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侠盗论文,明代论文,人群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038-11
中国侠客史的演变历程，大抵可以唐宋为界，分前后两期。唐宋以前，战国、两汉“游侠”乃至六朝“轻侠”，应该说是侠客史的主流，进而形成一些游侠集团。换言之，前一时期的侠客史，相对比较纯净，其宗旨是崇尚义勇。自唐宋以后，纯粹的游侠已不复存在，而游侠集团亦日趋式微。代之而起者，则是侠客集团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儒侠”的崛起[1-3]，二是“侠盗”的勃盛。这种分化趋势，导致儒、侠、盗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最终蔚为一股儒、侠、盗合流之风。
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以下三大转向：第一，随着“儒侠”与“儒盗”之类概念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在明代，无论是一般的读书人，还是士大夫甚或道学家，无不有尚侠之风。更有甚者，士大夫不仅“种盗”、“养盗”亦即庇护盗贼，甚至亲身为盗，具有一段投身绿林的传奇经历。第二，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这一概念的出现，乃至随之而来的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第三，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换言之，随着侠客之堕落，以及盗贼之尚义，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
毫无疑问，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这是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之外，王学崛起以后导致讲学的平民化乃至士风的突变，显然是最为直接的因素。
一、儒、侠、盗辨析
众所周知，始于韩愈的唐、宋道统观念，无疑已将道统观念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统绪结合起来，并将“道”界定为这些远古圣人相互传授的脉络。至宋、明两代，诸儒继续界说尧、舜所传之道的含义，最终确立了道统的权威。显然，先秦诸子将上古帝王系统理想化的努力，是唐、宋道统权威最终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儒家的孔、孟之外，尚有墨子，共同参与了古帝理想化的工作。传统中国的理想化人格，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先秦诸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圣王”，而自秦汉一统天下之后，知识人所向往的则是成为一个“人儒”。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前者以天下为志，但玄远难能企及。后者以修身立己为本，多属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4]2-3，22
儒者，柔也。汉代以后，“儒”与“士”合流，形成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儒士”。于是，儒者已成文弱书生的典型。至明代，随着文、武两分，学校亦开始分化，进而演变成“儒学”与“武学”。进入儒学者，属于“文生”，所读之书为儒家经典；进入武学者，属于“武生”，所读之书为武学经典与兵书。文弱儒者的演化历程，其典型之人格裂变，大抵有二：一为两汉之“经生”，其普遍的行为特征是皓首穷经、抱残守缺；二为宋明之“道学先生”，其群体之行为特征则是迂腐与伪饰。这显然是儒者人格的一种堕落，与原始儒者人格已相距甚远。
侠之定义，众说纷纭，但大抵可归为两类：一是语言学家与文献学家的解释，二是历史学家的看法。就前者而言，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史记集解》所引唐初司马贞《索隐》，或将“侠”通于“俜”，或将“侠”通于“挟”、“持”，凡具有轻财仗义而又能强力雄霸地方之特征的人，可称之为“侠”。今人将侠之原义定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5]，亦由此引申而来。就后者来说，最为典型者有东汉末年荀悦与三国魏人如淳两家。荀悦《汉纪·武帝一》：“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之说：“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有学者综合上面两类之说，将侠解释为“是一种讲究意气交合而扬威天下江湖、逞强一方乡里的社会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人”[6]32，大体上符合历史的真义。
从社会史角度来说，“盗贼”通常是指“侵犯统治者威权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是“国家公权力的挑战者，更是破坏地方治安最主要的一股势力”[7]。就法律角度而言，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其中就有“盗法”、“贼法”，成为法律篇目。自秦汉至后魏，皆称“贼律”、“盗律”。至北齐，始将两者相合，称“贼盗律”。后周一度改称“劫盗律”，后又出现“贼叛律”名目。隋开皇年间又称为“贼盗律”，并为唐代所承袭[8]。明代继承唐代的法律思想，在《大明律》中亦设“贼盗律”。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再参之社会史的史实，大抵可知“盗”与“贼”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区别：劫掠财物者为盗，窃取财物者为贼。两者相合，即可泛称为“群盗”、“盗贼”、“盗匪”。若再作细微区分，“盗”更多地指“强盗”，亦即民间所谓绿林土匪。在民间，一般将他们尊称为“太保”[9]卷4：37。又因多喜占山为王，故民间又称为“山大王”。如明代成化年间说唱词话《花关索出身传》：“林前一捧[棒]罗[锣]鼓响，撞出强徒落草人。大王披了板红被[袄]，一柄刚[钢]刀手内呈[擎]。向前把住咽喉路，你把黄金买路行。”又云：“大王披了金锁押[甲]，手执刚[钢]刀似板门。山前栏[拦]住咽喉路，言把黄金买路行。说道半声言不肯，这张刀下没人情。”[10]可见，大王就是拦路抢劫的“强徒”，也就是落草为寇之人。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强盗团伙，分别有北方的“响马”与广东的“飘马”[11-12]。而“贼”多指小偷小摸之人，诸如“剪绺白撞、偷鸡钓狗”之类的各色“小贼”[13]。
《韩非子·五蠹》所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根本上揭示了儒、侠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从先秦儒、墨、道三家来看，儒、侠之别亦相当明显。在《论语》中，有诸多关于“勇”的论说。如《论语·为政》孔子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阳货》子路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细绎上述两段文字，前者无非是说，“勇”的界定，必须合义之行或依义而行；而后者则明确认为，惟有合乎“义”的行为才真正称得上是勇武，否则就流于悖乱[14]。假若说勇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侠客的气质，那么就儒而言，更多的则是考虑道德标准。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墨两家之辨相当清晰。如墨家言儒之“特立”为“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说“刚毅”为“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追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这明显就是墨家的任侠之风[4]22。其实，从《庄子·说剑》所言“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不难发现，最初的游侠剑士，并无多少道义可言。就此而论，无论是李亦园、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还是美国汉学家赖特(Arthur Wright)所著《儒者的人格》，他们所揭示的中国人以儒者为主体的传统人格，均与侠者的英雄、豪杰气质迥然不同[15]。
值得关注的是，在随后的不同时代，儒家开始将“义”的准则施之于侠，如唐人李德裕《豪侠论》将侠“节义”化，以及宋代儒学复兴之后“义侠”的涌现，最终形成了中古时期的儒侠[6]8。当然，就儒侠演进史来说，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阶段。正如梁漱溟所说，真正的孔子精神，亦即“刚”的精神，或“刚毅木讷近仁”，在传统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切实的发展。他又认为，这种儒学真精神，已由明代“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所继承。换言之，泰州学派中人，多具豪侠之风。可见，明人的英雄、豪杰精神，当是孔子真精神的传衍[16]。
至于强盗与好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明末人沈自晋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戏曲《翠屏山》中，身为强盗的黑旋风李逵，在听到桃花山也有劫盗时，不禁吐露了口风，称：“吓，这里也有强盗？”还是神行太保戴宗机灵，及时纠正道：“是好汉。”于是李逵就坡下驴，改称：“吓，好汉！好汉！”可见，在这些梁山英雄当中，自己也并不讳言是“强盗”[17]。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豪杰与盗贼、光棍之间仅有一线之隔。在民间俗语中，既言“伶俐不过光棍”，又有“光棍不吃眼前亏”之说，这无不是说博徒、无赖之类的光棍，是一种“伶俐”人，他们能及时看透时机，不吃眼前之亏。与此同时，在民间又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可见，真正的英雄豪杰，其行径也是识得时务，不吃眼前之亏。事实确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英雄与贼寇之间的区分，并非十分清楚，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中国自古以来兴衰成败，是非短长，大抵如此。可见，民间所流传的“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并非凭空杜撰。
二、“儒侠”与“儒盗”：知识人之侠盗化
细究明代知识人群体行为，有两大转向颇值得关注：一是知识人之侠客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儒侠”的广泛出现，以及儒与侠之合流；二是知识人之盗贼化，而“儒盗”的出现，更是儒、盗互动的明证。
明代的知识人，无论是朝廷命官，抑或布衣文人，大多带有一种侠客气，已成一时风尚，以下不妨详举其例。武进人陈组绶，在兵部任职时，曾结交壮士千余人，全是“渔阳大侠，时劳以金帛”。组绶死后，有人拟将其门下侠客收为“列校”。但这些侠客却说：“我等激于义为陈君效死，岂肯仰文吏鼻息耶？”哭丧之后，纷纷散去[18]圣集《先正流闻·陈组绶结客》226。这是朝廷命官豢养侠客之例。又大理寺评事常伦，多力，擅长骑射，“时驰马出郭，与侯家子弟侠少较射”[19]卷17《豪爽》，561，此即官员与侠少交往之例。
至于一般下层知识人，亦无不崇尚侠义之举。如王寅，安徽徽州人。史称少年时英气勃勃，自负具文武之才。他曾向少林僧人学习兵杖之法，尤其是“扁囤”一技最为精通。倭寇乱起，王寅投身胡宗宪幕府，却不得重用，抑郁而归[19]卷17《豪爽》，655；[20]。又如史忠，能诗，又能作新声乐府。其人性格豪侠不羁，不喜权贵之人，一有不合，就引去不顾。反之，若是遇到所善之人，则流连忘返，无论贵贱，都能与他们相处款洽。祁州人汤宝，雄武有才艺，喜与文人墨客游。因事来金陵，听说史忠的名头，夜造其门。时正值盛暑，史忠“散发披襟，捉葵扇而去[出]，握手欢甚，不告家人，即登舟去”[19]卷17《豪爽》，654。可见，诗人兼画家的史忠，同样不乏豪爽之气。又康从理，好客任侠，东南倭寇乱起，随同将军刘子高入吴，“闻关兵革间，濒死数四。子高谢遣之，终不肯去”。倭寇平定之后，子高官拜大将，幕下之士日众，从理于是辞归金陵。子高病后，思见从理，从理“驰赴与诀，经纪其丧，扶柩至武陵”[19]卷17《义士》，639-640，侠义精神，跃然纸上。又莫云卿，亦是“负才气”，其人颇有武艺，能“穿靴舞剑，驰女墙上”[21]卷11《人篇》上，268。陶伟坎，字大本，号甓斋，浙江秀水人。初为儒学生员，以博物洽闻名于当世。后弃去衣巾，专以诗酒自豪。其人“负节侠，立然诺，行必择地而蹈，斩斩然不失尺寸”[22]。
明中期以后，道学家之侠客化蔚然成风。道学之人具有豪侠性格，早在道学形成之初即已存在。韩愈作为道学的先驱，就其性格而言，就带有豪侠因子。譬如韩愈《送董邵南序》，其中就有思念燕赵“屠狗士”之情；韩愈过田横墓，感慨田横高义，专门撰文祭之。如此种种，无不说明真正的道学之士，必然具有豪侠性格，惟有如此，才不会堕入迂阔一途[23]卷上《韩文公具豪侠性》，196。然细究明代道学豪侠之风的形成，不能不从大儒王阳明说起。综合诸多史料可知，阳明少时即“负奇气”[19]卷13《理学》，524。绍兴之香炉峰，绝顶之上，“复岫回峦，斗耸相乱，千丈岩陬牙横梧，两石不相接者丈许，俯身下视，足震慑不得前”。面对如此悬崖险境，王阳明少年时就可“趵而过”，人们不得不“服其胆”[24]。从阳明的学术生涯来看，亦有一个从“任侠”到“归正于圣贤”的过程，即“游于任侠，再溺于骑射，三溺于辞章，四溺于神仙，五游于佛氏，而归正于圣贤”。为此，明人何乔远称王阳明“惟其事功，以用兵显其俶傥权变、百谲千幻于蹈险出危之间，不无异时任侠之气，而世学讥其霸儒”[25]。毫无疑问，少年时期的任侠之气，对阳明一生影响至为深远。
这种任侠之气，在阳明后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以过去理学史著作所称王门“左派”与“右派”之两大弟子王艮与王畿为例，无不具豪侠之气，而与传统意义上道学家之迂阔迥然有别。袁宗道见李贽，问：“王心斋之学何如？”李贽答：
此公是一侠客，所以相传一派，为波石、山农、心隐，负万死不回之气。波石为左辖时，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为象蹴死，骨肉糜烂。山农缘坐船事，为人痛恨，非罗近溪救之，危矣。心隐直言忤人，竟捶死武昌。盖由心斋骨刚气雄，奋不顾身，故其儿孙如此。又王心斋一日与徐波石同行，至一沟，沟殊阔，强波石超。波石不得已，奋力跳过。心斋大呼曰：“即此便是！”[26]卷22《杂说类·杂说》，308
可见，所谓阳明“左派”，其学术精髓不外“侠客”之气。王艮迫使徐波石跳阔沟，其实就是培养其胆气。至于王门“右派”代表人物王畿，其拜入王门的经历亦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史载王畿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厮混。阳明亟欲与他一会，王畿一概拒绝。于是，阳明每天让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位弟子到王畿所至酒家，与他共赌。王畿笑道：“腐儒亦能博乎？”答：“吾师门下日日如此。”于是，王畿大为惊讶，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26]卷22《杂说类杂说》，307。可见，王畿之甘心归入王门，其起源仍在于共同的“六博投壶”之趣。
王世贞专作《嘉隆江湖大侠》一文，说明当时的讲学家也开始向侠客转化：“嘉、隆之际，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27]用较准确的话概括，就是“儒心侠骨”。
若将时间往后延伸，从嘉靖直到万历年间，此类“儒心侠骨”之人，则显然以传统史籍所称四大“奸人”为代表，即方与时、颜钧、何心隐、邵芳。细加分类，四人又可分为两类：颜钧、何心隐可归于儒生讲学一类[19]卷31《惩诫》1109-1110，又与一般讲学家不同，所行多侠义之举，亦多轶出儒行之外。颜钧游侠，好急人之难。黄宗羲《明儒学案》载，赵贞吉赴贬所时，颜钧随同赴行，贞吉颇为感动。徐波石在沅江府战死，颜钧寻找他的骸骨归葬[28]。何心隐所独具的危言独行，被李贽形象地比拟为“见龙”：“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29]卷3《何心隐论》，90无论是“见龙”之说，抑或“上九之大人”，无不说明在李贽心目中，何心隐就是一位儒侠合一之人。明末清初陈弘绪《答张谪宿书》称“有明异人”，嘉靖末，当数何心隐与邓豁渠两人。两人相较，陈弘绪对邓豁渠尚有微言，而称何心隐“生平所为，皆忠孝大节；即其诡异箕巫，阴去分宜之相，不烦批鳞请剑，而大奸忽尔败觉，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侠者”[30]81-82。“以忠而成其侠者”，确乎不刊之论。而方与时与邵芳则明显属于游士一类，他们并不熟谙讲学，更多地带有江湖方士习气。方与时“自幼险黠，有才辩，学书不成，去而学道”，此外颇能谈“圣学”及禅宗，又自称知晓剑术，甚至“四方剑侠之客，辐辏其门”[19]卷31《惩诫》，1108-1109。邵芳凭借权谲之术而纵游江淮，为高拱重新出任内阁首辅而广泛运作，带有战国纵横家与说客色彩[19]卷31《惩诫》，1110。
除上述四人外，吕光午、周复、李贽、盛顺等人，亦可归于儒而侠者。浙江人吕光午，少年时曾为生员，后成为何心隐的门生。吕光午一介书生，却具一人而击伤73个僧兵的技能，显然也是一位大侠[31]。陈弘绪在《答张谪宿书》中也曾提及吕光午受何心隐指派，“使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光午携蒯缑，衣短后之衣，挟健儿数辈，放浪湖海；穷九塞，历郡邑，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侩、佣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30]82，详细道出了其游侠经历。令人称奇的是，吕光午曾打算劫狱，从华亭县监狱中救出一盗。华亭知县深惧光午多力，只好提前将此盗扑杀。光午“每大恨，以为失人”[32]。周复，字明所，也是“儒而侠”[33]。李贽实亦深负侠义之气，自称：“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29]卷2《与曾中野》，52又称自己是一个可以抛却官位与名位的“真光棍”[29]卷2《复焦弱侯》，4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贽在侠客论上，以“烈士”取代“剑侠”，他认为：“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士，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又说：“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基于此，他进而认为：“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29]卷4《昆仑奴》，193-194换言之，侠客凭借的是才智兼资，以及一股忠义节烈之气，而并非高超的剑术技能。具有国子监生身份的盛顺，尽管以周旋于崇祯政坛闻名，却亦具侠士之气。翰林黄道周被逮之时，盛顺“出千金佐行，一时推其义侠”[34]190。
综上所述，明代的知识人确实存在着侠客化的倾向，由此而来的是儒与侠之合流。在明代儒家学者中，就儒、侠关系加以阐述的颇多，较有代表性的当数汪道昆与黄宗羲。自韩非首倡“排儒击侠”论之后，祖述其说却有所发展者则属司马迁。针对两家之说，汪道昆均有所辨析，他说：“文则苛细，文而有纬则闳儒；武则强梁，武而有经则节侠。二者盖相为用，何可废哉！”随后以方景真为例说明儒与侠可以合一。方景真最初习博士家言，治四诗、攻六书，是一个儒者，但他又“出儒入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仅如此，“雅以然诺重诸交游，喜任侠”。在经商期间，甚至使用博徒叶宗鲁替自己负责经营之事。正是从此人行事中，汪道昆得出结论，方景真具有儒与侠的两面：说其是侠，却不是原、尝之类，既质有其文，又有儒行；说其为儒，却又能通有无，急人缓急，排难解纷[20]卷40《儒侠传》，856-860。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有两个比较：一是就“乡曲之侠”与“独行之儒”比较，司马迁倾向于侠者；二是就“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比较，司马迁深感做布衣之侠更难。明代由于时异势殊，黄宗羲对“儒者”之行侠仗义更是抱赞赏态度，认为他们“抱咫尺之义，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侠之途，既无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复闾巷布衣之事，岂不尤贤而尤难哉”[35]！由此可见，儒而侠之行为已经得到了当时知识人的普遍认同。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的知识人存在着儒而盗的倾向。在明代，盗贼与士大夫交往已相当普遍。比如，万历年间，南京有一个“飞贼”，出入王侯之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带驺从，出入呵殿甚都，与缙绅交，人不疑也”[36]卷5《人部》，96-97。后因盗窃魏国公的玉带，为家人所告发。假若说儒而侠尚属贤者之举，那么儒而盗则纯属儒行的堕落。明代知识人与盗贼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从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地方官员之纵盗养寇已蔚然成风。高拱明确指出，盗贼之泛滥，究其原因，“皆起于有司之养寇，而成于上官之不察”。他说：“盖不惟贼之故态，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贼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无事。”[37]410可见，“官”与“贼”之间已是彼此相安无事，习以成风。《豆棚闲话》亦有“种盗”之说，并借用番子之口，一语道出了实情：“这强盗多没有真的。近日拿来的，都是我们日常间种就现成的。所以上边要的紧，下边就有。”[38]于是，盗贼也就与瓜菜一样，可以“种得就的”。此论无不可以从明代史实中得到印证。如在山东东平、安山、武德一带，盗贼、富有的窝家与地方衙门之间，已形成一张利益攸关的关系网。即以武德为例，因其处于北直隶、河南、山东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颇易于盗贼窜匿。当盗贼来时，必有“富家窝引之”。更有一些地方官将盗贼视为大侠郭解之流，甚至“折节下之”[39]650。又如天启年间，崔呈秀任淮扬巡按御史，凡地方所获强盗，只要每人向他缴纳2000两银子，即可释放[40]。
其二，明代的很多士大夫，或在发迹之前有过亲身为盗的经历，或在跻身缙绅之列后窝盗或亲身为盗。就前者来说，高捷、刘焘、尹耕三人堪称典型。高捷颇多传奇色彩，留下来的传说亦多。他是大学士高拱之兄，排行第三，官至南直隶操江巡抚。此人自幼遍体赤毛，18岁时更是髭须满颊，有“高大胡子”之号。其人食量相当大，熟猪首一盘，馒首、馎饦数十枚，烧酒巨瓶，手撚而食，大杯倾酒，顷刻俱尽，一副豪爽之态[41]卷1《高捷》，35。少年之时，高捷有“轻侠”之称，武力绝人。中举人之后，他还与群盗一起剽掠行旅。盗贼被捕之后，所引时称“高三叔”，而匿去其名与居址。中进士之后，才稍改故态。操江巡抚罢归之后，一直居住在乡下。一天，有盗贼乘夜色前来抢劫。高捷下令洞开大门，自己手舞双刀，一个力士手持铁棒紧随其后，刀光如月，熛疾若风。数十名盗贼奔跌原野之间，俯首称臣，称道：“三叔尚雄武如是耶！”高捷大笑，招呼群盗入庄，“大作搥饼酒炙，饮食之”。其中亦有旧时相识，分别赠与钱帛，叩头别去。群盗中有三四个少年甚至愿意委身为奴，服侍终身[19]卷31《惩诫》，1100-1101。刘焘与尹耕均为嘉靖十七年进士。刘焘官至左都御史，尹耕官至兵备副使。两人皆有“武力”，擅长骑射，而刘焘尤其精通，却不修行检。尹耕中举人之后，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但囊中无一钱，于是与一群少年赌博，赢得10两银子，买一马直奔北京。至百里之外，则得善马；抵达北京，更是“橐装满矣”。何以如此？其实都是旅途中那些原本交好的“劫长”即盗贼首领所赠。刘焘任山东济南府推官时，一些中原的“劫长”纷纷投奔于他，一起饮酒食肉，殆无虚日[19]卷31《惩诫》，1101。
明代自南北多难以来，庙堂之上急于寻找知兵之士，一时用以御盗之人往往就是昔日之盗。如刘焘、高捷、尹耕三人，虽起于科目，但他们原先就是盗首。尹耕为兵备，以黩货而罢；高捷为操江，以避寇而罢；刘焘则南北疆场巨任，靡所不历，庙堂虽知其贪黩，而最终不能将其罢黜。万斯同为此感叹说：“嗟乎！士当承平之时，率相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盗得志于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盗，而使盗得居吏民之上，盗何由息哉！顾其人诚足以御盗，用之亦何伤。乃彼自为盗则有余，为国家御盗实不足，亦安赖夫若辈而用之！”[42]
就后者而言，代表性人物有陈九畴、何吾驺、陈子壮、马维铭。“盗贼之源，皆由富家巨室藏匿分赃，官兵莫之敢捕，遂至猖獗。”[43]如北直隶鄚州，“响马”多盘踞其中，而任丘县之“各大家”又“为之窝主，几不可诘”[44]。所谓“富家巨室”或“大家”，虽不尽属士大夫，却以士大夫家族为主。都御史陈九畴凭将略在宁夏建立功勋，最有声望。然因遭到王琼、桂萼嫉妒，不能得到重用，晚年纵诞声酒。一次，因为宴客缺乏资金，“辄从一骑，出百里外，必有所获而归，人亦不敢问之”[19]卷31《惩诫》，1100。显然已堕落至“身为盗贼”。岭南巨宦何熊祥、黄士俊、何吾驺、陈子壮，家中均属巨富，但在乡里缺乏口碑。何吾驺“专贩海”，其家族成员或许亦有海盗经历；陈子庄更是“窟盗”[18]和集《丛赘·何吾驺》，607，成为群盗的窝家。又在浙江平湖，马维铭自万历八年致仕之后，横行乡里，曾藏匿大盗数人，盗贼所得财物，均得以分赃[45]。
其三，生员一类士大夫下层，不但窝盗，还成为盗贼“谋主”。生员窝盗，明人佘自强有“诸生中多有窝盗者”之说[46]卷7《贼盗门·投鼠》，164，具体事例则如贺承家，史称其“甘为盗薮”，贪图王如言家之富厚，诱使李一澄等强劫其家，并将劫得的“珠宝贵细”拿到自己家中“俵散”[47]。至于诸生成为盗贼谋主，亦有史实为证，如明末山东李青山占据梁山泊时，“诸生王某为谋主，分遣其众，据八闸，梗运道”[34]181。
三、“侠盗”：侠、盗之儒者化
明代侠、盗的儒者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盗贼群体的分流，其中一部分盗贼尚秉持侠义之风，为此引得知识人群体的赞誉；二是在盗贼群体中开始分化出这样一批人，即通过劫盗生涯发家以后，将自己的黑道印记洗白：或轻财好施，为此引得乡里百姓的尊重；或挟重赀而经商，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商；更有甚者，投身于知识人群体的讲学运动之中，力图成为衣冠楚楚的“儒者”。
从社会史角度看，明代盗贼群体的力量已相当庞大，进而引起当时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谢肇淛在论及北京游民人数之众时，有“绿林之亡命巨驵多于平民”之说[36]卷8《人部》4，157，虽有夸大之嫌，但大抵可以说明当时绿林势力之大。管志道在谈及各地已经引发社会问题的地方势力时，亦列举了吴中之“打行”、齐燕之“响马贼”、江淮楚越之“豪侠巨盗”[48]三类。宋人王禹偁曾有“六民”之说，说明当时社会力量分层尚未明显，而且盗贼尚未形成一个职业群体。入明以后，社会分层出现了巨大转变，姚旅对“响马巨窝”特意关注，说：“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吞剑，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杂，官何敢问。”[21]卷9《风篇》中，202-203姚旅在王禹偁“六民”说之上，进而提出“二十四民”说，将“响马巨窝”归为“二十四民”之一。这一说法的形成，大抵表明当时的响马强盗已经呈现一种职业化的趋势。
平民投身绿林的原因或盗贼的来源，明清诸家各有阐述，大抵可以概括为两类：其一，临时性盗贼。他们投身绿林有不得已的原因，亦即被迫为盗，一旦有脱身机会，还是愿意回归朝廷统治下的编户齐民之列。其中不得已的原因亦可归为两类：一是“饥寒切于身”[49]，清人孙时勋将此类盗贼的来源称为“饥民”，其目的是为了“求食”[50]；二是“侵渔迫于外”[49]，即明人许国所说的“有冤而莫伸，有资而见夺，皆驱之为盗者也”[51]。其二，职业性盗贼。此类盗贼，王廷相称为“得已而为之”之盗，如“无赖恶少，不事生业，习于下流”[49]，最后脱身为盗。许国也说：“又有市井无赖，及恶少亡命者，吏不能养其民，以至游惰失业，荡而无归。方其平居，若宴然无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草泽之间，则踉跄四顾，而起者皆此辈也。”[51]明人佘自强更是将职业性盗贼细分为三类：一是“少年不事家人生业，恣意赌博，又三五成群，好争使气”，慢慢堕落为盗贼；二是“士夫子弟，亦有为盗者。或窥人子女，或杀人报仇，或嫖赌无赖，皆自士夫身后为之，亦有当其身为之者。且所劫者多亲属。其原皆自棍徒引诱始盗。棍徒欲引之入伙，以自为地”；三是“乡里豪杰，党与众多，不复为三尺所束缚，若纵之不问，养成大乱”[46]卷7《贼盗门·治盗四条》，156，最后投身绿林。这些职业性盗贼，清人孙时勋称之为“愚民”、“奸民”，其为盗的目的是“求福”或“求利”[50]。
强盗行状之区分，通常很容易识别。譬如，“平时不安生理，出入无时”，或“往来多面生可疑之人”，或“常有牛马银钱，费用不经”，或“行凶使酒，气焰逼人”，或“以妻为娼，相聚嫖赌”[46]卷7《贼盗门·察盗三条》，155，诸如此类，均可归为盗贼行状，极易察觉。当然，盗贼行状亦不能一概而论，往往各不相同：“有极富之家，自身为盗者，或养盗分赃者”；有“在别处为盗，至本地方轻财好施，为乡里所推重者”；又有“别处大盗，挟重赀至此，假作富商者”[46]卷7《贼盗门·察盗三条》，155。由此可见，明代盗贼很难从表面上判断，即使是那些“极富之家”、“富商”，或在乡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恰恰可能在背地里做一些盗贼之事。
在明代盗贼群体中，固然不乏临时为饥寒所迫者，但由“健侠之徒”所构成的职业盗贼亦复不少。明人高拱就指出，一些“健侠之徒，饮博宿娼，挥金如土，自相雄视，击剑杀人”，数千里外均可互相联络，“召呼之间，多可数千，少可数百”[37]409-410。明末吴甡亦认为，那些“闾左恶少、城市不逞之徒”，因为不肯忍饥待毙，所以“甘心为盗，东啸西聚，千百成群，以楔棹为矜戟，以帆樯为戎马，劫夺客商，焚掠村镇，杀人如麻，膏血川原”[52]卷4《水患日深生计日蹙民逃盗起两邑将废疏》，85。这些所谓的“健侠之徒”或“闾左恶少”，事实上就是侠客末流，在民间百姓中除了扰乱社会、危害地方百姓的一面之外，尚有崇尚侠义的另一面，因而被民间视为“好汉”。如在凤阳府泗州，一些市井恶少“动辄呼群引类，欺侮善良”，民间俗称“小好汉”[39]447。在小说中，同样将拦路抢劫者称为好汉，《鸳鸯针》载：“忽听一声哨响，几只柳木箭已到面前了，一齐慌张站住。只见十余筹好汉，将行李赶着就走。”[53]71《鸳鸯针》所刻画的强盗“风髯子”，其实就是一个侠客。他与一般强盗明显不同：就一般的劫盗而言，“连负贩的都不放松，破衣烂袜都收拾了去”；而他则有自己的行劫准则，“做好人，有好人的勋业。就做歹人，也有歹人的品节。大丈夫，既投胎在这里，也要为天公留些仁爱，为朝廷效些忠悃，为自家立些声名”[53]68，所以，他遇着小本经营的行商坐贾，“眼也不看”，一概放行，专劫那些“带纱帽”的贪官污吏。可见，尽管是强盗营生，却亦算得上此辈中的高人侠士。
正是因为盗贼群体中不乏侠义之举，因而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回应，甚至不乏赞誉之声。在这些士大夫中，李贽堪称典型。关于强盗，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其中最为传统的看法，无非就是将其视为动摇传统社会基础的一股反叛力量。稍理性一些的看法，则是对强盗更多地带有一种同情。唐李涉《赠盗诗》云：“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明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亦云：“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全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细绎二人诗意，于盗之众多与盗之擅名，或表示理解，或表示疑惑。作为盗贼对立的一面是官，且不说官匪本有一家之说，即使盗之猖獗，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无好官，甚至官之行为本来就与盗相似。《史记》即有“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之说，《汉书》亦说“吏皆虎而冠”，云云。可见，官之夺民，绝不比盗逊色。正是基于此点，李贽更多地将批判矛头指向那些披着衣冠之“虎”，认为他们全是“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为此，他专门引录盗赠官吏诗一首，其中有云：“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俸钱日有廪，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廪去，驱我为盗宁非汝！”[29]卷5《读史》，212-213对那些衣冠强盗极尽讽刺之能事。
正因为对衣冠强盗有了清醒的认识，才最终导致李贽对巨盗多有称赞，甚至将他们的聚义之举提升到可与儒家忠义并称的地位。如林道乾，本是晚明的一位巨盗，横行闽、广一带海上长达30余年，但李贽却称之为“豪杰”、“英雄”。他说：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29]卷4《因记往事》，156-157
可见，正是因为科举、道学家讲学背景下士大夫的无才、无能，才促使李贽去寻求盗贼中的有胆有识之才。既然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那么，林道乾的见识如何？李贽认为，从林道乾藐视“世间一切大头巾人”的行为中，可知其人有二十分的见识。
明代骂人动辄曰“强盗”，无论是骂人者还是被骂者，都视之为极重之骂。但在怀林看来，世间强盗也有其不得已之处，他将强盗分为两种：“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下人，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矣。”[29]卷4《寒灯小话》，190怀林时常伴随李贽身旁，听李贽说佛事，他对强盗的理解，显然受到李贽的影响。而李贽的盗贼之论，主要体现在将水浒一百单八人聚义山寨称为“忠义”，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见解，其理论结构大致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正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或“小力”缚“大力”的不公正，才最终导致天下“大力大贤忠义”之人尽数投归水浒；其二，在水浒一百单八人中，无不“同功同过，同生同死”，均具一颗“忠义”之心；其三，在水浒一百单八人中，李贽尤其看重宋公明“忠义之烈”，宋公明虽身居水浒，却能“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换言之，宋公明并非“不知”，而是坚信“见几明哲”，不过是“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29]卷3《忠义水浒传序》，109-110。由此可见，李贽已经将绿林聚义上升到“忠于君”、“义于友”的层面，从而与儒家的忠义之说合而为一。
李贽之论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回应，如袁宏道有诗云：“莫交无义儒，宁交有心贼。”[19]卷12《才能》，508这是通过儒、盗之辨，进而对“有心”之贼有所肯定，而所谓“有心”，其实就是合乎儒家之义。谢肇淛曾品评史上英雄如项羽、关羽、张飞等人，认为关、张并非“独以勇力胜”，而因为身具“忠肝义烈”，才使他们有“国士之风”。鉴于此，他断言，真正的豪侠英雄，除了“勇力盖世”之外，尚应“本之以忠义，济之以智术”。假若“忠义”不明，则不过是一个“剧贼”而已；当然，“智术”不足如关、张二人，谢氏觉得也是有遗憾的[36]卷5《人部》1，95-96。这是典型的侠、盗、儒合流之论。
明末清初魏禧通过《水浒传》将那些读诗书、讲道德之士，与那些被称为“狗偷子”的盗贼进行比较，认为在一个“君不择臣，相不下士”的社会里，必然会导致“士不求友”。尽管这些士人读的是儒家之书，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事实上却是“尔富我觊，尔功我忮。一父之子，截为二体。我贵尔輘，我能尔矜。一人之身，不相为亲”。恰恰是那些盗贼，却信守着一种义气，相互交往之间毫无骄吝之色，“寒曰衣尔，饥曰食尔。曰相为生，曰相为死”，完全是一种“生死”相托的异姓兄弟之间的义气[54]。明清易代，时移势易，社会伦理道德亦发生惊人变化，诸如“士大夫之正气刚肠，销亡殆尽，廉耻之防荡然矣，而义侠之举，廉介之操，乃见之于盗”，归庄对此不禁发出了“盗亦义士”的感叹[55]。
这种大规模的称赞盗贼之论，在明末清初小说编者中亦有不同程度地反映。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曾将盗贼广泛出现的责任归咎于地方官员，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官员“平常日子不能锄强抑暴，缓征薄敛，使民不安其身，是驱民为盗；不能防微杜渐，令行禁止，使民敢于作奸，是养民为盗”[56]。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对衣冠盗贼与绿林豪客进行辨析：“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其实就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亦是“大盗”行径；“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同样也是“大盗”。此外，在经纪客商、公门人役或三百六十行中，更是“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与此相反，“倒不如《水浒传》上说的人，每每自称好汉英雄，偏要在绿林中挣气，做出世人难到的事出来。盖为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也有朝廷有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到也尽有”[9]卷8，68-69。至于那些“神偷”与“侠盗”，凌濛初也多持肯定态度，《二刻拍案惊奇》引诗云：“剧贼从来有贼智，其间妙巧亦无穷。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场不立功？”天下寸长尺技俱有用处，即使是贼，也有“贼智”，若能将这些贼人“收作公家用”，也可让他们在疆场之上建功立业。接着，凌濛初话锋一转，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扼杀人才进行批评：“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没处设施，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随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气力，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他在小说中就描写了懒龙这种穿窬小人中的“大侠”，认为这种侠盗，“反比那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57]。此外，华阳散人在《鸳鸯针》中对强盗也多有颂扬，认为他们“也有仗义疏财的，也有闻难相救的，也有锄强扶弱拔刀借命的，也有败子回头替国家效用的”，这些投身绿林的好汉，“负不可一世之志，既不肯卑污无耻，与虫蚁生死，又不肯做瞒心昧己的勾当，掠那黑暗钱财。宁可拼着一身品节不立，光光明明作个畅汉。做得来，横挺着身子；坏事时，硬伸个头颈。却比那暗中算计人东西的，觉得气象还峥嵘些”[53]5859。
这些小说的故事内容主要来自民间，受众亦多为民间大众。就此而论，侠、盗、儒合流之论，作为一种新的是非道德学说，尽管倡自知识人群体，却开始渗透到民间的道德观念中。
在知识人看来，盗贼已是忠义之人，远胜于那些衣冠强盗。而揆之明代社会史，由于阳明心学崛起，倡导人人皆可为尧舜，于是，在晚明的讲学会中，大多能见到诸多盗贼的踪影，或成为讲学会的忠实听众，或成为讲学家。隆庆三年，马思恕在白沙关结社讲学，听者如堵。忽有48位“鵕冠佩刀”之人求见，道：“某等不幸为盗，习闻先生之教，愿自新归化，奈法不容何？”随之环拜而泣。马思恕从容语道：“律，自首者得免，尔果洗心无后悔，归熟思之，诘朝来。”经过三番求见，马思恕将此事上达知县，经过巡抚、巡按的批准，免除这48人的死罪[19]卷13《理学》，537。这是盗贼参与讲学并最后皈依儒家道德的典型例子。又如胡涍任永丰知县期间，有一位盗贼“衣冠颇怪”，却能“谈性命学而辩有口，邑中从游者几千人，缙绅亦多往焉”。邻府下檄文捕盗，按貌索盗，竟在讲学之处将此盗捕获[19]卷9《识鉴》，394。可见，盗贼不仅成为晚明讲学活动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就此而论，明人谢肇淛云：“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36]卷14《事部》2，277堪称一语中的。
四、结束语
流氓、强盗是侠客堕落以后的产物。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剑侠一流人物，理应秉天地之正气，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称得上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所惜者，后世所谓侠客，已很少得此真传。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最后还是把一个“侠”字弄坏了。
何以言此？这可从《水浒传》得到说明。刘廷玑指出，《水浒传》的作者即使“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不过是“贼盗”，未免与司马迁《游侠列传》立意相同。他进而指出，若是“不善读《水浒》”，难免会产生“狠戾悖逆之心”[41]卷2《历朝小说》，83-84。龚炜亦说《水浒传》一书，“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23]卷1《水浒》，27。钱大昕也指出，小说逐渐影响到民间百姓的伦理道德观念，“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58]。所谓“以杀人为好汉”，即指《水浒传》一书；“以渔色为风流”，则指《金瓶梅》一书。清末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是坦然承认，自从《水浒传》、《西厢记》等流行之后，“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最终则会导致“少年浮薄”之人“以绮腻为风流”，而“乡曲武豪”之人则“藉放纵为任侠”，甚至将“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59]。
上述四人说法，不能不说有夸大之嫌，但其无疑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水浒传》出来之后，侠客确实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典型，而是“以杀人为好汉”，“藉放纵为任侠”。简言之，侠客已经成为像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那样的“贼盗”。用清代小说《仙侠五花剑》作者海上剑痴的话说，在《水浒传》一类小说中，尽管也说一些“义侠”的事，但确实已经将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像是“做强盗一般”，尽是一些“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的事，最后不免会使一般平民百姓将一个“侠”字与“贼”、“盗”两字并在一起，再也很难区分[60]。可见，在“强盗”与“好汉”之间，不过只有一线之隔。当他们行侠仗义之时，即为好汉；当他们打家劫舍之时，则为强盗。
与侠客堕落为流氓、盗贼相应，知识人的人格典范亦开始出现两大转向：一是从“儒者”向“豪侠”之转向。照理说来，传统的“儒者”典范，特点就是“择地而蹈，亦步亦趋；拟而后动，一俯一仰”。于是，“主一主静”成为先儒之“嫡传”，而“中律中度”成为后生模仿的样板。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知识人不再以传统儒者为典范，而是崇尚“豪侠”。为此，他们不再“无非无刺”做一个“乡之愿人”，而是气则欲爽，冲霄直上，高蒐倜傥，磊磊落落，犹如霜鹰不受天网拘束。所以，或登诗酒之坛，自著倚魁；或游声色之场，聊抒肮脏[19]卷17《豪爽》，648。二是从“王儒”转向“霸儒”、“盗儒”。与世俗从“霸”降而为“盗”相应，儒学亦开始从“皇儒”转向“盗儒”。按王嗣奭的看法，从周公到尧舜属于“皇儒”，特点是“浑然不露”；孔子属于“帝儒”，已经有所发挥；朱子属于“王儒”，开始费尽唇舌；王阳明流为“霸儒”；嗣后，罗近溪、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辈从“霸儒”降而为“盗儒”[61]。
知识人崇尚之人格典范，一旦从“王儒”流变为“霸儒”、“盗儒”，必然更多地关注如何管理与使用流氓、盗贼力量。按照传统观念，诸如像“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的流氓，无疑是一种“恶人”，即危害良民的“蝥贼”，只有去除这些“蝥贼”，良民才能安居乐业。在如何管理这些流氓的问题上，高攀龙提出，亦即不再是除恶务尽，而是利用流氓中的首领，即那些所谓“首恶”，由他们来管理与控制手下的党类，具体主张是将那些天罡党中的首领登记在册，由地方政府提供薪禄，平时由他们“摄其徒党”，一有事情再使用这些流氓，若是党类中发生诈害良民之事，惟首领是问[62-63]。吴甡亦是“用盗”论的支持者，主张任用盗贼中之“豪猾枭杰”者，他认为，这些枭杰之辈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习学韬钤，张大胸于胆，却因仕进无路，往往郁郁思逞，如果对他们不加谨慎使用，豪民就会铤而走险，流于盗贼之首，为此，吴甡专门上疏要求将“豪猾枭杰之流，分别验试，果有智谋超众，勇略过人者，荐之于朝，破格擢用”[52]卷1《御患莫如修备弭盗莫如安民疏》，29。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出自明代以讲儒家正统之学为主的知识人之口，不能不说流氓无赖和盗贼的势力在当时确实已是相当强大，以致儒家的正统人士也开始考虑如何适当管理和利用好这些势力。
值得关注的是，一至清初，知识人之“盗贼”论出现了波折。王夫之对“盗贼”的看法，就表现了一种逆转的状态。在如何使用“群盗”的问题上，他认为其中存在着“大利”与“大害”之别，必须加以辨析，亦即“盗可用”，而“渠帅不可用”。何以言之？王夫之认为：“为盗魁者，习与性成，终不能悛也。”[64]若与晚明知识人之“盗贼”论相较，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盗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固然是历史经验总结使然，但更是为了适应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