐思想、不主张暴力、容许不同宗教共存、允许持不同政见和数十个世纪以来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文化的欧亚大陆上各民族拥有共同命运的思想”[2]。
虽然叶利钦在建构国家精神理念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对于恢复国家良好的思想道德秩序、慰藉社会转型造成的民众心理焦虑来说，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各派的主张也尚处于探讨之中。因而普京继任总统之后，便着力建构新的民族思想，加固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完成叶利钦未竟的事业。以期填补苏联解体后造成的已延续多年的意识形态真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
在确定俄罗斯自我定位的基础上，普京提出了他的“俄罗斯新思想”作为国家思想道德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俄罗斯新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四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其中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是普京政府认定的全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团结俄罗斯社会、复兴俄罗斯精神的良方之一。普京之所以做出此种价值倡导可以说是俄罗斯复杂的文化传统使然。由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对表征国家思想的文明归属就存在着争议。在文化取向上，俄罗斯既有过积极融入欧洲的迫切愿望，同时又有着生长集体主义观念、与滋养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迥异的村社结构。因而俄罗斯人本身对于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就始终存在着观念之争，苏联的解体则使这种分争达到了顶峰。在叶利钦任总统期间，各种观念一直处于纷然杂陈、竞相逐力，相互难以说服的状态之中。而普京所倡导的俄罗斯新思想则为化解各方争议、达成谅解与共识指明了堪称绝好的进路。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所指出：“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道路。俄罗斯是伟大的东西方之结合，她是完整的巨大的世界。”[3]这是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而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的价值指向恰好满足了这种民族心理诉求，它所蕴涵的精神主旨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洗礼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在建构新的民族思想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理论支撑的过程中，普京还对宗教凝聚民族信仰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东正教在俄罗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它的传播虽然在苏联时期曾经被无神论的教育所中断，但是民众心理的宗教情结及宗教行为并未被斩草除根。苏联解体后，东正教重新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信徒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据统计，“目前，东正教是俄境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其信徒达7000多万（全球有近两亿东正教徒），约占俄总人口的1/2”[4]。宗教具有扬善抑恶、慰藉心灵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宗教对于弥补官方意识形态的疏漏，解除物质生活、道德生活的无序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普京以国家总统和宗教信徒的双重身份，在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宗教的积极作用。
从叶利钦提出“寻找失去的俄罗斯思想”、“制定统一的民族思想”，到普京“俄罗斯新思想”的出台，表明俄罗斯在民族思想重建上已经迈出了初见成效的步伐。可以说叶利钦提出了问题、厘清了探索的方向，普京则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普京的理论尝试不是心血来潮的冒险性创新，而是富有责任感的深思熟虑，他并没有在已经被击打得千疮百孔的传统价值观上继续施展破坏性的推动力量将其斩草除根，而是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一百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的思想有力地回击了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为急于摆脱思想无根的国民提供了精神给养，为干涸皲裂的民族思想道德敷上了一层强效的滋润剂。尽管普京提出的治国理念还不尽完善，但是他在探索民族精神思想出路上无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在民众的思想分歧中求同存异并对其进行理论升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他的睿智亲民、不苟言笑的凝重表情及言行中折射出的历史使命感，使俄罗斯人民重新找到了新时期民族英雄的偶像。经过在任期内的数年努力，普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使思想领域中混乱无序的状况大为扭转，恢复了民族传统价值的尊严。道德精神的给养使俄罗斯人扬眉吐气，国家分裂后导致的精神迷茫和压抑也得到一定的舒缓。
2.重新恢复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
苏联解体后在各执一端的政治纷争的冲击下，原苏联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面尊严已经成为黯然消逝的往事。本应可以通过正常的思想道德教育得以矫正的思想道德无序状况现在已经变成无法企及的奢望。为了纠正社会转型期文化政策的过激、冒进，重新找回打碎旧世界时慌乱之间丢弃的优良传统，俄罗斯的两任总统都对思想道德教育约束思想无序的功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两任总统的治国方略及任职期间制定通过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都把恢复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发挥其引领社会心理趋向的作用放到了突出位置。
叶利钦总统及普京总统对于治国理念及重建民族精神的探求，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对思想道德教育作用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本身就蕴涵了对思想道德教育重要地位的首肯和认可。不仅如此，在两位总统任职期间，俄政府分别出台了《1999-2001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2002-2004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发挥作用的重点群体指向放在了决定民族未来和希望的青少年身上。这两个纲要不仅在字里行间渗透出对恢复思想道德教育地位的殷切企盼，而且还用直接的语言表述对其作用加以强调，如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颁布的《1999-2001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指出：“提高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地位”，“加强和发展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扩大教育实施主体的构成，并努力协调它们的工作，保证学校同相关社会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5]。在普京总统任职期间颁布的《2002-2004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也特别强调关注思想道德教育、凸现其规范道德秩序的积极功效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职责，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统一各政府部门在这一教育领域的立场”[5]，并努力在社会上打造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使政府对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如此不仅会使整个社会发展渐进公序良俗的轨道，同时也会为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开展打造出清洁的外部空间，阻滞、减少来自社会的腐蚀因素对青少年思想健康的危害。
政府的辛勤努力获得了初具实效的回报。不仅政府部门对社会宏观领域的思想道德教育得到了加强，学校在取消原苏联时期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课程及实践活动之后，又重新设置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相关科目。虽然意识形态的导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但是忽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错误倾向逐渐被摒弃，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得以重新确立。
3.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并得到积极实践
在叶利钦时期，对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在宏观领域和学校教育中还没能形成较为完整、有力度、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普京总统除了继续保持政府重新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开端之外，还制定了颇为细致的实施方案，扩大了思想教育举措受众的覆盖面，并在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方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如普京时期制定的《2002-2004年俄罗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中，对思想道德教育队伍的建设就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呼吁的水平上，而是提供了明确并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不仅强调要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补充及激励机制都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在建立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关注儿童权利的捍卫和保护及在这一纲要的指导下推出的“特别支持的事项”等方面的细致入微，都可见普京政府做好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决心及教育决策的日渐科学化。
普京不仅作为总统一丝不苟地履行其组织开展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职责，而且本人也积极遵循自己设计的思想道德教育实施方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动相关措施落到实处。他特别尊重历史，注重历史积淀在国家思想道德重建中的精神价值。在普京的大力倡导之下，俄罗斯恢复了原苏联时期能够极大激发人们劳动热情的有效形式——授予在劳动第一线作出卓越贡献的公民以“劳动英雄”的荣誉。“2001年4月，普京亲自颁布命令，授予一名普通的挤奶女工二级‘祖国荣誉’奖章。与这位挤奶女工同时获得荣誉的还有一名拖拉机手，被命名为‘功勋农业机械师’”[6]。这种似曾相识的情景让经历过苏联生活的人们感觉特别亲切，仿佛再现了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观场面，使普通劳动者深受鼓舞。普京的做法既肯定了中老年人在原苏联时期的价值，给他们的精神以极大的慰藉，同时也给予年轻人要尊重历史的生动教育。丢弃历史的民族仿佛人失去了记忆，十年的经历已经使俄罗斯人亲身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普京对历史的尊重也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
此外，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众多，普京时刻不忘利用宗教活动的机会灌输爱国主义教育的观念。2002年8月，普京在视察远东边疆地区时，还不忘在繁忙的行程中抽出时间参加当地教徒在圣母升天节那天为沙皇时期的海军统帅乌沙科夫举行的圣礼仪式。海参崴和边疆区的大主教对总统的光顾感觉特别荣耀，他们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海军的敬意表达了对总统的拥戴，并表示要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复兴建设中。在总统的支持下，东正教迎来了新的辉煌时代，在国家生活中，特别是在精神道德领域，对价值观的重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为了回馈总统对东正教的青睐与厚爱，教众不仅给予了这位作为教徒的总统道义上的支持，更给予了实际行动上的声援。这不仅为混乱多年的精神领域输入了稳定的成分，而且带来了巩固普京政权的间接效果，实乃一举两得之智举。
经过几年的努力，俄罗斯重新构建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已经初见端倪，国民的思想道德价值观逐渐从无所适从的迷茫状态中摆脱出来，国家的思想道德建设渐进良性的发展轨迹。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若想恢复并超过原苏联时期的发展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应对现实复杂挑战能力的不足，还将制约思想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尚待完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念需要完善，认可度尚待提高。虽然叶利钦政府提出了“寻找失去的俄罗斯思想”、“制定统一的民族思想”的设想，普京也在此墓础上提出了构建俄罗斯新思想的具体理念，并以此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指导。但是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这种新的治国理念的提出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较短的时期内进行的探索，理论本身的成熟还需实践检验；在指导现实时的恰当、妥帖还需与实践本身进行磨合，这是理论发展中不可僭越的客观规律。与此同时，新的治国理念的提出是求同存异、多方妥协的结果，苏联解体后涌现出的诸多社会思潮并未因新思想的出台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普京的新思想虽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但是这种反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存在于各方的意见分歧，很多人对新思想的肯定更多地是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及对普京新思想大方向的肯定。在对这一思想的诠释中欧亚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东正教等都想填加进自己的主张，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勾画治国方案。因而，各派在对新思想接受的同时，歧义也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在把新的治国理念灌输到民众思想中使其内化为民众信仰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来指导民众的行为，都非一日之功。
其次，与新的社会体制进行接洽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原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谓成熟而完备，它既在社会各基层组织设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同时在学校教育中也设立了相应完备的组织。在学校教育中不仅拨出固定的课时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还建立了党团工青等组织协助国家完成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这种较为成熟的组织和工作渠道为思想教育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保障。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有的成熟机制被彻底抛弃了，不可否认旧机制中弊端的客观存在，但是其中可资继承和借鉴的优良传统还是很多的。虽然普京政府放弃了民族虚无主义的观念，对苏联时期的历史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就像身负重伤的肌体，其伤害是瞬间造成的，伤口的愈合却需要假以时日并要给予精心的关照与呵护。普京政府现已着手这项修复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工程，重新拾取不应丢弃的宝贵经验并加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药剂”，但要想达到苏联时期教育机制的成熟程度及作用效果还需在反思与探索的结合中加以发展。
第三，学校领域思想道德教育境况的改善也尚需时日。虽然道德教育纲领的颁布使学校中思想道德教育无人问津、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但是在发生良性转机的同时，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虽然国家改变了对思想道德教育袖手旁观、寄希望依靠其自发调整使之归于有序的做法，对学校思想道德教育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但是社会体制的转轨已经使国家失去了通过行政指令一统天下的可能，国家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其作用限度只能停留在宏观指导的层面。多元的办学体制增加了学校在制定办学政策的可选择性，也为其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针、渠道和办法扩展了更加自由的空间。因而，国家制定的纲要一时还难以使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形成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一致局面。
第四，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日渐加快的情况下，在高科技发展带来的教育手段革新日新月异的条件下，如何使思想道德教育适应日益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如何尽快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空间，也是新时期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
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体制、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的总体规划和运行机制在内，其不足和弊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告慰俄罗斯先人和民众的是，政府已经关注存在的问题并已着力解决，世人也已看到俄罗斯已经摆脱了转型初期混乱不堪局面的纠缠，俄罗斯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积累正在逐渐克服、阻止道德滑坡的趋势，良好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道德风尚正在恢复和形成中。作为友好邻邦的中国，对俄罗斯传统的深厚感情也使中国人民乐于看到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强大，同时也应从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所经历的跌宕起伏吸取宝贵经验。
收稿日期：200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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