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沉思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首先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二战后欧亚一系列国家也实现了跨越。但如何客观地认识跨越后国家的性质、任务、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正确地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本世纪末，苏联、东欧各国在模式探索过程中重返“卡夫丁峡谷”，就是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但也使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廓清了眼界，能够更冷静地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一、矛盾与困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国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实践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国情，从实际出发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二是理论指导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发展既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又不脱离本国的实际。
从社会实践上看，跨越“卡夫丁峡谷”后下列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上？社会性质是由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的；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完成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于马恩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然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始终处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要么将社会主义混同于过渡时期；要么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混同于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搞清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第二，经济文化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应如何改变？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后的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极低，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完全形成，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文盲和半文盲充斥国家，民主意识淡薄，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条件还远不具备。在解决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时，各国普遍存在着失误，没有始终如一地把握住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片面地变革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致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脱节。不仅没能利用优越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反在一个时期造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混乱和停滞，在当代历史进程中多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机遇。
第三，社会力量构成状况怎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工业无产阶级人口少，觉悟程度和文化素质偏低，无产阶级几乎是小生产者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卡夫丁峡谷”是由“职业革命家”带领尚未完全觉醒的群众采用“突然袭击”方式跨越的；但是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单凭少数革命家的热情是不行的。如何处理好与小生产者的关系，建立稳定可靠的工农联盟，使小生产者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自觉拥护者和支持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严峻课题。
第四，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十月革命是在列宁“一国胜利”说指导下进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引起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恐慌，他们联合起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对社会主义进行围攻与扼制是一种必然；但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亟需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来改变落后面貌，尽管资产阶级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广泛联系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开放的可能性。能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怎样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用的成果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各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慎重的抉择。
从理论角度审视，理论是对实践中提出问题的回答，并能够进一步指导下一环节的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想的观念；实践是理论指导的实践，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蛮干。怎样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构建社会发展模式和勾画社会发展蓝本？这是各国执政党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既然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就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工具，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地带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状况与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极为关注，在研究俄国农业公社时曾提出，假定条件具备，俄国等东方国家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马克思“假定”的条件下发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现实，显然没有定位在同一社会发展层面上。这就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照搬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许多方面不能圆满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会出现用理论裁剪实践的削足适履现象：如果灵活地变通，又担心社会发展迷失方向，失去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特质。如何将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有说服力、能够正确指导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刻不容缓。
二、模式选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
传统模式是在试图解决上述矛盾和突围困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始于十月革命后的列宁，成型于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流行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各国。其基本特征是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形成的原因，一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客观需要，二是教条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严峻的国际形势所迫也是一个因素。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在于壮大无产阶级队伍，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有赖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但在当时的俄国，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农业，所以，处理好与小农之间的关系，成为解决问题关键的关键。十月革命后俄国先后经历了列宁领导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此阶段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怎样处理与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这些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国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尝试。十月革命一胜利，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共领导就马上着手准备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虽然预计到国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会给直接过渡造成阻碍，但又相信这种阻碍是可以克服的。国内战争时期，小生产者唯恐地主和资产阶级复辟后对自己的吞噬，屈就着“自私和散漫”的特性，暂时服从国家对他们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监督和计算，这种表象更增加了俄共领导对直接过渡的自信。但是，当战争结束后国家仍要对他们实施绝对领导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容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迫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同意，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使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只有经过一系列“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与马恩论证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但更符合俄国国情的新经济政策，说明俄共已经认识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现实性，但并不证明对现实社会主义也有了清醒的认识，相反，他们仍然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在俄国塑造未来的。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放松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集中领导，它只是为实现进一步集中所采取的迂回策略，这个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新经济政策是迫于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作出的抉择。内战结束后，由于战争，大工业被破坏和饥荒，无产阶级几乎是瓦解了，列宁甚至称这时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贸易自由，抵制国家的严格计算和监督。工农联盟面临破裂危险的时候，无产阶级再也没有力量使小资产阶级服从于自己国家的集中管理了，被迫实施妥协性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农业合作社，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之目的在于“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通过合作社“与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来改造小农的私有习性并把农业经济纳入国家管理轨道。“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即份额扣除）大工业产品数量，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0—521页。 ）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列宁认为商品、货币、市场等概念虽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在目前资本主义要比小生产和与小生产者的散漫性相联系的官僚关系好得多。“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注：《列宁选集》第33卷，第47页。）所以，对商品、货币、市场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加以利用。
另外，新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十分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并把国家权力集中在党内。这一点人们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不常提及，但涉及传统模式形成时，却不容忽视。列宁说：“我们所说的‘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627页。）这种把党与国家并列， 尽管在“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22页。）的情况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却为后来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在理论上埋下了伏笔。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小生产者的私有经济活跃起来，工业生产虽然在1925年底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仍然不能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为加速发展工业，国家尽量压低粮食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从农民那里积累投资工业的资金。但是，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和日用工业产品的匮乏，农民再也不愿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到1927年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虽已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再次被推到前台，国家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面临再次破裂的危险。
当时解决危机有两种办法：布哈林主张应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通过市场关系维护工农联盟；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必须揭露认为需要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那些人的错误。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永久的。”（注：《斯大林选集》第12卷， 第151页。）他认为小农经济商品率太低，只有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才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唯一办法。由于斯大林的观点直接代表了工人阶级的近期利益，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原则，所以在党内得到了广泛支持。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加速实施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走上了快车道，1936年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也随之基本定型。
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尚未达到由国家来统一组织和管理整个社会生产的时候，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必然是高度集权。首先，政府是社会经济唯一的、最高的管理者，社会经济的运行要求设置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加速膨胀过程，政府成了经济实体的衍生物。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政治体制由此而生。其次，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当社会经济按自身规律运行而国家计划又不能容忍时，以集权的行政命令代替合乎规律的经济管理成为政府的经常行为，列宁曾说：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者，——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采用强迫手段”。（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18页。）甚至“不惜采用独裁方式”（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这种“强迫手段”和“独裁方式”，实质是政治上的集权。再者，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相对弱小，缺乏管理经济的知识，无产阶级政党中真正懂管理会经营的人也不多，制定经济计划，协调经济发展的任务自然而然地高度集中到了少数党员身上，政企不分发展成了以党代政。
传统模式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推行，原因在于：第一，传统模式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并经受了二战的严酷考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与信赖，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苏联模式理所当然。第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状况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基本相同，效仿苏联模式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第三，苏联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相一致，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理论依据。第四，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也是苏联模式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三、模式创新——邓小平理论创立
苏联模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苏联模式不是唯一的和一成不变的。错误地在时间上将其永恒化，在地域上将其普遍化，在认识上将其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必然束缚人们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探索。模式是实现制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它需要不断的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对苏联模式重新认识和对新模式的探索，但在创立富有生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个前提，遵循三个原则。
一个前提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改革的目的在于革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旧模式的弊端，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指出，创新模式“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这就是说在探索新模式的过程中，对马列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
第一条原则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实现本质的手段，即模式，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模式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特点、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充满活力、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匈牙利道路等都是对传统模式的创新，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模式探索中放弃了应遵循的前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纠正了“左”倾的社会主义“建成论”和错误的“过渡时期论”，明确了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立足点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
第二条原则是要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新模式意味着，一方面要革除传统模式中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与行为；另一方面要坚决地维护和继承过去的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反思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正确的理论也有错误的认识，既有顺风时的高歌猛进也有逆风时的发展低谷，关键要正确对待历史。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升华，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
第三条原则是要认清国际环境，把握时代性。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内进行的，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国际大环境，更要符合时代特征。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在空间上要从国际范围着眼，抓住和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促成社会主义建设上新台阶，在时间上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使社会主义建设与时代同步，并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滑坡的关键时刻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与正确认识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冷静沉着地对传统模式进行创新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也在于此。
创新模式的过程是结合当代国际国内新情况不断克服传统模式弊端，探索更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之际，极个别国家僵化地对待苏联模式，固守传统，不思变革，使社会发展失去了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体现：苏东诸国由全盘否定传统模式到彻底放弃马列主义，迷途难返，从改革走向改制，重新返回了“卡夫丁峡谷”；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符合国情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举世瞩目。
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成功地实现了模式的转换，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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