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战国文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学者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0）04－0011－04
战国文字是指始自春秋终至秦灭六国时期的汉字。
①战国铜器铭文研究。本世纪所得战国铜器铭文资料异常丰富。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投入精力较大者一是三晋器铭，如二十年代出土的魏器
羌钟铭，先后有刘节、唐兰、郭沫若、徐中舒、朱德熙等多人进行过考释。再如1971年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发现韩国兵器二百余件，郝本性、黄盛璋分别对其铭文作了研究。又如1977年河北平山所出“中山三器”，铭文对文字学和史学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张政烺《中山王
壶及鼎铭考释》、《中山胤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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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于豪亮《中山三器铭文考释》等等。张守中还将此墓所出全部文字资料编成《中山王器文字编》，为人们检寻器铭上面的文字提供了方便。二是楚器铭。第一批重要资料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其中酓
器器主为楚幽王熊悍。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朱德熙等对器铭作了研究和考释。第二批重要资料是五十年代于安徽寿县发掘蔡侯墓时所得器铭及于寿县发现的五件鄂君启节节铭。于省吾、郭沫若、黄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对这批材料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朱德熙、李家浩对舟节铭中的“芸阳”之“芸”、“彭射”之“射”、“适
”之“”、“入
”之“”等字的识读创获甚大。第三批重要资料是七十年代末在湖北随县发掘曾侯乙墓所得编钟磬铭。裘锡圭发表《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裘锡圭、李家浩发表《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前篇论文主要探讨铭文的某些内容，发掘其史料价值。后篇论文研究铭中的疑难字，其中尤以对“绅”字的考释贡献最大，因为它在不少铭文中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字，它的正确释出，使得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疑难涣然冰释。裘、李之外，曾宪通的《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也是考释文字的重要成果之一。而对楚国铜器铭文等综合研究的则有刘彬徽的专著《楚系青铜器研究》、李零的论文《东周时期的典型楚国铜器群》等。三晋和楚器铭文外，一些学者还对其它地区出土的金文作了研究，如董楚平出版有《吴越徐舒金文集释》、马承源主编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东周列国分册）等等。除上述成果外，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释弁》、李零《战国鸟虫箴铭带钩考释》等对战国金文中所见的一些疑难字也作出了正确可信的考释，亦是战国金文研究中的重大收获。
②战国玺印文字研究。此项研究始于清末。吴大澂在1883年出版的《说文古籀补》中曾收释570余个玺文，开研究之先， 遂使古玺成为一门学问而为后人所重。本世纪初，王国维、丁佛言等都有研究。尤其是王国维，以翔实的材料，进一步论证了古玺文为六国古文，并将其与兵器、陶器、货币并列而四，认为其价值与甲骨彝器同。对促进古玺研究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罗福颐刊行专门收释古玺单字的《古玺文字征》，标志古玺研究已经发展为成熟期。1949年以后，古玺研究进入了一个著录、考释的崭新时期。首先是1958年，黄质《宾虹草堂玺印释文》在上海出版，这是本世纪第一部以考释古玺为主的专书，在疑难字的考释上颇有突破。1959年，李学勤发表《战国题铭概述》，文中分域介绍研究了一些较重要的传世古玺，开分域研究之先，被称为五十年代古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七十年代初，朱德熙、裘锡圭合作发表《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从中考释了见于古玺中的一些疑难字。七十年代末，朱德熙释出古玺中的“者”和“都”，在疑难字的考释上作出了特殊贡献。八十年代开始，裘锡圭发表《战国文字中的市字》，考释出齐、燕、三晋玺文中的市字。1981年，由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古玺文编》问世，前者是资料著录书，共著录古玺5708号，成为古玺著录最为丰富之作，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古玺文字汇，是检寻古玺文的工具书。二书成为本世纪古玺文研究的里程碑，为后人对古玺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罗福颐于本年还出版了《古玺印概论》一书，对古玺印的各种基本知识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考证，许多地方体现了作者较为深入的研究，成为当时最完备的古玺印通论性著作。1982年，李学勤、汤余惠、李家浩、郑超等相继发表研究楚国官玺的文章，取得重要成果，赵超发表对秦国官印的研究成果，文章被学界称为力作。1983年，曹锦炎发表《释
》一文，考释出古玺中的犊字以及从犊声的一系列字，有凿破鸿濛之功。裘锡圭发表《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释出了一批古玺中的疑难字，创获尤巨。吴振武发表《〈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该文吸收了学术界成果，对《古玺汇编》释文和分类上的错误进行了较全面的订正，提出了很多新见。1984年，作者又草就博士论文《〈古玺文编〉校订》，共写出校订937条， 校订中除对学界研究成果毫无遗漏地加以引述外，还对许多字的隶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新释出许多前人未识的古玺文字，同时对古玺中一些古代姓氏、官制、地理方面的问题作了颇有深度的研究。此外，于豪亮、王人聪、石志廉、何琳仪、李家浩、黄锡全、刘钊、李零、陈汉平、施谢捷等等也都相继对古玺一些疑难字、未识字作过考释，均有创获。1985年以来，以印史、印谱、印章形制、印学源流、玺印出土及流传为内容的通论性著作亦有出版，如王献唐出有《五灯精舍印话》、曹锦炎出有《古玺通论》等，大大丰富了古玺研究的成果。
③货币文字研究。这里的货币文字是指战国时铸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上的文字。由于载体的特殊性以及文字的地域性差别、形体的剧烈省变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上面的文字诡谲难识，从而成为战国文字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最初主要是资料的著录，把散见的战国货币墨拓成册，成为货币文字汇编。清时，以李佐贤的《古泉汇》收罗最富。至本世纪三十年代，丁福保汇集众书，融以己藏，广收博取，纂成《古钱大辞典》及《古钱大辞典拾遗》，著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战国货币。此后到了八十年代，由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卷问世，这是集以往货币文字著录之大成的著作。九十年代，由朱活、蔡运章等编著《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亦问世，资料收载截止于1990年底，亦是集以往著录之大成之作。著录而外，学者们还编纂了供检寻单字用的字典，这方面有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张颔《古币文编》等。这两部书都刊行于八十年代。资料汇集之外，货币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考释。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在本世纪后半个世纪，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些疑难字得到了破释，如李学勤释出三孔布中的“
、齐刀中的“冶”；裘锡圭释出币文“南行唐”、“桼”、“ 
”、“中”以及空首布中的“市”、博山刀中的“平阳”等；吴振武释出齐国刀铭中的“
”为“刀”之注声字，“大”即“大刀”，纠正了以往释为“化”读为“货”之误；李家浩释出魏国圆肩方足布中的“
”，读为币，纠正了以往释为“尚”的错误。释出了楚币中的“比”，读为币，填补了以往不识的空白。释出“
”字，读为“代”，纠正了以往释为“戈邑”的错误。此外何琳仪释出齐国刀币中的“返”字、骈宇骞释出楚币中的“巽”字、安志敏释出楚币中的“郢爯”、张颔释出魏币的“
”，读为“陕”、汤余惠释出楚布币中的“桡”等等也都是疑难字考释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黄锡全专攻货币文字考释，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订》，博采众说，融以己说，纠廖正误，杂以新释，很好地反映了学术界对货币文字考释的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
④简牍文字研究。出土的战国简牍主要是楚简和秦简。楚简均发现于五十代之后，计有五里牌简、仰天湖简、杨家湾简、信阳简、望山简、曾侯乙墓简、包山简、郭店简、九店简、秦家嘴简、滕店简、曾侯乙墓木箱刻字、木槨刻字、烙印等等，数量最多，单字量也最大，书写风格颇具特色，随着它们的出土，研究工作即被展开，取得成果最丰。出版研究性专著有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徐伟《包山楚简初探》、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等，检寻单字的工具书性质的纂著有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等等。发表研究性论文达百余篇。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对疑难字的考释，常有一字千金之功效，尤能体现楚简研究的重大成果。秦简的研究，发表的论著也很多。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集中了学术界对秦简文字的考释意见，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张世超、张玉秦还纂有《秦简文字编》，是检索秦简文字的工具书。关于木牍，亦有出土，重要的是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牍，内容为秦武王二年颁布的田律，于豪亮、李学勤、李昭和等对其作了考释研究。
⑤帛书研究。此帛书指1942年于长沙子弹库楚墓所出。疑难字很多，内容对研究楚文化极为宝贵。1944年，蔡季襄石印自己所著《晚周缯书考证》，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帛书之作。以后考释研究帛书文字的论著续有刊布，成果甚丰。重要的有饶宗颐的论文《楚缯书疏证》、李零专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论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等等。
⑥陶文研究。最早鉴定和收藏陶文的是清人陈介祺，而吴大澂则是考释陶文的第一人。进入本世纪后，黄宾虹、丁佛言对陶文均有很好的考释。三十年代中期，顾廷龙编纂了检寻古陶文单字的第一部工具书——《古匋文孴录》。五十年代李学勤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齐陶文。六十年代，台湾金祥恒出版《陶文编》，这也是一部寻检陶文单字的工具书。此后，陶文疑难字的考释有了长足进步，如朱德熙释出“者”字和“廄”字，裘锡圭释出“市”字，吴振武释出“鍾”和“溢”等等都是疑难字考释的重要成果。九十年代初，由高明编著的《古陶文汇编》出版，这是迄今收录陶文资料最为丰富的总集，全书共收由商至秦各种陶文拓片2622件，代表陶文著录的最高成就。同时作者还编有《古陶文字征》，资料来源于《古陶文汇编》，它也是一部检寻陶文单字的工具书，全书共收单字1823个，成为当时收载陶文最多的字汇。1994年，徐谷甫、王延林出版《古陶字汇》，所收单字一律剪贴影印，跨度上自商周，下迄秦汉，收录单字总数超过《古陶文字征》。
⑦玉石文字研究。这部分文字资料包括石鼓文、盟书、诅楚文、守丘刻石、行气玉铭等。关于石鼓文，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曾展开过热烈讨论，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如罗振玉《石鼓文考释》、罗君惕《秦刻十碣时代考》、唐兰《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其中全面性研究的专著有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五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续有研究，一些学者对石鼓文中的疑难字作了考释，均有所成就。本世纪末，徐宝贵又通过翔实的资料，对石鼓文的年代再度进行了考证，认为应在春秋晚期之际的秦景公时期，结论可信。关于盟书文字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六十年代出土的侯马盟书的研究，发表论文重要的有郭沫若《新出侯马盟书释文》、朱德熙、裘锡圭《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吴振武《读侯马盟书文字札记》、李裕民《侯马盟书疑难字考》等等。综合整理研究性的成果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编专著《侯马盟书》，其中《侯马盟书文字编》是供人们检寻单字的工具书。关于诅楚文的研究，早期成果有容庚的《诅楚文考释》，近些年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如陈世辉《〈诅楚文〉补释》、陈伟湛《〈诅楚文〉时代新证》等。关于行气玉铭，于省吾和郭沫若都曾进行过考释，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关于守丘刻石，李学勤作有释文，其后黄盛璋发表《平山战国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对守丘刻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上述以外，五十年代出版的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也著录了一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文字，并对其中的某些文字作了考释研究，也是战国石刻文字研究的可喜成果。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琳仪所著《战国古文字典》，此书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字典，却和通常字典只是汇集资料纂成者不同，它在许多方面体现着作者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成果，因此它是一部反映战国文字研究水平的学术撰著，对今后战国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将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