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莫内欧洲统一实践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统一真正起步了”[①a]。让·莫内（Jean Monnet 1889.11.9—1979.3.16）在西欧联合的重要阶段顺应时代潮流，奉献出个人的聪明才智，享有较高的声誉，被欧洲共同体各国称为“非凡的享有盛名的欧洲之父”[②a]。目前，国内的研究多限于从他的欧洲观出发进行一般的论述，并认为莫内的主张不符合战后西欧仍以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发展现实，或西欧一体化是按照莫内欧洲主义的思想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莫内对战后欧洲统一的贡献在于他的实践方面，他从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到欧洲统一实践的转变过程是在形势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首先取决于他的欧洲观念；西欧联合是战后形势的发展确定的，首先是法德和解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莫内欧洲统一的实践具有现实、具体、开放的特点。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给予论述。
一
（一） 莫内从实际出发探索欧洲重建的道路，对当时欧洲联合运动所表达出来的欧洲统一的强烈愿望和美好感情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欧洲国家所处地位、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西欧出现了一个主张统一的庞大的联合运动，参加到这一运动中的有各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工会领袖、作家，等等。但是，任法国物资委员会主席的莫内却对运动持保留态度。
首先，莫内对抽象的争论不感兴趣。就欧洲联合的道路而言，当时基本存在联邦、邦联两种主张，前者认为应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后者认为应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莫内认为联合的见解允许各有不同，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其次，他对于各种理论方面的尝试不曾给予过多的关注。如1949年12月，曾多次出任部长的法国政治家保罗·雷诺提出成立官方机构来管理欧洲钢铁工业的原则论述。其他一些功能主义者在公开讲话时也都号召实现欧洲重工业国际化，特别强调欧洲煤钢工业国际化，并认为各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最终将渗透到政治部门，为政治协议打下基础[③a]。在莫内看来，这些主张比单纯的宣传、鼓动更具体，更实际，但无法实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不是一两条原则论述与庄严号召可以解决的。在保罗·雷诺眼中属于经济领域的钢铁工业，恰恰是涉及了各国政治、军事领域的敏感部门。因此，它的命运只能是“机构还没有诞生，便可能被部长们组成的委员会给埋葬掉”。最后，莫内认为某些主张缺乏新意，像“鹦鹉学舌，继续哼唱老一套”，不足以应付西欧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欧洲联合运动创造了振奋人心和慷慨激昂的气氛，争取了舆论的支持，扩大了欧洲联合在各国的影响。当时，这一切很容易让人感到如此丰富的思潮可能导致欧洲最广泛的统一，但莫内却“躲的远远的”。他深知：“当时的欧洲各国，还远未实现团结，而且实现团结的可能性正日益减少。”[①b]莫内的看法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此时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还不能确定：“参加”西欧联合“比不参加有利”[②b]。即使在美国的敦促和推动下，战后西欧的合作也仅限于在各国政府间的范围进行，未在事实上形成欧洲统一的局面[③b]。法国懂得组成欧洲联合对于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它“又受到德国占领的屈辱和深刻分裂的影响，这是……微妙而深刻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活的民族创伤”[④b]。
（二） 莫内欧洲统一的实践源于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而且，正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实践中，欧洲统一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考察莫内欧洲统一的实践，不能忽略莫内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的活动。1946年，莫内提出法国现代化计划，任计划总署特派员领导现代化委员会。他在政府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及外援，振兴法国经济。如果将1944年莫内关于欧洲联合的谈话与1950年煤钢共同体计划直接联系，那么，这种跨跃一定时间与空间的欧洲联合就带有观念主宰形势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夸大了莫内的“欧洲观”在战后欧洲联合中的作用。考察并强调这一时期莫内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西欧联合是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正确估价莫内个人的历史作用。
1，现代化计划谋求法国长远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既是战场又被法西斯德国所占领，蒙受严重损失[⑤b]。莫内认为，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崩溃、元气大伤的主要原因是那种精神涣散和军事上缺乏准备的虚弱状态，在它的背后，掩盖着一幅更阴暗的画面，即进入20世纪以来，法国人缺少事业心，满足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严重忽视生产投资和现代化。莫内在向戴高乐总理提交的“关于现代化计划及其装备的建议”中，强调技术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只有改变现有落后的生产工具，使其现代化，才能重新恢复法国头等强国的地位。
1946年3月开始实施的现代化计划，目标之一是要在1948年以前使法国生产能力恢复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水平，1950年以前应超过1／4。首先，集中资金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农业机械和运输6个基本行业，然后在石油、化学、化肥、合成纺织及造船等领域全面展开。1947年，法国对内固定资产净投资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938年的4倍。同年，从美国进口的生产资料比1938年提高29.9%，比1946年增长54.8%；从美国进口煤炭比1938年增长27.3%，比1946年增长56.1%。马歇尔计划提供30亿美元的初衷在于压住法国由于基础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势头，但莫内说服了美国政府，将价值几千亿法朗的巨款作为生产性投资用于发展基础工业。1949年现代化资金的90%和1950年现代化资金的50%都靠这笔额外财源提供，从而保证了经过修改的、要到1952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计划各项指标的实现。但从进口的食物、饲料、饮料看，1947年和1938年相比，只增长15%，1947年反比1946年下降了10.7%[⑥b]。法国为振兴经济基础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的同时，在住房和公共事业方面开支甚少，1946年法国建造住房25000套，1947年完成38000套，而1938年却建造了67000套住房。1947年法国婴儿死亡率和1946年相比呈上升趋势[①c]。到1947年底，莫内形容法国的情况为“奄奄一息”，只有借助美国的临时援助才能免强维持。尽管在“建设一个繁荣未来的同时迅速提高消费水平”是人们的美好希望，但是，资金有限，发展应有先后顺序，因此，在建设初期仅能保证民众“不勒紧裤带”。
2，现代化计划谋求对德国的单方面优势。
战后初期，法国对战败的德国采取肢解与压制的政策。莫内的现代化计划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它企图通过压制德国，为法国经济的复苏争取资源和时间，充实本国力量，增强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莫内主张在振兴国内经济的同时，着重加强法国工业在国际上针对德国的竞争力，争取在炼钢工业上取代德国的领先地位，成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莫内计划的目标是保证法国钢的年产量达到1929年水平，即战前的最高水平，但从长远来讲，法国钢的潜在目标是1500万吨。如此产量远远超过1929年，仅靠从美国进口煤炭补充是不够的。
1928年，法国生铁产量1010万吨，钢铁业耗炭1100万吨，其中390万吨从德国进口。1936—1938年生铁平均产量为每年670万吨，从德国进口炭170万吨，1950年，法国生铁产量776万吨，炼钢工业共耗炭814万吨，其中萨尔的炭119万吨，鲁尔的炭194万吨，约占总量的38.45%。1952年，法国产生铁共977万吨，耗炭935万吨，其中萨尔的炭80万吨，鲁尔的炭342万吨，约占总量的45.13%[②c]。由此可见，莫内计划的顺利实施有赖于对德资源的控制和利用。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德采取压制政策，占有其资源，限制其经济规模，以此保证法国得到充分供给。莫内毫不讳言：如果不迅速控制德国工业生产及其竞争力，法国的经济复兴将受到阻碍。
莫内谋求国家利益的活动与欧洲统一的实践是矛盾的统一，现代化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为莫内的欧洲统一的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出发点。当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使法国对德压制政策不合时宜的时候，当法国现代化计划陷入困境的时候，如此局势为莫内争取欧洲统一的实践提供的动力比任何观念的感召和理性的驱策都强烈的多。现实发展的需要迫使莫内由仅仅采取压制德国的政策转变为寻求西欧统一，从而更好地达到复兴法国的目标。
二
1950年的舒曼计划由莫内设计，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提出，该计划反映了莫内等人的政治经济主张。它“不打算设计一个完整的政治机构，来研究欧洲‘政治制度’一体化，相反地提出了具体建议，即‘首先建立一种事实上的休戚相关的关系’，最后消除法国和德国的宿仇”[③c]。
（一）冷战的国际局势促使莫内思考法德和解的问题
1950年初，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战争迫在眉睫。莫内感到“窒息”，决定外出旅行，以便思考解决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对法国来说，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局势非但不乐观，而且越来越险恶了。尽管“环境的变化不马上促使对外政策发生变化”[①d]，法国主观上不愿放弃对德国的压制，但当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对立转变成为美苏争霸的时候，客观形势的因素便很快表现出来。“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扶植西德的政策，与法国基于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以及争夺欧洲主导地位的考虑而提出的肢解、削弱德国的主张尖锐对立。法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政治上不得不仰承美国鼻息……被迫逐步放弃其对德强硬政策。”[②d]法国对德强硬政策的退却在鲁尔问题上表现的十分明显：1947年4月，它坚持该地区“应从政治经济上与德国分离”，12月态度就变成使其实行“特别的制度”了。1948年6月7日，美国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同意建立国际权力以便对鲁尔实施一般性监督，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使鲁尔从政治上脱离德国的计划，并且未能使鲁尔的工业国际化。这次会议主要规定，将在整个德国西部“设立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宪议会的成员由每个地区的议会根据自己确定的选举制度推选产生。“议会委员会”由55名成员组成，受盟军政府领导。如此做法，显然与法国当初由于害怕在德国重新出现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主张其制宪议会应由松散的联邦式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的设想不符。 “事实表明，冷战开始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适应美苏对抗的形势，以及如何局部地抵制这种美苏对抗。”[③d]冷战迫使各国纷纷调整战略部署，适应崭新的环境。1950年，形势明朗化，在冷战局势的推动下，德国的复兴只是时间问题，法国肢解、压制德国的政策与此不符。但是丧权辱国的历史和德强法弱的前景不允许法国迅速转变，失去和解的机会意味着允许德国演变成为一种不可测的因素。于是，莫内改变了以往的旅行路线，出发去瑞士。在两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内的思想如涌泉涓涓流出，4月初回到巴黎时，他已不再迟疑不决，并已明确了行动的依据和方向，即合并参加国的煤钢，促成法德和解。
（二）莫内欧洲统一的实践是法德和解的实际需要
1，欧洲联合能够消除法德和解的障碍。
莫内认为：“为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应事先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把法德问题改成一个欧洲问题。”[④d]欧洲的旗帜有助于在民众心理上缓解法国对德国的恐惧感。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联合为解决长期导致两国敌对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新的途径。
由于美苏对抗、西方战胜国内部的矛盾以及考虑到经济的恶化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战后对德经济限制无法按计划执行。德国经济机器的运转越来越快，仅其优质硬煤的产量就超过法国煤矿的总产量，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约为法国的1倍多。1949年，德国的粗钢产量也开始超过法国，1950年德国又提出把钢产量提高到1400万吨[⑤d]。
德国工业的迅速增长将直接威胁法国现代化计划的实施及国家安全。莫内认为：“在德国增加生产的同时，法国的生产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如果搞不好，甚至还有可能下降。”“德国的再度复兴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德国将再度向外扩张；德国将向其国外市场大量倾销产品；法国工业将要求提供保护；自由贸易将停止；战前那种工业卡特尔将再度出现；法国生产将再度走上被束缚和受保护的轨道。”[⑥d]如此形势发展下去，必将重蹈战争覆辙。只要法国能消除对德国工业优势的恐惧心理，对于法德和解的最大障碍也就消除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德国工业从战败国被歧视的地位中解脱出来，同时在欧洲的旗帜下把法国工业与德国工业联系在一起，避免鲁尔的焦炭大亨以定量供应的方式重新控制法国的高炉，而导致新的冲突。这样，既能在德国变得强大之前将其束缚住，同时也无损法国的民族感情[①e]。
2，欧洲联合为法德和解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项共同政策，欧洲联合能够服务于法德各自的长远利益，这有利于在两国之间形成稳定、持久的和解局面。
西德的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始终是西欧联合的倡导者。阿登纳曾认为“法德不谅解，欧洲统一是不可能的”[②e]，因此主张欧洲的全面联合。1945年4月31日，阿登纳给杜伊斯堡市长魏兹的信中写到：“法国和比利时对安全的要求，从长远观点来说，只有通过西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经济一体化才能确保实现。”这是因为，阿登纳政府的最高目标就是德国的统一及恢复其平等的国际地位。西欧联合的政策与这两个目标始终一致。首先，东西德国在冷战中对峙，统一不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阿登纳认为，渔利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以求中立统一的做法是幼稚的、危险的，必须依靠西方阵营，等待时机，而西欧联合有助于密切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次，对于德国，当时的欧洲是单方面的欧洲，是针对德国的欧洲，而不是各个国家的欧洲。德国的经济、资源必须在“欧洲”的旗号下为战胜国服务。对鲁尔区实行国际管制的协议规定，今后鲁尔区的资源不得用于侵略目的，而应使其为和平利益服务；此外还要求过去只属于鲁尔的煤、焦炭和钢铁生产，今后应无区别地保证供给为了普遍的经济利益而进行合作的欧洲国家使用。阿登纳认为：“不能让鲁尔区去适应欧洲的利益，而对欧洲的其它煤铁产区则不加触动。要成立管理机构就应成立同一类型的机构来管理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业。”[③e]
莫内认为欧洲不统一，法德谅解就不可能。他援引阿登纳的言论：“如果有那么一天，法国人和德国人……能坐到同一张桌前，一起工作，共同负责……法国有关安全方面的愿望将会得到满足，德国民族主义的梦想也将从此破灭。”而后，莫内庄重地表示：“老实说，我衷心赞成他的这些想法。”但是，他不同意阿登纳以“全面联合”来掩饰法德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莫内明确宣布：“我认为首先应该从解决某个具体矛盾出发。一个矛盾解决好，便可为解决另外一些矛盾打下基础，为全面解决德法问题创造条件。因此，德法联合应是渐进的。”[④e]欧洲联合与法国战后竭力压制德国的政策相反，它产生在被迫和解的过程中，具有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莫内的态度比较保守。虽然法德对欧洲联合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联合的原则为两国日后的发展和相互关系展示了乐观的前景。
（三）通过煤钢共同体寻求西欧统一
法德两国认识到必须避免新的对抗才能自救，西欧各国对于合作，首先是对于经济合作的要求日益迫切。1951年4月18日，法、德、意、比、荷、卢6国在巴黎签订了有效期为50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这是在莫内设计的舒曼计划的基础上讨论形成的。此条约开宗明义地规定：“经由本条约，最高缔约各方在他们之间建立以共同市场、共同目标与共同机构为基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年12月13日此条约以377票对233票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国民议会同时通过了一项要求采取某些措施帮助法国工业对付竞争的法案。1952年4月2日，参议院以177比31票，87票弃权，批准了该项条约。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签订基本扫除了法国对德和解政策上的障碍，并对法德在欧洲的共同生存与繁荣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形式。虽然，当时无人能预测这种形式在将来向何处发展，是否会发生内容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它符合莫内设计的初衷，即减少法德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为欧洲带来和平。
三
莫内的欧洲观建立在欧洲统一实践的基础上。莫内争取欧洲统一实践的内容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他对欧洲统一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
（一）从实践出发的欧洲观
1，莫内的欧洲观既包括欧洲问题的认识论，也包括实践的方法论。
莫内对欧洲统一的贡献不在于他的联邦主义主张有多么的全面和深刻，而在于他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运用多年实践的经验，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将人们的理想逐渐变为现实。这些实践的经验比纯粹的理论要丰富、可靠的多。比如，莫内认为解决欧洲问题的办法很自然地源于法国现代化计划的那套方法，莫内的现代化委员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的代表、专家和工会代表等成员组成，只听命于最高国家领导人，它是个相对独立于政府各部门的机构，以便避免由于政府部门大权独揽造成的官僚作风影响战后法国的重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了解这一点，对帮助我们理解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和成员国的关系大有裨益。又如，如何把握时机，莫内从实践的角度能够更准确地做出判断。莫内认为，危机与时机、分裂与统一相互依存，历史的发展就是不破不立的过程，欧洲在危机中能够统一，而且有可能为了解决这些危机而采取行动。因此，当战后德国日益强大，法国对德恐惧有所增加的时候，莫内却在寻找联合的时机。当西欧国家因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失败而恼羞成怒时，莫内却看到这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成立提供了契机。可是，面对声势浩大的西欧联合运动，他却不抱什么希望。再如，随机应变。在西欧联合的方法上，渐进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即逐步合并各项事业，逐渐统一各种思想。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较慢，缺少戏剧性变化，然而它却促使合作不断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莫内决断的胆识也充分表现出来。莫内认为提出舒曼计划的时机成熟时，就应该立即行动。舒曼计划因而事先经秘密准备，绕过正常的讨论程序，以突然的方式提出。莫内充分估计到法国人的恐德、仇德情绪，如按正常程序进行，此计划还未出笼就会在责备、质疑、争论的喧闹中胎死腹中。可以说，没有莫内欧洲统一实践的方法论，就没有莫内对欧洲统一的贡献。
2，莫内对欧洲统一的认识不是封闭、僵死的教条，而是活泼、开放的致力于实践的思想体系。
首先，建立欧洲联邦是一个渐进的实践过程，方法就是多次地进行主权转移，这是一个漫长的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基本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部分合并到全面合并的过程和从部分主权转移到全部主权转移的过程。莫内从不相信，忽然有个政治大变革就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欧洲统一是在有限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形成事实上的团结，彼此之间团结一致的关系经过逐步发展，最后才能导致联邦的形成。
其次，欧洲统一的权威性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欧洲的统一是在有关国家认可的基础上形成的，主权合并的过程绝不是莫内等人在那里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筑造莫须有的权威机构的过程。欧洲统一的权威是在建议、讨论和协商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各国部分主权需要有这么一个相对独立性的机构来代理，以便更好地体现共同的、长远的利益。认同的原则在欧洲统一的过程中非常重要，至少不小于欧洲统一的权威本身。例如，为防止某一国家由于自身利益而单方否决大多数的决议，使普遍利益无法实现，莫内坚持在共同体机构内部采用多数有效的通过的办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莫内认为这一权威至多在威慑的意义上存在。多数的强行通过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宁可放慢脚步，耐心地说服、等待，引导参加讨论的各个方面即使不能同意对方的意见，至少也应该能够理解对方提出的理由，尊重对方的意见。同时，重大问题必须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莫内很清楚，如果一国认定执行决议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不执行决议带来的惩罚，那么它便不愿服从任何权威，“超国家”的机构也对它束手无策。
（二）“探索欧洲联邦的真理”
莫内称欧洲统一实践的过程是在实际中不断探索欧洲联邦真理的过程。的确，真理需要探索、追求，正确与否还需用实践的标准给予检验。
莫内并非从一开始就选准西欧联合的时机。1940年莫内提出英法经济联合的计划，欲以此保全法国战时的权益。1949年，莫内与英国计划处处长埃德温·普洛登爵士进行秘密会谈，设想在协调两国计划的基础上组成一个英法核心，并使其逐步扩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统一的欧洲。但是，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不能实现以法英为基础的欧洲的情况下，莫内转向了一个以法国、联邦德国为基础的欧洲。
莫内确实有过欧洲联邦的乐观设想和坚定信念。当舒曼计划提出后，莫内在和其他国家代表讨论时说过，超国家机构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为今后建立欧洲联邦铺平道路。当煤钢共同体在德国批准后，莫内电贺阿登纳：“欧洲煤钢共同体业已诞生，欧洲统一万岁！”为把西德重新武装的问题纳入欧洲的轨道，莫内只能向着欧洲联邦的道路奋勇前进。1955年，莫内辞去共同体高级机构主席的职务，这是因为，莫内开始觉得高级机构涉及的领域有些狭小，同时也担心在各国权力机构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煤钢共同体组织掣肘太多，失去欧洲统一的时机。的确，煤钢的合并会为各国协调和统一的进程提供更加广泛的前景，这一协调和统一的进程又势必触及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在形势顺利发展的前提下，莫内更加坚信，分阶段也最终实现欧洲的全面合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是力所能及的。同年莫内自组民间机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力求调动社会上的一切力量，从各国政权机构的外部施加压力，推动欧洲统一的事业。直至70年代，莫内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欧洲统一的事业奋斗，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欧洲联合从错综复杂的现实逻辑演变而来，汇合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作为个人，莫内对欧洲统一影响巨大，同时也是有限的。正因为莫内是一个以实践为主的现实主义者，当形势转折的契机出现时，他才能为欧洲的前途找到具体出路。正因为莫内拥有“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地处理”的务实精神[①f]，才能使遵循具体历史条件的联合道路成为西欧发展的重要潮流。但莫内关于欧洲统一的实践和主张，只能是当今西欧联合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能是全部。没有哪一个人的实践可以决定欧洲的命运，没有哪一个人的主张可以反映全部的欧洲联合的历史进程。莫内，一个真正的欧洲主义者，无愧于“欧洲之父”的称号。
注释：
①a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②a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447页。
③a让·莫内：《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①b让·莫内：前引书，第85、86页。
②b参见皮特·邓南、L.H.甘：《西方的新生——民主世界的美国化，1945—1958》，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页。
③b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④b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页。
⑤b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页。
⑥b参见艾兰斯·米尔沃德：《西欧的重建1945—1951》，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7页。
①c皮特·弗罗拉：《西欧的国家、经济、社会1815—1975，资料手册，第二卷，工业社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麦克米连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②c参见艾兰斯·米尔沃德：《西欧的重建1945—1951》，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③c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①d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②d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③d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页。
④d、⑥d让·莫内：前引书，第97页。
⑤dB.R.米歇尔：《世界历史统计资料，欧洲1750—1988》，斯托克顿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457页。
①e参见安伯辛斯，哈伯德：《二十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5页。
②e、③e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0、31页。
④e让·莫内：《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328、637页。
①f《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6页。